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翀昊,司汉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陵 712100)



论技术异化及其社会机制
——兼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思想

万翀昊,司汉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陵 71210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合谋造成了技术对人的异化；技术是资本主义利用工具理性控制社会的手段，使社会陷入全面异化；要超越和克服技术异化，需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实现人本质的全面复归。但该学派未意识到技术异化源于人类的局限性，他们只是选择性地观察和批判西方发达社会的技术异化，无法将异化研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鉴此，研究应从文明的高度论述术异化及其社会机制，不可对技术持因噎废食的态度。

关键词：技术理性;异化;社会机制;法兰克福学派

德国汽车制造厂内一名员工被机器人杀死，该新闻不久前在网络上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类文明是否真的到了机器主宰人类的时代？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已然成了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遭受到技术的“规训”，丧失个体的自主性，成为依附于机器的“单面人”。这些现象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集中批判的对象，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技术，强调技术造成了人类价值的失落；但该学派的异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忽视了对技术异化深层根源的探讨。鉴此，本文结合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思想的评价，在异化-文明框架下剖析技术异化的本质和社会机制。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技术异化内涵的深化，也使人类摒弃对包括技术在内的文明成果所持有的因噎废食的态度，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启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

技术理性批判的兴起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息息相关。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借用韦伯的理性中介和工具理性等概念，结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霍克海默认为启蒙是为世界祛魅，用知识取代幻想，通过启用理性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去主宰理性，以实现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但本来以解放人为目的的理性工具却成了奴役、压迫和统治人的工具理性。理性的工具化使得人们只注重效率、功用、计算，放弃了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导致人类思维方式片面化乃至生存方式工具化。基于此，马尔库塞深入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技术异化的内在机制——资本主义。他把人和社会的异化归咎于技术，认为“机械化和标准化的技术过程，本应该是将人的能量从必然性中释放出来走向一个未知的自由王国”[1]，可因为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造成了人的单向化，技术与理性相结合开始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控制。在政治领域，“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充满了政治的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物的工具化——成为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2]。在思想意识领域，人们满足于技术所制造的产品的虚假需求，失去了批判性思考，形成一种肯定性的实证经验思维方式，这种单向的思维方式是“被技术社会那压倒一切的、不知名的力量和效率所强制”[2]。而经济领域的单向化表现在过度的生产和消费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人们依附于机器和商品，却成为工具的附庸。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作用时，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异化，意味着整个人存在的异化。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他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者的关系来体现，由此表现为人同劳动产品、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因此，人只有在对最自己全部本质的占有之后，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要实现对异化的超越和扬弃，必须由无产阶级带领全体劳动者实现财产公有制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劳动异化。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强烈批判晚期资本主义，试图寻找克服技术异化的途径，促进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霍克海默认为资产阶级利用技术手段控制物质生产、消费、文化娱乐和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全方位操纵了人的思想方式，形成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由此，只有消除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技术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马尔库塞认为使理性去除工具化，将价值重新整合到技术之中，技术就不会奴役压制人类，而是带领人类走向自由和全面解放。弗洛姆认为，健全的社会，人性将会剔除贪婪等本性，人们不再盲目追求财富，每个人都关心社会事务，“允许并鼓励社会成员彼此相亲相爱，它可以推进每个人在其工作中的创造性，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在共同的艺术和仪式中表达自己的内心需要”[3]。因此，马克思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同样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目标。

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的角度强调了技术对人的异化，其思想具有足够的批判性。他们选择性地观察西方发达国家，而罔顾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状态，也罔顾技术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价值，明显带有选择性批判的价值乌托邦倾向。其一，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试图在批判异化的过程中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借此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理想社会。他们简单地认为，消灭了私有制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异化。但如果没有弄清楚异化的人性和社会本质，仍然在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逻辑中打转，异化的扬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触知的目标。其二，法兰克福学派企图否定工具和技术，回归人的价值和情感诉求，却没有查明价值和情感的相对性。他们简单将异化归咎于技术，而忽视了技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其三，工具理性日益膨胀的背后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欲求和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而法兰克福学派一味拓展技术异化的外延，批判技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对人和社会的异化。

