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良 明

·读史札记·

红星永远闪耀*
——《中国的红星》评介

李 良 明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委员姜小平先生藏有《中国的红星》(林轶青编著)一书，该书于1938年2月25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和广州、汉口的生活书店以及香港的大公书局经售。当姜小平将该书送我鉴赏时，我感到十分惊喜。

龚自珍有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首先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能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该书，真可谓奇迹！

关于编著者林轶青，笔者反复考证，仍不知其为何方神仙。有专家告诉笔者，他可能是当时上海的出版商林轶成，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该书序言看，他应该是一名热爱和敬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爱国知识分子。序言开门见山指出：“中国之有红军，前后不过十年历史，但红星之活动，则已近有二十年之久。”其中，他将自中共成立以来的早期领导人统称为“红星”，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统称为“红星之活动”，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编著者用《中国的红星》作书名，是否受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影响，笔者不敢妄断。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至11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然而，在征得斯诺本人同意后，“飘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胡愈之：《中文重译本序》，〔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序言”第2—3页。从这些情况看来，《中国的红星》书名受斯诺的影响也是有可能的。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在上海出版，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是外国人写的第一本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共和红军故事的书，那么，《中国的红星》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本类似性质的书籍。

林轶青在序言中说明了编著该书的理由：“此辈红星身世，各各不同，或则出身富豪之家，或则贫无立锥之地，然既经献身革命，则为主义而奋斗牺牲之精神，殆皆一致”。虽然各位“红星”结果不尽相同，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还在英勇奋斗，但他们的革命精神都值得传扬，“尤足资为谈助”。然而，在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时期虽牺牲者颇不在少，“复因‘共产’二字，悬为例禁，书报刊物，检查綦严，故虽奋斗至勇，死事至烈，亦莫由漏泄于外。此辈皆一时俊彦，若听其身世湮没不彰，未免可惜。况禁之愈深，则欲知之心愈切”。此时，国共两党已尽捐前隙，携手合作，同为复兴民族而努力。因此，全国广大民众，“今日翘首延踵”，更都迫切希望知道“此辈红星身世”。因此，为“追念过去，既珍国土，弥怀先烈，实不忍听其此辈毕生奋斗之红星，及身而没，英名不彰于世”。这些真挚朴实的语言，鲜明地反映了编著者的精神情怀。

笔者自1986年10月参加胡华教授主编的大型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后，就比较关注党史人物传记图书的出版情况。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与会代表便被组织编写过烈士传记。参加这次编写工作的有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王若飞、刘伯坚、苏兆征、邓中夏、关向应、项英、阮啸仙、夏曦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写了于方舟、王小妹、田波扬、许白昊、向警予、刘天章、陈赞贤、郑覆他、夏明翰、符向一、谢怀德等78篇人物传略、小传或事略。这些珍贵的革命传记史料大都是著者根据自己的回忆写成的。此外，1929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的小册子《牺牲》，按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广东等省籍，收录了陶静轩、陈乔年、罗亦农、宣中华、宛希俨、田波扬、涂正楚、黄五一、任开国、夏明翰、向警予、李大钊、张太雷、萧楚女等180余篇烈士的传略或事略，同样弥足珍贵。*参见中央档案馆编：《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编辑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上述传记均未立即公开出版。直到1983年3月，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将其一并结集为《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为被林彪、“四人帮” 严重破坏的中共党史学科拨乱反正，恢复党史的真实面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曾计划编写《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和《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略文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否编成、公开出版，我们不得而知。当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烈士传》第1集，收录李大钊、顾正红、向警予、苏兆征、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刘华等人的传记。但这本书也未在国内发行，国人几乎不知。随后，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专讲中国“红星”的故事，就是林轶青的这本书了。《中国的红星》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林轶青在序言中说，《中国的红星》，是“参考国内外秘密刊物”而写成的，“一以振抗日之民气，一以应读者的渴望”。全书分“过去的红星”(31篇)和“现在的红星”(19篇)上下两编，每篇传略的标题都进行了精心设计，或以社会公认的传主角色定位为题，或以传主担任的主要领导职务为题，既新颖恰当，又十分贴切，特别引人入胜。例如上编有《广州暴动主角——张太雷》《红军第一军长——许继慎》《农运三杰之一——阮啸仙》《雄视赣东北的——方志敏》《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等，下编则包括《红军统帅——朱德》《中国列宁——毛泽东》《赤黄埔领袖——周恩来》《理财专家——林祖涵》等。这不仅反映了编著者对“红星”们热情讴歌的赞美之情，而且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激发阅读兴趣。

《中国的红星》是“以新闻体之浅近文言出之”。这在写法上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似。它突出每位“红星”的个性特色，文字生动活泼，或叙或议，都恰到好处，将各位“红星”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极强的可读性。通览过后，笔者认为该书特点有三：

