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超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70)

[收稿日期]2016-07-10

[作者简介]王超 (1983— )，男，山东淄博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广州市党建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广州市党的建设学会秘书，研究方向为政党现代化和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流动党员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5CDJ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广州民族宗教流动人口利益表达实证研究”(项目编号：GD13YDS0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完善党领导下的城市流动人口自治制度实证研究——以广州为例”(项目编号：2013JY13)及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2016年度研究课题“广州市国企党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化党建的行动方向和实现路径

□王超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广东 广州510070)

[摘要]将区域化党建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并有效引导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进程，是当前区域化党建的行动逻辑和路径取向。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基本要求，区域化党建的行动方向是：在功能发挥上要体现整合性，在运行机理上要体现民主化，在制度规范上要体现法治化。而推动区域化党建与基层治理协同共进的具体路径是党建发展格局与基层治理结构协同构建，党建工作能力与基层治理环境协同优化，党建运行方式与基层治理秩序协同创新。

[关键词]基层治理；区域化党建；行动方向；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5-0107-07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错综复杂又瞬息万变的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型，如何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这既是基层社会转型对区域化党建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又是适应基层社会转型区域化党建的新方向和新路径。当前，各地立足实践、强调实操、注重实效，无论在功能转型、组织设置，还是运行方式、管理技术上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且独具特色的生动做法，大大地推动了区域化党建创新。就学理来看，这些实践做法大多是从党建或政治学路径切入，侧重于某个方面的创新，而缺乏更具整合性的治理视角。鉴于此，将区域化党建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并有效引导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进程，是当前区域化党建的行动逻辑和路径取向。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对区域化党建提出的新要求

积极回应基层社会生态变迁，调适党建行动逻辑，创新基层党建发展格局，是实现政党现代化和党建科学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任务，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1]P32可以期待的是，形成党组织与社会有机融合、协调共进的基层治理格局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基层党建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的重要制度创新”的区域化党建既要强调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用，[2]又要明确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要求，避免在治理实践中单纯用党建模式来治理社会导致“党社不分”的传统方式，克服在基层治理中出现政党包办、治理行政化的倾向，提高治理效益。

(一)必须强化党的领导。治理理论源于西方，最早是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出，主要是用来满足国际组织跨国治理的需要，直到后来才逐渐成为政治发展、行政改革和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目标追求，被拓展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等各领域的治理活动中。西方治理理论与治理逻辑具有强调“将国家权力还归于民、淡化国家权威与国家角色、突出合作治理”之特点，[3]研究视角更多集中在国家、政府、社会及政府-社会关系互动等层面，存在“把政党作为可有可无的变量”的倾向。但是，在运用治理理论探索中国基层治理问题时，需要“重新把党带回来”，[4]因为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要求在区域化党建过程中必须以执政为前提，不能只按照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论强调公共权威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甚至借此来无视或边缘化党的领导，“种了别人的田而荒了自己的地”，要加强政治领导和价值引导，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只有坚持区域化党组织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责任，才能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目标。

(二)必须吸纳多方参与。现代化带来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一些社会、经济等主体力量“过去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被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也开始参与相关活动了。塞缪尔·亨廷顿在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辩证分析中认为，“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应及早重视“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实现制度化水平和参与水平的高度平衡。[5]P332，334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已很明显”，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6]如果区域化党建过程中没有吸纳多方的参与、合作，基层党组织将很难以单独之力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和公共问题。这就要求在区域化党建过程中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建立起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平台化、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化党建格局，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吸纳和融合各种社会力量、社会主体、社会要素，以治理方式的最优化和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在经济社会转型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必须利于公共利益。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7]P103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区域化党建的价值取向。“公共”意味着公民利益观的自我超越，理解并关心除自身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既是个体利益合理合法的表达过程，又是利益有机综合协调的过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同属政党的基本功能，这就要求在区域化党建过程中一方面要站稳群众立场，既要重视上情下达，及时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主张，奠定利益诉求表达的现实基础，又要重视下情上达，反映群众的利益与愿望；另一方面要成为“公正的化身”，既要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切实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和有机整合，又要把各种力量和主体组织起来，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旗帜下构建各类群体的利益共同体。

