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宇 红

(太原学院 中文系,山西 太原 030032)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新歌剧与乡村社会
——以关头村为例

武 宇 红

(太原学院 中文系,山西 太原 030032)

革命根据地关头村新歌剧的产生是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传统文化的变迁包括戏剧内容的创新、戏剧演员身份的演变、戏剧功能的转变。新文化的产生对当时的乡村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发挥政治教化功能、促进社会风气改变的同时,促进了当时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军民关系的融洽。关头村新歌剧的产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和当时整个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从一个村庄即可透视整个山西的相关历史。

革命根据地；新歌剧；乡村社会；关头村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戏剧运动,以教育和发动群众为目的创办了新歌剧。关头村在抗战时期是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扎地,晋绥八分区党政军领导在此也开展了新歌剧演出,并帮助本村村民自编自演新歌剧。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戏剧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研究比较少,尤其是以一个村庄为视角进行的系统完整的分析则更少,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采访关头村老人的方式搜集,通过对比分析关头村抗战前秧歌与抗战时新歌剧的不同,总结新歌剧视野中传统文化的变迁,并进一步分析新歌剧的产生对当时乡村社会的影响。

一、抗战时期新歌剧的产生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开始由中国共产党真正主导。1942 年 5 月 23 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为人民大众服务。其中专门指出“我们的戏剧专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知识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1]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山西各根据地掀起了深入农村、深入群众的新剧创作高潮,发动群众的集体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新剧创作的最大特点。

1943年冬,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党政军机关结束了经常转移的历史,进驻屯兰川关头村,进驻不久,八分区司令部就在八地委书记兼第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罗贵波的领导下在野儿沟开荒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时,分区领导很重视文化工作,他们请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晋西区党委的七月剧社来驻地演出,八分区大众剧社及八分区各部队的文艺宣传队和剧团也参加演出,[2]88演出剧目有《白毛女》《走雪山》《兄妹开荒》《减租》以及模范英雄张楚元英勇抗击敌人的故事。部队文艺宣传队还以关头村村民的故事为题材编排新歌剧,《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兄妹开荒》等基本上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思想不断进步和英勇抗敌的先进事迹。当时演出地点在观音堂(整风运动遗址),演出的频率为每周一次。*王长成,男,1925年生,关头村村民，退伍军人,以上内容系其口传关头村村民在部队文工团的影响下,结合本村的实际,组织兴办新歌剧团,演员有杨连娥、尤改兰、王佩清、任赖羊、王长栋等近二十人。剧目内容主要由王佩清编演,剧目有《二流子改变》《吸洋烟》《山药蛋》,主要反映改造二流子、抽大烟,批判邪门歪道、虐待老婆等不良风气和鼓励人民生产的内容,以教育人民。1945年2月13日,八分区党政机关和关头村群众欢度春节。13日和17日(大年初一到初五),军民共同演出各自创作的戏剧。[3]这些文艺演出不但使得驻地群众大饱眼福,同时还对当时的乡村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后,部队随之转移,新歌剧团就此解散。

二、新歌剧视野中传统戏剧的演变

秧歌是近代以来关头村最早的文化活动,剧团大约成立于民国初年，由杨士林(外号二母猪)带头组织兴办。兴办资金来源于众人分摊。参加人员有任五子、杨虎生、折高宝、马吉秀、杨增祥等三十人。*同①关于剧目内容,本村好多老人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两件趣事“任五子学鼓”和“娄烦姑娘藏旦角”。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以秧歌为代表的民间小戏在乡村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抗战前的民间剧团主要以盈利为目的,戏剧内容主要反映当时的农民生活和小商人生活,如《割田》《回家》《卖元宵》,以娱乐为主,当时的戏剧演员身份地位也比较低。抗日战争后,应党中央文化政策的要求,新歌剧逐渐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民间小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剧团成为共产党重要的舆论宣传场所,新歌剧成为其宣传工具,戏剧演员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戏剧演员成为“革命宣传战士”,戏剧的功能由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教化为主,群众对戏剧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戏剧内容的演变和创新

抗战时期,八分区部队剧社和文艺宣传队在关头村演出的新歌剧内容上与之前的秧歌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白毛女》《走雪山》《兄妹开荒》《减租》以及模范英雄张楚元英勇抗击敌人的故事,这些剧目的英雄主要是反映农民翻身做主人、与地主进行斗争、积极生产以及歌颂英勇抗击敌人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关头村村民受其影响,自编自演《二流子改变》《吸洋烟》,《二流子改变》就是以本村二流子三疙瘩为原型编演的,三疙瘩好吃懒做,不好好干活谋生,生活还不检点,于是村民们编演了他的戏帮助他改变，《吸洋烟》也是根据当时村里的实际情况编演的,当时村里种洋烟的特别多,政府都抓了好几次,人们意识不到种洋烟的坏处,于是在部队剧社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村民们编演了这个剧目。*王福如，男，1927年生，关头村村民，抗日战争时期冬学教员，儿童团团长，以上内容系其口传这些剧目响应了根据地政府提出的“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而创作”的要求,将戏剧与政治相结合,改变了以前民间小戏主要以家庭戏为主、很少涉及政治层面的状况。

