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光

苹果与猜谜游戏

○谢宝光

谢宝光，一九九零年生，江西南康人。二零一一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江西省作协会员。作品见《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美文》《文学界》等刊物。现供职浙江交通旅游导报社，主持副刊工作。

一

一个下午，我拿起办公桌上的半颗苹果，饶有兴致地嚼着。我的牙齿健硕有力，能够切割一切立场不坚定的食物。我听见苹果的骨头在我的齿间清脆瓜裂，汁液喷溅，那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死亡的声音。我知道，死亡是一种权利，只为存在中的少数事物享有。因此，我不能说这个苹果死去了，它只是，被我吃掉了。再具体点说，它是被我的牙齿切割、粉碎成若干个部分，排队进入了我的身体，成为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极为日常、微小的环节，如果没有被刻意强调和叙述出来，它就像空气一样，难以获得存在的证据。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著名的苹果：一个被亚当和夏娃吃掉了；一个砸出了万有引力；一个被咬掉一口后成了风靡全球的商标。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苹果，显然没有这样的幸运。它挺着浑圆的小肚子，脱离母体后，在货车厢里颠簸辗转几千公里路程，来到南方的超市货架上，被茫茫人海中的我随意挑中，装入塑料袋，开启了它后半生的短暂旅程。

和橘子、脐橙、香蕉等等水果不同，我对苹果的身世一直缺乏直观的了解。二十岁之前，我从未见过一棵苹果树，无法想象它们一个个垂挂在枝头上的原始模样。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再简陋的街头商铺和小板车上都有它安之若素的身影。在我的概念里，苹果是一个因为过于常见而丧失了性格色彩和挑逗能力的词汇，它圆润、明了、廉价，富含水分，但空洞无趣，无法被象征性地使用。最直接的事实是，当我谈起苹果，甚至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但如果加上“树”这个后缀，效果就立即丰满了，这个经验外的特殊形象，一度令我感到枝繁叶茂，肺叶舒展。我在大学时期曾读到过一首写苹果树的诗歌，具体句子忘了，但初读时的感觉一直存在着，很奇妙，那些围绕着苹果树而展开的诗句像一条幽曲的小径把我引入无人之境，四周是宽阔无边的草地，微微隆起的山坡上孤立着几棵苹果树，眼前交叉着一个十字路口，我一个人走着，在一派荒凉的绿色所制造的迷幻中越陷越深。后来是在西南边陲的丽江拉市海，我首次见到了诗歌里所描述过的苹果树，脑袋里的场景孵化为一张可以真实触摸的立体纸片，那同样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地方。在一条通往湖泊的沙子路旁，大片苹果树在青蓝的天空下浅声呼吸，寂静交谈。和想象中的不同，树大多枝叶潦草，局部泛黄，在清淡的秋风中呈现轻微脱发的迹象。苹果个小，微黄，但饱满，大串集中在个别枝头上，垂垂欲落，像哪个油画家刻意描上去的。

天蓝得有些虚假，我骑一匹棕马慢跑在茶马古道上。苹果树林就耸动在古道一旁。向农夫付了钱，我们进去，伸出手，把苹果从树上摘下来，一根枝条像皮筋一样被拉扯得伸长了脖子，复又弹回两米高的空中。那天，和我一起进行这个采摘动作的是一个个子瘦小、眉目清秀的姑娘，她对苹果的热爱有种近乎宗教徒的狂热。一个个悬浮在头顶的苹果，像是一种强大的意念在召唤她，带动她脚底的那双白色运动鞋不断跃起和落下，沾满了碎泥。我的朝向苹果树款款施展的目光，不断被她起伏的影子牵绊与拉扯。这个细节使拉市海的苹果树在我的记忆中更有力地种植下来。我想起许多年里，与苹果肤色保持着惊人相似度的那张脸，微微的殷红在腮帮附近的空旷地带洇开，向周边区域隐隐扩张。仿佛，那张脸就是由苹果演变而来。我是很多年后从一张照片中忽然发现这点的，那时她已成为我的妻子。每天，月影破窗而入，或是晨光微曦时，我侧过身，视线越过一个四岁小男孩的胸脯，抵达在床的另一头，就会阅读到的一张白皙、微温又略显疲惫的脸庞，多年前竟和一个熟透了的苹果相似？我怀疑是不是时间和照片私下串通，合谋制造了这样一场骗局。弥漫于脸颊上的那一抹红晕竟然逃过了这么多年一次次深情而有力的凝视，大学时期的目光是多么敏锐啊，它像显微镜一样，即便眉宇间的毫厘变化，也会被成倍地放大，甚至在两个人之间引发一场情感灾难。而如此重要的一个细节，在我记忆中，竟然没有一丝记载。

