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乃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71）



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研究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季乃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71）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概念的分析，在研究对现代的启示时，只是寻找古今概念的简单对接。研究存在如下的逻辑问题：缺少古代和当代治理思想存在条件的关照，缺少古代思想与当代条件的匹配度分析，缺少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关照。为此，我们必须扩展研究的维度：加强对学术史和社会背景与思想概念间关系的研究，探讨政治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引入定量的分析，以及吸收西方的治理理论。

传统；国家治理；儒家；德治

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该研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诸多国家治理思想中，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无疑是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是如何准确把握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与现代对接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在当代的应用问题。

一、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刘泽华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尤有见地。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是作者早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三部著作的结集，该书对于中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如孔子、墨家、老庄、宋明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多有建树。

除去这些代表性著作以外，近年来，围绕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学术界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早在1992年，葛荃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以道德约束权力的观念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之后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有关德治的文章，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

一是泛论德治，对中国传统德治进行归纳。章迪诚认为，传统中国式治理的特点，表现为以群体利益为本位的人本思想，以伦常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治理，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治理组织。

二是德治与法治比较的视角。张智强从宏观的视角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在治理过程中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模式。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德治与法治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魏秀玲就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产生与演变，德治的内涵与暴君专制之间的区别，以及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把德治与法治的研究设定在了某个朝代或某个思想家身上。曾凡贞在比较了秦汉唐三朝的德治与法治的思想后指出，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处理是历代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秦汉唐统治阶级在对两者关系的处理过程中，留给后人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方军把汉代王符的治国主张作为一个具体实例，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德治与法治的实质以及思想家的治国方略与汉代治理实践之间的关系。

三是中西比较的视角。李兰芬认为，德治与法治这两种思想主张，中西方古已有之，对这些思想遗产进行比较甄别，是现代德治获得历史文化合理性支持的必要路径。成中英、刘雪飞认为，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可以说，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学派是儒家。2010年12月4日～5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国际儒家论坛”，汇集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等1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学者。会议的主题为“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对儒家的政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对儒家的治理思想基本一致，即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提倡道德、仁义、孝等在治理中的作用，用道理“正君心”。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探讨其他思想流派的治理思想，并与儒家相比较。谢阳举引用《淮南子》中的名言“同不可相治，故待异而后成，可以相治”，认为可以用传统的同异论实现政治上的多样和谐。他分析了先秦诸子不同的治理思想：儒家讲王道，成就公平正直的社会；道家讲自然，也注重慈爱；墨家的“尚贤”，认识到精英在治理中的作用；法家突出了法在树立国家威望，富民强兵中的作用。《福建论坛》2014年第11期组织了专栏“儒道佛治理思想与当代社会”，刊载了李承贵的《道佛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辛小娇的《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治天思想》，何善蒙的《〈老子〉论治国》，以及董群的《佛教治理思想初论》等几篇文章。几篇文章认识到中西“治理”的差异，西方关注制度、规则，中国则重自觉、情感；西方的治理理论专注化，中国的治理理论综合化。

总之，学者们对传统治理的研究达成了一些共识，即普遍认为传统治理中儒家的思想占据主导，德治是儒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这在与西方的比较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治理特色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对儒家的探讨较多，对其他学派探讨较少，对德治强调的比较多，对其他治理思想探讨较少；从研究方法来说，研究传统治理的学者多来自哲学和历史学科，哲学的思辨和历史的考证主宰了传统治理的研究，两种方法尽管存在差异，但都仅仅是对概念的解释，从而导致研究维度的单一。

二、传统国家治理的当代启示研究

当代的启示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派主张传统的治理思想可以为现代国家治理所用；另一派则看到了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中的消极作用。

学者们从许多方面肯定了传统治理思想的积极作用。2010年12月4～5日召开的“国际儒家论坛”中，学者们认为，儒家的治理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公民的培养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福建论坛》2014年第11期组织的“儒道佛治理思想与当代社会”专栏中，几位学者除了重复以前学者强调的“德主刑辅”的观点之外，重点强调了儒道佛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意义，同时他们认为儒家的德礼并治，佛家的正法去贪，道家的无为而治等对解决当今不断出现的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肯定了传统的治理思想对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的作用。周茶仙对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进行了论述，朱熹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对乡村的和谐，减少冲突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对当今腐败的治理有着重要的作用。王佳、经纬等认为应该借鉴中国古代的修养方式，即回归道德的修行。

