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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野下乡村文明价值新解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例外论”

2016-02-11张孝德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89)



生态文明视野下乡村文明价值新解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例外论”

□张孝德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100089)

[摘要]目前理论界对中国乡村的研究思维和视角不同导致了对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的价值差异巨大的解读。如果从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个时代大背景看中国乡村,中国乡村的命运就是被城市所替代,走向终结。但是从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时代大背景看,乡村文明复兴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从纯经济视角看,乡村不能承载工业化,乡村的价值只能是满足粮食生产,但从文明与历史视角看,中国乡村是中国文明之载体、文化传承之根。从生态文明时代、文明与历史看,中国未来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另类之路,即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引领的中国特色的有根的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文明;中国例外论;有根的中国现代化

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51.3%[1]。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数据,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从一个绵延了五千年的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性变化。对于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拐点转变,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使人们感到,距离西方式的城市化社会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当我们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时,面对正在快速消亡的中国乡村,却感到一种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化倾斜中,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当我们从更广阔视角看中国乡村时,则可以发现,中国乡村命运与我们对乡村认识视角密切相关。如果从工业化与城市化这个时代大背景看中国乡村,中国乡村的命运就是被城市所替代,走向终结。但是从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时代大背景看,乡村文明复兴则会成为时代的必然。如果是从纯经济视角看,乡村不能承载工业化,乡村的价值只能是满足粮食生产,但从文明与历史视角看,中国乡村是中国文明之载体、文化传承之根,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价值。如果短期看,萧条的中国乡村看不到复兴的希望,如果从长周期看,中国乡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

一、认识乡村文明命运的时代逻辑:是工业文明,还是生态文明

蔓延五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认识中国乡村文明命运,取决于从哪一个时代的文明看。从工业文明的逻辑看,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确实如主流所认定那样,乡村文明终结之日就是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之时。

从逻辑上看,乡村消亡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第一个前提是时代,即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由此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然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内容的现代化。乡村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由此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必然是一个城市最终替代农村,两元归一的过程。所以乡村消亡是时代必然、历史必然。

乡村消亡论确立的第二前提:历史事实作为这个结论的佐证。不仅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走了一条这样的城市化之路,即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城市化之路。所以,在时代的发展大趋势和历史事实面前,中国不能例外。正是在这样两个似乎是不能质疑的前提下,中国乡村的消亡就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时代与历史的必然。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处在落后挨打局面,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西方处在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位置,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种以城市为载体的工商业经济社会的文明。如何使中国从乡村主导农业社会走向城市主导工业化社会,成为近代以来中国追赶西方现代化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加速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一鼓作气实现中国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现代化目标,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进行。这个逻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仅做为现代工业文明开创者和引领者的西方社会是这样走过来,而且围绕这个时代逻辑,还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工业化中,从城乡两元结构走向两元归一的理论。按照时代文明逻辑、历史发展实践,都说明中国不能例外,也必须走这样的城市最终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现代化之路。

但问题是,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中国例外”的问题。这就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刚过半背景下,时代向中国开启了另一条文明之路,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处在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一种选择是继续走既定的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参照系的现代化之路,另一种抉择,就是走十八大提出的另一条新现代化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之路。

尽管目前我们从理论上尚未把生态文明上升到新时代高度来认识,这也恰恰是对中国乡村文明命运的判断,未能导入时代高度来认识的根源所在。为什么生态文明会是中国走向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之路呢?主要基于两大逻辑:

一是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工业文明之路,是一条成本巨大、充满风险之路。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西方甚至东方的日本、韩国都能走下去,中国却走不过去?这是由外部时代原因和内部的中国国情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工业文明模式是一种高能耗、高成本、高风险,属于少数国家享受的文明。当代中国已经踏上追赶西方工业文明的快车后,我们突然发现,在人类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30%的背景下,地球的能源和环境无法承载一个14亿人口大国走西方式工业化之路。科学家统计,中国达到美国消费水平,需要5.6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这是外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内部风险,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实现之日,也将是中华文明传承断根之日。因为中国文明之根在乡村,不在城市。特别是今天对中国2.5亿农民工做出的承诺——城市会让他们生活更美好,如果不能落地,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粮食安全、政治与社会风险。

相反,生态文明新时代给予的逻辑是,我们走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之路,却是一条低成本、低风险的文明之路。而且是与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契合的文明之路。更令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乡村命运,遇工业文明衰,甚至是死,逢生态文明兴。

