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楠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解读孟子的“理想国”

张昭楠*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西安710000

摘要：孟子被称为“亚圣”，在其著作《孟子》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由深植人们心底的“仁”所衍生出来的“理想国”。本文从理想国度的内在保证、外在保证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方面来阐述其构建模式。

关键词：孟子；理想国；道德感；物质保证；权利

孟子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人们常用“孔孟之道”代指影响了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儒学。但走进历史的丛林，孟子其人、其书的命运却并非如熟知的那般一直璀璨生辉，孟子的思想被历代学者或出于政治立场，或是个人喜好和儒学自身发展的缘故而不断阐释。但当我们忘记“仁政”、“王道”这些政治名词，忽略“知人论世”说和“以意逆志”的诗学理论，带着一颗新鲜的好奇心，站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重读《孟子》，竟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度。

一、内在保证：人民的道德感

在孟子的“理想国”里，道德才是国家运转的重要纽带。孟子认为，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还要对其道德负责。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是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他看来，“人”不仅仅是生物概念，更有道德与社会的概念，以“五伦”为代表的社会关系，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四端”理论中，更明确的指出了他对人的判断，他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还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里尖锐的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懂得自我修身，人的内心有着道德仁义之心。

对于道德感的核心来源，孟子则是以儒家教义中的孝为出发点的。他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他认为，如果人人爱自己的父母，尊敬长辈，懂得孝悌，那天下就会太平。因为天下之道，人世之道都在我们眼前身边，而人们却舍近求远，废易求难。

这种内在的道德感，还具有传递性和感召性。具体来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自君子向平民感化。他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人民的道德就像草，风吹拂到草上面，草必定为之倾倒。

这种道德感对于君主而言，就是仁政。“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沐浴在圣王仁政之下的人民是怡然自得的，他们一天天向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效用。人民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变化，这完全是君子、君王的感化作用。

二、外在保证：政府的物质保证

良好的道德，不仅除了需要人民的自省，还需要政府对人民物质生活提供保证。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无恒产而又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人民若无恒产，就容易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从而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而如果因此所犯下的罪，而对之处以刑罚，那就是罔民。“罔民”，即欺骗陷害百姓。

因此，他为政府制定的标准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即“制民之产”，其具体方案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务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饿矣。”

政府对人民的物质保证和人民的道德自省，这两天结合起来又类似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当。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思想在今天的民主法治中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三、民主：一种美丽的设想

孟子曾说过一句非常振聋发聩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和我们现在所说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很接近。但孟子的民主深入分析起来，和我们当下的民主政治还是很有区别。

孟子赋予了人民有限的参政权利。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资，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在这里尽管民意只是咨询的作用，君主需要亲自调查，再后做定夺。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他对于民的重视，尽管还没有赋予人民直接选择君主的权利。

事实上，孟子给与人民的参政权利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其中潜藏着一种精英意识，其本质并不是一种全民性质的参政。在孟子看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人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首先我们承认，必要的社会分工是应该的。而且治理国家和体力劳动二者的难易程度、承担的责任也确有高下之别。我们不否认，治理国家是为了大多数的人谋福求利，而劳力者以己之力求自己及家人的温饱。劳心者因为做的都是关乎民众生存、道德生活的大事件，因而格外费时劳心，因此也确实没有太多闲暇时间出来再做体力劳动。但人们往往看到了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一面，却忘记了，体力劳动者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为自己的利益谋求权益。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无知，则很容易被劳心者中的“野心家”利用。另一方面来说，作为劳心者却未必能完全体谅劳力者的痛苦和需求，而且即便看到了也可能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不予理睬。如此这样一番推理，孟子给与人民的参政权利，离真正的民主还是颇有距离。

不过，结合孟子的“四端”说人有向善的潜能，可推知人民如果能充分发挥自己向善的本能，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那么“圣人于我同类”(《孟子·告子下》)。如果能达到近圣人、君子的境界，那是否会有更多的参政权利呢？对此，《孟子》中没有说明。

国家给与人民必要的物质保障，人民不断自省提高自身道德，君主对人民有仁爱之心，人民拥有参政咨询的权利，整个社会“亲其亲，长其长”，一派太平，此即为孟子的“理想国”。

** 作者简介：张昭楠(1986-)，女，陕西渭南人，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B222.5；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10-02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