在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对当代的意义研究中，有一派新儒家，把儒家作为一种宗教来信仰，认为儒家不但能够重建现代中国的伦理秩序、精神秩序，而且能通过治教结构的改变够解决当下的正当性危机。更有学者倡导儒家宪政，认为中国儒家的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儒家是宪政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圆融而自洽的整体治理规划。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

但是也有学者对传统的治理思想提出了批评。这些学者基本谈到了传统治理重视等级秩序对当今社会的消极影响。颜佳华、张国芳认为，中国君尊臣卑的价值观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对现有民间组织亦官亦民的双重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巩建华则强调了差序性的文化影响、人情化的关系社会、官本位的政治传统、集权化的思想观念和形式化的工作作风的阻滞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治理思想过于重视道德而忽略了制度的建设。田广清认为，儒家和谐治理观存在着理论与制度不同构、制度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

综上所述，对现代的启示研究中，肯定的较多，否定的较少。学者们基本从三个层次上肯定了传统治理的启示作用：一是自然层次，能够缓解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治理环境污染；二是社会层次，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三是政治层次，儒家的治理思想与当代的政治理念相通，一些传统做法的引入能够改变当今的政治生态。但是现代启示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谈现代启示时带有一些盲目性，夸大了中国传统思想在古代的作用，以及对当今的启示。

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如上所谈到的，学者们多来自哲学和历史学科，两大学科自身固有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和历史考证，没有如政治学等社会学科那样重视研究方法和理论。

三、传统国家治理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对传统国家治理思想梳理清楚

对思想文本的解读是研究的基础，如果对传统国家治理文本的解读产生错误，那么也无法谈现代的启示，因为所依据的基础错误，启示必然是错误的。但是目前学者们所运用的无论是哲学思辨还是历史考证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概念分析方法，哲学思辨讲究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历史考证强调在上下文之间，以及与其他文本的对照中寻求概念的含义。单纯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无法分析治理思想的真正含义，单纯追求思想家或流派的逻辑可能导致对国家治理思想的曲解。

多年以前，有位学者试图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三大家的人性论入手分析对近现代的启蒙因素，当时就有专家指出，如果单纯追求三大家的人性论与近代思想的简单对接，也可以从先秦的人性论论证出与近代相似的思想，那么是否由此可以把中国的最早的启蒙思想上推到先秦呢？单纯的概念研究可能导致学者就某些思想、概念陷入纷争，而无法对之有清晰的判断。譬如有学者为“三纲”正名，认为学术界对“三纲”的理解有误，没有认识到君臣、父子、夫妇间的相互义务，即处于优势地位的君主、父母和丈夫也受伦理规范的约束，必须尽自己的义务。而有的学者则批评道，所谓的相互性其实是不平衡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究竟孰是孰非？单纯从概念分析可能永远无法结束纷争，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制度规定和历史环境分析，可能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

中国传统治理的核心是儒家的德治，那么儒家的德治是什么意思呢？儒家的德治如果进一步分析也是有核心的，即孝治。自孔子开始，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认为君臣和父子两大关系的稳定是兴邦治国的关键，而当时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君权和父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凡能对父孝者必定能对君忠，“孝慈则忠”（《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凡是服从于父权的人自然也会顺从于君权。自孔子确立了以“孝”作为治国的理念后，以“孝”治天下治国的理论一直为后代的儒家代表人物所坚持。譬如，孟子认为身、家是天下、国家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事亲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孟子·离娄上》）事亲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根本，也是治国的根本，只要人人事亲，就能达到天下大治。“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孟子主张，君主要树立“为民父母”的形象，就要爱护人民，他批评梁惠王说：“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儒家的以德治国的实质是以孝治天下，即主张臣民用对待父亲那样的情感来尊崇君主，以孝治天下又可简称为“孝治”。对此的理解不能脱离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于此，《礼记·大学》进行了概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就是我们以后所常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所谓的“明明德”，即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因此，如果我们借鉴传统的德治理论，必须注意到它的等级性、君主专制的特征。

