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书宗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马克思主义本义研究
——兼以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解放农民问题上的实践

叶书宗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人的自由发展”。在迈向最终目标的漫长征途中，农民的自由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原则上设想了农民通向自由发展的道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74年而终的历史表明，农业集体化不是引导农民走向自由发展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解放农民问题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没有仿效苏联的做法，因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胜；实现国家工业化时，由于仿效斯大林的做法，于是出现了波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撤销了人民公社这一捆绑农民的制度设置，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既让农民自由地在国际大市场的竞争中搏击风浪，又不断完善普惠性的民生保障。农村城镇化和扶贫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创造，摸索出通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本义；“人的自由发展”；农业集体化；改革开放；农村城镇化；扶贫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自那时至今，马克思主义已从最初游荡于西欧的共产主义幽灵，发展为当今世界影响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体系，并且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满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在跨三个世纪、近170年的发展历史中，也跌宕起伏。其间最大的挫折，莫过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74年而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之所以如此曲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怎样，辨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认识引导农民逐步走向自由发展的意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更为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重要。

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人的自由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以下简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并且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归结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社会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宣言》所指的“人”，当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即单体的“人”。《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从《宣言》的这一明确表述中可见：落实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宣言》的这一表述，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产主义观念精髓的共同结晶。因为1847年11月，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就的、以问答式表达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开宗明义解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P230）这一表达的不够完美，在于没有充分体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海阔胸怀。所以，在《宣言》中就有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精准表述。因此，“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核心。

从《宣言》发表以来，有些人一听到“人的自由发展”马上就想入非非，以为就是人人可以为所欲为。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庸俗的理解。

本文认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说的“人的自由发展”，是否应当做这样的理解：

第一，“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的升华，是人本主义的完美收官。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创造社会，推进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构建相应的政治、经济形态。人之所以不停地创造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并非为自织罗网，作茧自缚，而是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为有利、更加自由的条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但是五千年社会文明发展史的现实却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自身却失去了自由。特别是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群众，被套上精神和物质等各方面的层层枷锁，只能望自由而兴叹。14-15世纪，西欧掀起了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崇尚人的自身价值，讲究人的世俗需求的思想文化运动。这种以人为本、向往人的自由的思想文化运动，很快成为西欧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且把人类社会推上文明的新台阶。人本主义者激烈攻击封建等级特权，大力提倡自由平等；大声疾呼：改变现实政治生活中道德合理性与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错位，建立新的理性王国，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但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现实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雇佣工人阶级虽然从人身上说获得了“像鸟一般的自由”，却被剥夺得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对于广大被压迫、被剥削劳动大众来说，自由、平等仍然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因此，人本主义者的“人”，并不是普适性的人，而有一个新的、狭窄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建立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一目标，打破了人本主义者设定的范围，具有了作为人的普适性，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和职能，使现代国家根本改换其作为原来意义上国家的性质和职能。

当地球上最初出现人类社会的时候，人在社会里本来是自由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失去了自由。所以，人是从原始的自由发展到不自由的。而人从原始的自由发展为不自由的最基本的因素，或者叫做最基本的条件、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因为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原始氏族社会的原始权威、原始公共权力，就转化成以暴力为支撑的国家，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当国家这一既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又是强制性公共行政权威，转变成毋需暴力支撑的“联合体”的时候，制约人的不自由的最基本的因素，当然也自然地随之消失。那时，人也就会自然地从不自由进入真正的自由境界了。因此，人要想从不自由进入真正的自由，第一步，或者叫做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一步，就是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由此，国家政权的性质和职能，也随着慢慢地、逐渐地改变，直至发生根本质变。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是社会秩序和人的思想观念的辩证统一。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即使在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之后，更为漫长而又艰巨的将是包括观念在内的人自身的自我改造，即：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人的主观意识的自我提高。

