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英



流动背景下的留守困局：农村家庭面临的新挑战

吴小英

在中国的媒体和学界，农村流动人口问题素来被分割为两部分来讨论：即流动和留守。这当然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其生活空间的分隔有关。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初期，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流动这一面，而留守这一面通常很少被论及。所谓农村“三留守”问题的提出，最初的着眼点也仅仅在于讨论农民进城务工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于农村和农业本身可能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三留守”人员俗称“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是对农村壮年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后继续留守村庄的人群构成的总称，包括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然而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推进，流动和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有关农民工及其子女进城的相关制度和社会支持也已得到了极大改善，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已被纳入现代社会治理的逻辑中，这种背景下留守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成为热点，至少表明了流动和留守相分离的讨论框架早已过时。因为人作为流动过程中的选择主体，才是社会秩序变革中最需要关注和尊重的部分。事实上随着女性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流动家庭化（即举家流动的趋势）的出现，“三留守”已逐渐蜕变为“两留守”，而关于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困局，将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面临的新挑战暴露无遗。

一、流动、留守或拆分：农村家庭的多样化与流动性

在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家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家庭成员的流动和分离。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更多是为了生存的需要，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外出除了改善生活之外，更多是为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发展需要。因为市场化和开放几十年来，现代化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而农村所能提供的资源、条件、环境和制度等等，显然无法满足对现代生活抱有渴望的农村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因此外出打工就成了农村人的一种宿命。

而选择外出打工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家庭成员的流动、缺席和分离。尽管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群体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呈现出家庭化的流动趋势，但是所谓“拆分型”或者“离散化”家庭依然是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态，只是在不同地区和年龄段中有所差异。这种家庭形态表现为多样化和流动性的特点，其中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家庭形式方面，根据父母缺席状况不同可分为由留守儿童和老人共同组成的隔代家庭、父母双方有一人留在老家的“跑单帮式”流动家庭、纯粹的留守儿童家庭或留守老人家庭，以及外出农民工与配偶之外的他人结对同居搭伴过日子的“临时家庭”等等。流动性则不仅仅表现为空间上的家庭迁徙含义，即家庭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或者在不同打工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也表现为时间上和形式上的家庭变动含义，例如家庭成员（配偶、子女或扩展家庭的直系亲属）分批、分时段向流入地的迁移，以及家庭成员根据在城市的就业状况、流入地生活成本以及孩子和老人的照料需求、孩子上学的政策和目标取向等而在不同城市间迁移，或者在城乡之间候鸟式往返而形成的弹性或钟摆式的家庭流动形式。

因此，所谓农民工流动家庭、农村留守家庭或者拆分型家庭，归根到底是一个概念，就是在城镇化的背景下转型期农村家庭面临的一种变动和分离的常态，它是以家庭团聚和成员之间的陪伴相守的缺失为基本特征的。这种状态之所以几十年来未能得到彻底改观，一方面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吸引到城市谋求发展机会，但却始终未能提供一个没有排斥和歧视的公平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同时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下的现代高成本都市生活也让底层社会的人望而却步，使得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举家安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人口迁徙导致农村以及村落社会的日益凋敝，而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各种民间乡建的尝试，都未能将乡村社会从日渐衰败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无论如何不甘于安居农村。他们情愿在城乡之间游走，用脚投票，寻觅生活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作为一个缔结着亲情和血缘关系的组织单位，既是个人得以依赖的可靠后援，也是一个不断被工具化运用的风险共同体。

二、留城还是寄宿：子女上学的选择与家长的纠结

与第一代农民工以生存为第一要素的目标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特点被概括为更加注重个人体验以及子女的未来发展，因此为了子女能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而选择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居民流动的重要动机之一。这当然也倚仗于本世纪以来政府在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上出现的一个思路转变，就是努力通过消除制度障碍让他们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其中包含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享受同等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一理念体现在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两为主”方针中，即农民工子女入学遵循“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两为主”政策在具体实施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原因涉及方方面面。比如从流入地政府来看，现有的教育资源分配和财政支付模式，已不能满足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而逐年增加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需求，一些公立学校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因为担心教育资源和空间的被挤占而在本地家长与农民工子女家长之间形成对峙和冲突的场面也并不少见。相反，从农民工群体的立场来看，由于城市的民工子弟学校大部分被关停，而本地公立学校即使取消了针对外地人的借读费、赞助费等额外费用，但对收入本就低廉的农民工家庭来说，其教育成本依然是偏高或难以承受的。更何况许多公立学校为了缓解压力，限制外来人口入学，设定了种种奇葩的“准入”制度，比如与计划生育捆绑、与各种证件捆绑等等，无形中提高了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入学门槛。加上不同地区之间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和不接续，以及升学和招考方面以户籍为依托的制度等等，都从根本上制约了普通农民工家庭让子女在流入地完成所有教育过程的可能性。因此被迫留在老家的留守儿童注定是个庞大的群体。