（二）对传统治理理论与实践条件的研究

如上分析，多数学者基本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治理的特色，即儒家的德治是传统治理的核心。但能否拿来直接谈对现代的启示呢？答案是否定的。每一个理论都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如果要借鉴的话，需要分析传统治理思想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即需要哪些因素才能保证传统治理思想的有效运作。

仍然以儒家的德治为例，儒家的德治为何能够成为传统治理的核心？在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德治是君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得到了君主的支持。君主专制社会中，以“孝”治天下是论证权力合法性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父母生养你，君主用土地、俸禄供养你，因此君主是臣民的再生父母，如果对父母孝，那就必须对君主忠。历代王朝中，民众的道德模范会被举荐作官，相反，不孝则属于不赦之罪。其二，德治得到了父权、族权的支持。“孝治”本身体现了王权和父权的有机融合，君主需要家庭中固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维持社会的稳定，而父亲也需要借助君主的力量以及固有的等级观念，维持父权的存在。王权与父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父亲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稳定家庭，为君主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父亲教化儿子，把违反统治的思想消灭在家门之内，所谓“事君不忠，非孝也”（《礼记·祭义》）。其三，德治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因此在面对自然灾害以及社会动乱时，需要聚集家庭和家族乃至社会的力量以自保。这就需要集体之中有权威的存在，即父权。如果扩而大之，即是族权、君权。因此，如果儒家的德治思想为现代所用，必须考虑以上支持德治的因素有无变化。

（三）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谈现代意义不能忽略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否则可能出现理论不对接，或者理论很完美但与现实不符的问题。多数探讨现代启示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基本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理论等都没有相应的研究，只是基于对现实的经验观察就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当代的政治环境是如何形成的？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谈传统治理思想的现代启示，传统治理如同毛，而现实的政治环境则是皮，如果要植毛成功，必须对皮本身有着真正的了解。

我们当今也倡导以德治国，强调广大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但能否将传统的德治与当代的德治等同呢，显然是不行的。当代的德治与传统的德治有几点重要的区别：其一，平等与专制的区别。传统的德治强调了等级，而当今的以德治国，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其二，集体与个体的区别。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和家庭关系的调适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今的以德治国是对社会成员个体尤其是共产党员的要求。其三，服务对象的区别。传统的德治是为君主服务的，而当今以德治国的目的是让官员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其四，德治与法治摆位的区别。儒家看来，德与法之间的关系是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关系，而且伦理领域常常干涉法律领域。而在当代社会中，德治和法治并不是主次关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在此基础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的德治与当代的德治相比附。进一步言之，当代社会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影响着传统德治的复兴。譬如现代政府不再把德治看作是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因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如传统社会那样存在等级性，家庭中“孝”的培养与忠诚之间的关系弱化。同时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逐渐让位于工业化的社会。总之，支持传统德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已经动摇，我们在谈传统德治对现代的启示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四）必须对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有所关照

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即存在，与统治的含义基本相同。《荀子·君道》写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这点与西方古代社会有些类似，西方中世纪的治理思想也是统治之义。主要原因在于两者皆是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关注的是上层精英如何统治民众的问题。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代议制的日趋发达，西方传统的治理思想也在悄然发生改变。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重视协调性。治理通行于制度间发生重叠、冲突时，或者制度的原因、规范等发生矛盾时。其二，协调的参与者广泛，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个人等社会力量。其三，政府的作用以制度的管控和政策激励为主。其四，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重视风俗、习惯和规范等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如果按照传统的治理理论考察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可能并不存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但是我们必须对当代的治理理论有所关照，以此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有哪些治理思想，对现代有什么启示。

只有在满足了上述四种条件之后，才能谈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对现代的意义，即传统治理思想向现代的转变中必须穿透古今的双重迷雾。由此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逻辑问题：缺少了古代和当代治理思想存在条件的关照，缺少了古代思想与当代条件的匹配度分析，缺少了现代治理理论的视角。

四、出路：多维度的考察

以上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的单一，即只是关注概念这一维度。要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研究方法入手，具体来说，应该扩展考察问题的维度。

