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春鑫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解读

臧春鑫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编制完成将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的研究工作， 为政府部门相关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并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产生深远影响。

编制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动植物区系组成复杂， 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显著，起源古老， 拥有演化系统中的各种类群， 也是许多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16》，的数据显示，我国已知生物物种86575种。包括动物界35905种，植物界41940种，细菌界469种，色素界2239种，真菌界3488种，原生动物界1729种，病毒805种。

同时， 我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方面，人类活动造成的资源过度利用、生境丧失与退化、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我国动植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国外一些机构以科研合作或其他形式不断收集我国的生物资源， 使我国生物物种资源面临较大的流失风险。

根据2008-2011年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记录，出境的生物物种有10403个批次（占出口总额的67%），出口到160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 建立了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自2003年以来已召开了7次会议；成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自2012年以来召开了两次会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经国务院第1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布实施，2014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中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惠益分享管理的通知》，2015年成立了《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确立为主要目标之一，将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积极参加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谈判和履约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作为重点任务。这些工作机制的建立和法规的出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鉴于我国生物物种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拯救我国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此外，还针对地区开发建设活动导致动植物栖息地大量丧失和片断化、许多珍稀物种数量锐减以及一些重要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采取了建设自然保护区，扩大自然保护区数量和规模等抢救性保护措施，减缓了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趋势，一些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 部分物种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但是，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对我国整体野生动植物资源受威胁状况缺乏全面的了解， 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所以， 评估我国已知物种的受威胁状况， 制定红色名录， 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 对于推动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只提供了全球范围的物种濒危信息， 并没有评估每一个国家所有物种的生存状况。一些物种跨越国界分布， 全球的生存状况并不能反映其在个别国家的生存状况，一些全球无危的物种在位于其边缘分布区的国家里却可能是极度濒危的。因此， 世界各国的物种濒危状况有待于各国专家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引入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标准开展物种濒危状况评估工作，陆续出版了红皮书或红色名录等。但受评估范围和评估对象所限，无法全面反映我国生物物种受威胁状况，并且由于时代发展，物种数量和分布现状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的评估已不能客观反映现阶段物种受威胁的状况。2008年，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编制工作。《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分别于2013年9月和2015年5月正式对外发布。

编制过程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评估主要采用了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IUCN濒危物种等级标准， 即灭绝（Extinct， EX）、野外灭绝（Extinct in the Wild， EW）、区域灭绝（Regionally Extinct，RE）、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CR）、濒危（Endangered， EN）、易危（Vulnerable， VU）、近危（Near Threatened， NT）、无危（Least Concern， LC）和数据缺乏（Data Deficient， DD）。

在具体的评定过程中， 针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在评估过程中，数据主要来自标本数据、文献数据和专家咨询。标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院校标本馆以及地方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数据，文献数据作为评估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主要包括新种发现、物种分布、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等方面。专家咨询也为本次评估提供了重要信息，相关领域的专家结合自身知识和研究成果，查阅参考文献，提供了其研究领域内物种最新信息，包括物种分类信息、种群数量和趋势、野外生境状况、威胁因素、利用状况和保护现状等。最终确定高等植物的评估数量为34450种（苔藓植物2494种、蕨类植物2177种、裸子植物249种、被子植物29530种），脊椎动物（除海洋鱼类外）的评估数量为4357种（哺乳类673种、鸟类1372种、爬行类461种、两栖类408种、内陆鱼类1443种）。评估过程包括数据收集、初评、复审、形成评估说明书等步骤。

初评

按照IUCN标准，依据物种信息评估出每一物种的等级，并给出了“极度濒危”“濒危”和“易危”三个等级评估依据。

复审

按照IUCN红色名录评估规程，每个物种的评估结果，需由评定人以外的专家复查和审核。一般采取从填表专家库中遴选的办法，邀请专家对初评结果进行复审，并完善评估依据，补充致危因素，以保证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复审过程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初评过程中被评为受威胁等级的物种以及可能遗漏的受威胁物种。

复审包括通讯函评和会议复审两种方式。通讯评审采取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工作组分析和整理专家通讯函评结果，核实其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并对物种信息表的各项内容和评估结果进行修订和完善，修改后的结果再进行会议复审。会议复审时集中专家统一讲解IUCN评估方法、标准和其他相关指南及复审要求，针对专家熟悉的类群开展评审，进一步完善评审结果。

形成物种评估说明书

复核评审结束后，按照统一格式，整理每个物种包含信息，形成最终的物种评估说明书。物种评估说明书的内容包括物种学名、中文名、科名、中文科名、本次评估结果（受威胁等级及标准）、前人评估结果（受威胁等级及标准）、致危原因概述、参考文献、图片（物种照片、分布图）、资料提供专家、评估人、复核人等信息。

主要成果

本次红色名录是对我国已知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一次全面系统评估，汇集了全国500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是迄今为止对象最广、信息最全、参与专家人数最多的一次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我国34450种高等植物中，属于灭绝等级的有52种；受威胁的物种有3767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9%；特有物种有17700种，受威胁率为13.9%。除海洋鱼类外的4357种脊椎动物中，属于灭绝等级的物种有17种（包括6种哺乳类、3种鸟类、2种爬行类、2种两栖类和4种内陆鱼类）；受威胁的物种有932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21.4%；特有物种有1598种，受威胁率为30.6%。不同类群物种的受威胁程度及其分布存在差异。其中裸子植物的受威胁率高达51%，两栖类动物的受威胁比率达43.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生境丧失和退化以及资源的过度利用是物种濒危灭绝的主要原因。此外，本次评估发现数据缺乏的高等植物有3612种（10.5%），脊椎动物有941种（21.6%），这些物种由于缺乏研究和野外调查信息，对其生存现状了解甚少，其受威胁等级可能也很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与《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04）》评估结果对比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所评估的物种中，高等植物有34450种，脊椎动物（不含海洋鱼类）有4357种；《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04）》评估的种子植物为4408种，脊椎动物3370种（不含海洋鱼类）。