(二)根源：人类局限性

原始的蒙昧时期，人类生活在部落群体中，即使演化到现在，在知识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基于生物学结构(biological constitution)的人类本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本能构成了其他动物的主要能力，那么对人类来说，与其他动物相统一的自然本能也构成人类个体和群体能力，也就是社会性能力的基础。而本能也是人类局限性的根源，它先于文化和道德存在，也先于理性的存在，“正如本能比习俗与传统更古老一样，习俗与传统也比理性更为古老”[4]。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在于它使人类走出狭隘的部落和小群体，长期经验的积累及这些经验在人际间的扩散和传播，逐渐演化出如今被我们称为文明的各种东西。但是“事情的结果总是与预期有点不一样。我们几乎从未造成我们原先所希望的结果，我们还经常得到并不想得到的东西。这些不希望的结果还无法消除”[5]。这些不希望得到的结果，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技术的异化效应，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不断试错和积累逐步演化出来的，文明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凝结，这些经验既有代代相传的知识技能，又有隐藏在工具背后的潜在风险。之所以有这些不希望得到的结果，正是由于人类的局限性，即自私、无知、迷信和盲从，通过集体意识，使这些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弱点经由群体而不断放大。

自利或自私是人类基本生存的主要特征，正是自利或自私的特征造就了人类的理性。人类行为动机都来自于利己之心，人类不断改善生产工具，从刀耕火种进化到拖拉机等现代机械，增加粮食生产，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控制或监控技术实现了人们安全的保障；信息技术的发明有利于信息的自由、快速传播等。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看重和崇拜任何单一的工具，其根据也在于人们意识到该事物的有用性，从而对其产生依赖，“没有利己主义，就没有依赖感”[6]。人类日渐离不开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利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技术和工具不断进步的历史，人们坚信技术可以打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如同宗教信众对于天国理想的信赖一样。

无限的自利之心推动人类不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探索现实环境，发展出包括科学知识和技术理性在内的理性能力。正如哈耶克所说，理性并非先天拥有，而是人类后天逐渐习得的一种有限的能力，由此也就决定了它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人认识能力的先天不足，以及知识的缺乏也是技术异化的根源。人类社会的知识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个体之中，任何单个的人都只可以掌握有限领域的有限知识。人类已有的知识虽表面上强大，但面对无限的世界，这些知识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对于任何个体而言，他有许多其他个体所不具备的独特知识，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的专家。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依赖着这种“分散、片面、不完全”知识的运用才得以维持，如果个人的知识是完备的，便会导致人类理性的狂妄自负，试图一劳永逸地超越和克服异化，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技术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个人越是无知。承认无知才会使得个人拥有更多的知识，才会使人类从自己未拥有的知识中获得进步的源泉并且超越无知，逐渐形成理性的成果，防止理性的滥用，“对无知的承认，对无知的应付，才是文明的基石”[7]。但其代价之一则是人不可避免地单向发展，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

人的演化是一个逐渐摆脱自然世界束缚、不断获得独立性的社会化过程。在前现代社会，人受到自然的束缚，“自由”却无知，但是原始社会和自然给了人类一种基于无知和神秘的依赖和崇拜。现代社会，人们脱离原始束缚成为自由的个体，但却日益感到人在社会世界中的渺小、孤独和无力。技术使人类从自然世界的压迫中获得了解放，却又陷于社会世界的羁绊中。异化与其说是来自自然的，毋宁说更多来自社会，也就是人的社会生活。但无论如何人类不可能没有依托于各种需要的价值感，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像寄居蟹一样，要寻求一个寄居的世界以使自己的心灵有所皈依而不至放浪形骸。这也是人类对于追求的价值的根源，如荣格所说“就像人的身体需要盐一样，人类的心灵从记忆难及的洪荒年代起就感觉到了信仰的需要”[8]。但是人类在行动中的欲求和价值在不断发生变化，个体无法追求一个确定的最终目标和理想世界，只可以追求和迷信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如技术、道德、宗教、制度。人类的活动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在追求这些目标和手段的过程中，集体无意识在群体中不自觉地发挥了凝聚和召唤的作用，形成某个时期为群体所共享却又难以为个人所发现的心理。个人在群体中为了获取安全感，自觉与集体保持一致，而整个集体又对完美世界盲目崇拜。所以人们对工具的过分轻信和崇拜，实则是对“原始纽带”的一种依赖，想从权威获得庇佑，以达到完满的文明世界。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崇拜心理，促使人类对技术的不断发明和利用，并且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实世界越残酷，妄想完美世界的欲望愈强烈，而技术的目的性、间接性和实践性恰好契合人类集体追求文明逃避现实的心理。如此一来，人们对工具的依赖只会越来越深，异化则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三)技术异化的本质

