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

中国人将“家教”看得很严重，“没有家教”被视为一句辱及先人的骂人话。“养不教，父之过”，也就是说，中国人两代人之间，上一代对下一代不只是“养”，“养其身”，其中也包括“教”。“养”只及肉身，关心孩子的饮食起居，是一种“不断填塞食物之举”；中国人之“养”是双向的，是“哺”与“反哺”的关系，“养儿防老”，互为私有。“教”的指向性也很明确，就是教其学做人，如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如何“做个好人”，而对“个性”的“教”就很匮乏，甚至是一种压制。尽管中国的家庭教育有其不合理性，尽管“四世同堂”之类的大家庭生活确实压抑了人的个性，尽管传统的家庭伦理确难与现代化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尽管对世家大族有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之类的谶语，但中国毕竟有数千年的家族文化传统，虽经“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人的家族传承并未中断，如新会梁家、常熟翁家、德清俞家、海宁查家、无锡钱家、河南袁家等。

中国传统的家族形式，不仅是王侯贵族、世家大姓对中国社会起着巨大的影响，就连普通的家庭，也承担了社会教化的重要功能。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它不仅仅是一个生育设置，同时还担负着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的功能。“家学”模式也是中国精英文化传承中最重要的方式。拿德清俞家为例，从俞樾的祖父起，便开始诗书传家。到了俞樾这一代，逐渐中了功名。俞樾对于子孙的教育特别关注，虽然自己的两个儿子难继父业，但他依然不放弃全力培养孙子俞陛云，直至其以探花而名扬天下。俞樾甚至在古稀之年亲自教导俞平伯，这样，一种文化气质和血脉传承便在俞氏后人中潜移默化。

不过，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传统学术文化逐渐式微，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化教育也逐渐向以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转换，像德清俞氏那样的文化世家开始中绝。这种断裂难以避免，是时代使然。著名翻译家钱稻孙的母亲单士厘曾将自己的诗稿交给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收藏，并说：“孙曾虽众，但无治国学者，后必散失。”在母亲眼里，从小在日本学堂里长大的钱稻孙已难承家学。特别是随着新政权的“移风易俗”，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断裂，那种贵族化的、有尊严的、精致的个人生活方式逐渐被取消，代之以一种粗放的、政治化的、集体化的生活方式。个人被统一纳入一个整体之中，个体性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那些出身于名门大族、与传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先生小姐、名流大儒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吴宓出身旧世名门，年轻时游学海外，1949年后在西南师大教书。因其旧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历次政治运动都曾亲历。比如1951年，吴宓参加西南师院学生参军评议大会，心高气傲、高雅出尘的吴宓对各种人际纷争深表鄙夷，对青春靓丽之女学生的表演更觉难过。“……发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及今乃叹观止矣。”大饥荒期间，在西师，“吃饭”遂成为大问题，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不少学生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1960年12月，吴宓讲授古汉语“况……乎”的语法结构，举例时信口拈来：“我每餐三两粮犹不足饱，而况二两乎？”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动透顶。吴宓被迫再次检讨，并被勒令停课反省。到了“文革”期间，吴宓彻底“斯文扫地”，一向以拯救者自居的知识分子，瞬间成了人民的罪人，心理上的道德优势也在一夜间崩塌，想要坚守师道尊严与道德良知几乎已不可能。某次，吴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张10元钞票，执意要送给那位年轻人。他说：“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

师道尊严曾是中華礼仪的精义所在，在中国传统家教里，“师道”是断不可辱的。事实上，即使在礼崩乐坏、人心沦丧的年代，“师道”依然可以“求诸野”。陈寅恪便是一个非常讲究师道尊严的人，他率先垂范，“非如此者皆非我弟子”。据说陈寅恪在清华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于人。陈门弟子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生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

如此风范，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