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宏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及对策思考

丁志宏

在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面临更多风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解决好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残疾人权益，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的关爱服务。”如何健全留守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护留守老人的合法权益，需要我们首先要清晰地认识留守老人面临的养老问题。

一、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带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迁移的选择性使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老年人因为对原居住地特定生活环境的留恋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排斥而留在乡村，从而导致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

留守老人问题虽然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只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关注。其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完善，老年人的养老主要依靠退体金、养老保险等正式社会支持体系，虽然留守老人现象也普遍存在，但子女的外出对家庭养老并不会带来明显影响。而发展中国家正式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老年人主要依靠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非正式支持体系养老，这种情况下，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不仅加剧农村的老龄化，也使得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世界上留守老人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二、人口流动对我国留守老人养老的影响

1. 动摇了家庭养老孝文化的基础。传统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随着大规模农村青壮年流向城市，家庭养老观念也发生变迁，子女的孝养由非功利性向功利性转变，削弱了家庭养老孝文化基础，弱化了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保障功能。体现在代际关系上，父辈的权威日益丧失，子辈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代际关系不仅受到空间上分割的影响，还受到利益离心化的影响。如果说注重经验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意味着老人地位的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青壮年的大量流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弱势。

2. 改变了留守老人的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由于子女的外出，留守老人比非留守老人更早进入了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阶段，并且，隔代家庭大幅度增加，留守老人抚育孙子女的负担明显加重。一项在安徽、河南、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因为子女的外出，居住在“空巢或独居家庭”中的老人比例由子女外出务工前的23.8%上升到子女外出务工后的44.2%，而隔代家庭则由子女外出务工前的0.8%迅速上升到子女外出务工后的10.5%。这种留守老人家庭的简单化、空巢化和隔代化趋势，也推动传统的“情感扩大式家庭”向“情感核心家庭”转变。

3. 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在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外出子女也会通过对经济补偿来弥补照料的缺位，这有利于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也使留守老人看病就医更加方便。研究发现，外出子女给老人钱的比例和数量均高于留守子女。外出子女为留守父母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弥补了其他帮助的不足，给留守老人带来“正效应”，如看病就医不再成为最为困难的事情。当然，农村现实生活中孝道观念的淡化以及一些子女自身在外地谋生的压力，留守老人从外出子女经济支持中获益的程度也存在不稳定性和差异性。

4. 削弱了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子女对父母生活照料是以空间距离的接近为基础，外出导致两代人的分离，不仅减少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安全和医疗方面得到的帮助，还增加了留守老人劳动负担强度。研究发现，居住距离的拉大减少了外出子女与父母接触的机会，引起老人家务帮助和日常生活照料资源减少，而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等负担的增加使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有的农村社会照顾体系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留守老人面临的照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少数老人会因为得不到基本的照顾而选择自杀。

5. 增加了留守老人精神缺失。

长期代际分离会使留守老人十分想念子女，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加之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单调，留守老人在家庭外也难以找到精神寄托。即便有些老人进行隔代监护，与留守孙辈一起生活，但孙辈无法缓解留守老人的孤独。另外，子女外出还会导致两代人观念差异扩大，使得彼此间的感情纽带变得松懈，由此可能带来代际隔阂的增大和子女孝道的弱化，直接影响老人的家庭地位及养老质量，增加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缺失。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后与留守老人的联系减少，电话成为外出子女和留守老人联系的主要方式。

6. 加大了留守老人的负担。

农村青壮年外出呈现出跨区域的特点，这样，他们就难以兼顾农业生产；在乡土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是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和办法，在这些留守老人的观念中更加明显，因此，子女外出后留守老人没有放弃耕种土地，子女也就没有通过土地流转减轻家庭耕种面积，留守老人不得不用较多的时间来下地劳作，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在一些女性劳动力外出比例较高的社区，农业生产只能更多依靠留守老人来维持。调查发现，农村中有65.1%的留守老人依然在干农活，46.1%的留守老人表示与子女外出务工前相比农业劳动负担明显加重。

