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探析

李杨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发展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中间地带”战略观点基础上提出“一边倒”战略方针；第二阶段，进一步深化“中间地带”战略观点；第三阶段，中苏关系恶化后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实施调整；第四阶段，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实施“一条线”战略。“三个世界”理论标志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系统形成。与美苏两极的战略互动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关键，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战友关系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特色充分体现在他对国际战略要素的应用逻辑上。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要素；应用逻辑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超群的战略思维、战略视野指导着新中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纵横捭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坚持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的精华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品味。在梳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时，不仅要从系统、全面的角度来总结，而且要从其战略产生、发展、实施的各项要素来分析。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际战略家，能让中国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形成有效互动的一极，正是由于他对国际战略诸要素有着独特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毛泽东执政后期所出现的国际战略偏差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特色使然。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主要是围绕着美苏两极和第三世界国家而展开的，其中与美苏两极的战略互动是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关键，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战友关系是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础。

美苏两极的权力对比变化决定着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因而新中国的国际战略核心就是与美苏两极的战略互动。苏联是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邻国，中苏边境绵延数千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曾一度是中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其在国家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援方面的帮助为新中国迅速走出战争废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恶化，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其战略力量的投射也集中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由此，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可以说，中美苏这一战略大三角的互动直接决定着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而毛泽东也始终把处理大国关系尤其是与美苏的关系放在新中国国际战略的首位。

第三世界国家自始至终是中国重要的伙伴。通过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新中国获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并成功完成了同大部分相邻国家边境线的划定。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今，中国外交依然延续着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这一传统。

二、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在“中间地带”战略观点基础上提出“一边倒”战略方针

“中间地带”战略观点首次提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言论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关于如何处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美英等大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2］可以看出，毛泽东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国家利益的角度，暂时抛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理性地判断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伸出了橄榄枝。然而，西方大国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一味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一味地强调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使得中国伸出的橄榄枝未能收到回应，这客观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全面倒向苏联的战略决策。

在“中间地带”战略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客观国际环境的理性判断，毛泽东提出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战略方针。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外界公开发布了中国的“一边倒”战略。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3］毛泽东认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4］事实证明，“一边倒”战略方针在国内、国际上有力地保卫了新中国的政权。从国际上看，中苏同盟确保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大国，也是中国邻国中最大的国家。与苏联联合，既是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国家安全的要求。这样做，一方面保证了新中国大部分国土的安全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及其盟国无法通过武力手段将新中国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从国内看，苏联对新中国的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在短时期内有力地提升了我们的国家实力，为新中国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间地带”“一边倒”等战略思维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的新舞台。得益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同苏联等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进一步深化“中间地带”战略观点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逐步恶化，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除美国外，苏联从盟友变成了敌人，而败退中国台湾的蒋介石依然对大陆虎视眈眈，中国同时面临着美苏等多方面的威胁。此刻，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虽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十分困难，但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国家，要想与两个大国同时斗争，就必须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尽管美苏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但从其内部来看，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内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有些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从其外部来看，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正在分化。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进一步指出，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1964年7月，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人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战略观点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同时也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资源。在“中间地带”战略观点的影响下，中国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先后同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和法国于1964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此实现了中国同西方大国关系的突破。

（三）中苏关系恶化后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实施调整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争取“中间地带”国家，但从自身实力和世界影响力来看，中国与美国、苏联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再加上国内的一些人为和非人为因素的干扰，以致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每况愈下。基于这种状况，必须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1969年，毛泽东召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研究分析国际局势以及战争的可能性等问题。经过论证分析，1969年7月11日，他们向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该报告认为，美国、苏联之间的矛盾是真正的、现实的，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欧洲和中东是美国、苏联矛盾集中的地区。从目前情况来看，苏联单独或联合美国进攻中国都有困难。随后，他们又通过研判，提出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华会谈的情况，认为苏联虽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下不了决心，也无把握。它最大的战略顾虑在于美国的态度，担心中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得知，彼时的苏联处于战略扩张状态，美国处于战略收缩状态，美国、苏联之间的权力对比已有了微妙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自然不会将既得利益拱手让给苏联，其在战略上定会进一步主动。中国是美国、苏联之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大国，又紧邻苏联，美国必须尽可能在战略上向中国倾斜。而此时的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威胁，以中国一己之力是无法抗衡苏联的，中国也希望利用美国来牵制苏联。此外，同美国改善关系也有利于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对外的进一步扩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的战略扩张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实施“一条线”战略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三个世界”理论将当时的国际政治权力格局清晰地予以展现：第一世界的美国、苏联位于权力结构的顶端，其次是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末端则是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三个世界”理论改变了中国过去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的模式，使中国对国际政治的认知回到了理性的权力政治层面上。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为中国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成为有效互动的一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联的战略扩张超过美国，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这种野蛮的扩张和急剧增加的战略威慑严重打破了美苏之间的均势，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1974年1月，毛泽东在同大平正芳谈话时又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一条线”战略的目的是建立一条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打乱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部署，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事实证明，“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战略有效地阻止了苏联的战略扩张，中美关系也随之解冻。“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战略的实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毛泽东对国际战略要素的应用逻辑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战略要素分析