二

我记得的是另外一个和苹果有关的细节。

二○○八年三月十日，我十八岁，坐在鄱阳湖边上的一间大学教室里。现代汉语课上，女老师讲到方言的章节，她先用锡箔纸一样的声音照亮了阴沉的教室，再用粉笔指挥一大批汉字迅速占领了东墙那块大黑板，上面虾蟹倚卧，千军万马。只是，它们已经不具备高中时代那样强大的号召力了，影响也仅仅有限地波及到前排几个座位上的女生，几束眼神胶水似的粘在上面。后排座位上那波黑黢黢的脑袋，因为山高皇帝远，自由主义情绪开始泛滥，有的用手机和教室外的广阔世界互通有无，有的在署名金庸的封皮里仗剑天涯，有的像被风刮倒的稻穗，俯首播种黄粱梦。但只有两个头发蓬松的男生自甘堕落，坚守在最后一排，一个桌上放着一本归有光的小册子，另一个放着庞德和叶芝的诗集。大学时代，最后一排座位永远是最抢手的，但在新鲜感还未退化的大一，很少出现有谁跟我和同学L争抢的局面。一般情况下，我坐在右侧靠后门的位置，他和我并排隔着几个座。L是个诗人，忧郁的性格常常使他的眼神和嘴巴都表现得涣散无力，他自卑于一米六八的个子，于是用笔为自己垒建虚拟缥缈的艺术高度。每天，寝室熄灯后，他就趴在床铺上写诗，或者在七楼走廊里用墙上的公共电话与远在昆明一个叫小鱼的网络女友煲没完没了的电话粥。他的被爱情滋润得黏糊糊的声音常常会顺着狭小的门缝飘进寝室里，变成我们卧谈会的佐料。他说，思念是半夜醒来的一只拖鞋。这句诗在班上一度风靡。大学第一学期，因为对文学的共同兴趣，我和他维持在一米以内的亲密距离，并且常常在教室、食堂和郊外的鄱阳湖畔等各类场所不断将这种关系加以深化。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会一直牢固持续到大学毕业。但是裂缝很快便在第二学期初的时候开始隐现。那时，我发现他在走廊煲电话粥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之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只有一二十分钟，从门缝间泄漏进来的语气由先前的粘稠转为干涩和波段不稳，有时干脆是大段大段的空白。那些不能被我们耳朵洞悉的剧情常常在第二天左右他的面部表情和话语特征。比如他的眼睛，仿佛两颗因吃水不足而微微干瘪的绿葡萄，挂在脸上没完没了地睡大觉。偶尔，他会因为一些从床铺下飘上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床头跳起来骂人：“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后来，他的诗歌气质也随着出现裂变，一些阴冷、不知所指的词汇游走其中。比如这首《被一道彩虹逼上绝路》：

被一道彩虹逼上绝路

看不见平原

也望不到天空

一个瞎子举着拐杖

他走不出舞姿和音乐

睡眠是他唯一伙伴

独独他清醒地睁着眼睛

他看见漫山遍野长着坟墓

栗子林落满枯叶

食物是仅有药物

饥饿却如蚁蝼之穴

写完这首诗，他就休学了，回到老家莲花县。他不写诗了，关在家里抓蚊子，抱着枕头回忆青春，无聊了，就写散文，笔调间游弋着孙犁晚年式的孤冷。半年后，他忽又风尘仆仆回到学校，眉宇间猫藏着没有过滤干净的愁苦。也许，响亮晃动的人群更能让他玩味孤独吧。他不再深夜杵在走廊里打电话了。事实上，人手一部手机后，那台腰粗膀肥的电话机早蒙上了锈。小鱼这个人名淡出我们饭后谈资的几年里，他谈了不下三场恋爱，全是实验性质的，最荒诞的一场发生在他休学期满后回校的那天，从莲花开往萍乡的老式客车上，车子随山路起伏而颠荡，把他身边一个陌生姑娘晃进了睡梦，他忽生邪念，偷偷吻了一下人家的脸，后果竟然是人家立志要做他女朋友。他被女孩的乖张举动搞懵了，紧随偷吻这个动作后的剧情居然不是一记响亮的巴掌和叫喊！这段畸形的恋情只维系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后因脾性、地域及思想口味等因素的不合拍，不疾而终。后来更邪，他的“魔爪”不断向大学低年级触探，有一年竟越过森严的大铁门伸向了城里的一所中学校园……

这是二○○八年三月十日之后很多年里的事了。

我在扮演他日常生活观察者角色的同时，也在秘密进行着自己的青春叙事。

二○○八年一月，北风呼啸，受L影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做一件事——写诗，给班上某个女生写一本诗集。题目叫《旋转回望》。二月底，我带着印好的小册子乘火车北上回到学校。一天，晚自习后，趁没人，我把诗集送到她手里。没等她反应，我转身就跑，跑出教学楼，跑进花香粘稠的春夜，像个心虚的窃贼利用黑暗来武装内心极不着调的恐慌。之后几天，情绪沉沉浮浮，坐定难安，和L骑着租来的自行车，两人豁出了体力往郊外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庄掘进，试图甩掉血管里暴涨的荷尔蒙素。我们沿着鄱阳湖西岸的广阔平原北上，用了四个小时抵达了七十公里以外亚热带丛林深处的白鹿洞书院。那是盲目而疯狂的一次骑车经历。在书院后的山洞，我们看见一只白鹿，鹿是石头做的，肢体僵硬，两眼无光，像个无辜的学生，被罚站了一千多年。接着参观了一片碑林，一些时代久远、刻度很深的文字，在山林中，和冰冷的石头联姻。它们个个野心勃勃，试图把每一个后世的来访者都培养成读者。我也写诗，写了很多，韵律不全，长短不一，但只写给一个人读。她读懂了就行。我想说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但我喜欢绕弯子，喜欢顾此言彼，我用了很多与主旨无关的词汇。我一把抓过那些词扔到锅里炒出一盘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菜。也许此刻正被她品尝，也许已被束之高阁，不管怎样，我需要一个反馈，那个唯一的读者的反馈。我往池塘里投了一枚石子，我不可能在听到池水喊痛前就走开。

三天后，也就是三月十日上午，在两堂乏味的现代汉语课间隙，我收到了反馈。她十分谨慎地从前排中间站起来，慢慢走到最后一排，在我桌上放下一本笔记本和一个苹果，头也没抬，就走回去了。好像是为了不引起怀疑，让这个动作显得稀松平常。翻开本子，竟然也是诗歌，有二十多首，手写体，标注了日期，最早的一首写于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距今两个月了，看来不是临时凑数。扉页上写着：“但得两心相照，无灯无月无妨。”什么意思？是默许还是婉拒？她的反馈竟与我如出一辙，拆开来看，每个字都很好理解，一经组合，比梵文还难懂。诗歌不是数学，不能用方程式算出答案。眼前这些字，如老翁携幼孙，把我慢悠悠地培育成了一个考古学者。

以及眼前这个苹果。同样在考验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它看着我，窃笑，没忍住，把脸都憋红了。我把它捏在手里，转了三百六十度，用眼睛一遍遍拷问。十八岁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苹果，我没法根据经验对它形成判断。我只能依据苹果的家族历史……我知道，苹果本性良善，但善通常也分三百六十个维度，就像它的颜色，有的部分绛红，有的竹青，有的暗黄，还有的粉白。色块之间为争夺苹果的话语权，互相掐架。它的歧义与繁复让我联想到旋转门——既将人迎入，也把人遣出。