(二)演员身份的演变

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戏曲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乡民对艺人的偏见和歧视却从未改变,艺人被视为下九流阶层,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的俗语,如“戏子不是人,死了不能进老坟”,“一不可学剃,二不可学戏”等等。这些都表明唱戏之人的社会地位极低,也正因如此,农村有着“好人不学戏”的说法。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传统观念在根据地很多普通民众中仍然存在,他们认为,艺人就是戏子,是被瞧不起的,甚至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也把剧团当“戏班子”,而艺人则被认为是“吊儿郎当的家伙”。[4]即使很有名气的演员,人们还是说:“到底还是戏子”。就拿“娄烦姑娘藏旦角”一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民众对艺人的态度。关头村秧歌曾走访娄烦,在娄烦一个小村里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当时村里有这么一户人家,一个瞎眼的老婆和她的四个姑娘,当这批演员到她们家吃饭时,四个姑娘就跟六个唱旦的说“您看,我们娘是一个瞎眼的娘,她非常喜欢听你们的秧歌,可怜她老人家眼瞎不便亲自到戏院里听你们唱,能不能给我娘在我家唱唱?”六个唱旦的不由分说便唱了起来,台上已经“打通”(预备开演)了,他们还在给大娘唱,他们要走,可被四个大姑娘拦住藏了起来,好不容易才被找到，却因耽误了正式演出而遭到惩罚。秧歌结束,秧歌队竟然被拦住不让回家,后还是先让几个唱旦的偷跑了,这才让他们回来。*同①虽然老人讲这个趣事是想表达当时关头村的秧歌很受欢迎,但是通过这个趣事也能反映民众对待戏剧演员的态度,也许他们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对演员的喜爱,但更多的是传统文化中民众对艺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由于新歌剧内容及功能的特殊性,演员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戏曲表演者被定位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与尊重。[5]演员由为娱乐而娱乐的戏子演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宣传战士”。“部队文工团和村民自编自演的剧目进行会演时,村里群众看得很认真,没有人像以前看戏那样起哄”“那是政府的人,唱的是新戏,教育人们的”*王福如，男，1927年生，关头村村民，抗日战争时期冬学教员，儿童团团长，以上内容系其口传，关头村村民对待新歌剧演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戏剧功能的转变

传统民间小戏在娱乐之外还存在着教化的成分。但这种教化更多的只是乡民和戏曲表演者对生活的一种自发感悟,多以惩恶扬善为主题,并且依附于娱乐之中。在这里,娱乐是本,教化是末。[5]关头村的秧歌属于传统民间小戏,其在当时的功能也是以娱乐为本,教化是末。而在抗战时期关头村产生的新歌剧,其功能发生了转变,以教化为本,娱乐是末。《二流子转变》反映本村二流子的真人真事,是对本村二流子三疙瘩的直接教育,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剧种教育如此直接。《吸洋烟》也是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向老百姓讲述了种洋烟、吸洋烟的坏处,这种以戏剧的方式进行教育,对于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基本上是文盲的村民来说,效果非常好。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新歌剧虽然是在旧的民间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实质上已经是和旧的戏剧不同了,它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逐渐由娱乐功能为主转变为政治教化功能为主。

三、新歌剧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必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产生一定的影响,新歌剧的产生也对关头村产生了一定影响,新歌剧作为党中央政府的舆论宣传工具,发挥其政治教化功能,在改进社会风气的同时,为促进政策宣传、生产运动、军民关系等服务,并对其产生一定影响。