（一）注重两个“史”的研究

需要把思想家的治理思想放在两个“史”中来观察，一是学术史，试图构建国家治理思想的学术演变史，考察诸学派和各个思想家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二是历史的背景，即当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规范等，与每个学派、思想家的国家治理思想的互动。

在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研究中，需要考察德治思想在每个朝代不同的特色，同时要考察德治思想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是何种关系。笔者曾经考察过东汉初年的《白虎通》的治理思想，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三纲”思想，提出了“三纲六纪”，由三种人际关系扩展为九种人际关系。诸种人际关系，有主次之分，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成为重要的关系，通过“亲亲”饰“尊尊”的拟宗法化方式把两者分别主导的“尊尊”和“亲亲”原则联系起来，并成为调节其他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随着拟宗法化的确立，君主的影响逐渐延伸到其他人际关系中，尤其是宗族中。由于《白虎通》是在汉章帝主持下起草的，具有了国家法典式的作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对家庭、家族的支持稳定了君主的统治；另一方面强化了家庭、家族的凝聚力。同时其他非血缘的人际关系也受“亲亲”“尊尊”的影响，如朋友如兄弟，师生之间讲究师徒如父子和师道尊严等。这对于理解《白虎通》之后的一些思想演变和社会变化是有帮助的。譬如汉末清议之所以能够兴起，就在于士大夫在批评朝廷、与宦官对抗时得到了家族成员、学生、朋友等的支持。

（二）政治制度思想

政治制度思想理论是笔者近几年来着力研究的一种理论，它探讨的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具体来说，政治制度的建构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有何影响。

该理论提醒我们，制度中也有思想。在探讨传统社会的治理思想时，应该关注制度中所具有的思想。譬如多数学者把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归为德治，并将德治归为人治，并与法治对立起来考察。但是这些学者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制度的建构遵循不同的路径：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对人性有所争论，但制度设计的基础是人性是逐利的，因此建立了严密的监察制度，这种制度明显带有法家的特色。德治的确立在汉朝，但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是在秦朝。汉承秦制，在制度上继承了秦朝，而在礼仪、具体的选择和教化等方面采用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因此汉代的治理思想是儒家与法家思想的结合，这点也为以后的朝代所继承。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以前学者研究多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为主。但传统治理思想为今所用时，需要补充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当下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是现在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单纯的文献分析已经无法说明问题。譬如传统的一些治理思想在当代人群中是否仍有市场，在众多治理路径中，传统的治理路径占有何种位置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引入问卷调查方法，针对传统和当代的治理思想，对民众进行问卷调查，最后进行统计分析，尤其是运用Amos进行路径分析，以考察传统的治理路径能否运用于当代。

（四）西方治理理论的关照

以前的研究较少关注到治理理论，我们需要运用、整合各种治理理论，作为分析中国传统与当代治理的视角。应该说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所面临的环境是有差异的。西方治理理论的兴起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的结果，西方的民主制是治理理论的基础，即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发展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达成了共识，譬如代议制、福利国家等等。但是西方民主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治理理论的兴起。譬如，过去的制度过于关注国家宏观制度层面，忽略了中观层面的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因此治理理论强调制度之间的调适，政策参与的广泛性，调控手段以激励为主，以及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这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治理理论有什么启示呢？首先，西方的治理多关注技术的层面，很少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提示我们在研究传统治理问题时，应该摒弃意识形态的干扰，许多问题如果在技术层面达成共识，意识形态的纷争可能自然会解决。其二，与中国传统治理多关注道德层面相比，西方的治理多关注制度、规范之间的冲突。它提醒我们在关注思想家的治理思想之外，应该对中国传统的制度、规范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加以关注，看看面临冲突时古人是如何调适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潜规则盛行，研究治理必须与对潜规则的研究结合起来。其三，与中国传统治理重视精英相比，当代西方治理理论重视民众的参与。中国古代治理中也有重视民众参与的一些作法，尽管不占主流，但对此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治理的启示可能更重要。

［注释］

责任编辑：刘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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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16）05-0018-07

2016-04-03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12045）。

季乃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