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乔莉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张艳春*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传统家训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探究
——以《朱子家训》为例

蔡乔莉*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充分挖掘利用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于组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大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家训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完善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历程，且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文章将从其发展历程和特征入手，并结合《朱子家训》的具体内容，探究传统家训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阐述其当代价值。

传统家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传统家训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枚瑰宝，它既是一个文化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家训文化内容丰富，具有与儒家思想一致性、血缘性、等级性、和谐性、封闭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均受当时的社会性质所影响。《朱子家训》是明清时期家训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儿童启蒙的必读教材之一。本文拟以《朱子家训》为例，探讨传统家训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及其当代价值。

一、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家训在古代又称为庭训、庭诰、家戒和家规等，是用来训诫家庭成员行为、解决家庭事务的一种准则，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不同的概括。如徐梓写的《家范志》，侧重从治家规范发展的角度，将家训的发展历程概括为四个阶段；徐少锦、陈延斌的《中国家训史》，对家训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仔细的划分，共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笔者认为徐少锦与陈延斌对家训文化发展历程的划分更为全面，下面对其做具体论述。

先秦家训：产生阶段。此时期家训主要位居社会上层，以王室和贵族为主，史料记载该时期真正开中国家训先河的是周初王室的家训，特别是周公，他教育侄子成王要言而有信。先秦时期的家训从总体上说还只是家长对子女某一方面问题的训示，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而完整的居家之“训”并没有出现。

两汉三国时期：定型阶段。这一时期，儒学日益占独尊地位，封建礼教得到重视，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家教、家训、家风等产生。父家长制的大家庭世代延续，促使家训发展起来。同时，重视对女子的训诫，产生了专门的女训著作《女诫》，这是家训发展的一大突破。最后，广泛运用了家约、家信等新的家训形式。

两晋至隋唐时期：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家训已积累起丰富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对其加以总结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产生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家训著作，使家训趋于成熟。主要表现在：仕宦家训形成体系；帝王家训产生了完整的著作；制定了成文家法等

宋元家训：繁荣阶段。从北宋建立到元朝被推翻，在这期间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理学兴起、中国社会混乱、宗族组织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使家训文化的内容和教化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训发展进入繁荣时期。主要表现为：家训中有关读书求仕的内容增多；家训内容涉及的领域更加多元；教化途径、方式也得到一定的突破等。

明清家训：鼎盛到衰落阶段。明清时期，家训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明初至清代前期是鼎盛阶段，此时期家训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其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从清代中期开始为衰落阶段，表现为主体“滑坡”，部分“爬坡”，部分“爬坡”主要指洋务派领袖、改良主义思想家、启蒙思想家们对家训文化做出的新贡献。

通过对家训文化发展历程的探究，能够加强对传统家训文化的认识。

二、传统家训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传统家训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之一。”*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3.

古代的家训文化强调自身修养，将修作为齐、治、平的基础，其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将每个人培育成国家的栋梁之才。《朱子家训》以短小精简著称，自产生以来影响深远，代代相传。

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朱子家训》中写道“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其大意是上学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并非仅仅是为了走仕途之路，追求功名利禄，当官要时刻想着国家，不能只考虑自己。这表明如果读书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则只是对书本知识的表面理解，而不能将其内化，只知其意而不知其义，提倡志在修身的正确读书观。同时，《朱子家训》提倡“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处世之道，“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娇态者贱莫甚”。无论是否富贵，都应平等相待，要做到贵而不骄、富而知礼、贫且乐道。

(二)传统家训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的具体化，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道德观教育。”*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6.传统家训文化均与这五方面的教育有或多或少的关联，但历代家训均重视伦理教化，强调对子孙的道德培养，因此，传统家训文化主要体现了道德观教育。《朱子家训》自古在道德教育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朱子家训》写道“为官心存君国，岂记身家。毋贪意外之财，毋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等。表明要求人们要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于职守，不要贪小便宜，在工作时，要处理好与同事的关系等。

