张爱权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情与发展研究所，太原　030006）

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张爱权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情与发展研究所，太原030006）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矛盾，下行压力较大。以煤炭为支柱的山西经济，由于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差，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形势，山西必须正确处理煤与非煤、政府与市场、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走多元化发展之路，从而为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新常态；山西；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地域辽阔，国情复杂，区域、行业发展差异较大，要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必须深入考察不同区域、行业的实际情况，避免和防止形成“新常态”下“一刀切”、“大概齐”的经济发展思路。就山西而言，经济发展阶段、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及南方发达地区相比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其发展思路、举措必然不尽相同。近年来，山西经济发展在各种力量的综合影响下，表现出与以往的诸多不同：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大同、吕梁、阳泉、晋城等多地煤企遭遇重创，大量民营煤企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煤炭市场的持续低迷加上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造成的政治生态问题，致使全省经济发展和改革都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面临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

一、当前山西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山西经济所面临的发展形势，既有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共性特征，又有其作为煤炭资源大省自身的特点。“一煤独大”成为当前山西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由于煤炭行业下行，带动了工业等主导产业及总需求的下行，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山西GDP增速从2011年上半年的13.3%下降到2014年的4.9%；2015年的GDP增速为3.1%，不到全国平均水平6.9%的一半。二是煤炭等资源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传统企业经营困难。煤炭价格已经连续几年下降，2015年吨煤综合售价为263元，比2011年5月份下跌393元，下降59.9%。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等工业增速明显回落，有的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2015年年底，省属五大煤炭集团应收账款达到678.2亿元，比年初增长35.4%，比2011年年底增长2.4倍，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企业亏损94.25亿元，一些煤炭企业出现延期发放工资、欠缴社保等困难。三是产业转型、结构调整任务异常严峻而迫切。多年来受资源红利的诱导，人才、技术、资金过分集中于煤焦等传统产业领域，导致其他产业相对萎缩，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产业单一化问题异常突出。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传统产业格局弊端进一步显现，直接影响到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和财政收入等效益指标，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产业转型、结构调整的任务变得极为迫切。四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由于煤炭资源不可再生，不具有开发的可持续性，以煤、焦、冶、电等产业为支柱的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模式，在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必然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目前山西部分地区矿产资源枯竭问题突出，已经对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此外，新兴产业规模偏小、优势产业发展不足、新旧产业“青黄不接”等造成的产业“空洞化”问题也是当前全省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适应结构调整阵痛期的新常态，处理好煤与非煤的关系，走多元化发展之路

煤、焦等产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突出的作用。然而，“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和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全省经济面临严峻的市场风险。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不合理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更加明显，转型发展的任务更加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反思山西经济的发展战略，正确认识及评价煤炭在全省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科学把握和处理今后“煤与非煤”在全省经济中的关系和地位，防止极端化和倾向性思维的干扰。

（一）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

我们要正确发挥山西优势、克服劣势困扰及其造成的困境，真正做到“革命兴煤”。一要努力化解过剩产能。新常态背景下，煤炭行业若想迎来复苏必须走完“去库存”和“去产能”的双“去”阶段。要通过暂停审批、淘汰落后、重组核减等方式，多措并举化解过剩产能。二要推进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向集约、高效、清洁、低碳转变。要以清洁开采为突破口，推进高碳产业绿色生产，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高碳产业低碳发展，走产业集中度高、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保障高的现代化之路。三要下决心推动煤炭管理革命，进一步提升煤炭管理水平，探索煤炭价格形成和价格自律机制及煤炭现代化交易方式、储备机制等。四要把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作为振兴煤炭产业的重要方面。尤其要解决煤炭企业与国家电力系统发电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推进煤电一体化绕不过去、回避不了的主要方面。五要密切与世界上产煤国家联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探讨并推动煤炭产业升级与清洁高效利用。

（二）破解“一煤独大”困局，大力发展非煤产业

新常态下，山西煤炭产业面临发展困局，但同时为全省非煤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多年来，在精力、关注力、聚集力既定的前提下，煤炭产业在全社会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占用了大量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挤压和分散了其他产业生存发展的空间。如今，巨大的转型压力要求我们从煤炭思维、资源依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煤炭之外大力培育发展新的支柱和接续产业，关键是选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大力改变现行产业结构。

首先，要立足省情，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它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能带动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并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升级和技术进步。装备制造业是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强大引擎。山西不仅在高端重型机械、智能煤炭成套装备、煤机等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而且在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电子装备、高端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方面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较大发展潜力，目前已经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但与此同时，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不高、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较低，与国内先进省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在推进转型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产业发展状况，并使之不断得到强化与提升。

其次，要充实内涵，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文资源的丰沛是山西旅游业的一大特点和潜力所在。山西虽然也有秀美山川，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不是我们与那些四季常青的南方省份及山水相连的沿海省份相比的主要长处。只有充分挖掘文化优势，才是有效提升山西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神韵，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和平台，两者融合发展道路才能更宽广。在文化开发上，突出特色、突出个性，才能有更大的突破。如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和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是山西文化的精华所在。但即使是在这些资源中，仍应寻求我们和别的省市相比更有特色、独具价值的领域，将其作为文化依托和旅游经济的新增长极和增长点。比如与井冈山、延安比，我省的红色文化并不具备更大优势和影响力，但黄崖洞作为八路军总部兵工厂所在地及其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使黄崖洞精神无可争议地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军工的象征，我们应充分开发这一宝贵资源，努力夯实和奠定它的红色军工“祖庭”地位，使其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红色文化的亮点。

