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连　王洋

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
——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

刘永连王洋

〔摘要〕在宋元交替之际，东南海域商人也因大陆战乱和朝代鼎革而出现波动现象。大量浙江、福建乃至广东一带商人为避战乱或作为宋朝遗民逃往海外，接连不断地浮海而东、而南，流入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另外，蒙元统治者从海外遏制宋朝势力，严令高丽等国断绝宋商往来等原因也造成了许多宋朝商人留居东南海域。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及其表现变化，反映着宋元鼎革形势下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文化交流情态，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时期中国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海上交通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

〔关键词〕宋元时期商人东南海域

宋代是中国对外交往史上颇有突破的一个时代。出于与北方辽、金等政权对抗的需要，宋朝一改重农轻商的政策意识，鼓励广大商人出海从事贸易。从此，中国对外贸易由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向民间商人从事的自由贸易逐步过渡，而漂洋过海的中国商人亦开始凸显于中外交往的历史舞台。在这一群体中，基于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和海上交通发展态势，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飘海商人尤其活跃。关于历史上的东南海商问题，学界早有关注。不过，对于宋元交替之际这一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时期，东南飘海商人的活动情况及其作用尚乏探究。本文就此做一初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飘海到高丽的东南商人

有宋一代，我国东南商人源源不断地飘海东渡，进入朝鲜半岛等地。据统计，仅北宋时期，我国商人东渡高丽贸易者至少有103批3169人*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页。，而文献失载者不知凡几。不过，细审其情形，到达高丽的宋商前后有所差别。在蒙古灭金直接与宋对峙之前(1234)，13世纪20年代蒙古势力已经影响到高丽，不过这一时期到达高丽的宋商对宋元关系尚无直接和明显影响，亦尚未为蒙元所关注。如：

(1227年)冬十月甲寅，宋商郑文举等一百十五人来。*[朝鲜]郑麟趾等著：《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一》，孙晓主编，标点校勘版，西南师范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0页。以下《高丽史》均用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1229年某月)乙丑，宋商都纲金仁美等二人偕济州飘风民梁用才等二十八人来。*《高丽史》卷22，《世家·高宗一》，第703页。

到了13世纪60年代，宋元关系已颇紧张，蒙元朝加快了灭宋的步伐，在大陆上攻城掠地的同时，开始从海上和其它侧面钳制宋朝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对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施加压力，命令其断绝与宋往来。这一时期宋商的飘海活动开始受到蒙元王朝之关注，并且在实际行动上受到蒙元和高丽政策的限制。

《高丽史》卷25记载：

二月庚子，以济州副使、判礼宾省事罗得璜兼防护使。朝议，济州海外巨镇，宋商、岛倭无时往来，宜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然旧制但守倅而已，不可别置防护，遂以得璜兼之。*《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一》，第785页。

从上可见，济州岛是宋商东渡高丽的交通要道、重镇枢纽。以前高丽对这一个地方并无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然而现在不同了，由于蒙元王朝的压力，高丽王朝对该地区宋商的活动监护不力，引起蒙元警觉和施加惩罚，迫不得已自己暗中加大管理力度。正因如此，高丽王朝在这里增驻防护别监一官，随时控制局面。

不过，高丽王朝在济州增置防护别监，显然并非实施蒙元王朝意志，相反很可能便利了宋商的往来，致使这一时期宋商在宋丽之间活动非常活跃。

《高丽史》又记载1260年事：

冬十月甲寅，宋商陈文广等不堪太府寺、内侍院侵夺，道诉金仁俊曰：“不予直而取绫罗丝绢六千余匹，我等将垂橐而归。” 仁俊等不能禁。*《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一》，第795页。

这一条史料本来记述高丽宦官对宋商的侵夺问题，然侧面则反映了当时宋商活跃到可以与高丽王朝政府机构直接交易，影响着其财政经济。

宋商的活跃结果还是引起蒙元王朝的警觉，以至于忽必烈派遣断事官为使臣，直接入丽责问。其诏书云：

陪臣元傅等奏陈头辇哥国王、行省官等扰害数事，今使对辨，皆是不实。复言非卿亲所闻见，得之他人，此殆非出卿意，若辈小人所为。曩者卿尝谓朕：“毋听小人之言。” 朕谕之曰：“朕于小人之言，或曾误听。第朕不自知，卿慎勿听也。”自今观之，卿亦听小人之言，宁非显然？若辈小人又陈说前代故事暨祖宗法度，虽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岂无善与不善？当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可也。朕于卿岂肯用不善之心? 若欲用不善之心，当在去年矣。如前年有人言，高丽与南宋、日本交通，尝以问卿，卿惑于小人之言，以“无有”为对。今年却有南宋商船来卿私地，发遣行省致诘，始言不令行省知会，是为过错。又见有将到日本国归附高丽人说：“往者日本岁贡高丽。” 又前年卿承当括兵造船至今未见成效，托于林衍擅权，事非由己。朕若此后再用小人，卿宁复指以为辞? 卿国虽小，卿亦是一国之王，黜陟威福，或是或非，当自己出。 如专任不善之人，则不善之事止及卿身。*《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二》，第835-836页。