就人来说，一方面是作为个人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切人的人，即社会的人。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人，生存、认识、活动的圈子很小。与客观生存条件相应，原始人的自由观、自由度，自然也极为有限。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人的原始自由观是与原始氏族社会的秩序自然地相应。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原始人的思想观念纯朴到与本真自然地重合。这样，在原始氏族群里，“一切”原始人的自由发展，事实上就自然地存在着以每个原始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宣言》发表时的19世纪中期，虽然比不上今天的发展，但是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人类社会已经走上全球整体性发展的台阶，社会的人已是扩大为世界的人了。作为世界的人，当能够使每个人都可能自由发展的时候，“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自然地可能了；人的解放自然也将是人类的解放，将是一切人的解放。因此，在未来的联合体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自然会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必然会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依托。

自由是一种观念。当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演变成每个人的本能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P305）的时候，那么每个人也可能自由发展了，也即到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境界了。因此，当今的人，推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究竟孰先孰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被上万年的私有观念浸透了的人，是无法想象，也难以置信，怎样才能使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成为每个人拥有自由的本能。毫不奇怪，为什么当今有些人，也几乎是本能地把“人的自由发展”理解成自由占有，或者可以“自由地”为所欲为。

第四，如同“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状态”（姑妄称之为“状态”），也是相对的。因此，这种状态只能是不断积累、逐步递进、渐次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国家的职能之一是要在方方面面日积月累，不断创造、提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使社会在不知不觉（实际上是真正的自觉）中，最终到达那种和谐状态。不可能想象：将来的某一天，一觉醒来，仿佛一切都脱胎换骨，倏然就进入了这样的联合体。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联合体，是否相似于理想国呢？恰恰相反，正是“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立足点，使马克思主义和以往关于理想社会的一切构想，以及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划清了界限，从而完成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探求理想社会和到达理想社会之路的飞跃。

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人们就希望、想象有一个理想社会。编成于春秋时期的我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诗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诗经》所说的，就是希望能生活在没有“硕鼠”（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里。中国儒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也是构思理想社会。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杰作 《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桃花源，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都推己及人，过着怡然自乐的生活，延续了儒家的大同理想。西方古希腊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以及莫尔在他创作的 《乌托邦》，康帕内拉在他创作的《太阳城》等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虽然比《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更为具体、细致，但是全都没有跳出主观设计理想社会的圈圈。直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家欧文在美洲创建“纽哈蒙尼”（意为“新和谐”），进行袖珍版的社会主义实验，仍然在主观设计理想社会的圈圈里打转。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时指出：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可见古代理想社会的设计家们，包括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之所以是空想，根本原因是他们总是抛开对具体的、单个的人的关注，而专注于发明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所设计的“理想社会”，除了试图通过宣传、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给社会之外，别无他途。

中世纪末期掀起的人文主义运动，决然抛开以往关于构建理想社会的种种设计，把西欧社会引向对人的现实幸福的关注。但是，人文主义者关注人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构想的理性王国，在现实世界中仍然是空中楼阁。不过，人文主义倡导的关注现实的人的幸福，对近代历史发展仍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把人文主义者关于人性解放这一思想精华，发展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把到达这样的社会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此，正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把建立这样的社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奋斗的最终目标，并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现实力量，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方能动员、联合全世界人民，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清醒地认识到，人达到真正的自由是一个有条件的、漫长的过程。因为人从原始社会的自由，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中期近代社会的不自由，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而且这样的历史还在继续。因此，人从不自由回归到真正的自由，也不可能不经过漫长的、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而人从原始社会的自由到不自由，关键是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了阶级分化，开始了阶级斗争，原始社会的自然权威演变成表面上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最终形成了国家。恩格斯晚年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以实证式的研究，科学地揭示人从原始的自由到不自由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使人从不自由回归真正的自由，一定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关系。恩格斯对此还作了专门的解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关系，停止了个体生存斗争，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只有这样，恩格斯说：“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4］（P758）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P285）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此前一切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侈谈人的自由幸福，构建理想社会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是科学地探究人从不自由到真正的自由而得出的逻辑结果。马克思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下，人从不自由回归真正自由所无法回避而采取的手段。

1848年的欧洲革命，初步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通过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关于人回归真正自由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P547）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与人从不自由到真正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但是非常清楚而明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人从不自由回归真正自由的征途中，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难以逾越的选择。

