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丽真



论罗振玉的档案观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康丽真

罗振玉，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式如、叔言,号雪堂、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晚号贞松老人、松翁。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

罗振玉博学多闻,通农学、语言文字学,更是著名的教育家、收藏家、编辑出版家,位列“甲骨四堂”之首，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对大批大内档案有拯救之功,为简牍档案的整理刊布做出了巨大贡献，故而在档案史上是不容被忽视的。

罗振玉生活的年代虽然距离我们较为久远，但是中国近代四大档案历史材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是国家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到“依法治档”和“依档编纂”与习近平主席强调建设“一带一路”，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是不谋而合的。研究罗振玉对中国近代四大档案发现的贡献，无论是对个人、民族或是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当代的档案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需要高超的档案鉴别能力

高超的档案鉴别能力，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一种基本的能力，在面对复杂的档案，能够较快地从中筛选出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档案，而不仅仅局限于第一价值，还能够认识到其第二价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档案素养，罗振玉恰好具备了这样的档案素养。

清末民初，是我们史料大发现的年代，然而国势衰微，罗振玉竟能够跨越历史年代的局限，独具慧眼，在档案残卷中，判断出档案的价值。在抢救敦煌文书的时候，能够发现其价值，及时从外国人的手中抢救价值连城的档案文书，罗振玉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关于刊印的敦煌文书特别提到：“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辈也。” 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敦煌学的开山鼻祖”。在辨别甲骨文字中，罗振玉能够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逐一进行比较，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在1910年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在1915年的《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这也体现了本身高超的档案鉴别能力。这种慧眼识力还体现在对内阁档案中，当八千麻袋差点变为还魂纸的时候，他能及时抢救即将被焚烧的档案，无一不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经验积累。在《流沙坠简中》中，罗振玉对流沙在外国的简牍档案也具有敏锐的辨别力。

罗振玉提倡对古代档案作充分的保留和鉴定,倡导严谨的学风,对中国近代档案学的成长,起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当今处于信息爆炸时代，案卷激增，库房紧张，经费有限，档案的存毁鉴定工作显得至关重要，任务繁重而艰巨。为了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更是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深的专业能力，更需要慧眼识宝的能力，也是当今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能力之一。

二、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需要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

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也是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一种基本的能力，在应对有关档案的紧急事件，能够及时迅速地想出可行性方案，化解档案被损坏或被掠夺的危机，罗振玉在这点上，能够从档案保护的角度出发，恰到好处地保护了档案。

1909年，法国的伯希和为了更好地解读敦煌文书，又将已经运出中国的 6000 余件的敦煌文书写本，从中选出若干带回北京，在六国饭店举办的嘲弄式的敦煌文物展览会后，在场的罗振玉不局限于痛惜国宝外流，能够十分动用自己的关系，复印原始的档案。同一年，先生派遣古董商“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卒吾力以购之。”，除此之外，还曾派遣自己的弟弟到河南购求甲骨，最后得到万余片。罗振玉大规模收集甲骨档案是在1910年撰完《殷商贞卜文字考》后，先生能够在古董商刻意隐瞒甲骨出土地，利用自己的人脉收集原始的档案。后来罗振玉几次抢救内阁档案的全过程，已经显示出高深的学识、学养和学术智慧。他懂得需要借助张之洞主要有权势者的上层关系，周旋、奏请、移运，直至档案得以妥善保管，他将即要去化成纸浆的内阁档案，几经曲折，最终得以十分妥善地抢救保存。1913年法国学者沙畹,应罗先生的请求,将自己考释斯坦因在中国盗走的千余居延汉简的书稿寄给他。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批阅后,发现其中存在较多的错误和讹传，基于档案的真实性的基础上，认为应该进行重新整理订正,因此两人分工合作,编纂出《流沙坠简》，更是充分体现罗振玉的处事能力与胆识魄力。

随着国内外交流合作频繁，档案工作逐步同国际接轨，也意味着档案工作面对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有学识，还需要培养自己能够谋事、做事、成大事的智慧与能力。要与世界各地交往，不仅要有全面的知识储备，还要有较强的交往处事能力，才能够及时处理各种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才能更好地促进档案事业的和谐发展。

三、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要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中国近代四大档案，是社会的历史记忆，是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的见证，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真实的记录；从载体材料上看，可体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产力水平；从书写格式上看，体现出封建社会特有的神权思想的文化传承。作为档案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就是要有历史使命感，有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境界。

当时，敦煌文书发现之后，伯希和曾建议罗振玉将剩余的档案运到北京来。罗先生也深刻认识到，这些珍贵的档案若是还是继续保存在莫高窟中，必定难逃被掠夺的厄运。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录》文中提到：“曷早购致京师，否则将为人篡取无疑。”之后，罗振玉向朝廷报告此事，但是当时的国库空虚，甘肃贫瘠，如果让其承担这些费用的话，恐怕是难上加难，于是他就决定由农部来节省负担此费用。可见他把保护档案当做自己的分内之事，把国家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的前面。另外，罗振玉能在朝廷批准焚毁档案的情况下，成功地抢救出 “八千麻袋”的文书档案，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源自他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更是源自于他的公心，使他能够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保护和流传古籍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顾个人的安危与得失。面对即将化为纸浆的珍贵档案，他不惜举私债以三倍的价格全部买下。这个举动在当今看来，仍是值得褒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新时期的档案工作更是呼吁历史使命感，习近平主席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钙”，那么，历史使命感便是档案工作者的钙。这是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档案利用，也是为了后代保存大量的档案材料，实现“有档可查”。档案工作者需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能够多角度思考问题，遵守基本的档案法规，发扬优秀的职业道德，为当代，为后代创造出更多优秀有价值的档案编纂作品。

四、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要有以利用为本的档案学理念

档案具有服务性，实现档案的价值，是通过在社会的利用中实现的，所以档案工作者要考虑到档案整理的最后目的，便于利用和保管才是最终的归宿。新时期的档案工作者要有以利用为本的档案学理念，为科学研究、社会群众提供便利的档案服务。

敦煌文书发现后，罗振玉便对所掌握的文献，进行刊印。1908 年 8 月，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刊登在《东方杂志》上，在此文中，他对所拥有的档案首次进行明确的分类，让人一目了然。敦煌文书涉及到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之后也首次确定敦煌文书保存地，便于研究者在利用档案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罗振玉挽救甲骨档案之后，及时刊布这批档案，1913年出版《殷墟书契前编》、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1915年2月,结集印行,名之曰《铁云藏龟之余》、1916年影印了《殷墟书契后编》等等，这些专著为海内外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也便利了殷商社会的研究。罗振玉在拯救了大内档案后，设库籍整理处，刊印 《史料丛刊初编》，校刊影印 《清太祖实录稿》和《明季国朝史料零拾》等各若干种，整合了零散的内阁档案，便于后人利用。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中采用了以内容分类的方法.即分为三大类:小学、术数、方技书为一类，有关阴阳书、兽医方、占书、算术、等简牍内容;屯戌方面为一类,是有关汉代烽隧屯戌等内容;另外为简牍遗文为一类。不仅按照内容分类编排,又辅之以档案的出土地点与大约年代,较容易看出简牍档案中的实质、价值,遵循了档案分类的客观性与实用性，以人为本，便利阅档者使用。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利用为本，是档案学的发展理念。档案学的利用，要注重以人为本，便利阅档者使用。在档案界，档案的实现价值，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社会人民的生活中得以体现。档案工作者应根据法律法规，对保密期已满，允许向公众公开的档案，实现有计划、有步骤、有阶段地及时公布和编纂，实现优质的档案服务。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