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芳

一个“习惯闷头穿村而过的年轻男子”，因采石场被关停，便策划了“9·30”广西柳城爆炸案。于是乎，“匹夫之怒，血溅五步”，五步之后，天下发怵——医院、商场、民居，爆炸声此起彼伏，县城各处犹如沦陷区，原本像你我一样按部就班过着寻常日子的无辜百姓顿时陷入恐慌（2015年10月3日《北京青年报》）。比爆炸更可怕的是，事发之后，照例有人抛出“报复社会”四个字来为作恶者提供道义资源，就像当年的系列校园恶性杀童案、公交爆炸案等类似罪行发生之后一样。

可，什么叫“报复社会”？所谓“报复”，本义是人家有错在先、对不起你，甚至亏待了你，然后你愤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才叫作“报复”。《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9篇中，摩西发布法令：“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号召信众对于不法侵害予以还击。“谁伤害了我，我就要惩罚谁”，这种朴素的报复观其实不独基督教，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心理反应，它的确可以有效地震慑施害者;可“报复社会”四个字，却给人一种错觉：“整个社会都对不起我、亏待了我”，从而把上述朴素报复观置换成了“你敢打我，我就杀他（她）”，而这个被杀的“他（她）”，其实和打人的“你”、被打的“我”都没有任何关系，因而也就失去了对施害者的惩戒和震慑作用。

很显然，“报复社会”四字是个病句，它掩盖了真正的权与责、罪与罚的关系，从而为一系列逻辑错乱的恶行披上了“道义正确”的伪面纱，一次次充当了作恶者的帮凶而不自知。更可怕的是，说得多了，便成了一个习惯性词汇，以致每有类似血案发生，总有人顺口抛出这四个字来，仿佛果真整个社会都欠凶手的、每个社会成员都活该挨刀。可事实上，“社会”是由无数立场不同、行为各异的人组成的，即使“对不起”，也只是其中极少数特定的人“对不起”他;至于其他绝大部分成员，很可能自己本身也在受压迫受委屈，凭什么让他们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担责并付出血与命的代价呢？

有人为此类作恶者开脱说，那是因为施害者太过强大而他太过弱小，根本就“够不着”那些本该担责的人，所以只好“就近”伤害“够得着”的无辜人众以寻求心理平衡。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一个社会，倘若人人都以对方戒备森严无法靠近为由，不敢去找始作俑的强者讨公道，转而将自己的愤怒或挫败感倾泻到其他弱者或无辜路人身上，那么，最終岂不是把所谓的“社会不公”演变成弱者之间的自相残杀？

而对此类作恶者报以同情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这个社会没有人是无辜的，虽然你们貌似没有直接施害于他，可当他受到冤屈不公之时你们保持沉默，没有为他拍案而起，所以有朝一日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也不过是报应。这种扯淡逻辑，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你身边有那么多委屈不公，你又做了些什么？当你的老板批评你的同事、扣发他的奖金时，你是不是每次都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去调查清楚到底谁是谁非，然后拔刀相助，替你同事出头，向老板宣战？当老虎吃人时，你是不是明知自己宝剑不在手、打不过老虎，还会挺身冲上去挡在被吃者面前？……如果人人都必须担负起做大侠的义务，还要专门机构干什么？如果人人都必须以做大侠为第一要务，大家还怎么谋生，谁来养活这满社会的大侠们？这不是道德捆绑式的强盗逻辑，又是什么？

有人说，使用“报复社会”这个词，只是对人性的思考，与律法上的惩戒并不冲突;它并非对凶手的理解与同情，而是在追根溯源、冷静反思，探索这病态社会、扭曲人性的疗救之道。可问题是，如果没有对犯罪者的严厉谴责和追责作前提，任何反思与挖掘都会走入歧途，让社会“病”得更重。因为，它会给更多潜在的作恶者以一种心理暗示，形成一种美化凶手、鼓励犯罪的舆论氛围：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人们会理解我！……

对“报复社会”之类伪概念的纵容，其实就是让无辜的弱者为一些肆意妄为的“强者”买单，为另一些既无能力复仇、又无能力控制自己情绪的懦夫买单。倘若我们一次次在道义上给这种变态逻辑以同情理解，那岂不是自食其果、自取灭亡的前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