农民的自由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尺度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在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征途中，怎样逐步创造“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呢？或者说，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无产阶级应当最先为其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又是社会上的哪个人群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农民。马克思、恩格斯是把为农民逐步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当作为一切人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有机的第一步，甚至是决定性的一步。

当然，在《宣言》发表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是根据1848年欧洲革命的实际，迅速转变自己的观念而达成的。

《宣言》成文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前夜。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观点，被大会接受，并受委托为同盟起草公开发表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用两个月时间，写成了《共产党宣言》。此时，欧洲革命尚在孕育中。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阐述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主要依据当时工业革命先驱英国社会结构的状况，认为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P273）对于两大敌对阵营以外的阶级，《宣言》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1］（P282-283）

这里，之所以不避冗长，引《宣言》的这一大段话，为的是完整地呈现《宣言》的原意。根据这段完整的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农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等级，同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一样，无论是阶级属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都没有什么区别；二、农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至少不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三、当农民还作为农民阶级的时候，根本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四、只有从农民行将转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才能说农民是革命的。根据《宣言》所表述的原意，自然也可做这样的逻辑推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无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必要形成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纲领。所以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单独提农民问题。

《宣言》问世以后，1848年欧洲革命的烈火，立即熊熊燃起。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于欧洲革命，但是却时刻关注欧洲革命，并以欧洲革命的实际来检验自己的理论。通过1848年欧洲革命实际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立即从根本上转变了对农民阶级的认识。

与《宣言》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阶级的认识的转变，表现在：

第一，把农民阶级从“中间等级”这一“打包式”归属中划分出来，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失掉这支同盟军，革命将难以成功；而农民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逐步走向自由发展的彼岸。

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观察和总结，马克思很快就指出，农民仍然是社会人口的大多数。马克思说，农民，“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仍占法国人口总数的 2/3以上。［6］（P454）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时也指出，农民只有跟着无产阶级才能到达自由的彼岸。他说，革命显然已经为德国农民“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难以达到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7］（P489）

第二，对于农民仍构成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家来说，能否发动农民革命将制约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

马克思从欧洲革命中总结说，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如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8］（P684）1856年4月16日，对于仍处于封建邦国割据下的德国，马克思更为明确地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9］（P548）

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来说农民阶级是最没有自由的阶级，无产阶级有责任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但不能迎合农民的小私有意识；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又绝不能用强制手段剥夺农民。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疯长，作为小私有阶级的农民，风雨飘摇，是最不稳定的阶级。在各种重压下，农民阶级也是最没有自由的阶级。当然，农民阶级也是最需要工人阶级同情和关心的阶级。此时，工人运动在西欧各国已广泛开展，并且相继在多国建立起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马克思认为现阶段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组织工作，是争取农民，不然就不可能发动决定性的战斗。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在致弗·波尔特的信中指出：“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 （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5］（P604）

可是，在各国工人阶级普遍接受政治训练的历史时期，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到广大农民的选票，竟盲目许诺保护农民的小私有权。马克思去世以后，晚年的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出发，一方面热情关注农民的解放，另一方面则耐心揭示农民走向解放的正确途径。恩格斯首先要求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认清欧洲的现实阶级结构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趋向，他说：“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10］（P484-485）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政党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 （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0］（P498-499）

第四，无产阶级必须把农民仍然还是农民的时候就争取过来，如果坐视农民阶级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无动于衷，那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犯罪。

恩格斯曾经严正告诫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只有把越来越多的农民仍然还是农民时就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对社会主义运动才越有利。恩格斯说：“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10］（P500-501）可惜，后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际上只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被动地、勉强地践行过恩格斯的这一告诫。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帮助构成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自由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不可分割的，甚至是前提性的一步：把农民的自由发展看做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尺度。恩格斯在离开人世的前两年，又特别关注俄国农民的自由发展问题。1893年2 月24日，恩格斯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这样说：“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5］（P724-725）恩格斯的话，简直如同未卜先知：20世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即使是由苏维埃政权代替了 “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苏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走向现代化，由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实际上也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