三、认清留守老人内部差异是进一步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基础

人口流动对留守老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影响是明显的，但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人口流动被看成一种应对风险的家庭策略，对迁移者和留守老人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首先是建立在留守老人差异性基础上，认清这种差异性是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基础。如留守老人的代际经济支持，既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等）有关，也与子女的流动状况（流动形式、流动距离、流动时间）有关，还与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有关。

留守老人居住方式不同，有的老人单独居住在空巢家庭（包括单独居住和夫妻单独居住），有的老人和子女（儿子或者女儿）、孙辈一起居住的二代家庭或者三代家庭，还有老人和孙辈一起居住在隔代家庭，更有少量老人居住在养老院，而这些留守老人还存在性别、年龄、婚姻、健康、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从子女角度讲，数量上，有的子女全部外出，有的是部分外出；距离上，有的子女和老人居住在同一个村子，有的是省内流动，有的是跨省流动，更有少数子女是跨国流动；流动形式上，有的子女单身外出，有的是夫妻外出，有的是家庭外出。并且，目前留守老人多子女情况比较多，不同子女外出时间、距离、形式是不太相同的。从外出子女和老人间关系看，有的子女和父母有联系（包括经常联系、偶尔联系），有的却常年不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留守老人家庭和自身的应对策略与能动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同属于“弱势群体”的留守老人，因其个体特征、子女流动状况、代际之间的联系和个人的应对策略不同而有不同，正是留守老人这种不同导致他们在面对子女流动的时候，生活境况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更为彰显，而这种状况要求设计出区别化、针对性强的措施，才能更加有效，才能避免“统揽一把抓”的工作方式。

四、科学构建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政策体系

留守老人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依靠农村家庭或过分依赖政府都无法很好地解决问题。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通过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厘清留守老人差异的基础上，整合社区、家庭、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共同构建社会福利支持网络，才能解决好留守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在这里，除了继续加强家庭非正式作用外，重点强调一下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首先，政府应该在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保障方面，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制度建设，将符合条件的留守老人纳入农村低保或五保供养范围，对生活困难的留守老人实施临时救助并将其纳入农村医疗救助范围，适当提高留守老人的大病、老年慢性病的医疗报销比例并简化报销手续。支持发展留守老人自助产业，增强其自我保障能力。社区服务方面，要主导协调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投入到社区服务中，在基础设施费用和管理费用、培训补贴、床位补贴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在用地保障、申请贷款、税费减免等方而给予政策倾斜。

其次，社区作为服务提供的实施主体，要负责提供留守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以乡镇敬老院为基础，建设日间照料和短期托养养老床位，逐步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变，向留守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配餐等服务。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厂房、学校、院落、集体空房，依托村文化室、卫生室、乡镇医院和农家书屋等娱乐设施、医疗设施、文化设施，改建或兴建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留守老人关爱之家、老年人活动室等养老场所。队伍建设方面，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加强亲戚、邻居等非正式支持网络的互助。还可以动员工作人员、热心村民及党员等建设留守老人服务队伍，积极参与留守老人服务。以村为单位采集留守老人信息、编制留守老人子女联系簿，确保老人一旦遇到困难就能够及时和外出子女取得联系，同时，通过建立亲情联系卡和交流平台，帮助留守老人和子女交流。

第三，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心理支持。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农村老年人协会、留守老人互助组（会）等组织，不仅保障了留守老人的合法权益，还实现了留守老人之间的生活互帮、精神互慰和生产互助，解决了很多留守老人的实际困难。在当前农村养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志愿者队伍也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留守老人志愿者可以由多层次的不同人群组成，如发动共产党员、中青年、健康低龄老人、邻居、留守妇女、青少年等组成志愿者队伍，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慰藉等服务。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发展民办养老机构作为补充，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投资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业。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