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定兴

拜读许家祥先生《道德的“逆生长”？》（《杂文月刊》2015年第11期上）一文，对其中列举的道德滑坡现象深有同感。许先生着眼点在“逆生长”，主要列举了一些人年龄越大，学历越高，财富越多，职务越高道德素质越低，而大人、高学历者、富人、官员较之普通群众更具示范效应，倘“榜样阶层”道德失范，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许先生的论述不尽全面，也未进行更深层次的道德探讨，但其中指出的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今借许先生一文的由头，再说说道德之事，以为许先生补遗。

面对道德窘境，常会出现两种状况：一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缺少反躬自省;二是觉得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度问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道德近似说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裨益。这样的状况容易导致人们在出现问题时相互指责，还容易导致对制度的过度迷恋，好像制度建立好了，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建立制度大家认为是实干，道德探讨纯粹是空谈。

事实并非如此。道德是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共同行为规范。现在有些人将道德的问题一概归结为制度，理由是“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我们不否认好制度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好制度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文本，而与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的道德品格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好的制度里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元素。

关于因扶摔倒老人被讹的事情，曾看到過一个有意思的分析，说为什么老人要讹扶他的人，原因是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该分析称，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而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所以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

这样的分析貌似找到了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制度原因），但其实转移了焦点，把老人身上的道德污点摘得一干二净。如果照这样的逻辑，太多事情与人的道德无关了。比如货车在高速上侧翻，周围的村民不仅不来帮忙，反而争相哄抢，那是否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可能是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或者贫富不均，否则村民也不至于去哄抢;也可能与法律的刚性不足有关，如果法律能够及时惩戒，类似的事也不会反复发生。总之这不是道德问题。

然而，不论是扶老人被讹，还是哄抢货物等，都与人的道德水平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能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能够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很多制度确实亟待完善，但如果没有了基本的是非善恶，制度总是有空子可钻。

当下的一些腐败官员，在官方的评价里，“道德败坏”一词引人注目，他们的劣迹也足以佐证。在官员腐败的过程中，权力不受约束自然是重大原因，但官员自身的道德素养亦不容忽视。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清廉自守。作家张宏杰称曾国藩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晚清的政治生态可谓糟糕至极，卖官鬻爵，贪贿成风，但曾国藩凭借自己的道德品格给后人做出了表率。

不过，不管是圣人，还是超人，对于多数人来讲都可望而不可即。苛求现在的人做道德的完人，是不现实的，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是做人道德上的底线。

哲学家何怀宏说，要“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共和之德”。以此看来，除了良好的制度，个人道德的提升不容忽视。现在反腐正酣，无论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暗含了这个意思。

道德并非空谈，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于一个人日常的言谈举止中。人亦并非制度拘束下的奴隶，自觉做一个高尚的人，有利于社会的人，理应成为一种人生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