农业集体化不是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正确道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74年而终，严重教训之一是在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方面毫无作为；实践表明，农业集体化不是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正确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谋求俄国人民的解放，推进俄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把革命目标集中到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当然是正确的选择。可是，无论是谋求俄国人民的解放，或者推进俄国社会的现代化，除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之外，还必须解决俄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即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改造农村社会，解放农民。

当时俄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7-1/6是殷实农户或者富农。［11］（P558）俄国要完成现代化，亟待解决的是农民土地问题。19世纪后期，俄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斗争中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个突出的问题。于是，他们联合民粹主义者，号召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民粹主义者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并在农村中开展大量的革命工作。可惜，民粹主义者既陶醉于英雄创世的说教，以救世者自居；又沉湎于农民村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民粹主义者既违背时代发展的趋势，又不被农民所接受，很快就被时代发展的潮流，大浪淘沙。

列宁走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当然要批判和肃清民粹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想影响。可惜，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错误的同时，把民粹主义代表农民利益、关注农民解放这一积极因素也一起丢掉了。因此，从列宁组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①1898年，苏联共产党创建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后，党的名称多次变更。1952年10月，该党第19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直至1991年底自行解散。本文使用在不同历史时段上该党的名称。以下不再说明。直至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国家建立，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没有详细调查过农村状况，也没有认真研究过农民的解放问题，甚至连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都没有。1905年革命时，列宁虽然意识到：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具体的、实际的工作。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十月革命、苏维埃国家建立之前，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高层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曾经在农村从事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十月革命的胜利，主要并不是由于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而是布尔什维克认准和抓住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时机。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后，为了获取农民对业已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几乎没有什么前期准备，1917年10月25日（俄历）夜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法令》。事实是，《土地法令》的基本内容还是来自社会革命党人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实际上，《土地法令》也没有满足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毫不奇怪，《土地法令》激不起农民对革命的热情。几乎是顺理成章，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加剧，粮食供应日益吃紧，苏维埃国家面临饥饿的威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毫不犹豫地在农村实施粮食征收制，组建、派遣大批武装粮食征购队下乡，到农民手里抢粮食。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实行粮食征收制，近乎是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不择手段的手段。布尔什维克实行这样的政策，与列宁在这一阶段对农民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2］（P135）随便怎么说，列宁的这层意思是明确的，即：无产阶级专政是苏维埃国家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在内，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

农民是俄国的基本劳动大众。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政权不仅没有满足农民对获得土地的渴望，反而以掠夺农民的粮食来解决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饥饿威胁。这种颠倒的事情之所以发生，虽然是十月革命的特殊性使然，但是也确实造成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在引导农民走向 “人的自由发展”方面的先天不足。

粮食征收制愈来愈招致全国农民的强烈反对。在各产粮区，农民暴力抗征事件蜂起，严重威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列宁和俄共（布）才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制定缓和与农民矛盾的具体方案，实行以允许农民拥有独立处置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虽然没有叩开农民通向 “人的自由发展”道路之门，但是列宁毕竟开始考虑怎样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晚年曾说过，一旦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可以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把个体农民组织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向自由发展的彼岸。列宁依据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参阅俄国以往有关农民和土地问题的大量著作，强忍病痛的折磨，于1923年1月，写下《论合作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合作社是把农民从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列宁说，合作社“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3］（P768）重病缠身的列宁也只能点到这里为止，至于其他问题，特别是怎样把恩格斯说的“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转化成政府层面可操作性的政策，再无进一步的思考了。但是，不管怎样，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失为一种选择。可惜，列宁逝世以后，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也被抛弃掉了。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在一个农民国家，为了保证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所亟需的资金，1928年7月6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了“贡税论”。“贡税论”说白了就是利用国家掌握的无限的行政权力，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迫使农民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缴纳贡税，为社会主义建设缴纳额外税。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斯大林同时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国家实行全面转轨。