我请L参与鉴定，帮我分析苹果身上携带的诸类可能。

通常，L坐我左边，有时紧挨着，有时隔一两个座，紧挨着的时候说明我们精神内核趋于饱满，与课堂的关系处于缓和状态。隔开来坐则是为身体打盹时预留足够的安放空间。那时候，困倦没来由地常常来袭，我们被这件紧身衣整日含裹，甩不开，脱不掉。座椅之间因为没有扶手相互隔断而具备了公园条状长椅式的开放性。我和L经常利用这个设置上的漏洞把它就地改造成一张床，老师在讲台边云卷云舒，我们就在底下周庄梦蝶。睡眠很少被提问打断，这两个呼呼大睡的文艺界分子直接被老师从三十三个人的班级名单中一笔勾掉，成了隐形人。起初，先秦的硝烟还在老师白皙的齿间弥漫，孔子那辆破马车还在曲阜至商丘的丛林小路上嘎吱作响，等我们一觉醒来，揉揉眼，已经民国了。我们像两具埋在课堂里的兵马俑，打个盹，就是两千多年。叫醒我的是公元二○○八年春天的一颗苹果，它抛给我一连串疑问，说，你看着办吧。L没兴趣帮我解答。他其实很早就识破了苹果的伎俩，和我不同，他思维中有一把长梯子，他顺着梯子，爬上苹果设置的那堵高墙，瞭望到了它背后的山水格局与植物脉络。当然，他不会告诉我，只是一点点表现和贯彻在他的行动中。

那天以后，他开始有意疏远我，到教室上课，我坐南墙的位置，他就移到北墙。比以往隔着更多个空座，但仍在同一排，这说明我们战线依旧统一，只是不在同一联盟了。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结伴到图书馆借书，到南湖大道两边的深宅大院里明察暗访，到鄱阳湖的草洲上吹风看鹭鸶，到消防队大院后面的橘园偷橘子，只是，不再频繁。一年后，他走出我半径一米以内的区域。两年后，他和一个室友搬到六楼，彻底从我一百八十度的日常世界里消失了。我和L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被那颗苹果一步步瓦解了。过去，我们时常带着本子，从宿舍楼步行两百米穿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栋红楼匀出的一条甬道进入实验楼，挑个没人的教室看书或者创作。现在，我转头九十度，那张脸已经被替换掉了，被窗外树影覆盖着的是另一张轮廓特征迥异的脸，从眼角到鼻梁，线条精致、有序，肩上的头发自然垂落，这是一张拥有魔法的脸，它的阴晴影响我的世界是否能被阳光照耀。它将我的生活切入了另一条轨道，之前，我一直行驶在平原，窗外是规律齐整、形式单一的一畦畦稻田，时常看到院落、篱笆、瓜果和瓦片上的霞光，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精简，祥和，空闷。现在，火车被另一铁轨带离了原先的维度，进入地形多变的丘陵地带，那里能欣赏到更加多样化的景致，比如山体缓缓流动的黑色曲线，比如疏朗的亚热带丛林，比如比青春期更诡谲和漫长的隧道——前一秒世界还一片光明，下一秒阳光就被粗暴掐灭。

三

那所大学位于鄱阳湖以西一点五公里，一九八五年胡耀邦题写的校名，建校比我出生略早。学校共有四栋教学楼，分别是一教、二教、实验楼和艺术楼。一教和二教五层高，排列成两块规矩的豆腐形状，站在最顶层视线可以越过耀邦陵园那片低矮的樟树林钩到鄱阳湖的蓝色衣角。我们大部分课程都安排在这两栋楼里进行。艺术楼在学校最东边的一片杉树林边，要穿过操场和内湖之间一条两百米长的马路，它和我们之间，只在二OO八年因书法课发展了一个学期的短暂关系。图书馆设在二教西面，扇形天井式建筑，书躲在地下一楼隐秘聚会，数量有三十多万册，以文学书居多，足够喂养我们蓬勃的阅读欲。这幢楼不仅是大学的神经中枢，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整座城市文化心脏的角色。这样说，是因为小城人文生态其实挺荒芜，没有音乐厅、电影院和博物馆，也没一间像样子的书店，即便有，你也休想看到卡夫卡、马尔克斯这批文字高手在书架上暗自博弈的身影。走在街上，你不会遇到一个诗人在树下探头探脑神经质般地寻找灵感。但你会看到小贩推着一板车水果从你身边闪过，或者一个焦乎乎的制作爆米花的密封黑铁罐冷不防在你脚边闷声炸响，惊出一身冷汗。你甚至没有城市的概念，因为街的背面就是以水塘、菜地、瓦屋和杉树林为构图的郊区了。北门外的马路，落地小玻璃球状的樟树籽，我们常常用鞋板在上面踩出一连串哔啵哔啵充满节奏感的小爆炸。一条通往高尔夫球场的沥青路，宽四十米，每天空荡得可以跑飞机，想找谁，喊一声几百米外都能听见。但在校园里，找人就有点棘手，如果没有手机的话。因为你不能瞎喊，你喊一句，就有几百个脑袋转过来包围你。不能喊的时候，我就让两条腿代替嗓子的功能，一栋栋楼、一间间教室地挨个搜查。