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与中国五千年文明,与中国乡村具有高度契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支撑生态文明发展新能源,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因为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就是一种依靠可再生太阳能、风能的生产。万物生长靠太阳。围绕农业生产形成的技术体系中,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风能为农业生产服务。比如中国的24节气的理论,就是古人根据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运行关系,形成了太阳一年中有24种不同类型的能量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开发太阳能都有启发。由于太阳能、风能是一种相对均衡,可以直接使用的新能源,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太阳能。太阳能源的这个特性,决定了人越少的地方,人均可以利用的太阳能资源越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能源喜欢农村,而不是城市,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目前中国有三项新能源技术、清洁能源的产品走在世界前列。它们是屋顶太阳能热水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和沼气。这三项技术的创新、生产能力、市场额度均是世界第一。而且这三项技术产品的主要市场不是大城市,而是乡村和小城镇。为什么这三项技术使中国能够走在世界前面,是欧洲和美国人没有开发这个技术的能力吗?绝对不是,其根源是他们没有这个市场。因为我国有大量的乡村和尚未进入汽车时代的小城镇。按照新能源技术发展趋势,未来中国能够最大限度开发新能源、使用新能源的市场在乡村和小城镇。

从世界范围看,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天人和谐的自然观、利他伦理系统整合观,也与中国古代文明观相吻合。正是由于古代农业生产依靠天地之力,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尊天敬地的天人和谐观、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利他伦理的系统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深层根源,是当今时代需要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儒道文化。

其实当代人类遇到的不仅仅是能源和环境危机,在能源和环境危机的背后,还有文化与精神危机。西方工业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让物质财富高效率生产的文明体系,但其带来的弊端是单极化的物质增长,失去了文化与精神制衡的工业文明,使人类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成为工业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医治当代工业文明病,需要一种新自然观和伦理观。这种新自然观与伦理观,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五千年。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传统文明成为被解构和批评的对象。但在生态文明时代,当代人类文明拥有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后,缺失精神制约时,古代东方文明中却蕴含着医治西方工业文明的解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时代需要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时代需要中国儒家文化复兴,而中国五千年文化之根在乡村。不仅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乡村,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也需要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

二、认识乡村文明价值,是基于历史、文化的视角,还是纯经济主义的视角

西方工业文明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的文明,满足这种文明发展形成的经济学,获得了与科技一样的最高位置。在今天经济学处在垄断话语体系的至高位置,成为评判一切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标志。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我们的乡村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满足工业化最有效率的载体是城市。在经济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看到乡村最值钱的就剩下农民的宅基地和所承包的土地了。所以就出现了目前强制性拆迁让农民上楼的城镇化。按照目前所构想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愿景,就是在未来中国8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剩下20%在农村的农民变成西方式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在这样的城镇化远景中,没有给承载着中国5千年文明之根的乡村,留下足够独立的发展空间。

但从历史与文化视角看中国乡村,恰恰相反,中国乡村有城市不能替代的价值。当我们把中国乡村放在一个大历史时空中看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明模式和西方的文明模式,从一开始就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根源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的载体是乡村。中国属于世界上发展成熟度最高、最具有持续性的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模式。而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是根源于工商经济,以城邦社会为主导的文明。由于这是属于两种具有不同基因的文明模式,由此形成了在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当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处在鼎盛时期时,恰恰是西方史学家将其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期。15世纪后,西方城市文明从地中海复兴走向鼎盛发展时,又恰恰是中华文明走向衰微时期。所以近代以来,西方搞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基因被激活,使西方文明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那么使西方文明走向复兴的城市化,是否也能够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呢。至少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中国怎样追赶西方的现代化,但必须立足于中国乡村这个根。早在2500多年前,古代圣贤就发现了中华民族发展不能突破的底线、必须循序的规律是“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这里的水是农民、是乡村。近代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同样遵循这个规律。是不是中国城镇化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值得我们反思。

在今天,我们需要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乡村的价值。我们应切记,中国乡村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原动力所在,乡村携带着中国五千年兴衰的密码。我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文明古国,而这个长寿的秘密不在城市,而在乡村。