再次，要突出特色，采取有针对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新常态下的山西，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西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全省农业发展应扬长避短，采取区别化、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如晋南的运城、临汾地势相对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光照充足，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应着重发挥这两地的主粮产区优势。晋北、晋西北属于农牧交错地带，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种植高产优质农作物的条件，但这些地区地域广阔，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应放手让农民种草养畜，逐步实现由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转变。对适宜发展特色杂粮生产的吕梁、忻州地区，应进一步实施发展特色农业计划，重点抓好莜麦、荞麦、马铃薯等优势杂粮的生产，积极发挥优良品种作用，争取在国家马铃薯主粮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确立应有地位。针对忻州具有优质高粱的有利条件，应采取产业化发展、企业化经营的方式使之成为全国酿酒粮专业生产基地。这样，就可以在区分地域、注重特色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拓宽山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思路，有效推进山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增加农民收入。当前，要加快打造一批销量大、效益好的标志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广运城地区苹果种植、销售和忻州地区公司加农户的养殖经验，鼓励龙头企业采取参股、合作等方式，与农户建立密切的利益联结关系，进一步提升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最后，要不断强化政策支撑，加大培育扶持力度，拓展新兴产业发展规模。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山西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煤层气产业、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均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较大发展潜力。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此类新兴产业仍未发展成为全省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规模较小。新常态下，山西煤炭等传统产业受到较大冲击，新兴产业却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当前，应紧紧抓住新兴产业更能适应新常态发展的优势，在企业投资、创业等方面给予金融、财税等政策支持，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完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法规，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重视研发和高科技人才的良好氛围。

三、适应增长速度换挡期的新常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山西经济发展，既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政府在产业扶持、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应有的功能。实践反复证明，发展环境就是生产力和竞争力，新常态下的山西，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一）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简政放权，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是当前激发内需潜力、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途径。新常态下，简政放权、形成规范的审批制度对于改革步伐相对滞后的山西具有重大意义。不规范的行政审批流程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土壤。事实表明，行政审批权力越大、越集中的地方，官僚作风和习气就越重，越容易滥用权力，滋生腐败。以往山西出现的腐败现象及权力寻租问题，与行政审批过多、过滥、过繁，流程不规范有着直接关系。通过简政放权，把应有的自主权还给企业、社会和公众，减少政府部门不必要的干预，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不仅能够降低因审批产生腐败的机率，还能够减少企业和社会运行成本，增加企业创新能力，激发企业家精神，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在放权过程中，应注重解决好放权不同步、不到位、不协调问题。

（二）深化金融改革和创新，构建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当前，资本竞争已成为企业甚至社会经济竞争的重要方面。企业、区域间竞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技术研发的速度和市场拓展的规模，更取决于融资的速度、规模和成本。与发达省份相比，山西金融产品创新相对滞后，融资模式过于单一，金融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当年的晋商固然也有从事实物贸易的成功者，但作为晋商主力更抓人眼球的却是那些以著名票号名扬四海的金融商人。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不但他们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现代金融业的崛起中被淘汰出局，而且今天的山西仍疏于此道，在资本运作上落于先进地区之后。新常态下，要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就必须努力构建体系健全、运行规范、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为再振兴晋商雄风和弘扬金融文化传统创造有利环境。与此同时，对于当下迅速发展的民间金融组织和信贷机构，则应在鼓励扶持的同时加强引导，规范运行，预防金融风险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强化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为企业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政策法律保障对作为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主体的企业及其经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举措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要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政治生态亟待改变的山西而言，推进法治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尤为重要和紧迫。首先，要从山西实际出发，以规范涉煤企业、煤炭市场政策法规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从市场准入、投资融资、税收优惠、出口扶持、土地使用、基地园区建设等方面，为全省各类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其次，要以立法形式巩固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果。如将山西近期为提升煤炭产业、规范煤炭市场秩序而采取的煤焦公路运输体制改革、审批和证照体制改革、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等及时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市场主体能够在稳定、正常的法制环境下开展生产经营，防止反弹。再次，优化执法环境，为企业保驾护航。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坚决杜绝行政乱收费、乱处罚、乱检查行为，严厉打击破坏市场规则、扰乱市场环境的非法行为。

此外，要以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为契机，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的批准设立，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成为山西摆脱困境、调整经济结构、谋求振兴和发展的难得的珍贵资源、施展平台和最佳载体，务必用足用好。

四、适应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新常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

经济学上通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多年来，扩大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明显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突出。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张、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拉动作用逐渐降低，这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进入新常态，“前期刺激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并未有效缓解，新的市场需求结构仍未达到稳定状态，产能过剩和去杠杆的压力，仍将对企业的运营构成冲击，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仍难有大的改观。适应新常态，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以GDP为单一标准衡量经济发展，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是解决民生的物质保障，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多年来，山西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提升，但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城乡居民收入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公众在消费时顾虑较多，严重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面对当前形势，山西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通过发展经济、调节分配改善民生，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通过改善民生、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向改善民生要增长动力。首先，要通过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获得收入、维持生计和改善物质精神生活的基本途径。如今，山西煤炭、钢铁、焦炭等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开工不足，竞争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此，要努力扩大就业，创新就业模式，认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对务工者的培训力度，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突出解决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以及传统产业转型中分流的富余人员的就业问题。其次，要通过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大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要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改善民生。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搞好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的重大民生工程，尽可能减轻群众负担。最后，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改善环境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山西要着重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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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J〕.新重庆，2016（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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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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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203（2016）04-0050-04

2016-06-03

张爱权（1979-），男，山西灵丘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情与发展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山西省情与发展战略、经济学、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