一教、二教和实验楼，所有教室加起来有一百三十间，拼在一块，比足球场还大。一到周末，人去楼空，这一百三十间空房子就成了少数情侣们的天堂。那时，随便推开一扇门，就有两具交织的影子受惊似的相互拨开。实验楼建造年代最早，上世纪八十年代石料锻造的三排楼梯呈之字形在并列的两幢子楼间迂回攀爬，越往上，越阴森晦暗，天花板在头顶受伤龟裂，随时可能掉落，不明微生物在蓝色玻璃窗上秘密集会，木制扇门掉漆、缺角，常常合不拢，拉动时发出咿呀撕耳的刺响。晚上，有胆大的，为找教室自习，孤军摸索上来，一些抢占先机的情侣为免受打搅，合力挪动讲台桌子把前门堵牢，用瓜子嗑出的细碎声响来劝退门外晃动的一双双脚步，多数情况下，敲门者心领神会，转身再觅空房。我的朋友宾拒绝这样提心吊胆的幽会形式，他和班上一个女生独具创意地将地下恋情挪到荒无人迹的实验楼天台上进行高空发酵。他借着薄薄的月光趁虚而入，撩开姑娘裙带，解掉衣扣，冰凉的地板上，两具身体相互打开，说着颤栗的情话。宾后来将天台上的私密情节分批次向我解说，他的讲述沿着粗大的树干向枝叶的方向逐步分解，他剧烈地摇晃着记忆中的那棵树，他摇出了呼呼风声，摇出了月光的魅影。

现在，我顺着他提供的记忆路径再次返回空荡荡的实验楼，我看到一个人在楼道里奔跑，他像一头饥肠辘辘的金钱豹，喘着粗气，闪着漂亮的花纹，在灌木丛间焦虑地穿梭、跳跃，大汗淋漓。此刻，这些空房子就是他肠胃下的森林，里面有他的猎物，她可能在任何一间教室里，也可能不在任何一间，重要的不是在与不在，而是整个猜谜过程，每一次猜想都是一次凶吉未卜的历险，每次历险都令他的神经极度亢奋，每次亢奋都能缓和他内心的空落与无助感。他的猜谜一般是实验楼开始，推开第一间房门，再推开第二间、第三间……第一百二十九间……他一遍遍重复这个推门的动作，教学楼也一次次向他回馈单调的木头或者铁皮的声音。他有时能在推开一扇门后就解开谜底，有时到最后一间也抓不到线索。练习次数多了，他开始能区分每扇房门的说话特点，比如1314的纤细质感，303的粗如钟鼎，2103的锋利如匕。他对每一个门把手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他知道轻重缓急，比如201的门需要双脚微微张开、两个手腕攥住铝制把手合力往上抬两厘米，方可避免它惊声尖叫。他唯一弄不清楚的是她藏起来的理由，理由们像狡猾的泥鳅，次次从他手中滑落。当然，他也逮住几个，比如有一次她是躲起来写作了，有一次她嫌上午逻辑课上某个话题没有得到他及时响应而决定施以惩戒，还有一次是因为他贪睡误了周六上午约定的郊游时间……更多的理由一摆尾巴游进了水藻交织的深潭中。现在，她和那些光滑的理由们集体失踪了。

她选择的失踪地点不全局限于教室，偶尔也向大学院墙以外的广阔空间探触。有一年，在一座叫义乌的城市，旅行途中，她再一次失踪了。地点是城市中心某个大型小商品市场，回廊密布，店铺如云，令人眼花缭乱。项链、手表、瑞士军刀、指甲剪等各种廉价饰品像挂在夏天藤架下的丝瓜，被一只只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抚摸着，把玩着。商场里人头攒动，埃及的、南非的、西班牙的、哥伦比亚的，金发的、棕发的、黄发的、白发的、黑发的，制造款款波浪，起伏闪烁，整个商城就是一片头发的海洋。一根头发掉进头发中与一滴水滴进水中的结果是一样的，何况，那还是一片没有围墙、望不到尽头的海！我害怕极了！她会不会就此永远消失了？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的那种消失？我的猜谜游戏进入了一个尴尬境地。我把自己幻想成一头目光犀利的鲸鱼，在头发组成的大海里游来窜去，从一楼开始搜查，再到二楼、三楼、四楼……这里的房间可比大学教学楼里的多多了，我找遍了所有楼层中的所有店铺，所有店铺的所有角落，依旧不见她的踪迹。我气喘吁吁，决定不找了，靠着商城二楼天井下的不锈钢扶手，蹲了下来。我蹲下来的时候，脑袋也跟着猫下来喘气，等它喘好了气，马上愉快地孵出了一个想法。它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让她来找我。城市里，人群其实是一个无序的磁场，如铁屑撒落一地，晕晕乎乎，没有方向感，她混迹在没有方向的人流中不知去向。现在，我需要给人流制造一个方向，一个集中的朝向某个内核奔流的方向。我需要把一块磁铁放置在铁屑中央，号召周边所有的铁屑们围拢过来。我想到用来扮演磁铁的道具是血，血淋淋的血，新鲜的残酷的血，能够区别于黑压压的商城中所有面貌的血。我创造血的方式是跪下来，像个乞讨者般匍匐在地，用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撞击水泥地板。很快，我的颅骨上的皮肤就被地板割破了，鲜血从缺口处渗了出来，一开始血还走着蚯蚓似的优雅曲线，不到两分钟，它就不耐烦了，汩汩涌了出来，顺着我的左脸往脖子下惊马奔逃似的窜去。地上也形成一幅深红色的画。这幅抽象派的画作立刻像磁铁似的把人群全部吸纳到一块，她的因为斗气而六神无主的两条腿也被强劲的人流裹挟到了我的事故现场。一开始，她不知道被一个个好事者眼神供奉起来的那个人就是我，当她拨开外围那些密集枝桠，看见我的时候，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了。我被她和几个好心的群众扶到商场医务室，摁在了一张狭小冰冷的手术台上。女护士捏着一枚尖细和寒光闪闪的手术针，在我右眼眉毛上方1厘米的位置穿针引线。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好让里面库存多年的眼泪一块排放出来，那些眼泪绝对不是因为疼痛，疼痛可扭曲面部肌肉，但制造不了如此大流量的泪水。我的眼泪缘于此次猜谜游戏的残酷性，它使一个只有十九岁未经世事的青涩男孩忽然深深陷入生命无涯的虫洞中。现在，他把两个眼皮当做一条大江的闸门，瞬间开发出波涛滚滚的壮观景象。“哭什么，大男人这点痛忍不了！”女护士轻声嘀咕了一句。