在社会公德教育方面，其倡导勤俭治家、孝亲敬祖、安分守己等。第一，《朱子家训》开篇写道“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教育人们要勤劳，勤以养家。其还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导人们要节俭，俭以持家。第二，倡导孝亲敬祖的理念，《朱子家训》训诫子孙“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对于给予我们生命的祖先，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诚心祭祀，对待父母，不仅要给他们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如果重钱财而轻父母，这是极为不孝的。第三，倡导安分守己。要求人们平时要知足常乐，任何事都不要强求，要通情达理，这在《朱子家训》“安分守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中得到了体现。

在恋爱婚姻家庭道德教育方面。《朱子家训》从居家过日子，娶亲嫁女，教儿育女、为人处世等方面教导后人如何去做。第一，教导人们要养成质朴的生活作风。《朱子家训》中写道“居身务期质朴；自奉必须俭约；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训诫子孙要爱惜衣物，珍惜粮食，开源节流，过节俭的生活。第二，“提倡重人品的婚嫁观。”*孔令慧.《弘扬传统精华 建设精神文明》.《运城学院学报》，2000(5).《朱子家训》中提出“嫁女择佳偶，毋索重聘；娶妻求淑女，勿计厚妆”的婚嫁理念，重视人品，提出“三姑六婆，实谣盗之谋”，表达了对自由恋爱的支持，呼吁。这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批判。第三，《朱子家训》是家庭教育的典范之作，其教育子女要懂得感恩，要敦厚忠信，要具有平和的心态，与兄弟姐妹，与邻里和睦相处，与人相处时应多为他人着想，做事要留有余地等。

(三)传统家训文化中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其基本方法主要有理论灌输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等。”*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22.传统家训文化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遵循了一些有效的教育原则。如爱教结合的根本原则、胎教与早教的原则、严慈相济的原则、言传身教并施原则等，家训主张不仅要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更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导子孙。《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家训的代表作，其主要运用了自我教育法、“言教重于身教”、“以小寓大”等教育方法。

首先，其训诫子孙凡事要三思，要学会忍耐，“三思而后行”，要学会自我反思，进行自我修养。“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不要轻信别人的言论，怎么能知道这不是别人的谎话呢，应该忍耐多加思考，因为事情争吵时，怎么能知道不是我的过错呢，应该心平气和的好好想想。

其次，《朱子家训》还写道“教子要有义方”，倡导“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理念。“义方”即以身作则，为人父母教育子女，要以自身行为作为榜样，给子女树立良好的学习楷模，自身说道做到，自己要求做的，首先要自己做到。

最后，运用“以小寓大”的方法。通过日常小事对子女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要求子女养成正确的时间观念，注重整洁。在日常生活中便对家人进行教育，从每天的起床、吃饭、清扫开始，在细微的小事中端正子女的品行，正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三、传统家训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当代价值

传统家训文化内容丰富，其语句通俗易懂，几乎涉及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博爱精神、人道思想、交友之道等，历代家训文化在培养适应自然经济发展的人才，塑造民族文化心理，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传统家训文化又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并加以合理改造利用，有利于更好的发挥家训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缓解当前“工具教育”的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大致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第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过重的追求物质而越来越忽视精神追求，产生不合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谓“工具教育”就是对人的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只是一味的对人进行知识灌输，实施应试教育，不注重“因材施教”以及技能的培养，忽视了人成为人的价值。而传统家训文化正确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强调“德艺周厚”、“德智协调”，以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

首先，历代家训重视知识的培养，理论的灌输。认为“有学艺者，触地而安，才短难自立”，要求子孙具有“临事以明敏，果断见是非”的智慧，要求子女学习四书五经，背诵家训格言等。同时，教育子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重孝悌，诚信敦厚、待人和善等。“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然而，在当今社会，始终难以摆正德与智的关系，例如，在学校，一切与“分”看齐，以为考高分，上名校便成“才”，而忽视了道德教育，对学生缺乏“为人之道”的引导，不利于学生的健全成长。对家训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挖掘，有利于缓解当前“工具教育”的现状，改善当今重智轻德的现状，更好的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公民。