区域化党建强调角色转化、资源共享等内容，不是为了简单地开展党建活动而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更不能仅仅为了仿效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而一味地强调政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相反，其价值取向是适应基层治理要求通过党组织的功能调适、组织设置等创新来强化党的领导，吸纳和融合各类力量，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区域化党建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行动方向

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核心主体，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基层治理现代化才能确保方向正确而不偏离。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基础必然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利益结构进行了重组，特别是大众社会的到来，政党赖以聚合社会力量的价值取向、表达民意的方式、影响政治的途径等，都要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8]经过多年的实践，区域化党建虽然在价值理念和组织架构上为各类基层组织集体行动营造了氛围，搭建了平台，但是在运行机理和功能实现上常常陷入传统模式的窠臼，亟需适应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基本要求推动自身现代化转型。

(一)在功能发挥上体现整合性。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加强基层党建，强化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可谓是抓住了区域化党建的关键。在区域化党建过程中体现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并不是“过去那种由基层党组织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开展活动的传统基层治理方式”，[9]也不是党组织基于高度集权制下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掌控和面面俱到，而是以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为目的，构筑一种以党组织系统为互动枢纽整合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各类主体实现公共服务产品的合力供给与多元社会的协同治理的“有机团结”。这种“整合”是以健全党组织与社会其他主体合作为基本走向的，关键不在于部门的整合和权力的整合，而在于功能的整合和服务的整合，不但不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甚至还强调通过必要的分权，明确职权范围来确保各主体的自主权，在党组织的调控引导下各司其职。当前，区域化党建过程中能否有效体现整合性，本质在于能否处理好党组织与市场、党组织与社会、党组织上下级和党的组织体系内部等各种关系。一是处理好党组织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对关系主要是解决好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资源掌控的困境。对资源的掌控一直以来是党组织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格局下，党组织对政治资源和党建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开发重点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要把各种新兴的市场和社会资源置于党组织的调控之下，需要在推进区域化党建过程中积极构建整合型的体制结构，不断开发新的政治资源和党建资源的生长点，实现政治资源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二是处理好党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对关系主要是解决好社会结构多元化和社会整合的困境。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社会阶层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对党组织传统阶级基础根本性变化的积极回应，要着力增强对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引导、利益协调和组织整合。三是处理好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处理好这一对关系主要是解决好权责一致问题。区域化党建要发挥整合性功能，不是意味着权力的整合，需要适应社会管理重心逐渐下移到基层的趋势推动党建工作重心下移，能由基层或下级党组织管理的事务和提供的服务，应尽量将权力和资源下放到基层或下级党组织，而不是只将责任和任务下放，增强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多样化。四是处理好党的组织体系内部的关系。当前，基层区域空间，依托行政权力的党组织与非行政权力依托的党组织相互分割；“两新”党组织、社区党组织、机关党组织相互隔离；分属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党员、离退休党员、在职党员等的行动难以协调。区域化党建需要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结构新要素整合问题和解决区域内党组织集体行动问题，处理好上下级党组织的授权关系、互动关系和制约关系，按照党章规定的要求使区域内所有的基层党组织通过有效的制度要素链接纳入整合范围内，形成融合度较高的组织运行体系。