四

苹果从最初色彩斑斓的暗示开始，为他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这条路通达何方，至今悬念重重。

只记得，二○○八年十二月中旬的某天，期末考试在实验楼403教室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监考老师怀疑她作弊正要收缴她的试卷，他撇过头，目睹了她委屈的眼神。这个眼神很隐晦，像一个革命暗号，指导他顿时拍案而起，叱喝老师归还试卷。他怒火中烧，与老师在废墟般死寂的考场上展开激烈辩论。室友吴林军站起来劝他，说：“宝光，冷静，坐下！”一个声音带动更多的声音，拧成一股绳子拉扯他。但这根绳子太绵软，阻挡不了他变成一头愤怒的公牛。嘴巴和手掌之后，他的眼睛、头发、耳朵、双腿以及脑门上的青筋，全都闻声起义了。他将试卷揉成一团，摔门而去。他的愤怒有理有据，桌子上那一行行蚯蚓似的字迹，后来被证实是他一个室友考前用铅笔抄录上去的，只是，开考前老师临时宣布洗牌换桌，她便阴差阳错地坐在了那个位置成了替罪羊。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关于403教室，所有人只记得他的一掌拍案和那团粗重的摔门声。

L在二○○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刚才老班通知成绩已经下来了，于是去看看，没有挂一门。可是我看见谢谢的成绩有一个零，这是他愤怒的代价。”他的愤怒还换来“严重警告”四个粗大的墨点，印在他一生的档案里。

他从未见过那份档案，它的形状、大小、厚度、颜色，一直是个谜，是个虚构的存在。他不知道档案是如何描述这个事件的，它的叙述是从桌子上可疑的汉字开始呢还是从一张零分的试卷展开？它的叙述风格是爱伦·坡式还是乔伊斯式？它在宣判定夺时是否会额外分析案件的深层次原因？最关键的是，它会被别人读到吗？还是一生都在一个个无人知晓的暗格中流离颠转，落满灰尘？它所归纳提炼的一行行文字能够像镜子一样客观而全面地勾勒出他个人史的全部轮廓吗？

唯一能确定的是，书写档案的那支笔是别人的，那支笔很懒，整天板着脸，只挑选个别几桩大事件作简要概述，它对他那些流动在日常生活表面的支离破碎的情节没有兴趣。它没有发现L与他之间的距离正一点点扩大，每天在校园两百米长的水杉人行道上相互走散；它没有发现那个苹果以及后来教学楼空房子间那项不断重复的猜谜游戏；它甚至对实验楼403教室仅有的几句表述也局限于白天考试中拳头与桌子共同制造的那场混乱。这些未能进入档案的，如同郊外荒野里闪烁不息的瓷器碎片，在太阳常年曝晒中，成为他头颅里几束浇不灭的光亮。

关于403教室，还有另一桩档案中未记载的小事件。

那是一年后的某个夜晚。秋深了，窗外蓊郁的桂花香在经历两个多月的美声大合唱后，渐渐疲软，连爬上四楼窗台的力气也没有了。403教室里，接驳椅面和椅背的那几颗螺丝钉因常年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和贫血症状，人一坐上去，椅子就严正抗议，发出类似骨节脱臼的声音。现在，有两个人漠视它的抗议，交叠着同时坐在了一张椅子上，并使它发出剧烈而持续的晃动。教室夜晚的空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也许只是火苗般大小，经过墙壁的几次接力传递后，便会形成一团熊熊火光。那团火在封闭的教室里来回游荡，桌椅是一排排连着的，火于是沿着桌子从一头烧到了另一头，它的胃口越来越大，将整个教室都当成了它的晚餐。火在橘黄色的椅子表面留下了它匆匆行走过的痕迹，那是一小块奇怪的图案，深红色，边缘不规则，像一朵含羞盛开的玫瑰。这朵玫瑰，是他和她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而隐秘的事件，它比苹果的方式更直接、坦荡、入木三分，苹果是浪漫主义，玫瑰是现实主义，它的夸张浓艳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指向瞬间击中了两颗只有二十岁的小心脏，使它们在二○○九年深秋迷蒙的月色里急剧收缩了一下。

五

猜谜游戏仍在继续。谜面不再是一百三十个教室，而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教学楼里的猜谜是一项安全和充满趣味的游戏，多数情况下，我只需一步步排除129个错误选项即可找到答案，并不复杂，只是费些体力而已。某些时候，还能在经验的提示下，总结出规律。针对日子的猜谜是另一种风格，微妙，复杂，考验人的智力。好像你埋头走着走着，转过一条街，屋檐、墙面、瓦楞、窗台……街的结构、颜色和格局，一切都改变了。

首先是形式。从过去的单选升级为多选——三百六十五个选项中，有十二个谜底。这十二个数字像一批特务，经过巧妙伪装，混入了这支由三百六十五人组成的革命队伍中。它们潜伏得极为隐蔽，和其它三百五十三个数字保持一致的呼吸频率，一样的表情、站姿，看不出丝毫破绽。它们经过长期专业训练，极易蛊惑你的眼神和判断力。

其次是难度。教室猜谜可以随时从任意一点开始，没有规则限制，灵活度大。日子猜谜相反，它是一种类似数独的烧脑游戏，一棋错，满盘输。答案均匀分布在每个月份的肉体深处，你只能以直线的方式从前往后猜，无捷径可走。第一个数字与第二个、第十二个是藕断丝连、相互牵扯的有机体，你只要逮住一个，便可稍加审讯让其交代另一个。反之亦然，假若一个数字对你撒谎，后面的便全线沦陷，贯穿整年的游戏戛然中止，再无继续的必要了。所以，这项游戏的原则是，你必须把四处游离的精神高度团结起来，不能有一丝怠慢。

