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长期执政的逻辑

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在“得民心”

中国共产党建党95年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也已经快70年了。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近年来，党内外也开始讨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党主动回应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视为自信的表现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表示，若论执政，西方的党也是“一党执政”，出现“多党联合执政”大体是遭遇了政治僵局。西式体制是，靠票数略多赢得政府权力才“合法”，合西方国家的法。执政集团治理大中华，“正当性”不在于合西方的法律，而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铁律。

西方政治哲学理解的“政党”是“party”，即代表社会某部分（part）之利益的政治组织。例如美国的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也没有党员，是各个大型利益集团协调利益的政策平台，也就是四年一度的选举平台。选举前选民需登记自己属于哪个党，这次登记共和党，下次很可能登记民主党。

中国地域辽阔，社会构成复杂，传统上缺少稳定清晰的阶级分界，也缺少美式的强大利益集团，更谈不上认同利益集团及其博弈。所以中华历朝历代都有个政治理念上统一的集团执政。这个政治理念称为“以民为本”，当今称“为人民服务”——内涵完全一样。照看“百姓”福祉，为人民服务，不是“代表”而是“责任”。

中国共产党不代表社会的某个“部分”，而是代表除了敌对分子之外的全体。西方以“社会契约”规范社会各集团利益争夺而立国，中国则以治家之道立国，视民如子。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尚黑”和“君子不党”、“结党营私”的那个党，而是“尚儿”之党，是传统的中式执政集团，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先锋队。

换言之，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在“得民心”，即获得人民的信任，不在制度上是否合西方的法律。

当执政集团团结、坚定地信仰人民利益，就是国家兴旺的时候。当这个集团越来越不再以照看普通百姓利益为己任，成了少数富人、能人的代表，质量就下降，就腐化，国家就跟着这个集团衰落。中国自古至今都是这样。

百姓的福祉很清楚。第一是政府维护好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许恶霸破坏日常生活中的公正。第二是政府守信、政策稳定，不朝三暮四，使百姓能安居乐业。第三是养小孩、送老人要变得越来越容易，让百姓有较多文化、体育的闲暇，有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百姓福祉是执政集团的信仰，是传统，是立国之本。

我们党有8800万党员，其中800万在党政机关里，8万在做领导工作。全党的党风问题是社会风气的反映。若社会充满污泥浊水，8800万人的执政党不可能独保纯洁。我们党并非简单因为“理念”或“改革”而能执政，我党是因为全心全意照顾百姓眼下的、具体的利益而能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这就是群众路线的道理，是以民为本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五个关键维度

在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

但衡量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至少要包括民主和有效。民主，不消多说，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政治制度之所以有效，往往具有这样的品格：体现了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反映了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同时回应了现实要求、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那么，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理解了决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选择的关键变量，事实上也就理解了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关键维度：历史的、人民的、文化的、实践的以及世界的五个维度。比如优秀的传统文化，总书记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积淀中得到阐释，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一个使命，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过程中也会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意义。

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阐释的过程，是不断加深对历史传统、中国现实国情、人民新期待、世界发展趋势等理解的过程。从这些方面，能够有效凝聚起利益和思想多元化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其背后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能够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在于始终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全体民众的最大利益这一边。

深入把握党的执政和领导规律

习近平多次针对一些模糊或者错误的认识专门阐述了党中央的主张。有些问题，过去是束之高阁的，但今天是勇于面对。比如法大还是党大。“‘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因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具体到每个党员、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对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就是一个真命题。

一谈法治，就会有人争论法大还是党大，这种现象无独有偶。正如一谈要搞活经济，似乎就要对企业家“放纵”一些，而一谈社会公平，似乎就要对普通劳动者倾斜一下，一谈要做大做强国企，似乎民企的地位就危险了。这种思想认识的来回摇摆，其实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

比如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这就是要让广大企业家吃个‘定心丸’”，“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干，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从根本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要努力通过一整套更加定型、更加稳定、可预期性更强的办法，来统筹不同的社会力量、平衡多样的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和阶层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和社会行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涵之一。

（《南风窗》2016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