一般来讲，一个完善的国际战略应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等特点。从战略实施的要素上看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方面：国家利益、国家战略目标、国家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国家战略资源、国际战略环境等等。第一，国家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国家利益更多表现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虽然经济发展对新中国非常重要，但在与大国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先后面临美国、苏联两个大国的安全威胁，在周边安全上又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等，国家安全威胁成为新中国需要解决的最核心、最致命的问题。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仍然把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第二，国家战略目标。新中国战略的现实目标是在保证国家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尽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及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力争在地区乃至全球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第三，国家实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这直接制约着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改善此种局面唯有提升国家实力。在提高硬实力方面，新中国通过中苏同盟、五年计划等战略的家施，使国家硬实力有了显著提升，尤其是在成为有核国家后，国家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家安全也有了可靠的保障。第四，国家战略资源。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大国，有着丰富的资源禀赋。中国的军队数量、领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等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位置。然而，经过几十年战乱之后，新中国的工业、农业百废待兴。因此，能否通过政治、经济以及国防建设，将中国战略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国家实力乃是新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五，国际战略环境。新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经历了颠覆性的变化。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了中国、苏联的同盟关系，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北部的战略环境，粉碎了西方国家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企图。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又改变了新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抗美援朝的胜利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也暂时稳定了中国东北部的国际战略环境。但与此同时，中国东南部的台湾问题却被搁置，成为日后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期间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风波不断，而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则使中苏走到了剑拔弩张的边缘。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后，苏联趁机进行战略扩张。总之，美国、苏联两国的力量对比变化为改善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提供了契机。故此，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一条线”战略，成功地改变了中国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步缓和，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也得以改善。

（二）毛泽东对国际战略要素的应用逻辑

毛泽东对国际战略要素的应用逻辑如下：国家利益→国际战略环境→国家战略目标→国家实力→国家战略资源。第一，国家利益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都是围绕着国家利益展开的，这里无须赘言。第二，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国际战略环境，包括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大国和周边安全等，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与苏联结成盟友。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在意识形态上中苏论战交锋激烈，在国家安全上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冲突等事件。随着苏联的战略扩张和美国的战略收缩，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安全，中美和中日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第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际战略环境下，毛泽东的国家战略目标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新中国为了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中间虽历经波折，但最终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由此，中国作为一个实力相对薄弱的大国同美苏形成了有效的战略互动，并最终形成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第四，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新中国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新中国迅速走出战争废墟，国家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为新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中苏交恶后，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实力进一步提升：经济方面，1952～1976年，中国的GDP从679亿元增长到2961.5亿元，工业产值从115亿元增加到1106亿元，钢材产量从147万吨增长到1466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原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增长到869.3万吨，外汇储备从1.08亿增长到5.81亿，财政收入从173亿9400万元增长到776亿6000万元［6］。在军事领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作为有核国家在国际战略上可以充分主动，不再受制于人。新中国在提升软实力方面起步较晚，国际环境一度相对孤立。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面临美国、苏联两个大国的压迫、封锁，以致在中印自卫反击战后很多不明真相的国家都站在印度一边指责中国。此时，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形象已经成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成为新中国提升软实力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在多边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的软实力增强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多边外交也卓有成效。到1976年，中国已与上百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如愿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此时的中国在提升软实力的手段方面还相对单一，对外经济援助缺乏充分考虑。同时，不计成本的经济援助在某些方面也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建设。软、硬实力如何兼顾，这个问题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中，也引出了关于战略资源分配的看法和主张。而新中国对战略资源的分配主要取决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毛泽东对新中国国际局势的总判断是，战争的威胁是高于一切的。这一总判断指导着新中国的战略资源倾向于军事工业方面，但由于过于重视工业发展再加上对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的错误估计，以致出现了一些战略失误，使得中国的战略资源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总的来看，目的与手段、全局与局部以及量变与质变这三对矛盾决定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动态。从目的上看，新中国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经济、军事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利益也得到了保障。从手段上看，新中国先是“一边倒”，后又采取“两个拳头打人”，再后来实施“一条线”战略。尽管不同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手段上有所不同，但目的始终是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从全局上看，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是影响新中国国际战略方向的关键因素。从局部上看，尽管新中国国家周边也经历了战火，但并未因此而引起与两个超级大国发生直接的大规模战争，尤其是通过危机管控成功地化解了与苏联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从质变与量变的矛盾上看，二战后尽管国际冲突时有发生，但美国、苏联两个大国之间始终未曾直接交火。战争的威胁存在，和平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毛泽东准确地认识到了国际社会中和平力量的上升态势，因而改变了与西方国家激烈对抗的外交政策，为中苏交恶后的中国打开了广阔的外交空间。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3，1472-1473.

［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85.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41.

［6］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高教科研分公司.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EB/OL］. http：//tongji.cnki.net/kns55/index.aspx，2015-11-20/ 2016-03-16.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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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701（2016）03-0011-005

2016-04-25

李杨（1989—），男，河南郑州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