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我较早的一个理想，是当上乡文化站站长。那时候，在农村读书，学校里通过考试出去改变农民身份的学生是百里选一，而我这人自信心一向不咋地，在参加高考之前，从来就没想过读大学的事。那时乡里的文化站长，当然也不是大学生，他是“泥腿子文化人”转正过来的。那年代，靠着半耕半读而最终甩掉“牛粮”吃“马粮”的人，基本上在每个乡里都有，他们多数干的是文化活儿。这诱惑力，对于课余也喜欢舞文弄墨的“农N代”来说，该有多大！

说起来，老家所在的乡镇，还是有些文化味的。全地区第一家农民文化宫在我们乡建成;时任文化站长是小有名气的农民诗人;连续两任乡党委书记都是作家型官员，一个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一个是功底深厚的诗人。每逢元旦、国庆等节日，乡里还经常举办征文比赛，农民文化宫墙上的宣传栏，也专门开辟了“文学副刊”，发表本乡作者的作品，而这些事，主要是文化站长具体操办。所以，在我看来，做个文化站长，坐拥图书室几百册藏书，筹办各种主题的文化活动，还主持着宣传栏这个重要阵地，定然是件幸福的事。

没想到，后来自己还是挤过高考“独木桥”进城读大学了。读的是当时最没地位的师范学院，估计以后要回归到农村中学当个语文老师。如果是这样，在教学之余写点东西甚至中长篇小说，也挺有意思的，说不定在某些方面会有些收获呢！——那时，我已开始陆续在报刊发表些小豆腐块，这个想法，并非全无现实基础。

没想到，命运轨迹再次出现意外，当了一个多月的实习老师后，毕业了居然没有成为真正的教师，倒是满怀欣喜进了市里的报社。其实，我并不想当新闻记者，只希望做一名副刊编辑。入职不久，总编派我参加一个活动的报道，我不情愿以记者身份写这种稿件，把一位同事拉上，写稿任务也转让给了他。稿子交上后，总编说是两个人同去的，应当一起署名（看来这个行业挺讲究协作），同事补上我的名字，其中一个字写错了，我看在眼里却不吭声，因为我正希望通过这个错误的名字表明那不是我。

多干了几年就知道了，报社是新闻单位，在这里上班，不可能回避写报道之事，尤其是年轻编辑，本身就兼有记者身份，说不定哪天就安排你做专职记者了。果然，后来便离开了副刊编辑岗位，日报记者、晚报记者、新闻编辑，采编口的什么活儿几乎都干过了。我的职业，本来就叫“新闻人”嘛。

还好，不管是干哪个岗位，每年都能坚持读点自己想读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业余生活始终不会和“文化”离得太远。从读中学以来，没有哪一年中断过自发地写点小东西，尽管收成少的年份只写了寥寥数篇，但毕竟是坚持下来了。尤其是2007年以后，從零星发表“升格”为结集出书，对文化的兴趣不减反增。

后来，我离开了工作15年的报社，到机关单位任职。工作性质变化后，真正检验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追求，体会到了失去“归属感”的滋味。看看自己的处境，愈发感到自己的“境界”还是太低了，就像吃惯了乡下土菜，总觉得城里大宾馆的菜肴太没味。那是一种味觉记忆使然。而我呢，囿于眼界、格局，显然不是雄心壮志的人，也不是希望叱咤风云的人，我只适合做一些具体的小事，而且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最好当然是和文化有关的事。因为在我的职业“味觉”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正是文化的味道，因此总是割不断那缕文化情结。

当然，充当业余写手至今，我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之于我，也只是“情结”而已，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单相思”。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收获的仍不过是些价值不大的小文章，现实和理想的距离太遥远了。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我做的事和“文化”越来越远，跳出圈子细思量，自己根本不是个文化人，也可以说本来就没多少文化。只不过因为那缕情结，我潜意识里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喜欢做和文化有关的事情，甚至，多年来还陆续写下了一些和“文化”沾点边的随想文字。

现在，我将若干年来写的和“文化”带点关系的文字结集成《文化不是哈哈镜》，盘点这一百多篇小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太大，内容东拉西扯，并无一个集中的主题。一本无主题的集子出版，没个序言作交代似乎更为不妥。思来想去，有感而发，信马由缰，写下了上述这段同样无主题的文字，权充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