(二)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传统家训是一种以儒家精神为主导，以宗法制为社会基础的传承性家庭教育媒介，其教育内容一般包括家政、修身、勉学等方面，但其教育的切入点主要放在道德的教育上，传统家训所包含的道德教育内容极大的丰富了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其德育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理想教育。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训诫晚辈“夫志当存高远”，“志”对“行”有重要作用，志向明确了，我们就会为之努力，坚定的志向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奋斗的航标，是人们奋发的精神支柱。第二，强调培养勤、俭品质。《朱子家训》伦理思想的核心即勤俭治家，勤、俭是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品质，勤、俭既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品质。第三，注重实践教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实践出真知，我们要学会把书本知识和实践联系起来，活学活用，在实践中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对传统家训文化中德育观资源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三)有利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传统家训文化在教育方法上的主要特征是长辈对晚辈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这种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蕴含着一种血缘伦理关系，教育内容更容易被受教育者所接受。因此，家训中的成功教育方法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传统家训文化提倡言传身教，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家庭教育的主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会使父母逐渐获得一种血缘伦理权威，使得父母的行为对子女有很大影响，因此，父母一定要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有一项调查显示，60%以上的子女将家长的言行作为自己的样板。同时，家训文化还使用寓大于小的教育方法。即在教导晚辈时，都通过日常琐事进行教育启发，使晚辈学会处世之道，家训文化还要求后代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以提高自身修养。最后，还要遵循爱教结合的原则，爱子有方，教子有道，不能溺爱、宠爱、偏爱晚辈，运用这一方法有利于改善当今社会长辈对晚辈过分的爱。

对家训文化中所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能够极大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四、结论

总之，传统家训文化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孕育出的文化奇葩，其蕴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具有巨大价值。本文以《朱子家训》为例，探究其所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作了具体阐述。对传统家训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挖掘利用及现代转化，优化、整合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由于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以及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对传统家训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分析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在以后的学习中将会努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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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艳春(1991-)，女，山西临汾人，上海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研究综述

张艳春*

上海大学，上海200444

摘要：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思想家，其经济思想对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认识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整理。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有关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除弊”和“裕国”思想、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以及对其经济思想的评价等几个方面。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冯桂芬；经济思想；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1840年，参加会试考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被迫逃往上海。1861年，在上海完成著作《校邠庐抗议》。冯桂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办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即“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制洋器议》)。在与列强的屡次较量中，他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制洋器议)，于是他提出向西方学习，实现自强，以抵御外敌入侵。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冯桂芬的经济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反动性和进步性，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超出其时代和环境范围”[1]，但是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冯桂芬能提出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主张，可见其思想的敏锐性和瞻远性。

对冯桂芬思想的评价，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认为冯桂芬是地主阶级的开明知识分子，代表着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第二，认为冯桂芬的思想不属于资产阶级改良范畴，而是代表早期洋务派的思潮；第三，认为冯桂芬思想处在地主阶级改革派、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洋务派三者的交错点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2]，由此可见，冯桂芬是一位极具争议的思想家。本文主要从冯桂芬的经济思想着手，立足于中国知网。通过对知网上有关于其经济思想文章的分析和整理，一方面使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位具有矛盾性和过渡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国内学者关于冯桂芬经济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前国内学者对冯桂芬经济思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冯桂芬的“除弊”和“裕国”思想

1.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张增智认为，“冯桂芬在江南地区采用用机械的主张，有力驳斥了当时“中华向来地窄民愁”拒绝使用西方机械的说法”[3]。陈为民认为，“冯桂芬十分重视增加粮食生产，而且还主张采用西方的耕作技术，以加速垦荒，迅速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4]。周青莲认为，“冯桂芬积极主张推广产量较高的水稻。鉴于我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冯桂芬提出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机器，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5]。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冯桂芬是一个注重实际，讲究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他主张改变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的耕作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只有解决了粮食问题，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富强。但是，在使用西方农业机械的问题上，冯桂芬担忧实现农业机械化后，会造成大量失业。因此，冯桂芬并没有把使用机械耕具作为发展农业的长远之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冯桂芬思想的保守性。

