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

2016-02-12金莉黎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价值体系培育价值观

金莉黎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

金莉黎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44）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有三个着力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是关于定义、“三个倡导”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关系的讨论，二是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以及在培育和践行过程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问题，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研究表明，以下问题还需要学界继续深挖、释疑解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义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提炼，根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由来已久且众说纷纭，研究成果颇丰。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且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也没有结束。党的十八大前后研究的区别在于侧重点有所变化，而且更为热烈、深刻、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有三个着力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是关于定义、“三个倡导”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关系的讨论，二是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以及在培育和践行过程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问题，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对这三个着力点的分析归纳总结，有利于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促使学界打开思维，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义、表述方案提炼、根基讨论和落细、落小、落实等问题再作进一步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为挖掘未知领域的培育视角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研究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义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表述，一些学者不赞成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起来，认为这24字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而并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定义。

韩震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最大程度地包容多种思想”，但却“没有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也恰恰因为“文化不是僵死的完成时，而是永恒的创造过程”，“作为文化的灵魂、文化的现象”的价值观不被表述出来，才更“合乎现实，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价值观“一旦固态化了，往往就变成了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只有把价值观的凝练过程“还给人民群众，还给历史过程本身，才能保持我们文化的活力”〔2〕。显然，韩震认为这24个字没有从正面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定义，并且现在不应将其定义表述出来，而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历史中继续更新内涵，这样才更能说明这种价值观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持久的活力。

江畅认为将24字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存在“重要偏差”和“异议”的，他另辟蹊径，提出“三个基本层次”加以澄清，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而这24字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中国梦）在现阶段的具体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体现或简明精炼的表达，是信念，是动力，具有引领、激励和规范的重要作用”〔3〕。

（二）关于“三个倡导”之间关系的讨论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表述的说法，学界大多表示了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继续提炼说”。韩震认为：“这三个层次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对过去的一些提法的初步归纳，还有待继续提炼。”〔2〕第二种观点是“同心圆层次说”。李德顺认为，对“三个倡导”按照国家、社会、个人生硬地看作是各自独立的东西，硬分成三个层次“既不清楚，也不太合理”，他认为，“应找到它们的共同核心”，“把它们理解成一个同心圆——多个层次的同心圆”。那什么是共同核心和同心圆的圆心呢？他认为应该是“公平正义”〔5〕，也就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其他价值观围绕公平正义的要义、由公平正义来辐射其他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三种观点是“基本价值观念说”。顾钰民不赞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割成三个孤立的层面来区别对待，“如果有不同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分法本身破坏了“核心”两字的意义。另外他认为，“‘三个倡导’提出的是全社会需要提倡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具有全社会应该共同遵守的一般性质”，把“三个倡导”简单划分成三个层面“很不科学”〔6〕。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讨论

在密集地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不能忽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1〕因此，对二者关系问题的讨论应该是齐头并进的。学界对二者的关系认识不一，形成了多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硬币说”。戴木才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存在基础和重要载体”；反过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概括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7〕。基于硬币正反面不可分割的原因，必须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第二种观点是“从属关系说”。吴潜涛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大厦’的奠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但他觉得核心价值观应该归于核心价值体系的范畴，“是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理念的统一体”〔8〕。这明显给予了从属关系的界定，与戴木才的“硬币说”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

第三种观点是“哲学基本问题说”。陈新汉基于之前的系统研究，在坚持从哲学基本问题看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就“从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和概括核心价值观”提出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对于社会主体而言的价值，尽管是以精神事物为载体而呈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是价值形态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物质—意识范畴中的物质范畴；而作为从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或概括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就只能属于意识范畴了，二者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被反映与反映的关系”〔9〕。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研究

学界历来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研究。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扎根中国传统、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的纲领性、社会主导性理论。因此，作为精神文化产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也必然“是对历史文化形态和现实文化形态的继承与融合”〔10〕。《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4〕它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作了最正面的回应，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地位。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除中央文件之外，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研究也大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基本立场与《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提法保持一致。比如田海舰、田雨晴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①“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根本需求是一致的，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诸多相通契合之处，饱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需的宝贵养料”，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1〕。

