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十郎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的诗赋词曲专集，如《诗三百》、《楚辞》、《乐府诗集》、《玉台新咏》、《花间集》、《唐人万首绝句》等诸家合集，《离骚》、《九章》、《王右丞诗集》、《李太白集》、《范文正公诗余》等个人专集。亦有大量的论诗、赋、词、曲的专著，以至于诗人论、词人论等。但这一切的一切独缺“打油诗论”。

“打油诗”最早见于（明）杨慎《升庵诗话》，以张打油作《雪》诗闻名，也因以定名。《雪》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明）冯梦龙《古今笑史·苦海部第七》作为笑话入选。后俗称滑稽通俗之诗为“打油诗”。

文人给“打油诗”定格并不高雅。但“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并不是一开口闭口都要讲马、列、《庄》、《骚》。某医生到肉市采买，指着肉案说“这猪肾怎么卖？”屠工不知所云。另一位顾客说：“这猪腰子我要了。”某医生只好无功而返。俗话与雅言各有适宜的场合。杂文大家鲁迅先生的“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伪自由书·崇实》），“我烬你熟了，正好做教席”（《华盖集·咬文嚼字》），《教授杂咏四首》中“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世界有文学，少女有丰臀”等，也都是典型的打油诗。先生不是不能写厚重、凝练、格调高古的律绝，实在是此情此境，非嬉笑怒骂不足以揭其丑。这正是打油诗的功能。

牛津大学出版社要印杂文家、诗人邵燕祥“诗稿抄本”（即《邵燕祥自书打油诗》），邵燕祥特写了《打油诗人说“打油”》以申其意。这篇短文推出了不折不扣的“打油诗论”——

其一，有的作者因自谦称自己的诗是打油诗。

其二，“从历史和现状看”，旧时打油诗上不了庙堂，也入不了“主流”。

其三，打油诗有及时性、急就章、口占，“甚或也有神来之笔”[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聂绀弩《钟三四清归》），这不是随心所欲的调侃，而是饱受社会运动心灵煎熬的自然反射。聶诗并未自称“打油诗”，但依据正统诗的规条，俗语、俚语、詈词是不能入诗的，俗语、俚语入诗正是“打油诗”的特色。]

其四，比起传统诗来，“相应地少些空灵，多些江湖或市井的草莽气，烟火气”[按：如聂绀弩把“背草”（如何堆起如何捆，更倩何人送上肩？），“割草”（长柄大镰四面飞，眼前高草立纷披），“清厕”（君自舀来我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都入诗，正是“烟火气”。胡风“园中有豆能栽豆，朝里无人莫作官”，“十殿终于非马列，放心学舌骂阎罗”，“假理既然装有理，真情岂可学无情？”（均见《胡风诗全编》，1992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第一版），“从来谁耍金箍棒，总犯天庭任一条”（聂绀弩《赠胡风》），正是“江湖气”。]

其五，可以说是总论：写“打油诗”并非“按照规范写旧体诗玩不转，才转入写打油诗的行列中藏拙的。他们笔下的打油诗，出入雅俗之间，味在酸咸之外[按：如“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聂绀弩《中旅寄高旅》），雅在巧对，俗在内容，其中自有酸咸]，有古典又有今典，庄谐兼之，张阖有度[按：“儿童涂鸦书王八，车马争道骂别三”（聂绀弩《有赠》四之二）就属今典。“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聂绀弩《挽毕高士》）中，“花岗石”脑袋是今典，“风马牛”是古典。“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挽雪峰》二首之一），“信口雌黄”是古典，“坦白思想”是今典，道出了被批斗之苦境。]他们直面现实，鞭挞丑恶，以文为诗，不避议论却情见乎辞，诗味盎然”。[按：以文为诗，不避议论如“死灰不可复燃乎？试把前程问火炉”（聂绀弩《七十》），“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聂绀弩《血压》三首之三），“惯从一面窥全面，忍见红旗变黑旗”（胡风《怀春室杂诗》），“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聂绀弩《赠老梅》），既议论取祸之由，又道出狱中酸楚。]

虽然，作者也涉“非打油诗”的一般特点、体式的“正、变”，还特别强调了“诗味”与“韵味”，其实，这也正是“打油诗”所追求的。作者说“没有诗味”的打油诗是“一般的”“不及格”的打油诗。

打油诗也是时代的产物，“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杜甫《偶题》）。只有把针砭时弊提上日程的当今时代，才有专集的“打油诗”诞生，唐、宋、元、明、清有专集的“打油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