最大区别在于，日子猜谜是一项危险并且影响深远的游戏，需要两个人协作完成。潜伏于三百六十五天中的十二个数字，生理学上有一个统一的专业术语，叫做排卵期。二十岁以前，这个词只在初三的一节生物课上轻微闪烁了一下，便被其他词汇迅疾淹没了，我甚至来不及追问它的含义，课程就已导向另一个幽秘的章节。教生物课的是一个剃着平头、腮帮子鼓成肉包的中年男老师，他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句，将一个个死气沉沉的生理词汇诠释得神采飞扬，把台下逗得前仰后合，自己却能憋住不笑。那时，他的生物课是全校收视率最高的，窗棂边常会倚着几个鬼鬼祟祟的偷听者。有一次，他刚用粉笔在黑板上描出两个卡通人物图案，底下六十七张桌子就打喷嚏似的不受控制了。他随手在生殖器的部位画了两个大圈，不动声色地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最大区别。”话音未落，下面已自行煮成一锅热汤。他乜眼扫视一周，哼哧两下，在浆糊般粘稠的笑声中辟出一条路，呱嗒呱嗒跳跃到别的词上，比如梦遗、月经、子宫。“男同学起床时记得翻开被子检查检查，数数有几只小蝌蚪……”此时，教室早已地动山摇了。但是什么是排卵期呢？排卵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与这个世界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他没说，他的舌头赶集般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他在地上捡起一个又一个词，稍作抚摸，即弃之一旁。于是，这个词便成了我概念上的一个严重盲区。很多年里，我压根就忽略了它的存在。

帮我扶正这个陌生词汇形象的是七年后一根长五厘米的试纸，上面显示两杆红色。试纸是我趁夜色偷偷溜进南湖大道药房里买来的，买来的时候，上面只有几个长条状的小格子，清一色的白。但在一杯浊黄的尿液中浸泡了五分钟后，格子里的颜色忽然加深了，我们取出来，对着电灯一照——一、二……两格红！这时，我的只有二十岁还没大学毕业的两条腿忽然莫名其妙地软了一下，再一下，支撑它直立的那些筋脉突然被抽走了，软沿着大腿根飞流直下瞬间蔓延到十根脚趾，骨头软成了绳子，骨头外的皮肉软成了稀泥，下半身轰然坍塌了、融化了、没有了……此刻，我的上半身竟然还傻愣愣地悬在半空！我的脑袋停顿了十分钟，等它清醒过来，发现腿不见了，慌了神，那是它的两个小跟班，没了它们脑袋可就是个光杆司令了。于是它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它的腿，它现在需要找到它俩下达一项紧急命令，它往下半身瞅了瞅，发现腿还在那里，像两根举着高压线的电线杆，一动也不敢动。

脑袋找到了腿后，舒了口气，冷静下来。它开始回忆。回忆发生了什么。它首先想到了排卵期这个词，事实上，不是它想到，而是这个词主动冒了出来，把它给拽住了。它像一颗种子，从当年的那节生物课上播种到了他心里，七年后，借着肥沃的土壤发芽了。它不再藏匿在那本生物课本上，而是直接跳出来和我、和我的世界对话并发生了关系。它来得很隐蔽，迈着猫步，悄无声息，在我们谁也没有预感的时刻来临了。一天，它无所事事，在她子宫里散步，忽然就遇到了另一个专业但更常见的生理学词汇——精子。它们，故友重逢般，打完招呼就相拥在一起。因为长期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营养不良导致身子纤细、羸弱，内心敏感，它们都患上了一种先天的孤独综合症，尤其是卵子，打出生起，便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它多么渴望找个肩膀靠一靠，说说话。现在，它偶遇了精子，说什么也不能让它溜走。它们紧紧抱着，家长里短地说了好一通，但是环境太闷了，四周是空空的墙壁，暗无天日。于是它们谋划着，要在某一天突破这层帷幔，到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去。

三十二天后，我们才探听到这个情报。已经太晚了。它们计划得——不对，应该是它——计划得如此秘密而周全，连实施时间都计算好了。从阴谋诞生的那天起，它便时刻从子宫内偷偷地汲取营养，开展针对性训练，把自己养得越来越像一个小皮球。它很聪明，知道以卵击石是行不通的，于是它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膨胀。为了理想，它给自己打气，昼夜不息地膨胀。它知道一个浅显的哲理——要想拆一堵墙，你就必须营造出要把房子拆个精光的氛围。取法乎上，才可得乎其中。但是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它铆足劲，偷跑了还不到十分之一的路程，便被发现了。它感到惶惶不安，不知道被逮捕后会遭到什么惩罚，是有期徒刑还是死刑？它心里没一点底。子宫距离主人脑袋的位置太远了，它探听不到掌权者的秘密会谈，尤其探听不到另一个握有选票的掌权者脑袋里的思想动态。但是，它竖起耳朵，屏住呼吸，还是听到了墙外的一小段对话：

男的说：“要不，我们……我们结婚吧！”

女的回答：“谁、谁要和你结婚啦？！”

对话结束后，子宫外面陷入了漫长而旷寂的沉默。这样死气沉沉的状况令它如坐针毡。它小声嘀咕：这两人什么情况？到底是结还是不结婚？都啥时候了，还玩什么猜谜！气死人了！它心神不宁地在子宫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它眼皮子打架，困意来袭，正打算躺下睡觉，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一串吧嗒吧嗒的声音，是他们俩的脚步声！没错。根据声音类别和时间点判断，他们应该是上了学校的二楼食堂，走到了窗边，“阿姨，装五个鸡蛋，再拿一瓶牛奶。”鸡蛋？还五个？不对呀，他们俩平时就很少吃鸡蛋的，今天为什么突然要了五个呢？它很不解。更让它纳闷的是，他们买完早餐后，竟然没去教室上课，而是径直走向了图书馆，从馆内东墙的铁架子楼梯嗒嗒地走向了二楼，二楼可没他们想要的书呀？！根据三十二天来的经验，他们平时只在一楼借书，从来没上过二楼。它时常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奇怪的人名，什么哈代呀，荷马呀，歌德呀，狄金森呀，斯蒂芬·茨威格呀。听得一头雾水。不过，这次在图书馆，它没听到这些，类似的其他名字也一个没听到。周围安静得很，鬼愣愣的，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过细听，能感觉到书页哗哗翻动的声音。它隐约听到一些句子，比如“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跑步、跳高等剧烈运动”“要多吃鸡蛋、水果和蔬菜，多喝牛奶”等等之类。整个上午，都是书页哗啦啦的声音，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在子宫外的空气里飞来飞去。它把这些声音当成了催眠曲，一点点进入了梦乡。