(二)在运行机理上体现民主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基层党组织要“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共同强化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10]传统社会管理是主体一元化的，而现代基层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传统社会管理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管控，而现代基层治理需要尽可能民主参与和平等协商。“在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各级各类行政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民间组织，都在其中纷纷充当角色、发挥作用，而且都有不同的载体手段，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影响势力。”[11]如果区域化党建不能顺应基层治理的民主化趋势，增强党建工作的影响力，引导各类组织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其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而只停留于“就党建抓党建”，满足于完成党务工作和党的自身活动，就可能与基层治理的现实相脱节，甚至被“边缘化”。就区域化党建而言，面对日益显性的基层民主，如何积极有效地引导其发展进程，在区域党组织的统筹领导下充分整合各种民主力量，使其有效参与基层治理事务，直接反映了区域化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区域党组织执政能力的体现。在基层民主化浪潮中推进区域化党建需重点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实行党务公开。公开化是基层治理民主化的基本前提，更是党组织执政合法性塑造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有关党务公开的各种规则制度，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公开，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信息，要细化公开任务，加强公开平台和渠道的建设，消除区域内各类组织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共享、平台不共用等信息“孤岛”现象，确保各类组织能及时有效获取各种信息。二是推动党内民主。“区域化党建是对单位制党建的整体性的突破。”[12]区域化党建是突破单位封闭性的空间转向区域开放性空间，在运作机理上要基于区域社会结构形态的扁平化和党内的多元状况，改变单位行政运作逻辑，而要强调党内民主、党内沟通、党内关怀、党员参与、党内选举、决策民主等更符合党内多元化状况的运作逻辑，来增进党内聚合，形成基层治理的“统一战线”和“有机团结”，为现代民主政党建设与现代民主治理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制度基础和政治空间。三是推行民主协商。区域化党建的一个初衷就是在党组织主导下将公共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囊括进来，在互信和互惠的基础上彼此增进共识，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决策或管理公共事务或资产的治理安排，形成集体决策，组织集体行动，协调各方采取一致行动。[13]基层民主协商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都较复杂，甚至属于跨界事务。因此，在基层治理格局中，党组织需要通过有效的对话、建设性的自我利益表达、提出并回答挑战性问题、如实表达反对意见等方式，使参与主体都能有平等机会把自己的建议和知识或信息输入到集体决策过程中，切实发挥好利益综合的功能。

(三)在制度规范上体现法治化。改革开放以来，党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调适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不断推进“党-社关系”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完善有效治理社会的法制体系和载体平台，成为推动自身现代转型的重要特征和有效策略。区域化党建的本质是以党组织的“区域化”建设搭起社会治理的组织平台。这意味着区域化党组织的服务工作对象已经从党员拓展延伸到了党外其他群体甚至整个区域社会群体，且这些群体都是基本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或具有法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就党建内容来看，区域化党建内容已经不能单纯定位于单一的党务工作，在利益协调、社会服务、规范行为、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应对危机等方面都要有所涉及。无论协调社会关系，还是处理社会问题，区域化党组织开展工作不仅要从党性原则和党建规律的角度出发，还必须要具有法治思维，明确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维护好正当合法权益，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水平。当前，区域化党建要适应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亟待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将党组织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在现代民主政治下，区域化党建的过程体现为政党通过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运用形成一种能够容纳和应对由于基层持续变迁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制度结构，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赢得社会对党的政策和主张的拥护支持，推动党组织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向心力、凝聚力的持续增长。《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14]在基层治理共同体中，党组织作为治理的主导力量必须把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作为必要前提，才能发挥好对其他治理主体公共责任的引领作用，履行好相应监管义务，不断推进领导方式和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二是在法治规范下推动治理。区域化党建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嵌入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之中的，是以党组织统领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治理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包括党组织在内的治理主体信任关系的形成和合作方式的建立以及治理权责的界定。而法治化治理有助于实现区域化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在公共理性和公序良俗的规范引导下有序推动基层治理，从而避免了传统社会管理缺乏标准、程序及随意性大的缺陷。三是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在法治思维下改革和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关键是如何通过依法执政实现基层治理的目标，是党的现代化转型的集中体现。具体到实践中，要落实党章要求加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要求落实党的领导权首先要遵照党章规定，防止权力滥用，注重权责统一；创新依法依规决策方式，这要求党组织在公共事务决策时要不断完善决策程序，使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公共决策、公共资金的使用及公共问题的解决有效紧密衔接起立，提高决策科学性；注重公共价值引领方式，这要求党组织在注重具体公共事务治理的同时也要不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切实将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价值理念共同聚焦到对公共性、对民众负责的追求上。