以上讨论归结为，异化源于人类欲求的无限性和对某种单一出路的过分迷信和依赖。人类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却因无限的需求，试图去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来安身立命；人类试图在相对中追求绝对，在有限中追求无限，故不自觉地被异化。换言之，异化集中表现为人们由于无知、有限甚至惰性，追求某种貌似最有利的东西，却意外收获了各种有害却又无可克服的东西。也正是如此，人类借助各种有形无形的工具以满足无限的欲望，不得不放弃全面发展而成为单向度的存在，不断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高级文明。这意味着异化是人类文明的另一面，或者说文明本身就是异化。人类要彻底摒弃异化，也就意味着放弃文明，回归野蛮和原始状态。然而，诚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指出的，“只有浪漫主义的蠢人，才会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则是婴儿因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而萎缩、死去，营养不良甚至使脑子失灵”[9]。

研究技术异化，就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人的技术异化存在方式，人和社会有追求技术进步的需要，结果造成了人对技术的依赖。技术通过效率和分工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却造成了大量失业及人的个性和人格的单向化，对社会来说则造成了环境污染和人在社会生活中对技术的依赖。技术的规模化使用造成了社区的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有机化，但使人失去了在机械社会中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归属感。法兰克福学派错误地将矛盾指向技术，认为是技术的这些特性导致了人的异化，甚至得出“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10]。技术的产生和发明不涉及人的价值，它不可能解决人的归属和精神问题，更无所谓对人类的善与恶。技术的本质是人造物，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创造技术，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其造成的负面效应仍应归咎于技术的使用者——人类本身，而非简单地去谴责技术。技术的不断发明且大规模运用，达到了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却无意中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影响；人为了提高空间的有效利用率，不断建造高楼大厦，却无意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这些负面现象表面上是因技术的目的性、间接性和实践性所引起，但实则应追究技术背后的使用者——人，技术只是充当了人类破坏环境、大量失业、人格失落等负面现象的替罪羔羊，但法兰克福学派却无法看清技术异化的人性和社会本质。分析技术异化仍然要从人的自利心入手，人类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满足自身需求来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可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局限，在利用技术的过程中，“无法预见一个技术行为的全部后果，每一项技术的运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某种不可预见的效应”[11]，从而迷信技术工具是打造理想世界的有效手段，轻信工具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追求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最终造成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人的异化，这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

(四)分工和交换：技术异化的社会机制

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是技术异化的主要外在机制，两者从社会方面作用于技术与人的关系。如果缺乏外在社会机制，技术就无法实现社会化，从而无法成为社会的技术，对人的异化也就难以加深。正是因为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人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异化程度也越来越深，这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生存状态。

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也使社会结构日益完善。同时社会分工的出现也打破了人类原本的全面发展状态，使人的活动不再呈现为一种类的活动，而是一种个体的活动，人开始变得专门化和职业化，且不得不变成“单向度的人”。伴随着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转型，个体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整个社会也由于分工开始多样化。“分工一经出现，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技术，确切地说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2]社会生活的固定模式限制了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只能部分展现自己的本质，这是文明进步的成果。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异化的最终根源就是被迫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固定化。“分工只要是自然形成的，这种力量会压迫人，而不是人奴役这种力量。”[12]而分工的固定化，却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和社会机制，加剧人的异化、孤独和疏离。“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股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这些共同的力量是某种异己的外在力量，它使得人们日益依赖这种分工的力量。”[12]