等它一觉醒来，外面已熙熙攘攘。“什么？你们吃了避孕药？！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不行，不行，孩子不能要了，得拿掉，必须拿掉！趁早拿掉！”它打了个鼾，伸了个懒腰，睡意惺忪，意识还没清醒。孩子？孩子是谁？是说我吗？拿掉？拿掉是什么意思？诶哟哟，外面怎么这么吵呀！吵死了！它捂住耳朵，翻了个身，接着睡。它很困。它睡着。一直睡。睡了多久，它自己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朦朦胧胧中，外面有一些铁具或什么金属制品鼓鼓捣捣的尖锐声音，并且，这个声音离自己很近，好像就隔着一堵墙，几厘米的距离。而且，越来越近，来越近，越近，近……接着它就看到了光，是的，光，它梦寐以求、终日幻想甚至曾绝望得以为那是神话是虚构事物是祖辈们编出来哄骗它们的光，一种让它眼睛睁不开的光，光把它包围了，呈现了，描画出来了，现在，它终于看见了它自己！是光创造了它！它本来是无的，一个虚拟的假想的自我构建的存在。现在，它突然就有了，堂堂正正地有了，光明正大地有了。但是，等等，我的手呢？我的脚呢？我的脸呢？眼睛呢？耳朵呢？鼻子呢？我呢？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在哪？我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坨肉。一坨黏黏糊糊不清不楚的小肉团。我陷在肉里，出不来。是的，一坨肉，这个词是我听医生说的。有个男的声音问：“医生，我的孩子呢？你把他放哪了？”医生回答：“哪来的孩子？就那一坨肉？”“是的，他在哪？”“放在盥洗池边上那搪瓷盆里，准备扔了，你要它做什么？”男的没回答医生的话，径直走向了卫生间。他端起盆子，端起肉，端起我，走到了病房，有个女的还在床上躺着，脸色煞白，很虚弱的样子。他们俩同时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有种奇怪的东西闪烁了一下，是什么，我说不上来。但那不是眼泪，不，他们没哭，他们只是，只是——他们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懵了，站着的站着，躺着的躺着，总之，就是一动不动。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躺着了好久好久，边上有个更老的女的声音说：“可惜了，是个男孩。”是说我吗？男孩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叹着气说可惜。我在冰冷刺骨的盆子里睡着了，我很困，我从来没有这么困过。我累了，我没有身体和大脑，甚至连心脏也没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累。总之，我睡着了，我睡得很香，我想一直睡下去，一直，永远不要醒来。因为醒来就有困惑，可我什么都不理解，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还想试着醒来一次，我还想再看一看这个世界，于是，我睁开了我没有的眼睛，我看到了蓝天；我竖起了我没有的耳朵，我听到了湖水和鸟叫的声音，多么美好啊。我看到那一高一低的两个人轻轻怀揣着我，他们一路上都不说话，他们不说话但会偶尔偷偷地看我一眼，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很高兴，愉快的心情灌满了我的身体，我很满足。我看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岛上，岛在一个湖中，他们说，这叫鄱阳湖，他们经常来这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常常来这里，在我三十二天的经历中，他们就来了好几次，他们来了就坐在草洲上晒太阳、看船、看鸟还有唱歌。他很喜欢唱歌，我听见他总是叽叽喳喳唱个不停。他唱的时候，她会在边上笑，她笑得很轻，但我听得到。这个岛是第一次来，他们选了一个绿荫凉爽的灌木丛，我看到了很多树枝，树枝上有鸟。他们用一根竹棍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一个刚好能放下我的洞，他们把我放在洞里，盖上土，堆上一块石头，然后我就又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世界。我还是我。我虽然看不见了，但我还能听到声音，我像以前那样，喜欢偷听外面的世界，喜欢听到有人讲话，人的声音让我感到温暖，让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三十二天中，我天天在练习，我练习听人的声音，说人的声音，以及尝试着回答人的声音。但我至今还一次没有成功。现在，我听到外面已经没有了动静，但还有人在，他们还没走，他们站在我的头顶，他们在看着我。

他说：“再见，儿子。”

我回答：“再见，爸爸。”

六

周家园社区有七条横巷，五条纵巷。纵巷与横巷之间会相互切割成很多块长条豆腐状的房子。二○一四年，我们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房子不大，五平米左右，租来的。我们在五平米的空间里生活，我们的生活物品堆积在五平米的空间里。我们的生活物品有笔记本电脑、书、奶粉、衣服、鞋子、吹风机、电饭煲、电磁炉和锅碗瓢盆等等很多，我们的人员由我、她和一个三岁小男孩共同组成。所有物品和所有人员在地上摊开来，估计有二十五个平米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有五平米的面积可供使用，多出来的二十平米东西就无处安放。于是，我们只能想办法，把二十五平米的东西塞进五平米的空间。这个过程类似于宋丹丹讲过的一个笑话：“把大象装进冰箱分几部？三步：一、打开冰箱门；二、把大象塞进去；三、把门关上。”这个笑话很好笑，但一点都不荒诞。因为，我们在尝试把大象般大的物品塞进冰箱般小的房子里这个实验中，确实成功了。我们把衣服放在衣柜里，把二手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把鞋子和杂物放在床底，把电饭煲放在门边，把杯子、牙刷、牙膏、碗筷放在电脑边上的闲置空间，把水桶和马桶放在卫生间，把谢了了喝的一箱奶粉放在柜子顶部……等这些日常起居的必备物品都安置妥当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书呢？我的书放哪？我有一大蛇皮袋的书，我的蛇皮袋里有穆齐尔、克尔凯郭尔、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余华、朝潮、于坚……他们放哪？他们中，有的还是大师，大师怎么可以没有地方睡觉？他们肯定不能都放我枕头底下，和我同枕共眠。就算我把他们都放床上，我的妻子也不会同意，她肯定会把我的偶像们一扔，骂一句，然后躲一边生闷气去了。她一生气，我就六神无主，天昏地暗。脑袋昏沉的时候，烟就吸得多，我会蹲在大铁门外，像只找不到家的野猴子，一边发呆，一边冷看巷弄鸡零狗碎。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我总不能把自己搞成一尊雕塑吧。于是我折回屋内，开始理性分析和设计书籍的安置方案，我想电脑桌挨近卫生间门帘的地方有几寸空地，可以堆几本；柜子顶部虽然放着奶粉，但挤挤空间还是有的；柜子里也可以放，放到衣服底下；床底还有大片荒地尚未开发呢，直接把剩下的一蛇皮袋推了进去。可是，这样安置，麻烦也不小，我要读一本书的时候，不知道该上哪找，我爬到柜子顶部，结果科塔萨尔不在那，我钻进床底，结果蛇皮袋被老鼠咬破了一个洞，还有几只蟑螂背着黑壳无聊地爬来爬去。