2.发展工商贸易，实现国家富强。贺素敏认为“冯桂芬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在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同时，解决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把开矿与反抗外国侵略联系起来，主张与敌人进行商战”[6]。陈勇认为“冯桂芬把丝、茶作为中国与外国鸦片、洋货相抗衡的东西，因此提倡植桑树茶，开拓国际市场”[7]。冯桂芬植桑树茶和开矿的主张，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前辈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在植桑方面，龚自珍虽然也主张种植桑树，但其目的是实现衣物的自给，以减少进口。而冯桂芬则是站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高度，通过出口茶、丝来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开矿方面，林则徐和魏源也主张开矿，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货币的材料问题，而冯桂芬主张把开矿作为“常政”，作为富国富民的渠道。

3.对漕运制度的改革。在清朝晚晴，主张改革漕运制度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冯桂芬就是其中之一。赵靖指出，“冯桂芬主张国家停止漕运粮米，允许私商自行运粮和自由销售”[8]。张增智指出，“在漕运问题上，他主张完全停止漕运粮米，把京城一带的用粮全部交给商人自由运销，并对所食漕运的改发银钱，让他们“领折买食””[9]。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冯桂芬“南漕折银”的主张，是从粮食市场的发展变化中提出来的，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市场在粮食供求中发挥作用。

(二)冯桂芬的经济思想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

1.冯桂芬经济改革方案与洪仁玕经济改革方案的比较

陈瑛认为，“冯、洪二人的经济思想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向西方学习，注重发展工商业，鼓励私人开矿。不同的是冯桂芬十分关注农业和农民问题，希望在现有体制之下，兴利除弊。而洪仁玕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业化的现代社会”[10]。章友德认为，“洪仁玕与冯桂芬虽然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但经济改革方案却有很大的不同。洪仁玕主张以商立国，大力发展工商业。

而冯桂芬则希望通过建立以农为主的社会，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政府。”[11]。冯桂芬与洪仁玕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但由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阶级利益的不同，他们制定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冯桂芬主张在现行的体制下，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而洪仁玕主张运用暴力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农民阶级的政权；主张学习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当时社会矛盾突出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冯桂芬还是洪仁玕的救国方案，都具有空想性，他们的改革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2.冯桂芬富国思想与横井小楠富国思想的比较

李少军认为，“冯桂芬与横井小楠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对富国思想起支配作用的经济理念上，冯桂芬没有超越传统的农本思想。而横井小楠的经济思想以当时的西方国家为模样，普遍实现商品交换；在富国思想的立足点上，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没有突破传统的经济思想体系，仍以“国”为中心和指导，强调“民”应该为政府效力。而横井小楠立足于“民”，将“民”置于主体的、首要的地位；在对外经济的联系上，冯桂芬虽然批判闭关政策，但没有形成主动开放的意识。而横井小楠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打破立足本国的狭隘界限，要放眼世界”[12]。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在富国思想的不同，这与两国对西方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并形成一种“惰性”。因此，在经历鸦片战争后，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迅速冲破这种“惰性”，并积极主动地去认识和学习西方，因而冯桂芬的经济思想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日本在闭关锁国之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要比中国闭塞很多，但他们积极翻译和学习外文书籍，改变传统的“华夷观”，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因此横井小楠的经济思想更具有近代性，视野也更为开阔。

(三)对冯桂芬经济思想的评价

赵靖认为，“冯桂芬的经济思想，带有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色彩，因而他基本上都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角度来思考问题。”[13]。陈勇认为，“冯桂芬发展农业的思想已经不是传统农本思想的老调重调，而是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并赋予了新的内涵。”[14]。陈为民认为，“冯桂芬的经济思想具有矛盾性和过渡性。矛盾性主要体现在对三个问题的对待，即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剥削、奴役的问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15-16]。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冯桂芬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后期人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无法破除“农本思想”的束缚。但是冯桂芬作为接触过西学的人，他认识到中国“不如夷”的地方，敢于承认这种差距，并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虽然有人认为该主张是“在封建制度的朽木上安置资本主义科技之花，自相矛盾”[17]。但我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其合理性。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依托，西方文化将无法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也无法为“自强”所用。虽然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他让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析

