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良

宁夏隆德县高级中学，宁夏 隆德 756300



从“中体西用”看张之洞的文化

杜国良*

宁夏隆德县高级中学，宁夏 隆德 756300

“中体西用”；张之洞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前的一种居于主流的文化心态，即在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上的矛盾:既不放弃中学，又不排斥西学，将西学作为维护封建体制的添加剂，反映了文化开放初级阶段的特点，显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本文拟就“中体西用”谈谈张之洞的文化人格。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因而以“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致用，明道守儒珍”自勉.世代为官的家庭给儿童时代的张之洞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俭约知礼的家风与父母亲友的赞誉所营造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张之洞人格及文化人格的形成发生着潜在的影响。

一、洋务名臣

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顾问，从而接触了一些西方文化，开始由清流向洋务转化.中法战争时，他署理两广总督，参与战争的指挥，其后总结战争中的经验，开始承认中国之积弱在于科举落后，而西方诸国“无不以船炮为强国之计”，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仁厚遵家法，明道守儒珍”已无法保全老大的文明古国，不得不“舎理而言势“，他开始肯定有利于自强求富的西学，并仿效西方创建机械厂、织布局、炼铁厂等大型近代工业，开办筑路、采矿事业，编练新式陆军，倡导出国留学、兴建各类新式学校。由此可见，中法战争时张之洞思想观念的分水岭，“中法战争以前，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张之洞身居京师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使出任封疆大吏之初，其措施亦就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不管西学东学，张之洞认为它唯一的功用就是保名教。此时的张之洞既是名噪一时的洋务名臣，又意味着他的文化价值观有了新的取向和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开始新的审视。

二、独特的文化人格

张之洞愈来愈热衷于洋务，但他终于无法从整上来认识和掌握西方文化。“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而而縻耗者数千万。冠盖之使，交错于海邦；市舶之司，日增于腹地。屈己捐爱，将回待时，事阅三朝，积弱如故。有俄事，以违者莫诀，缙绅缩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如谓修德修政，竭禹迹九州之全力，而不能与一邻国抗，怠亦数千年来史册所未有者也”。张之洞倡言西学，是一种权宜之计，妄图通过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做细枝末节的调整使它继续发挥救世功用。当兴办洋务没有得到立竿见影之功效时，他又对西学发生了怀疑，甚至动摇，将审视的目光又重新投向了传统的纲常名教。他对西学所表现出来的摇摆性，正体现了他在文化抉择上的矛盾性；也正是摇摆性，又体现出了统一性，即不论什么文化，都必须肩负起经邦济世的重任。他所倡导的西学，始终没有超越文化的物质层面。因此，当戊戌维新运动把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推向制度层面时，这种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维新派康有为等所策动的“强学会”创建伊始，他积极赞助；《时务报》创刊时，他不但捐款资助，还下令所属文武官员按期订阅，又特邀主笔梁启超去武昌小住，礼为上宾。然而，顽固派很快就发动了对《时务报》的猛烈攻击，他的态度也立刻由支持转变为压制。首先是借口《时务报》言论有“悖谬“之处，下令湖北停阅一期，接着给《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施加压力，造成报社内部分化。1898年，他又抛出《劝学篇》，倡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的主旨就是要通过辨明体用、内外、主辅、本末，来阐发“中体西用”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中学是立国之基，主要用于端正人心，维护礼治秩序，故必居于主导地位，以制御对西学的采补；西学作用是借以巩固根本，促进富强，仅是辅助和补充，只要有了严格的界定，就不会犯方向性错误。“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号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这段话生动的表达了张之洞倡导中体西用的真实意图，即借西方的“汽机、铁路”之类的技艺和器具用来维护封建主义的“圣道”于不坠。十分明显，当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愈来愈猛烈的冲击着大清王朝和儒学圣教时，他就更加决心要把“中体西用”当成一道精神大堤；用以抵挡方心未艾的维新运动。

尽管“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模式后来受到人们的非议以至否定，但它在当时无论如何毕竟成为一代人的追求目标。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体西用’，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中体西用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语，一种救亡图存“至言”，是半个世纪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共行的“至言”。

三、文化模式的重构

“中体西用”的提出无非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学的强烈冲击时所表现出的应急性的2顽强抵抗的态度，也就是在环境改变与外来文化输入时，主体的自我调节功能的一种体现而已。当然，这种调节功能毕竟是有限度的，即在不威胁主体存在的前提下，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上嫁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再先进的生产方式也会因营养不良而枯萎。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评论虽有失偏颇，但透过这些面纱，我们毕竟还能发现一点评价较为中肯而切中要害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无法调和的关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矛盾的对立体，也正基于此，才使张之洞显示出了独具特色的双重文化价值观，也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化与新旧冲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如放在整个近代思想史考察，就会发现它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维新观念一脉相承，与后来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不无联系，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正是如此，才从思想文化领域里证明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与曲折。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如何继承、发扬固有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补本国文化之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从现有国情出发，引进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中国人继续探索的大问题。以史为鉴，我们之所以关注张之洞也正是基于此。

杜国良(1975-)，男，汉族，宁夏隆德人，宁夏隆德县高级中学，中一职称，主要研究方向：高中历史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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