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一

1949年4月8日，前两年去国，此时刚刚借道香港回到北京的诗人卞之琳，带着一种应和中国巨变的“十分兴奋”，给远在上海的巴金写去一信：“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是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在说到自己的稿费等情况后，卞之琳突然来了一句：“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

这段时日，因社会巨变被声讨的沈从文，陷入了可怕的精神惶恐。3月28日，病中的沈从文自杀。遇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卞之琳说的“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应该即是言此吧。可后面一句“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显得有些突兀。病中的沈从文，难道还做了什么对不起卞之琳的事情？此前，沈从文可是一直给予卞之琳很大帮助，是对卞之琳施以恩惠之人。卞之琳这话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起沈从文对卞之琳的帮助，那是真正且很大的。卞之琳最初写诗之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为《三秋草》，时间是1933年。此前他还有一部《群鸦集》，由他人编辑出来，可惜最后出版受阻，不然的话他的处女诗集可前推两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诗集的编辑或问世，均与沈从文有直接关系。

二

卞之琳开始写诗，“第一阵小浪潮是在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

当时的卞之琳，是颇为不自信的。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自行销毁的较多”。1931年，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兼课，为卞之琳他们上“英诗”课。尽管卞之琳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可大诗人在前，这又是哪个想写诗的人也不愿放弃的求教机会。在课余，卞之琳终于把自己的诗作抄录一些，交给徐志摩。卞之琳诗作虽主要用口语，可他已开始试着用格律体来约束，同时凝炼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诗人中，这个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读之下，很是喜欢。他将这批作品带到上海，和沈从文一块读了，沈从文也颇为欣赏。两人便商议将它们汇聚出版。徐志摩还把其中一些作品选出，自作主张交给《诗刊》等杂志先行发表出来。

为此，与卞之琳还不相识的沈从文给卞写了很长一封信，說他和徐志摩都认为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沈从文还拿其中一首题目命名：《群鸦集》。认真读过，沈从文还主动为这些诗作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附记”。

这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一·二八”事变。这部《群鸦集》终于胎死腹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方面，尤其对文化破坏，是巨大的灾难性的。

《群鸦集》最终虽未印出，可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实在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得到几块银元的稿酬，拿着它，他“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到那儿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到《群鸦集》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合集叫做《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后来该诗集出版，封面就用了沈从文这洒脱的三字题名），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觉着不该接这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卞之琳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事实如此，此刻的卞之琳，为何埋怨起沈从文来，难道宽厚待人的沈从文后来对他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这一点，笔者猜测，应该与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有关。

前不久，学人苏炜数次拜访了在美多年的主人公之一的张充和，写成了《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有关与卞之琳之间的关系，张充和没有避讳。相关文字如次：

“‘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张先生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那，你给他回过信么？‘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他给你写过多少信？‘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花前月下的。‘完全是单恋，张先生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从张充和的表述看，卞之琳这份精致而含蓄之恋的可能性，读者基本就能够把握了。卞之琳的文字，从另一方面补充了这一点。表面看，卞之琳对于这段恋情的无望是早有预感的，可终于，他还是把沈从文作为了埋怨的对象。

1947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卞之琳赴英国牛津从事研究。1949年归国后，他的心上人张充和已结婚嫁人，这对追恋十数年的卞之琳打击可想而知，以致连北京在他感觉中也变了味：“……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

四

张充和的婚嫁，与沈从文有无联系，可以由当事人来说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张充和与自己的姐姐张兆和、姐夫沈从文住在一起——北京、昆明、北京……“1947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按：沈从文一家）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张充和）住他家甩边一间屋中……”在这里，张充和遇见了后来的丈夫，在北京大学讲授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的德裔美国籍学者傅汉思。傅汉思年青，单身，便常常跑到北大宿舍与教授们交流。沈从文家，是傅汉思常常光临之处。在这里，“我还见到沈（从文）太太的四妹张充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准备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见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最初沈从文还与这个外国友人多谈谈，“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引文同上）年青人恋爱，在沈从文看去，太正常了，所以只是为他们留出空间，自己避到一边去。这些，虽然沈从文看去正常，可若由卞之琳想来呢？

等他从牛津回国，张充和已与傅汉思双双飞到大洋彼岸。这一肚子的怨气，他撒到了沈从文的头上。也许他觉得，你沈从文明明知道我在追求张充和，你却不给老朋友我关注着，还让他们恋爱成功，以致结婚；你还充当介绍人……这份激愤心情，才有了“他实在太对不起我……”的深深埋怨。

五

对自己写作历程，卞之琳写了一些文章。可惜，对于自己早期出版作品有最重要作用的沈从文，他谈得极少，即使谈及，也很闪避。譬如在他诗歌合集《雕虫纪历》“自序”中，说自己早期的诗作，送给徐志摩后：“不料他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仅此一句。沈从文为他诗集写序，为他出版第一本诗集出资，为他的生计向胡适推荐求助……不着一字，让对沈从文这些作为比较了解的人实在看不过眼。1949年后，沈从文给许多人写了大量的信件。近日笔者草草查了《沈从文全集》，似乎没见有给或复卞之琳的一封信。这其中肯定有早期信函遗失，可后来关系之淡漠，与他们早期相对多的联系比较，完全可以看出其间的“埋怨”因素。

在今天人看，雖然卞之琳由“爱”生“埋怨”的情绪可以理解，可总觉着“泄”在沈从文身上不是地方。沈从文毕竟做了那么多支持卞之琳的事情，仅仅不顾自己还在当东西之时，拿出钱来为卞之琳出版诗集一件事，也足够让人终生感怀了……

摘自《中华读书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