李德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分析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他认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及其主体精神，是造就中华文化基本特色和优势的根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经历一次次自我创造积聚起来的“历史主体”和“现实主体”，是以“每个民族和个人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与整个文化体系厚德载物的宏伟气质之间的和谐统一”作为主体精神突出特征的“实践概念”和“文化概念”。正是这样的“主体”和“主体精神”滋养、营养、涵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无疑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主动脉”〔12〕。

有学者从伦理学视角剖析这个问题，认为“中华文明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犹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基因，植根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其中，他尤为推崇儒家文化，认为“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道德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变化中早已“积淀为中华民族日常人伦道德生活世界的基本习惯和礼仪形式，成为规导和约束社会伦理生活和道德行为的一种‘习惯法’，成为中国人道德生活中的一种文化遗传基因”〔13〕。

欧阳军喜、崔春雪则从反向加以论述，他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凝聚民心、得到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继而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来引领社会进步，既取决于这个核心价值观是否牢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体现民族性，又决定于它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能否“顺应世界潮流反映民族前进方向”〔14〕，体现时代性。

从以上多个视角的分析可见，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基的认识是高度统一的。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关系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传承和再生力量，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取得实效。基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糟粕又有精华，学界大多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但又不能背弃中学为本的根本立场。

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论述，目前学界主要有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导向论。崔宜明认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15〕。第二种是根基论。田海舰认为，“必须以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根基，必须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价值观，必须借鉴传统社会价值观培育的基本经验”〔13〕。第三种是源泉论。欧阳军喜、崔春雪提出把二者“贯通”起来、“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既能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发展和升华，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4〕。也就是说，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萃取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共识的、并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和提炼中找寻到一种更符合本民族、现时代、当下实际和实践的核心价值观。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无法使公民从理论认知、认可、认同转化为实践落细、落小、落实，而仅仅停留在对于内涵和根基的研究上，是无法见诸实践并进一步提升到理想信念的高度的。为此，路径问题研究具有非常现实的迫切性，在此问题上学界试图从多个角度探索培育路径。

（一）民族精神角度

温静、王树荫认为“弘扬民族精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切入点”，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同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既遵循历史规律，也符合逻辑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吸取实践养分，是从新视角探索培育的有效途径”。全球化、信息化、改革开放和传统文化都可能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多方面的利弊得失，所以在弘扬民族精神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体现开放包容”、“凸显时代精神”、“吸纳爱国传统”〔16〕。

（二）制度建设角度

田海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而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基于二者双向互动的内在关联性，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对于制度建设需要“注重制度的整体设计”、“把握好制度改革的时机”、“考虑制度建设的长期性”，既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又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努力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17〕。

（三）阵地选择角度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6年1月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已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18〕随着互联网势不可挡的大范围普及，全民传播的时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天，互联网这一平台无疑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网络传播信息碎片化、传播内容泛娱乐化，传播主体参差不齐、传播质量良莠不一。因此，如何认识二者关系并且利用好网络这个平台进行有效培育成为学界探讨中非常激烈的问题。刘文佳、杨永志认为，借助网络媒体这个介质来传播核心价值观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开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鼓励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化产品”，“加大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事迹的力度”〔19〕。

（四）主体选择角度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主体，在以往的历史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志“相当部分通过统治阶级在国家机器作用的中介体现出来”，而“在当今的中国，人民主体意识是自觉地体现出来的”〔20〕。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形成优良的学风，塑造健全的人格，使他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这无疑对于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意义。李净、戴钢书提出，要“依据大学生对象多样性、复杂性”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层次培育，“依据目标设定规律、信息传播—接受过程机理及培育实效性原则”进行循序渐进的分阶段培育，“依据人—情—境结合产生的时空差异”〔21〕进行域界性的分场域培育。

（五）日常生活角度

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仅仅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还并未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陈新汉认为：“一个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能否成为认同的对象，固然与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能否形成共识，固然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然而最终的根据则在于能否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22〕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向主流价值观念过渡，从“现存”的价值观念向“现实”的价值观念过渡，必须“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从场域来看，如果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日常生活点滴，回归日常生活实践，从日常生活中体现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修养，这无疑意义重大。朱晨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就源于日常生活”，并且“也是中西方不同境遇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殊途同归的价值指向”，因此，“在日常生活研究视域和思维框架内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要遵循日常认同的特点和规律，经常化、具象化、文化化、制度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培育的必要选择和实践要求”〔23〕。

