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彪

30多年前，有些官员及其三亲六故，趁着价格双轨制，当起了“倒爷”，抢得了第一桶金，进入先富起来的一族，引发社会和民众强烈不满。那时，我很年轻，曾天真地认为是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员搞坏了社会风气。20多年前，国有、集体企业纷纷破产改制，管理层“收购”风行一时，书记、厂长摇身一变为董事长、总经理，引得下岗工人怨声载道。那时，我仍年轻，依然天真地以为是那些文化层次和觉悟低的人搞垮了企业。

后来国家力推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着力提升官员群体的素质。这时我进入中年，虽然心存疑虑，但依然抱着善良愿望：年轻干部前途无量，应当会珍惜羽毛不会轻易沾污惹脏，有知识积累有专业素养应当不会头脑发热、好大喜功。谁知道，年轻的上来照样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照样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霸道决策、权力寻租、作风腐化一样屡见不鲜。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37岁成为副厅级领导，39岁当上泰安市长，正厅，41岁当上市委书记，年轻吧？可他拍脑袋决策，执意在水库上建大桥的传奇至今让人惊叹。

再后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跃身官场。这时的我，已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但仍然心存幻想：毕竟人家是做学问出身，学问讲究有条有理、有证有据、有规有矩，又久处象牙塔，多少有点“洁癖”，当不会“从心所欲”，更不会以身试法。可事实依然让人大跌眼镜。教授出身的官员李达昌，曾任四川省副省长，因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款，锒铛入狱。有教授头衔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其院士梦贪污受贿5000万。由高校教授、博导转行从政的栾庆伟，官至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因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搞钱色交易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由大学教授转行从政的陈兴銮，8年里从山东东营市一副区长升到副市长，贪污受贿2100万。至于有“学者型官员”之称的陈安众、武长顺、黄松有等等，亦纷纷中箭落马。教授或学者当官，不管是出自象牙之塔还是“自学成才”，都一样难免成为贪腐路上的伙伴。

近些年海归官员频频亮相，人们对他们又寄予了新希望，毕竟喝过洋墨水、接受过洋风洋雨的洗涤，法治意识、公正原则、廉洁奉公之类的精神应当深入灵魂，当有較强的拒腐抗污能力。可现实情况仍旧令人揪心。徐经武，安徽省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海归厅级官员，清华大学硕士、美国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因接受曾在工程上得到其关照的小舅子的180万元用于“救市”，2009年1月被判13年监禁。陈伟，山东省枣庄市原市委书记，“65”后正厅级官员，海归双博士，36岁成为“最年轻正厅级官员”、40岁成为当时的“最年轻市长”，2015年1月被免职。程丹峰，湖南张家界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开”并进入司法程序。姚刚，前证监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呜呼，海归为官照样迈不过滥用权力的门槛。

寄希望于年轻化、有知识、有学养甚至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才的自律来预防和减少官员腐败，理论上似乎说得通，也符合一般的认知逻辑，即素质高的人自觉性自律性比普通人要强。遗憾的是道德自觉不总是可靠，常常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教授与贪官只不过一纸之隔，海归与贪官顶多也就一墙之距。象牙塔里是真空，大学教授多清流，那是百年前的传奇，那代教授、学人带着“行己有耻”的信条从传统中国进入新式学府，有的又由此进入官场，确实涌现了一批清廉持守的人物，至今让人景仰、怀念。但世易时移、风俗迥变，百年之后教授、学人的行囊里仿佛只剩下了学问与功利，一旦有合适的温度与环境，两者即可勾兑，于是不论是土生土长的俊杰，还是镀金归来的英才，都难免殊途同归，折翅于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之中。

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同理，贪污腐化、滥用权力无关年龄，无关出身，无关学问，无关素质。古今中外的肃贪止腐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坚硬的制度约束，没有全方位的合力监督，谁都抵挡不了权力的种种诱惑和滥用权力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