社会分工是技术进步的集中体现，“哪里有较高的技术进步，哪里就有深刻的社会分工，哪里有明显而深刻的社会分工，哪里就有人与人之间更深的相互依赖”[13]。但是，“社会的流动性，传统社会尤其是亲情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乡村亲密感的消失，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感等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目前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14]。社会分工，特别是一些专门的社会职业的出现，都会严重加剧这种异化、孤独和疏离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缺乏彼此间认同和沟通，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缺乏归属感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通病，但这是文明社会所无法避免的。因个人能力不足，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得不选择某种单一的职业并使技能相互衔接以形成整个社会的协调与配合。可见，人类要形成全面而且整体的能力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个人必须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和机会来换取整个社会的进步，每个人不得不有所特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片面化和单向化。因此，人类必将日益依赖技术，依赖技术手段加工成的产品和社会设施，社会各部门间相互依赖联系更加紧密，但这也使人的异化程度加深，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各领域通过技术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合能力的提高、依赖程度的增加以及异化程度的加深，正是社会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社会分工的出现和不断加深加速了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使得社会逐渐告别自然状态，进入对人工技术和工具日益依赖的现代社会形态。市场交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也是促进职业、人口、社区等一系列社会结构调整的社会机制，它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市场机制源于人人自利的倾向，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和制度成果，但这种成果，不仅是一种经济和制度的异化，甚至也是包括技术异化在内的其他社会异化的基础。在由货币为中介的市场交换中，任何人利益的实现都需要以满足其他人利益为前提，或者他人利益的实现是自己利益获取的手段。在经济方面，市场机制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基于工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社会财富不断累积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也把整个社会卷入了一个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的来临。在社会系统方面，这种以互利关系为纽带充当合理工具的市场机制不断发挥整合作用，使得社会结构日趋完善、社会领域日益丰富及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由于大机器工业技术文明的出现，传统农耕社会中的血缘联系和自然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换，衍生出了许多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性的社会需要领域，如教育、餐饮、居住、公共卫生、娱乐等。市场机制不断整合人类需求，使与之配套的社会功能也日趋完善，逐渐呈现出一个分工精细、专门化程度高、功能齐全的现代城市社区形态，即文明社会。

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及市场机制的社会整合能力提高的同时，人的工具化程度也日益加深，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日益走向衰微和混乱，结果人越来越远离作为自然人的本性，穷奢极欲和灵魂空虚正是现代社会的两大特征[15]。打造文明社会的同时，人类也在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自我的异化，即工具化或技术化，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人的单面化。他们没有对单向度的人与有机社会形态下的人的状态作比较，仍在幻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片面以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价值，丧失了反思和批判能力，并造成了精神失落。但正是这样单个的工具人在市场和分工机制下通过自身利益与他者进行紧密的互动，整个社会才可以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效率高且结构合理的文明社会，或是异化的社会。因此，工具人或单向度的人是技术异化的必然形态，与分工和市场机制紧密相关，而与实体的技术无关。

(五)小结

如同异化是人类文明的伴生成果一样，技术异化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状态，源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或人性的弱点。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人们偶然获得的许多成就，是人类行动非设计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演进理性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在于，借由工具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抑，试图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消除异化，使人的自由全面实现。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到了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却没有看到理性本身是属人的东西，也没有看到异化的必然性存在于人的局限性和由人结成的社会的局限性，也就是异化存在于人类文明的结构中，他们自然也就找不到一条克服技术异化的可行之路。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所依托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衰落甚至解体的深层原因。

价值和工具的矛盾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永恒主题。无论在任何意识形态和体制框架内，异化永远是不可规避的人类状态，因为人的局限性，而且这些局限不可能最终完全被克服。法兰克福学派仅仅关注西方文明工具理性的异化，而未察觉在东方文明中价值理性对人异化的严重性。因此，异化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异化也就是文明本身，技术异化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从更为抽象的哲学和形而上学角度看，人类异化根源于价值和工具之间可能甚或必然存在的龃龉，为了价值忽视工具，为了工具迷失价值，都是人类的异化状态。“……人不可能离开工具，只能使工具具有更多的实效性、便捷性和简易型，这就是工具理性，并使之永远为合理的价值即价值理性服务，尽管工具同样有它不可克服的异化效应。”[16]面对异化的不可规避性，人类可以做的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局限，并防止由克服这种局限性的努力所造成的各种文明形式成为一种绝对的存在，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克服包括技术异化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但又不能因噎废食地简单抛弃任何文明成果。人类乃至人类社会可以通过重构社会理性、强化社会监控、恢复人的中心地位、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将技术对人的异化程度减到最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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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司汉武.价值与工具[M].香港：香港教科文出版有限公司,2003:486.

On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Its Social Mechanism——Comment on the Technical Alienation Thought of Frankfurt School

WAN Chong-hao, SI Han-wu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Development,Northwest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Frankfurt school thinks that it i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apitalism that results in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at technology is a means for capitalism to control the society by virt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ich makes the society fall into full alienation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deal society and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so as to transcend and overcom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but Frankfurt school fails to realize that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derives from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s. They only selectively observe and criticize technical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societies, which prevents alienation research from rising up to the heigh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its social mechanism should be elabo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attitude of “giving up eating for fear of choking” should not be taken towards technology.

Key word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alienation；social mechanism；Frankfurt school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2-0061-06

(编辑：张文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