(一)新歌剧促进了减租减息运动

1943年秋季,关头村在晋绥八分区抗联主任侯建华和王增谦组成的工作组领导下,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2]60开始减租减息时,有的农民害怕减租减息会使地主不愿出租土地,自己的生活失去依靠,他们认为租种人家的土地,给人家交租子是应该的,而种了人家的地,又减人家的租子,良心上过不去。工作组对农民进行了启发教育,帮助他们算账,让他们明白向地主交租是应该的,但是租额太高,农民一年打下的粮食除交租之外,所剩不多,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生活得不到保证,所以要减租。况且减租减息是政府的政策,各地都得执行,所以不必担心和地主搞僵关系。一部分农民放心参加到减租减息运动中来了,但也有一部分农民存在顾虑。*同①1943年冬,八分区部队文艺宣传队在关头村演出新歌剧《减租》,该剧讲述了地主如何剥削农民,减租减息和抗日战争、农民切身利益相关。歌剧《减租》让农民更直接形象地了解减租减息政策,消除了农民存在的顾虑，促进了当时关头村的减租减息运动,鼓励农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减租减息的运动中来。“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对全村剥削量较大的几户地主、富农进行了清算。富农马玉良,平时大斗进,小斗出,利滚利,对群众分文不让,清算他的时候,他耍滑头,态度很不好,绕绕弯弯不愿交出他的约帐。群众气愤极了,就在他院里安起大锅吃他的粮,终于逼使他交出了约帐。另一户富农杨玉禄,平时对群众剥削量并不小,但对群众的态度好,运动中只让他交出约帐了事,没有对他进行斗争。运动后期,农会让被清算的地主富农按二五减租下来的租息退给了多年来受剥削的农民,同时也让农民向地主富农交了应交的租息。减租减息结束后,彭德怀、刘伯承两位元帅由晋东南回延安,在村里住了3天。他们了解了减租减息的情况后,表扬了村里的减租减息工作。”*王长成，男，1925年生，关头村村民，退伍军人，以上内容系其口传

(二)新歌剧促进了大生产运动

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机关在关头村刚驻下来不久,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罗贵波与村干部武清海作出了在村南河滩打坝淤地的计划。专员康世恩在武清海的协助下,亲自到村民中组织变工队,并帮助订了生产计划。八分区机关、部队、干训队都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寻找和安排了开荒生产基地。*同①打坝淤地和开荒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群众对此积极支持。新歌剧《兄妹开荒》对发动村民生产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即使是其他剧目也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村民们打坝垦荒忙碌完后,回村里看演出,每周一次的演出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在身心得到更好的娱乐后,促使村民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来。“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关头村筑坝9条1000米,可淤地40～50亩,并修了一条水渠。还在村里野儿沟开了几十亩荒地种了莜麦和山药蛋。”[2]94当时开荒后收秋,土豆丰收了,特别多,大概有大几万、十几万斤土豆,关头村村民们为了表达丰收的喜悦,还自编自演了新歌剧《山药蛋》:“我的名儿叫山药蛋,家住关头野儿沟,热一盘,冷一盘,顿顿离不了山药蛋……”*王长成，男，1925年生，关头村村民，退伍军人，以上内容系其口传可见,当地的大生产运动和新歌剧演出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

(三)新歌剧促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

新歌剧演出采取军民会演的方式,并在部队文艺宣传队指导帮助下,村民们自编自演了新歌剧。这样一种演出方式促使军民由文艺的交流升华到军民感情的交流。在《古交革命老区》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1945年2月13日是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分区各机关和关头村村民都制作了红灯,排练了许多文艺节目。这天,八分区党政军机关和村民千余人在村中打谷场上举行联欢。在党政军民各机关互相拜年、送礼完毕后,全场千余人从首长到普通妇女、儿童都走上街头扭起了秧歌舞。2月14日,驻地军民逐户拜年,附近10里的群众、群众剧团向分区党政军首长、部队拜年。各机关部队同志也挨户给群众拜年。初一到初五(13日到17日),每天每夜都有军民自己创作的秧歌、戏剧演出。在联欢的同时,分区党政军机关分别举行了军民关系座谈会。”[2]95在党政军机关领导的帮助和新歌剧的教育下,关头村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整个乡村风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抗战时期关头村新歌剧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可以延伸到整个山西的革命根据地,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与关头村极为相似,韩晓莉《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就以山西为考察对象,对整个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乡村社会的改造进行分析。“戏剧运动的开展使戏剧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组织演剧和看戏不再是由村民决定的自发行为,而成为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为配合各项中心任务的宣传动员工作。通过戏剧这种民间文化形式,政治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群众与根据地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根据地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很大转变。可以说,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不仅改变了民间戏剧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社会的面貌。”[6]

[1]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820.

[2]古交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古交革命老区[Z].太原:太原美林老区印务有限公司,2010:88.

[3]杨中发,杨海平.古交市关头村杨氏家谱[Z].太原:山西方圆文化设计中心,2007:106.

[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516.

[5]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J].近代史研究,2006(6).

[6]韩晓莉,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11(3).

[责任编辑：姚晓黎]

New Opera in Revolutionary Base and Rural Society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Taking Village of Guantou as Example

WU Yu-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2, China)

The new generation of opera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of Guantou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e Innovative content of the drama, evolution comedian identity, and change of the drama function. Generating a new culture of rural society at that time had certain influence to the social life: playing a role in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social climate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he movement of rent and interest reduction, Great Production Mov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w opera and rural community in Guantou are the relations of the theater movement throughout the 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and rur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llage, we can see the relevant history in 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new opera; rural society; Guantou Village

2016-06-07

武宇红(1986-),女,山西古交人,太原学院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2096-1901(2016)05-0006-04

K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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