三、区域化党建与基层治理协同共进的实现路径

基层是转型社会空间领域的载体，汇聚了包括党组织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是治理的前沿，体现着“政党-社会关系”的联结方式和路径，担负着“整合”“协调”“互动”的复合责任。基层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要避免“在社会重新组织化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组织化形式与基层党组织自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新的组织化要求与党组织管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的问题，[15]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策略，对组织系统的目标理念、组织架构、行动方式等进行改革创新，寻求新的路径来适应基层治理环境的变化和治理结构的变迁，实现区域化党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协同共进，增强其在基层的影响力。

(一)党建发展格局与基层治理结构协同构建。“从一元管制走向多元共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趋势。”[16]当前，必须明确的是，如果区域化党建一味地按照单位职能、行政区划、条块管理的组织设置模式和运行机制开展工作，而不能实施党建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将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多元化开放式的发展趋势。如何依托区域化党组织自身的绝对主导地位突破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相对分离的状态，对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党建发展格局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共融共生，是区域化党建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更是现阶段区域化党建的着力点。第一，组织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讲，组织覆盖只是区域化党建的重要基础，而不是主要目标，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党组织的建立为区域化党建布局能够涵盖和吸纳更多的社会主体从而形成共治的组织格局提供支点。第二，资格认定。大力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支持发展社会组织不能具有盲目性，不能仅从服务能力、资源多寡等标准加以审视，还需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社会责任感和配合区域化党组织工作的政治性的资格认定，以此确保社会组织等非体制内社会团体能够真正聚拢在党组织的周围，成为党组织推动基层治理的生力军。第三，资源扶持。一方面就党建资源来讲，可以按照“区域统筹、集中配置、集约共享”的理念加以配置，确保区域内党组织能够比较方便的开展党的活动，尤其对两新组织和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区域，另一方面就生产资源来讲，不能简单按照“集约共享”的理念配置，需要以资格认定情况及实际表现情况为依据进行配置，对于能够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积极投身基层治理的各类主体尤其是两新组织，区域党组织要借助政府行政权力通过一定行政程序划拨场地、物资甚至资金、政策给予扶持，如此，可以整合各类服务主体，有利于网格化管理。

(二)党建工作能力与基层治理环境协同优化。任何一种科学有效的治理模式都是建立在相应的目标和理念融合基础之上的。区域化党建不是想当然的党建创新工程，应该是置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和基层治理环境优化的战略层面予以思考和进行的实践探索。罗伯特·普特南指出：“必须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集体行动的形式，以及民众的社会治理愿望有机的联系起来。”[17]P71现代民众需要的是良好有序、和谐稳定的治理环境。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营造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是区域化党建工作能力的重要体现。第一，提升主导能力，优化政治生态。基层党组织在实现政治体系稳定、政治资源有效获取、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等方面发挥着其他社会主体不具备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是多层次的目标体系，但就根本上来讲，是发挥统一指导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提供精神力量、树立道德规范的统领聚合作用，获得其他治理主体的政治认同，从而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证。第二，提升组织能力，优化社会生态。区域化党建强调把分散的力量聚合为整体的组织力量。“这种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它不是注重探求社会整合过程中各相关要素的独立的发展规律，而是注重探求社会整合过程中社会整合目标、方式、途径等各种要素以及要素内部各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规律，旨在使各要素之间形成作用于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合力，发挥出大于或优于整合之前单个要素或部分要素的功能简单相加的新的功能和作用。”[18]第三，提升服务能力，优化党群关系。“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19]P203正是因为这种责任的承载，才使得推动区域化党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切工作显得崇高和有意义。区域化党建必须树立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畅通需求表达、服务决策和服务供给的渠道，适应服务责任下放的要求为汇集、整合、表达群众利益提供切实有效服务，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设立包括社务、政务、党务服务机构，不断强化基层服务责任、规范服务行为、建立服务标准、提高服务效能。