以上都不是重点。死的物品再怎么挤都塞得下，但是活的人就不好办了。桌子与床之间的过道不足半米，仅容一人行。可我们这有仨人呀，有时候，难免就会弄得水泄不通，狼狈不堪。退一步说，大人经历多，心胸宽，凡事都能礼让将就着来。小孩想法就不同了，他觉得他是房间的主人，这里面所有东西都归他所有、支配。他可以今天打碎一个碗，明天撕你几本书，后天再哐当一声砸坏你的电脑。你有怒火，发出来，最终烧的还是自己，你感到烦腻、无味、绝望，觉得生活这样子简直糟透了，怨自己无能，大半年也没找到工作，文章也写不好，教育孩子也无力。妻子心里也有想法，但她很少表现出来，她越不表现出来，这肚皮下的事就迟早要长成一个毒瘤。妻子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她不再跟我玩捉迷藏，不再让我瞎猜什么谜了。她每天就在眼前晃来晃去，素颜进出，衣着朴素，烧饭的时候戴一个塑料袋做成的小帽子防油烟。但是她长得很好看，个子娇小，肤若凝脂，像个小孩子，偶尔犯犯傻，能让我感到温暖，虽然有时她也会在我心里制造一些寒凉，不过，她让我觉得，活着，还是有希望的；梦，有一天也会慢慢实现的。她现在不跟我玩猜谜了，不代表这项游戏就此终结了。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仅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一种娱乐，它耗费的不只是体力、精力和心力，更多导向的还是生命力，青春的力。它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猜谜的时候是灵魂附身的，就像我写作的时候是灵魂附身的一样，猜比谜更重要，写比作更重要，猜是过程、意义所在，写也是。结局如何，无关大雅。别太当回事，去做就是了。法国诗人亨利·米肖为探索内心世界，服务写作，常常通过吸食一些迷幻药来记录捕捉眼前出现的意象与碎片。我不需要，我有烟就行了，我抽八块钱一包的上海红双喜，不写作的时候每天半包，再贵的我就抽不起了，也不想费这个钱。只要是烟，点上一支，吐纳几圈，我就可以云里雾里地去干活了。汪曾祺说：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他给烟打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散文广告。烟能助我解决问题，但只要有烟在，就意味着问题也在。

房子小，装得下两个成年人，却框不住一个三岁小男孩。他的身体里有一只豹子，豹子哪里容得下被人关在笼子里？那只小豹子学会了自己开锁，他能从里面打开反锁的门。我从外将门反锁是因为要骑车送妻子到六公里外的一所教育机构上班，天又还早，不想吵醒睡着的小豹子，想想二十分钟就能回来，就没当一回事，转了一圈钥匙，把门一锁，两人绝尘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在屋子里睡觉。二十分钟后回来，笼子的门被打开了，那只小豹子逃走了！不可能是别人偷走的，因为门锁了好几层，只能从里面开，而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睡醒了，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慌了，自己开门，出去找了。他去哪了？社区共有七条横巷，五条纵巷，这么一切割，整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迷宫。他在迷宫里的哪个方位？喊，喊是没用的，我喊破了嗓子都没人搭理。我一声喊，可以波及一千平米，可这小区有一万平米呀，也就意味着，还有十分之九的空间是声呐探测不到的。加上还有房子墙壁、屋檐、电线杆、市声等等的联合阻挠，更是加大了搜寻难度。好在，我有电动车，二十分钟才能环行一周的社区，我两分钟内就能用轮子跑完。但是跑完了两分钟后，还是不见人影，急死我了！我想起在义乌的那次猜谜游戏，我想起大学时代所有的猜谜游戏，我甚至想到了他的身体尚未舒展开来就被医生“拿掉”的哥哥，他还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曾经的哥哥。可是没有一项猜错的后果有现在的严重。他如果消失了，那就是真的消失了，被人贩子卖到山沟里，卖到无人知晓的地方，从我们的世界中彻底的一笔抹掉了。我，她，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心脏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我甚至在找的路上就想到了自己绝望的表情，我感到自己的脖子被蛇缠绕着，一股阴冷强劲的暗流把我捆得透不过气来了。我把车子骑出了社区，我几乎不抱希望了，他怎么可能独自走那么远？！但我执意相信这只小豹子在与我同样惊慌失措时能催化的惊人爆发力。他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爆发力确实把他远远带离了社区，带到老萧杭公路路边的一个电动车修理铺中。那里靠墙搭着一个斗篷，斗篷在地面印出一块方方正正的黑影，此刻，他就站在阴影中，脸上的泪已经风干了，他穿着那套白色花纹睡衣，迷茫地眺望着来往车辆，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出现，将他带离深不见底的黑暗。他抽泣着，浅一下深一下，幅度不断加大，一下比一下沉痛、有力和悲怆。

2015.11.12～2015.11.20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