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漫华 王巧燕 芦 静 张润宇（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农耕和游牧民族节日内涵中的秩序和力量比较研究——以春节和那达慕为视角

邝漫华 王巧燕 芦 静 张润宇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的春节体现了农耕民族守秩序，讲道德的特色，而草原上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则体现了他们与马的关系，诠释了草原民族对力的追求。通过横向比较他们的节日，探讨节日背后的文明内涵，透视区域经济、民族性格、文化特色等，我们能真正体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关键词】春节；秩序；那达慕；力量

民族节日是一个地区主体民族的文化积淀，是其长期生产生活的习惯反应。这些节日流传达千百年之久，历经岁月的洗礼，保留了真正的文化和历史的精华。作为文化存在的基本方式，传统节日拥有全民参与的特点。在当地民族眼中的这些“大日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它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展示方式。

重大的节日能够集中呈现独特的民族性格，展现典型的区域文化。农耕民族的春节位居传统四大节日之首，最为盛大；而草原民族的优秀代表——蒙古族最热衷于那达慕大会。所以本文选取春节和那达慕作为研究对象，但并不立足于节日内容，而希望以节日为依托，着重探讨节日背后所呈现的文明，通过横向比较各自的文化内涵，以彰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一、农耕民族的春节文化

（一）春节里的拜年及文化内涵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是农耕民族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集中展现了农耕民族的文化、性格、价值理念等。它与除夕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节日体系，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节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结束，其中在除夕和大年初一达到高潮。

在这个庞大的节日体系中年夜饭可谓是重中之重，春节将近，漂泊在外的儿女无论离家多远，工作多忙，总要赶回家与父母同吃这顿团圆饭，演绎出中国特有的回乡情节。年夜饭里，家庭中的长辈总是坐在最重要的位置就餐及接受晚辈的祝福；而大的家族则是以家族中的最长者为核心聚集在一起共度佳节，尽情享受这阖家团圆的幸福时刻。在年夜饭里，晚辈要恭敬地依次给长辈拜年并送上诚挚的问候和祝福。长辈在接受问候和祝福的同时，对晚辈提出相应的勉励之辞，整个过程显示出严谨的秩序。

在年夜饭这个活动中，其秩序的核心就是尊老，农耕社会里对长辈的尊重就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而与农耕经济有密切关系的儒家文明对此进行了理论的升华，提出了博大精深的孝文化。“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理之三本也。”这从文化的角度论证尊长、侍亲、重孝的必要性和意义。儒家认为孝不仅是子女必须遵从父母的吩咐，满足他们的生活物质需求，更应该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对子女而言，终其一生他们的奋斗目标不仅是为自己，更是围绕对父母的孝展开。

儒家思想的理论化为整个社会织起了一张道德的网，而忠孝思想是这张网上极为核心的一环。儒家提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种移孝作忠的道德观念，孟子认为：“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将孝悌思想作为极高的伦理秩序，用舆论和道德的力量为政权的稳定提供支撑，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选官理念——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汉代举孝廉制就是这一理念具体化的表现。在这种家如一国，国如一家的家国体制里，森严的等级尊卑秩序很容易得到执行，从家庭到整个社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

这种仁孝之治的本质就是等级秩序，正所谓：“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将基本的人伦扩大为社会的秩序，麻痹人意识的规则，颇令人诟病，但正如肖忠群先生所说：“如果封建统治者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孝悌维持了相对的国泰民安、社会和平，而不是使人民日处动乱战祸之中，麻痹也好，制约也好，总是聪明之道。对人民并非无益。”它的存在对维护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农耕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孝文化产生的原因

忠孝文化在农耕社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其农业经济基础密不可分。这是因为“农业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逮，需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共同运作。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于是家庭乃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内最重要的运作单位。”毫无疑问，在这种小集体耕作方式中，农耕经济的静态效应对技术的革新需求动力不足，长期不变，缺乏创新的耕作模式，使人们更注重对农业知识的积累和运用，而掌握丰富生产经验与农业知识的长辈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是出于个体生存、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儒家所提倡的孝道是对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经验和农业知识重视的一种体现，是对长者和父母所拥有的丰富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的认可和尊重。丰富的经验与渊博的知识往往使长者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权威，这种关系一旦固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崇敬、侍奉尊长的要求，并转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于是孝就产生了。这种道德在家庭的稳定与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礼法社会正是以此为基础，梁漱溟先生对此有精辟的阐述：“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是靠社会礼俗而不靠宗教教会与国家的法律。中国社会里边宗教教会与国家的法律都无多大的势力，而最有力量的实是社会礼俗。”

（三）独特文化下的民族性格

在这些道德文化熏陶之下，农耕民族突出的性格特征是“中”，既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中庸强调内敛和适度，追求的是秩序，这应是对中国农耕文明和农耕民族性格的最好阐述。

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环境，“天行有常而人道有为”，这就要求从意识上使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欲控制在合理的限度，思想上安于平和，专心从事生产，因为对内部平衡的需要，所以农耕民族相对来说更注重守秩序、爱宁静、讲道德这些良好品质。

《中庸》有言：“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这强调的是一种秩序和等级，在这个秩序的框架支配下形成严密的等级体系，人人都做到中庸就能实现“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大治局面。等级的限制和思维的禁锢使得农耕民族表现出来的一大性格特色就是注重传承，缺乏创新，倾向保守。中国的耕作方式演进史就是最明显的证据，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先民就采用了铁犁牛耕这种当时极为先进的耕作方式，却一直沿用至近现代，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农业难以发生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这和民族性格不无关系。《中庸》强调：“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种理论约束使农耕民族极具忍耐意识，缺乏抗争精神而自由意识不强，也正是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使得农耕地区极易出现特权阶层和集权统治。