“贡税论”指导下的政策一出台，农民立即既不出卖粮食，也尽可能用木钉代替铁钉，少买、甚至不买工业品。国家即使再次组建、派遣大批粮食征购队下乡，能得到的粮食也越来越少。为了使国家摆脱这种狼狈的局面，于是，斯大林立即出台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农民统统组织到集体农庄里去，建立起一种能对全国分散的农户实行有效控制，实行层层严格管理的行政体制。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全国正式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这样，农民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国家的计划规定，生产并交出国家所规定的农副产品。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很高，而收购的价格却极低。有的农副产品，国家的收购价格，甚至抵不上生产成本。所以，苏联社会经济生活存在一种怪象：全盘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几乎都是国家的债务人。更有甚者，1932 年12月27日，苏联实行统一的公民身份证制度，就是不给农民发身份证，把农民固定在集体农庄里。这不仅是剥夺农民的迁徙权，更是在法律上对农民的人格歧视。因此，正如徐天新教授所说：斯大林创建的集体农庄，“既不是生产者的自愿联合体，也不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独立组织。它实际是沙俄村社的再版，仍然是国家牢牢监管控制的农民基层组织，是把农民束缚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依附关系狭小天地里的工具”。［14］（P256）实际上，集体农庄从政治层面说，便于通过行政权力来保证国家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从社会经济生活层面说，能远离市场，能在骨子里保持着自然经济和宗法依附关系。

全盘集体化和义务交售制，是斯大林以苏联国家的名义，捆绑农民的两根新绳索。受此捆绑的农民，饥荒之类的灾难几乎是伴生物。全盘集体化后，从广大普通农民到一些能正视现实的干部，包括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都曾接连向斯大林及其左右，反映曾经发生过的、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状况。

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中说，韦申斯卡亚区此前是北高加索地区的先进区。现在，“韦申斯卡亚区也像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区一样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种子。现在这个区的情况同其他几个区一样，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正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15］（P663）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提供一些救济粮，并调查一下那些直接采取这些不能允许的做法的人的事情；并请求调查一下那些指示粮食征购队员这样做的人的事情。同年5月6日，斯大林回信肖洛霍夫说：“你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也不错。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也不光是您所在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15］（P695-696）自从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确立斯大林体制以来，苏联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导思想，又返回到军事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看法和政策。斯大林在致肖洛霍夫的信中所直言的、对农民的看法和执政方针，基本上沿袭了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阶段对农民的看法和方针，甚至连话语体系都非常相似。

苏联的历史事实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斯大林逝世，无论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施的粮食征收制，还是斯大林实行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如果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粮食征收制是挤榨农民这头俄罗斯“母牛”，作为哺育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的第一桶乳汁的话；那么，农业全盘集体化、义务交售制则是向农民挖掘的为实现超速度国家工业化的第一桶金。

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91年苏联剧变，其间有38年，超过苏联74年历史的一半。在这38年里，曾经有6个人当政过。在这6个人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在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减轻农民负担，提升农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采取过一些有力措施，确实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和农村面貌。但是，集体农庄制度始终维护着，农业体制依旧纹丝不动，农业生产始终被堵死在斯大林计划经济的胡同里。至于马林科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人，连怎样为农民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想法都没有，好像苏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由于斯大林模式没有改变，农民通向“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依旧森然屹立着难以逾越的铁门槛。

苏联74年历史表明，农业集体化不是引导农民通向“人的自由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探求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之路的筚路蓝缕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立至今的近一个世纪里，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在不同的革命阶段，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摸索出能够把农民引向“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

中国和俄国同是农民国家，而且中国还是20世纪典型意义上的农民国家。中共建党之初，党内有的人认为应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党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大城市，发展工人运动。毛泽东认为，城市和工运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应当把发动农民革命，保障农民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所以，出身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毛泽东不同于列宁。毛泽东从走上中国革命征途开始，就作为一名与农民血肉相连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革命。