(一)研究的进展

从中国知网检索的情况来看，当输入“篇名 冯桂芬经济思想”检索条件，只有《冯桂芬的经济思想》(赵靖，1962)、《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过渡性》(陈为民，1986)、《略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矛盾性》(陈为民，1986)、《冯桂芬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陈为民，1988)四篇文章；当输入“主题 冯桂芬经济思想”检索条件，有《论冯桂芬的“本辅思想”在“过渡时期”的意义》(高路，1991)《试论冯桂芬》(周青莲，1999)、《冯桂芬思想研究综述》(王建平、李旭堂，2008)等25篇文章，但与主题比较贴近的文章有17篇左右，其中还包括“篇名 冯桂芬经济思想”检索的4篇文章，；当输入“全文，冯桂芬经济思想”，检索条件，虽然文章比较多，但出现冯桂芬经济思想的频率并不是很高。通过检索，我们不难发现，专门研究冯桂芬经济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90年代之前，而最近几年关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更是很少。

(二)研究内容

第一，对财政和税收的关注较少。从《校邠庐抗议》的记载来看，冯桂芬经济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农业和水利(绘地图、均赋税、稽旱潦、兴水利、改河道、劝树桑)、贸易和运输(折南漕、改土贡)和财政与税收(筹国用、节经费、杜亏空、裁屯田、利淮盐、重酒酤、罢官征壹权量)。但从资料综述的情况来看，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冯桂芬经济思想的前两个方面，如兴水利、劝农桑、折南漕、改土贡等。第二，对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挖掘，如关于稽旱潦的主张，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冯桂芬的生态观，借鉴传统生态观的精华，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明文的建设。第三，很多学者认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深受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思想家的影响，这一点不可否认，但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和研究。此外，有关冯桂芬和林则徐、魏源等人经济思想比较的研究也较少。

四、对冯桂芬经济思想的认识

(一)关于“除弊”论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社会经济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兴利”和“除弊”两个方面，冯桂芬的经济思想也是如此，但比较进步的是“除弊”主张。在冯桂芬的“除弊”思想中，改革漕运制度和土贡制度是最有价值的主张。改革漕运制度和土贡制度，冯桂芬都运用了同一个改革思路，即用市场来取代官僚机构的干预，发挥市场的作用。这与之前的思想家相比，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在冯桂芬的改革思想中，也有很多的不足。例如，他把在北方种植水稻，就近解决粮食问题作为改革漕运制度的根本办法，但在北方种植水稻，这本身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因此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漕运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二)关于“裕国”论

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冯桂芬提出，“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筹国用议》)。这里的“农”依然是中国传统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桑”却突破了“常说”，因为他认为种桑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更重要的是发展对外贸易，把目光转向世界市场。关于开矿主张，林则徐、魏源也曾提出过，但冯桂芬开矿主张的最大亮点就是把其作为“常政”，开发资源，以防止外国的侵略和掠夺。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提出在农业中使用耕具的思想家，他虽然对西方技术表示欢迎，但是对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坚决维护，因此在使用农具的主张上，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矛盾。总之，冯桂芬的“裕国”思想，就是在现有的封建体制下，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和开发资源等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三)冯桂芬经济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而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恰好形成于这一期间，因此它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烙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军事工业，而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并把“师夷”与变法结合起来。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革思想家深受冯桂芬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纳入到“师夷”的范畴，把“求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因此，不得不说“冯桂芬的经济思想是从魏源到王韬、郑观应等人之间经济思想发展的阶梯”[18]，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蔡乔莉(1992-)，女，山西临汾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C912.1；D64

A文章编号：1006-0049-(2016)20-0001-03

�文献标识码：A

1006-0049-(2016)20-0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