其一，注重“红星”形象描写。如在《称霸洪湖的——段德昌》中，说段德昌“为人彬彬儒雅，容貌白皙，眉目秀丽，望之俨然一翩翩美少年也。若易以女装，混入裙钗队里，直足以乱真。见之者均以为不知谁家少年公子，绝对无人想及其为红军猛将者”。在《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中，谓“恽之容貌，酷似朱执信，不特此也，即其性情行为，亦与朱执信相似，惟恽较为滑稽耳”。在描写恽代英演说和写作才能时，更是景仰不已。文中称，恽代英初到黄埔军校时，“一般学生见恽衣冠垢敝，貌不惊人，目为乡下土老儿，不愿聆彼之讲演。不意恽一上台讲演，即彩声四起”。“恽在广东，因所负职务繁多，故其忙特甚……因此恽对于《向导》《中国青年》等规定之文章，常于午夜瞌睡之际，始奋其天才，振笔出之。又恽在如此忙碌之中，往往无暇整容，须发怒张，常如猬戟也”。在《红军统帅——朱德》中，说朱德“容貌颇似鲁迅，身材颀长，但并不胖，一典型将军风度也”。在《副总指挥——彭德怀》中，说彭德怀“身材魁梧，声若洪钟，其状望之宛若一农民”。这些朴实的文字白描，将传主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下子就拉近了传主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其二，注重“红星”细节描写。在《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中，称邓中夏“在写文章时，嗜吸纸烟，常于某晚为《中国青年》写稿，自七时半至夜一时止，共吸去大仙女牌香烟九包，并且只用一根火柴，一时共党中人，莫不引为趣谈”。在叙述恽代英立党为公的高贵品质时写道，他在主持武汉中央军校工作时，“兼职累累，为武汉政府重要红人之一，月入甚丰，除兼职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恽每月只用三十元，其余尽缴共党，以作党费，其尽忠党务，有足多者”。在《新文化运动健将——萧楚女》中，在叙述萧楚女与国家主义派做坚决斗争时写道：“斯时也，敢于单枪匹马，与国家主义派大战者，即为萧楚女。敌人如何进攻，即如何反攻，左一篇文章，右一篇理论，不绝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将国家主义派骂得狗血喷头。笔诛不足，继以口骂，口骂不足，继以用武。某日，曾琦在徐家汇复旦中学演讲，适萧亦在，上台一拳，即将曾琦打倒，一时传为笑谈。从此一般国家主义派，对萧御恨甚深，私赐以嘉名曰‘共产瘟神’”。在《毛泽东的夫人——贺志珍》中(贺志珍即贺子珍——笔者注)，在叙述长征时写道，红军长征，步行二万五千里，“贺亦随军前进，在战场上曾受伤多次，身上被炸伤达念(廿的大写——笔者注)余处，满身血迹累累，受伤以后，先由人抬，继由人背，复换骡马驮，最后人马俱无，只得步行，而于此时，又产生一小孩，可谓受尽世间之一切痛苦，然卒不死，而奋斗之火焰亦不稍退减”。读到这些细节，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都会为之动容。这些“红星”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高尚品质和情操，是多么光彩照人！

其三，评价“红星”客观公允。编著者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国共再度合作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开，毛泽东之地位乃更见重要，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属望之第二领袖”，并预料“不久将来，毛必为中枢重要人物也”。他评价朱德说：“惟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在朱德领导之下，参加西战场作战以来，捷报频传，其神出鬼没之游击战，使日军陷入极端困难之地位。”“今后之朱德，恐尚须加一‘民族英雄’之头衔也。”他认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为最活跃之人物，且为斡旋国共合作之最大功臣。国共再度合作，周之地位，更为重要”。他指出，方志敏“对于农民运动，具有特殊天才，在大革命时代中，已露头角”，是“赣东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者，曾任红军第十军军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固亦独霸一方之红军英雄也”。他强调，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和赵世炎、李立三“被称为共党三杰”，“其为人刻苦耐劳，具有锐利的政治眼光，观察一切，异常正确，而办事手腕，尤有斯达林之风”。他评价汪寿华说：“汪天资聪慧……专门研究俄国共产党史的斗争经验与方法，灵活地配合到实际问题上的运用。如有人与之谈马克斯列宁主义之类理论问题，汪常无何种意见发表，但如有人与之谈及实际中一些琐碎的困难问题，则汪即有良好之办法与主张”。如此等等，都比较中肯，对读者全面了解“红星”极有助益。

当然，囿于历史条件，《中国的红星》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将当时还健在的邵式平、李立三列入“过去的红星”中，显然不妥。又如，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是项英、陈毅等，但陈毅被误写为叶剑英。还有将向忠发、王明、张国焘也列入中国的“红星”，现在看来也很不恰当。他们三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但笔者认为，对以上问题，不能苛求于林轶青。尤其是关于向忠发、王明、张国焘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去对待。

向忠发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24日即被枪杀，当时中共中央对其叛变并不知情。在他被杀害两个月后，中央苏区将8月24日至30日这一星期定为“向忠发纪念周”。1931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26期，刊载了《叛徒顾顺章的悬赏启事》。其中写道：“叛徒顾顺章叛变革命以后，即变成了蒋介石幕下的高等侦探，他的唯一工作，即同共产党奋斗。恽代英向忠发同志之死，都是他工作的成绩”。第27期还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张国焘、项英联名签发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命》，列举了顾顺章叛变的种种罪行，其中就有“不幸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即在顾顺章的“布置中被捕遇难”。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还相继召开了追悼向忠发的大会。至于王明、张国焘，他俩这时仍在革命队伍中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将他们三人列入“红星”行列，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红星》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它虽然出版于近80年前，但在今天仍具有较强的感召力。而且，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图书馆和文博单位均未查到此书。姜小平收藏的该书是不是孤本，尚不能简单得出结论，然而存世罕见确是事实。因此，笔者深感有将该书作为历史资料重印出版的必要。党中央历来重视对党史的学习，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强调党史是必修课。他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习近平在调研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人民日报》2013年7月13日。“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大家引为镜鉴、自觉自律。”*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求是》2016年第9期。这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领导干部的关爱和希望。而《中国的红星》，正是广大干部，还有全国青年学习中共党史的不可多得的历史参考资料。

(本文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 赵 鹏)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7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