近些年来被媒体和网络大量煽情报道而赚得眼泪和支持的留守儿童，无论在政府政策，还是社会公益支持方面都已收获了不少的资源。除了一些极端的案例报道涉及比如意外死亡、自杀、犯罪等耸人听闻的现象之外，媒体集中报道并获得社会帮助最多的部分，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的基本生活和照料、上学问题以及与城里打工父母的亲情团聚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各项关爱和帮助留守儿童的政策和措施，留守儿童问题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衡量官员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政府强制介入干预，提出“构建家庭、政府、学校、社会齐抓共管的关爱服务体系”。然而这种以救助和保护为主的监管和服务思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家庭长期流动带来的留守儿童与家长之间的分离问题，依然是存疑的。

与留守儿童问题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始于本世纪初在全国农村范围逐步推开的“撤点并校”运动，目的是为了通过集中办学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但却给来自偏远山区、分散居住的农村孩子的就近入学带来极大困难。由于缺乏校车等基本保障，加上并校后费用和成本的增加，使得这一政策强制推行的前期出现了农村辍学率升高的负面现象。

各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就是县乡镇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下扩建了寄宿制学校，同时许多社会公益组织和团体的志愿者也纷纷给小小年纪离家的寄宿生们提供了生活、学习和心理上的援助和支持。然而寄宿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的寄宿生给他们的管理和照料带来很大的风险和负担，寄宿生的卫生、安全和健康问题往往像个定时炸弹埋在学校。另外，一些家长因为怕孩子太小寄宿不放心，由此又催生了大批“陪读”家长或者“陪读”老人。

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孩子的照料和教育，已成为一个不可轻视的大问题，这多少受到现代城市儿童中心主义理念的影响。所以留在城里还是回乡寄宿就读，对他们来说是个需要细细思考和掂量的问题，而这种选择又受到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城乡两地教育体制的变革与接轨，以及农民工家庭未来整体规划的影响。

三、留守老人：一个凋敝村庄中日渐被忽略的群体

与留守儿童相比，留守老人很少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对象。如前所述，与城镇化并行发生的是乡村的凋敝和衰败，其结果导致年轻一代无论是否出去打工，只要具备相应条件，都会将自己未来的生活目标设定在远离村庄不同于父辈的生活上。农村只是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这两个最有价值物产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在城市遭受挫折或侵害后缅怀乡愁的地方。因此区分是否是留守老人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从生活归宿的角度说，所有农村老人都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留守老人，即使他们有时不得不随年轻一代举家漂流到城市打工，那也只是为了给子女尽一份力而已。

农村老人在乡村社会的边缘化，并不仅仅由于村庄已经不再是年轻一代农民的主战场，而只是后方和备选地，更由于整个社会出现的代际权力关系下移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家庭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内部看，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收入，也见了世面，因此成为家庭中掌握资源并且有决策权的人。而老人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并操持着家务，照料着孙子女辈，成为家庭内部名副其实的后勤角色，虽然不可或缺，却失去了主导话语权。从农村社区村落的角度看，掌握村庄权力资源的村干部也大多是有文化或者有致富能力的年轻一代，诸如“老人会”或者宗族一类的传统角色历经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的冲击早已衰弱成泥，或自身难保，或逐渐沦为传统习俗和礼仪教化的一部分，只能听命于主流权力的号令。

农村老人生活的社区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在流动中不断衰败；他们生活的家庭也不再是稳定的，而是家庭成员不断漂泊和分离中的流动体。作为守着村庄的土地和老屋、为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乡村和传统站台的老人，他们除了凭借自己的辛苦劳作自食其力，并以对家庭的后勤支持和对孩子的照料换取子女的赡养和照顾之外，似乎别无他途。近年来政府加大资金和政策投入，试图逐渐消除社会保障方面的城乡二元双轨现状，推行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然而这些保险虽然覆盖面大，但对于已经失去健康或者生活自理能力、需要治疗或者照料的老人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农村老人的养老和照料归根到底还得靠家庭来支撑，但是农民工本身漂泊不定的流动状态和他们本身有限的经济能力，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下少子化的家庭结构，都给家庭支持打了折扣，这也是媒体或学者所谓“孝道衰落”感叹背后的真实情景。而有限的农村敬老院只能满足少数特困户、五保户、低保户的基本需求，因此一旦老人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健康的身体，常常会拖累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以致出现老人放弃治疗甚至放弃生命的现象，而且也不在少数。许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都在探索农村老人能否通过社区层面上的自助和互助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寻找能够补充或替代家庭养老的可能方式。但在农村社区日渐衰败的今天，这条路也显得漫长而无解。

综上所述，所谓“三留守”问题的出现，展示了城镇化和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面临的新挑战。然而，留守的困局表面上虽然在于家庭成员的流动和分离，但是正如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一样；留守的问题也不在农民工的留守或流动的选择中，而在于现代化所能提供给他们怎样一个生活的空间与发展路径。因而归根到底，家庭的问题也不在家庭，而要从社会整体的出路中去寻找答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