(三)党建运行方式与基层治理秩序协同创新。治理的有序化，就是社会各个主体通过协商、合作等形式实现利益诉求的平等对话和权利主张，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利益共享过程，其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机制实现社会资源和公共利益的合理配置和公平共享。这要求基层党组织创新党建运行方式，主动与社会分享权力，使社会权力关系的博弈展现出能动性、有序性的表征。第一，在组织形态上，搭建“平台型”的党组织。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应为民众的价值实现、才能发挥、利益表达、意见申诉和自由发展提供平等公正的平台和机会，为民众提供一整套合理分配利益资源和责任负担的程序规范和程序制度。也就是说，与其等到矛盾产生，民众个体自行集结和临时抱团自发地整合表达其分散的利益诉求来处理好矛盾问题，不如由各级党组织提前搭建平台进行决策咨询、利益整合、集体协商。同时党组织不仅使利益资源和责任负担及社会主体权利义务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而且还要推动依靠法制的科学民主程式设计使更多的主体能够亲自参与到资源利益和责任义务配置的讨论、协商和决定过程中。第二，在运作程序上，形成“对接型”的模式。当前区域化党组织运作程序还没有跳出科层制模式的窠臼，主要特点表现在权力运行路径上所遵循的是权力的“金字塔式”的集中，组织权力运行过于繁琐；表现在信息传递的向度上是自上而下传达上级指令时具有高效率，但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输中，却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超载或阻塞问题，弱化了党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在区域化党建进程中强调“对接型”模式实际上是融合科层化模式与扁平化模式各自优势，实现上下相向信息传递，通过党组织领导整合民众搭建合法的组织化表达平台，形成高质量、思想性、独立性、专业性、针对性的智库报告，建立正规渠道向上级党政决策层和基层民众双向输出立场、观点、想法，从而达到对“上”影响决策的制定、执行的目标，对“下”宣传解释政策的目的。第三，在决策机制上，健全“智库型”咨询机制。十八届五中全会专门强调提出了“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问题，还进一步明确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党组织作为决策机构，需要建立健全“智库型”的咨询机制，目的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变“事后侧”表达为“事前侧”表达，变“矛盾因”表达为“利益因”表达，变“分散型”表达为“组织型”表达，彻底将矛盾产生后的“民怨”变为党组织决策产生前的“思想工厂”。这就必然要求党组织在工作导向上要树立理解基层、服务基层、支持基层的理念，找准基层党组织工作重心与各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结合点，为实现基层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契机、拓展空间、畅通路径，以良好的治理环境支持各社会主体建功立业；在工作方式上要从传统的任务指派思维转变为目标导向思维，把创造发挥的空间留给社会，注重发挥基层治理的能动性、独立性、自主性、尊重基层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提高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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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Direction and Actualization Path for Regionalized Party Building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WANGChao

(DepartmentofTeachingandResearchonPartyHistoryandPartyBuilding，PartySchoolofCPCGuangzhouCommittee，Guangzhou，Guangdong510070，China)

Abstract：To include regionalized party building into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overall process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the action logic and actualization path for the regionalized party building at present.To adapt to the basic trend and requirement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the action direction of regionalized party building is as follows：integrated playing of functions，democratic running mechanism，and rule of law embodied in institutional criteria.The specific path for the co-advancement of regionalized party building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should be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party building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ucture，the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ing capacit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environment，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operation mode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 order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grassroots governance；regional party building；action direction；actualization path

(责任编辑：徐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