1923年9月，中共在湖南省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农会——北岳农工会。当年，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到发动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意义时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16］（P108）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特别注重农村工作。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等7个县，做过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后来做兴国调查时，甚至深入到家庭调查。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环境极险恶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都特别关注和保护农民的利益，而绝不损害农民的利益。1940年秋，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并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完全断绝。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加上又遭旱、水、雹、风、病等五大灾害，边区的军队、政府机关、学校，穿衣、吃饭，都很困难。此外，为了砍倒中国共产党竖立的这面抗日大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各抗日根据地反复、疯狂地清剿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妄想以此来囚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会议室突遭雷击，把正在代理延川县县长开会的李彩云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制止保卫部门把这个农民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反而从农民的话中引出深思。事后，毛泽东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16］（P615-616）

为了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一是抓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抓精兵简政。正是由于首先关注农民群众的生活，才得到农民群众的倾心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最终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把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作为赢得战争胜利，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本。仅仅三年，就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所以，形象地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学苏联，没有搬用《土地法令》。

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于1950年6月2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土地还家，使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实行的是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仅把土地实在地分给农民，而且给农民发土地证，即向农民颁发拥有这份耕地所有权的法律证明书。中国大陆4亿农民，欢天喜地地拥有了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大迸发。土地改革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首先要帮助农民获得自由的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迈向“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性一步，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解放的历史性转折。那几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响彻作为农民国家的神州大地上空！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开始，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也历经波折。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宣布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工业化计划实施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离开了中国革命一贯依靠农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优良传统，转向走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这条道路的要害是：从农民身上汲取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于是，毛泽东执意坚持在中国广大农村刚刚完成土地改革之后，立即实现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的衣、食、住、行，从生产到生活，统统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编制的、实现国家超工业化计划的计划范围之内。

毛泽东的主张，受到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的质疑。1955年3月上旬，主管农村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华中局第二书记的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农业合作化时说：“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一九五七年入社的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17］（P350）毛泽东听后，不以为然。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时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我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是，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柯庆施跟着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合作化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17］（P367）5月5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汇报时，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指要求放慢合作化的步子——作者），否则又要作检讨。”［17］（P369）5月9日，毛泽东同邓子恢谈农业合作化时，还把邓子恢根据客观实际得来的认识，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强调农业合作化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同志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17］（P370）

毛泽东对反映农民的真实情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义，要求放慢合作化步伐的建言，不仅不认同，而且批之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决心要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

1955年7月1日，毛泽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18］（P248）他接着说，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必然碰到“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18］（P249）最后，毛泽东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断语：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8］（P252）于是，刚刚完成土地改革，马上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农民拿到土地证还没有捂热又得交出去，实际上是被收缴了。

当时为了急速实现农业合作化，自然就和苏联农业集体化一样，少不了强迫命令。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家乡河北省安平县探亲，带回一封关于该县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信中说：该县细雨乡以“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大帽子，逼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7］（P349）

为了用超低价换取农民的农副产品，满足超高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需求，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响亮口号下，用行政命令，强令农民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大挫伤，农民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跌回贫困的泥潭。1955年7月6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说：“六月中旬收到的和顺、昔阳等地读者来信反映，由于缺粮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找事或行乞。农民怨言很多，各种谣言不断出现。 ”［17］（P395-396）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到江苏、浙江两省农村做调查研究之后，于1956年6 月12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浙江临海县的农民，劳动一年，扣除农业税、生产成本之后，每人可得原粮454斤，折合人民币31元8角，每月可得2元6角5分。1955年副业、土特产产值只占总产量的35%，并有下降趋势。农民包括副业在内的收入，每月也只有 4元多。”［19］（P132）江、浙两省农村是全国的富庶地区，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农民的收入反而大大地下降，遑论全国其他地区了。1977年结束“文革”时，拥有5亿多人口的广大农村，人均年收入仅65元人民币，人均口粮407斤。这个数字，比20年前的1957年人均年收入提高25元，人均口粮提高1市斤。1979年，全国农业人口近1/4的人民公社社员，全年收入不足50元。有的农村，农民劳动一天，只有几毛钱、甚至只有几分钱收入。中国广大农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现象，也并非个别。在这些年里，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基本上是原地踏步。20世纪的中国农民，已经过了30余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可是生活之贫困，一如既往。农民虽说都已是人民公社社员了，但是农民其实只是如同马克思所说，“一个个马铃薯”，被装进人民公社这个“口袋”。农民取得生活资料，仍然如同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说的中世纪状态，即：“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8］（P677）