四、问题思考与研究展望

上述对研究内容的梳理，使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到目前的研究进度和成果，这是值得欣喜的。但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尚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有待下一阶段学界继续深挖、释疑解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义有待于进一步思考

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一般的说法就是其代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就自发地背诵起24个字，就顺其自然地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学者认为，这24字着实是现阶段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陈述，但其更多地表达了一种能够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容而非真正的内涵。对于“三个倡导”按照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划分，容易让人对“核心”二字产生质疑。这说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义方面还存在分歧。因此，对于其内涵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至于如何深入，吴潜涛给出了这样的说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同样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发展对理论需要的产物，其内涵是与一定的实践需要和理论发展的观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而这也正是笔者想要说的，即：让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成果，在实践中发展理论成果，从实践中回归理论的神圣和精粹。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提炼

从理论上来讲，按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层次使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个较完整的轮廓印象，但显然在分层次的时候出现了重叠和不清的问题，比如：“诚信”是否只是个人层面的事？难道整个社会就不需要强调诚信吗？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分类准则，比如第一个倡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第二个倡导体现对西方价值文明的吸收借鉴，第三个倡导体现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继承发扬，显然这样的分类只是对原有三个层面的另类解读，而未涉及24字的表述方案本身是否有再提炼的可能。笔者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24字表述兼顾了方方面面，却也恰恰忽视了它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需要再进行提取和凝练，“片面才能深刻”的道理就在其中。而这种凝练必须回归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头上去，必须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去，要不就无法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必须在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前提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创造性转换是否达到了真正的效果？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解事实有据可循，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统文化大有脱离群众之意。传统文化里所蕴含的智慧，人们只是将其停留在形式、只是照做而不深挖其内涵。如在一代人中形成的包括内容与形式在内的传统文化，在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不知其所以然中仅保留了形式，形式也就随着时间的荡涤慢慢变成了形同虚设的空架子，只是依稀被某种神秘的不可控的未知的力量牵绊，使人畏惧而盲目。没有内核作支撑的文化、无视内涵而仅依赖畏惧残存的形式迟早将会走向衰亡。因此，必须真正打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理顺其发展脉络，挖掘出内在故事，说清楚其中的道理，让人们根据“自愿原则和利益原则”〔24〕来选择自己的历史。“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世界进入‘数字化’时代后，需要‘教导文明’，更需要‘对话文明’，并且‘教导文明’应该通过‘对话文明’的方式体现出来，唯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22〕。人们所反对的是教条式的灌输、通知式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人们倾向于愉悦接纳的是在了解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尊重自身选择利益、朝向真善美的状态和过程。人们只有真正认知、认可、认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才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得到延续和传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是否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还是有其他多种？比如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无不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发展和完善，它是否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再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关于根基的研究甚少，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认识至少还应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国实践等多个角度着手研究并深入挖掘，这将会更加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个系统研究的内容。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使其真正内化为人的价值观念并落实到实践中去，这也就达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从培育和践行的路径研究来看，学界着实花了大力气，不是仅仅停留于宏大的叙事层面，而是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现实多方面展开具体论述、献计献策，但从目前的实效来看尚不尽如人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25〕为此，学界的研究其实也就转向了细化各种培育路径的选择上。比如把网络作为培育和践行的重要阵地，不仅仅要在大方向上掌好舵，更要深入各类网站有点有面地宣传报道、持续不断地文化熏陶、虚实结合地教育引导。“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26〕，只有让人们在知晓事实本身的基础上，再接受细致、透彻、扎实的道理，才能使人为理所动、内化于心，继而外化于行。

〔注释〕

①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本文中的使用，原则上遵从《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的用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有些学者使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尊重这些学者，在相关观点综述中使用该提法。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2〕韩震.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理论视野，2013 （1）：28-30.

〔3〕江畅.论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4）：147-154.

〔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J〕.党建，2014（1）：9-12.

〔5〕李德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解析——访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德顺〔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5）：5-8.

〔6〕顾钰民.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4）：51-55.

〔7〕本刊记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问题——访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戴木才研究员〔J〕.思想教育研究，2013（2）：6-10.

〔8〕本刊记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问题——访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潜涛教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1）：9-15.

〔9〕陈新汉.怎样理解核心价值体系〔J〕.社会科学，2013（11）：111-119.

〔10〕张娜.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元文化路径〔J〕.思想理论研究，2013（13）：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