本次《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对《中国物种红色名录（2004）》中的4076个植物物种和全部脊椎动物（除海洋鱼类）进行了重新评估，两次评估结果显示：在评估的高等植物中有1740种受威胁物种等级下降，1300种从受威胁物种名单中剔除，321种物种的评估等级上升，55种从非受威胁物种上升为受威胁物种。在评估的脊椎动物中有237种受威胁物种等级下降，201种从受威胁物种中剔除，384种物种的评估等级上升，94个物种从非受威胁上升为受威胁物种。

两版红色名录评估对比结果显示，我国濒危物种的保护措施已见成效。例如，大熊猫的濒危等级已经降为易危；藏羚的濒危等级被定为近危；朱鹮从极危被降为濒危；麋鹿从野外灭绝变成受威胁物种。但两栖动物等部分物种的濒危比例则明显高于以往评估结果。

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4）》评估结果对比

在IUCN红色名录官网中收录的《中国植物物种红色名录》版本较早，目前仅收录了648种植物，其中受威胁物种224种。与本次评估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有96个受威胁物种等级下降， 84个物种从受威胁物种中剔除，109个物种的评估等级上升， 其中40个物种从非受威胁物种上升为受威胁物种。

由于我国动物学家掌握的脊椎动物（不含海洋鱼类）信息比较完整， 完善了大部分中国脊椎动物的濒危状况。通过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4）》对比，中国哺乳动物丰富度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记录的世界排名第3位上升到第1位； 鸟类和两栖动物世界排名第5位， 爬行动物排名第8位。在本次评估中，鸟类、鱼类的受威胁比例低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4）》的评估结果；哺乳动物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4）》评估的濒危等级基本吻合；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受威胁比率要高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4）》的评估结果。

主要成果

（1）统计了我国已知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的物种数， 确定了物种丰富度在世界上的排名；

（2）首次查明我国已知脊椎动物和高等植物物种的本底状况， 确定了各个大类群的濒危状况和保护等级；

（3）完善了IUCN红色名录评估等级标准体系；

（4）评估分析了我国已知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的受威胁程度及分布差异；

（5）评估分析了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濒危灭绝的原因， 结果显示人类活动、生境丧失和退化以及过度利用是导致物种濒危灭绝的主要原因。

重要意义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的编制完成将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的研究工作， 为政府部门相关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并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产生深远影响。由于评估过程基于每一物种的地理分布、种群现状以及威胁因素等数据， 这就为相关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物种保护政策和规划， 以及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一，为物种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规划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可针对受威胁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种群现状制定和完善自然保护区规划，一方面合理调整原有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或功能区，另一方面根据需要在物种集中分布区或分布点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或保护点。对于那些就地保护不足以达到保护目标的物种，可因地制宜地采取迁地保护的措施，将其移入动植物园进行繁育， 或保存于国家遗传资源库中。

第二，为制定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动和保护名录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评估明确了中国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现状， 有助于确定中国濒危物种的保护优先顺序， 确定重点保护物种。例如， 可依据名录将物种按照受威胁等级分批纳入野生动植物保护名录或调整保护级别， 特别是一些新发现的狭域分布物种和近年来开发利用强度高的物种。

第三， 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提供参考依据。可依照红色名录确定重点保护物种， 尽量避免和减少项目建设对受威胁物种的影响。

第四，为开展全国物种资源本底调查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评估中数据缺乏的物种比例很高， 迫切需要开展物种资源本底调查， 摸清中国物种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受威胁状况。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第五，为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评估结果明确了我国现有动植物的受威胁等级，在生产、生活中，可根据物种濒危等级控制开发强度， 平衡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第六，为开展科学研究和普及教育提供指导。红色名录提供了物种濒危状况的详细数据，为进一步加强濒危物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是开展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重要素材。

第七，是中国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具体行动。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爱知目标》， 要求各缔约方完成生物多样性评价、保护和恢复工作。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对国内所有野生动植物开展评估的国家，我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后续工作

红色名录发布后，在以后开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将会对名录中评估出的受威胁物种，有针对性的制定保护政策，对受威胁等级下降的物种，对保其护成效及时进行分析总结；对受威胁等级上升的物种，要查明其受威胁因素，并制定相应的保护对策；对数据缺乏的物种，组织开展大规模的以县域为单元的全国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查明我国物种资源的数量、县域范围的具体分布情况、居群数量、受威胁现状以及潜在的威胁因素；本次红色名录的评估，虽然获得了物种受威胁的因素，但是这些威胁因素是随时间和空间而不断变化的，一旦威胁因素发生变化，物种受威胁的状况也会受到直接影响。

因此，对威胁因素和物种居群变化的动态监测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本次评估结果所取得的数据恰恰为建立物种观测网络提供了数据基础，用于观测和今后定期评估的对照，以明晰地揭示物种受威胁的动态变化，进而分析威胁因素的变化，找出消除威胁因素、促进物种保护和管理的有效途径。

为让更多的人知晓、重视红色名录，进一步认识物种资源面临的严重威胁，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应着重宣传野生动物资源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的重要意义，把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禁止媒体炒作野生动物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商业价值；在宣传特有养殖业的同时，必须宣传野生动物的保护。鉴于我国生物物种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拯救我国濒危物种， 保护生物多样性， 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目前，红色名录“生态系统卷”、“大型真菌卷”的编制工作已经启动，这对于充实完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