马克思、恩格斯说：“解放”不是自我意识，“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0］（P74-75）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口号，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在统一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之后，改革开放从关注农民的生活起步，成为中国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转折点。

引导农民走上“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关键是否定人民公社这一捆绑农民、剥夺农民的制度设置，由农民自主地选择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开始试行“文革”前被反复批判，严令禁止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不少干部依然心有余悸。1979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21］（P531）为了破除人们头脑中的僵化思想，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再次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21］（P641）

随后，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如奔腾的钱江潮般地铺开。至1984年，全国99.96%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副产品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产品，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商品。这一改革，不仅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实际上承担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农民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持有者进入市场经济之门。由于农民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持有者跨进市场经济，不仅引发了农村产业结构布局的变化，而且立即催生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化，以及劳动力布局的市场化调整。“民工潮”涌起来了！成批成批的农民，如潮水般地涌进城市务工，为中国社会、特别是为农村社会带来以往想象不到的变化和财富。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学这部“大辞典”上，添加了“农民工”这一新词汇。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社保工作等各方面，逐步在阶段性地迈向规范化。

与此同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越来越城镇化。农村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闯出的提升农村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独特道路。

可是，中国毕竟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领土、13亿以上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各地农村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思想观念、社会沿革都千差万别。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情况之复杂和任务之艰巨，在世界上也是独特的。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下，推出扶贫这一独特的方式，成为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又一路子。以2010年价格水平标准，每人年收入不足2300元的，属于贫困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7亿。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公报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2］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要求扶贫工作一定要做到：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群众。［23］

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不断提升国家现代化的水平；又要避免两极分化，全民共同富裕。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隔绝市场的农业集体化虽然避免了农民两极分化，但是却造成农村整体闭塞，农民集体贫穷。因此，集体经济可以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生产的组织形式之一，但是农业集体化不是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让农民在国际大市场的竞争中搏击风浪；又构建全国、全民奔小康，使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逐步升级的制度性保障，这才是“鱼与熊掌兼而得之”的，是引导农民走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道路。

20世纪中后期，世界曾经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多个国家践行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横向拓展。进入21世纪，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但是曾经出现过的横向发展之宝贵，是为马克思主义更稳健地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这是任何理论研究所无法代替的。经过世纪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马克思主义向纵深的推进和发展。不管农民成为“自由发展的人”还多么漫长，但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本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目标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致恩格斯［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姚海.苏联史：第1卷（俄国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2］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M］//列宁选集：第4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论合作社//［M］列宁选集：第4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G］//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5］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6］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8］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2015-10-30.

［23］习近平：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群众［N］.新民晚报，2015-11-29.

［责任编辑郭彦英］

中图分类号：A811；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4-0036-14

收稿日期：2016-03-06

作者简介：叶书宗 （1936-），男，浙江天台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A Study on 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f Marxism——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ist Country's Practice of the Liberation of Peas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YE Shu-z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f Marxism was the pursuit of“the free development of men”.In the long course pursuing the ultimate goal，the free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served as an important measurement of evaluating the“free development of men”.Marx and Engels both provide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free development of peasants.The 74-year history of the first so-cialist country Soviet Union suggest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was not a proper way of leading peasant to free develop-ment.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Mao Zedong didn't follow the Soviet mode in peasant liberation and finally gained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As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served as an imitation of the Stalin mode，it was full of setbacks and recessions.Later the opening-up policy made peasants free from irrational regulations of “People's Commune”and brought the country back to 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f Marxism.Chi-nese peasants were given more freedom to compet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benefited from a prevalent livelihood-orient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The course of rural urbanization and poverty-relief system served as the Party's critical efforts in leading peasants to a“free development”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exploration on real ways of“the free development of men”.

Key words:fundamental essence of Marxism；“the free development of men”；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the opening-up；rural urbanization；poverty-r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