三、认识乡村的思维方式,是基于碎片化视角,还是系统整合视角

我为什么把中国乡村称为乡村文明[2],是因为中国乡村虽小,却五脏俱全。乡村是一个集政治与经济、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家庭为一体的文明体。乡村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由此决定了中国乡村在分解中死、在系统整合中生的命运。而今天我们研究乡村的认识思维是来自工业时代流行的碎片化思维,管理乡村的思维是把管理城市方式移植到乡村。在碎片化思维作用下,中国乡村被分解为农村、农民、农业。农业又分解为农业、林业、牧业等。农村也按照城市管理模式分解为许多农村管理部门和机构。按照碎片化的思维,构建了一个高度分工自上而下的政出多门的碎片化的乡村管理体制。目前政府对口管理乡村有20多个部门。在这样一种碎片化管理体制下,乡村成为一个失去生命的乡村、问题成堆的乡村。反过来,这又成为让乡村消亡的原因。不是乡村自己要死亡,而是我们这种碎片化的解构思维让乡村萧条和死亡。要正确客观认识中国乡村文明的价值,需要一种与中国乡村文明相符合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就是系统整合的生命思维。从系统整合生命看中国乡村,就可以发现,中国乡村是一个有生命的文明有机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的携带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从复活这个文明基因开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把中国乡村称其为乡村文明。要复活中国文明的基因,就必须从整体复兴中国乡村文明开始。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村经济,或者是农民城市化的问题。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需要思维方式革命,需要我们系统整合思维重新认识中国乡村文明的时代价值与功能,重新思考中国乡村文明整体复兴的战略对策,重新设计与改革现有的不适合农村的特有的管理体制。

四、认识乡村未来前途,是从长周期看,还是从当下短期看

我们不可否认,萧条乡村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但我们也要承认,造成乡村今天的萧条,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撤点并校、拆村进城、公共投资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不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作用、自然选择的结果,其中有政府的作用。所以不是乡村真的不行了,是我们失去了信心。从生态文明时代看,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看,从系统综合思维看,中国五千年的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而是一块被历史尘封的玉,而是一个正在完成涅槃的凤凰。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是时代必然。特别当我们从长周期看中国乡村发展时,可以预见,当代中国乡村处在走向否极泰来的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不是今天的资本进村,而是未来五年将会出现新回乡运动。他们才是乡村文明复兴的希望。

未来将有五类人会返回乡村:第一类是新告老还乡者。未来5年,1980年代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有60万人,他们80%将到退休年龄。他们中间将有一批人带着智慧、资金告老还乡。第二类是改革开放以来,到城市打工的2.5亿农民工,未来5年,将有20%的人进入花甲之年,他们中一大部分人,将会返回家乡养老或再度创业。第三类是新回乡的知识青年,随着城市就业难和乡村的发展,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新趋势。第四类,随着中国逆城市化出现,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雾霾、交通拥挤、生活成本上升等城市病的出现,目前中国已经初现逆城市化现象。一批城市人会回到乡村养老和从事乡村产业的经营。第五类,中国6千万华侨同胞将会寻根回乡。随着祖国的强大,在国外的华侨将会出现一个回乡寻根热。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适应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和未来新回乡运动的需要。我们需要守住三条底线,第一条底线是,关注留守在乡村三类20%的群体: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乡村中20%的贫困家庭,仍默默从事农业的20%的农民。他们是乡村文明复生的希望和底线。如果把他们淘汰了,乡村就失去了最后的复生与希望。守住了乡村中20%的文明守护者,也守住了乡村文明复兴的魂;第二条底线是,守住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遏制资本进村对传统生产方式和结构的破坏,守住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就守住了乡村文明发展的根;第三条底线,守住我们的乡土文化,也就是我们讨论的乡村儒家文化。守住了乡土文化也就是守住了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参考文献]

[1]牛中元主编.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张孝德.三种力量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N].中国经济时报,2011-03-20.

(责任编辑:廖才茂)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of Rur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Chinese Exceptionalism toward Modernization

ZHANG Xiao-de

(DepartmentofEconomics,NationalAcademyofGovernance,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In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alm,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and perspectives have resulted in quit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value of China’s rural civilization of five thousand years.Seen from the times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Chinese villages are destined to be replaced by cities and finally come to an end.However,from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set forth in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revival of rural civilization will become something of certainty of the times.Seen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merely,villages can only satisfy the production of crops and cannot bear industrialization;but from the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perspectives,Chinese villages are the carri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root of cultural continuity.Seen from the ag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perspectives,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road of China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that is to say,it will be rooted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pioneered by the revival of rur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rural civilization;Chinese exceptionalism;root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2-0051-05

[作者简介]张孝德(1956—),男,山西长治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生态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