二、草原民族的那达慕

（一）蒙古人民的那达慕大会及马与他们的生活

在中华大地上，北方的游牧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草原娇子——蒙古族堪称是游牧民族的杰出代表，探讨他们的节日是了解草原文明的有效途径。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重要的节日，整个大会主要的竞技由游艺三技——骑马、射箭、摔跤组成，而最能体现出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是骑马，那达慕大会的骑马包括跑马、颠马、赛马、套马等一系列活动。赛场上彩旗招展，各位骑手与自己的马全神贯注，目视前方，只待号角响起，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奔向远方。在比赛中，骑手与马融为一体，尽情地展示这个整体的力量、速度、技巧等。作为蒙古人民的亲密伙伴，马在他们的出行、娱乐、精神寄托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游牧民族完全可以做到以马背为家。

围绕着马，蒙古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马文化，在蒙古族著名的史诗《江格尔》中描写到：“著名的骏马，人们把它和野鹿相提并论，它的身躯比阿尔泰山、汗腾格里低不了几分，光溜溜的脊背，如同野驴背一样，蓬松的鬃毛，像火焰在风中飘动。”马与蒙古族的豪放自由之气相呼应，构成了草原上的和谐之美。空旷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的著名乐器——马头琴传出悠扬低沉的曲调，无不令听者心驰神往，而著名音乐《嘎达梅林》配合马头琴演奏，堪称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在舞蹈领域，模拟走马的民间舞蹈‘高拉哈勒’，模拟大走马或颠马的民间舞蹈‘奥尔拉达夏勒颠’都是蒙古族喜爱的马舞。蒙古族的史诗、音乐、舞蹈，无一不和马结下了不解之缘，离了马，蒙古文化就会显示出巨大的空白。”在蒙古族的眼中，套马是一种英雄的举动，因为要套住狂奔的骏马，你需要精准的甩出套马杆或套马索，在套住马之后你需要足够的力量才能制服这种激情奔放的动物。在这个过程中考验一个骑手的不仅是力量、速度、技巧还有智慧，所以那些以自己骏马为骄傲的牧人总是会说：“马给我添上了翅膀。”

从娱乐活动到文化艺术，从外在的力量到内心的气质，马对蒙古族乃至整个游牧民族的影响全面而深远。

（二）力量崇拜的经济基础

游牧民族之所以会对力量如此崇拜，是基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在中华大地上农牧区的分界线大约是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在这条线以北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降水量稀少，由于缺水和气温寒冷，昼夜温差大，疏松沙层分布广泛，使这些地区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这种气候只能适应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本植物生长，难以进行农业开发。”史书对游牧民族的生存之地描述为“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在这种条件下要生存就需要强大的个人力量，这自然就形成了对力的崇拜。

迁徙不定的生产方式需要牧民不断地去适应陌生的环境，开拓新的领域，这些陌生的环境里充满了危险和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残酷的挑战，首先要具有强健的体魄。其次，游牧民族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中，难以与部落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成为其他部落掠夺的对象，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及牛羊等牲畜，需要男子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游牧经济生产方式单一，生活资料、物质资料都相当匮乏，缺乏整套的农业、商业、手工业体系来为其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保证生活的继续，游牧经济必须和农耕经济实现互补，但政治原因常常将其阻断，游牧民族只能依靠大规模的入侵才能实现它的永续发展，因而游牧民族对力量的追求与其生存息息相关。所以力量在他们看来是美的，善的，神圣的。

（三）力的影响下草原民族的性格

游牧民族对马的热爱，对力量的追求是他们生活的两大主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性格更具特色。由于受马这种刚烈动物的影响，他们始终处在进取的状态下，体内充满了原始的活性元素，表现出像马一样奔放，有激情，有力量。

我们所谈论的力并不是仅仅指体力、暴力，“它应该是包括阳刚之力和阴柔之力的，阳刚之力指搏斗力、冒险力、承受力、冲击力等；而惰性精神元素表现出来的阴柔之力是指忍受力、斥新力、排他力等。”游牧民族的生产资料是草场，草场的生产力并不高，需要不断地迁移，这使他们总是处在陌生的环境中去开拓新领域，适应新环境，各种突发情况随时会出现，只有具备足够的冒险力才能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受到的限制更少，因而追求自由，开拓进取，相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他们的创新意识更强。地广人稀的草原上部落间的战争掠夺，大风大雪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光顾随时都会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家人被掳走、财产被掠夺等惨景对他们来说太频繁了。在这些悲剧面前，他们酝酿着力量，积蓄着勇气只待时机成熟向他们的敌人释放出最强大的冲击力，所以说游牧民族“性钢坚勇猛”。牧民依仗自身的气力制服强敌和野兽，当他们纵马追逐，满载猎物归来时，他们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此时此刻，他们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对人生拥有自信。游牧民族常常陶醉在乐观的情绪中，因为他们拥有力。

三、总结

对于这些民族节日的意义，刘铁梁教授在写作民俗志时提出概念：“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我们有必要把民族节日作为研究的重点，既是繁荣文化的需要，也是展示中华文化高度自信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孟驰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2]王绍东.碰撞与交融——战国秦汉时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郑一民.春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5]牛森.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邝漫华（1992-），男，汉族，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本科生，历史系在校学生，研究方向：历史文化方面知识地。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