1269年，蒙元已经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加以密切监督管理。然高丽仍不断接待宋商入境，只是宋商往来由高丽王私底下安排活动，力图蒙蔽行省，不使元人察觉。不过高丽内政混乱，还是有人向行省透露了消息，结果引起行省责问，元帝发怒。

即便如此，高丽王朝最终仍未拒绝宋商入境，宋商东渡高丽者仍然源源不断。据《高丽史》载，1271年征东行省向高丽王廷索贡，高丽王报称：“乌梅、华梨、藤席元非所产，昔于西宋商舶得之，粗有若干，并此进奉。”*《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三》，第850页。1277年“五月壬辰，遣僧六然于江华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黄丹，乃取广州义安土烧作之，品色愈于南商所卖者”。*《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一》，第892页。显然，高丽王朝经济上离不开宋商及其所带来的中国南方精美商品，高丽宫廷生活乃至向蒙元进贡都少不了这些东西。因此，直到宋朝灭亡前夕乃至灭亡多年，我国东南海商仍不断东渡朝鲜半岛。例如，《高丽史》载：

(1278年)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庭；*《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一》，第907页。

(1288年)戊申，宋商人顾恺、陆清等来献土物。*《高丽史》卷30，《世家·忠烈王三》，第964页。

宋商飘海活跃了高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往。不但高丽因此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惠，影响颇为深远，而且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南部沿海，也留下颇多两国交往之成果。例如，宋有史料提及，“广州、泉南请建番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上因策之以《洪范》之义，用武王访箕子故事。高丽，盖箕子国也。一时稽古之盛，蹈越汉唐矣。”*[宋]蔡條：《铁围山丛谈》卷2，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90页。可见在两国频繁交往背景下，一方面高丽人就学向化，另一方面东南海商也需要预先了解高丽和懂高丽语，于是广州番学应运而生。

二、飘海商人与蒙元东南经略

蒙元关注东南亦即东亚海域为时甚早，灭金之前就派遣使者进入朝鲜半岛，与高丽王廷沟通联系。到13世纪50年代，金朝障碍已经消除，蒙元加强了东南经略，在攻打宋朝的同时也开始对高丽施加压力，一方面派兵攻打高丽北边城池要地，一方面责令高丽王廷出降。

据高丽史料记载，1252年有蒙古使节入丽。“丁卯，王命馆伴宴蒙使。 蒙使曰：‘尔国既降欲就陆，何以城为?’ 对曰：‘宋贼船往来，故筑城以备，实无他也。’ 庚午，蒙使还。”*《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三》，第741页。1259年，蒙古又以武力进攻相威胁，高丽国王不得不委派太子到辽东解释。*据高丽参知政事李世材奏报，“五月十六日，太子至虎川，大雨水涨溢，从者皆请留宿以待水落，太子不听，遂行。越一日，至东京。东京人曰：‘明日大兵将向高丽。’太子遣臣及金宝鼎各以白银五十斤、银尊一、银缸一、酒果等物，遗元帅余愁达松吉大王。十九日，太子见松吉。松吉曰：‘皇帝亲征宋国，委吾等征尔国，业已发兵，尔何来耶？’太子答曰：‘我国惟皇帝及大王之德是赖，仅保余喘，将奉觞于大王及诸官人，然后入觐于帝，故来耳。’松吉曰：‘汝国已离江都乎？’ 太子曰：‘州县民已出岛矣。王京则待皇帝区处以徙都耳。’松吉曰：‘王京犹在岛中，何可罢兵！’太子曰：‘大王尝言：太子入朝则罢兵。故今我来尔。兵若不罢，小民畏惧逃窜，后虽敦谕，谁复听从？大王之言其可信乎？’松吉等然之，驻兵不发，乃遣周者等来，为坏城郭也。”(《高丽史》卷24，《世家·高宗三》，第777-778页。)1260年，新登大位的忽必烈下诏高丽，一方面告以宋朝危急之势使之惊惮：“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撤其藩蓠，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朝夕。”另一方面软硬兼施控制高丽：“申命边阃，断自予衷。无以逋逃闲执政，无以飞语乱定盟。惟事推诚，一切勿问。宜施旷荡之恩，一新遐迩之化。自尚书金仁俊以次，中外枝党官吏军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应据国人但曾犯法，罪无轻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立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兹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复踰限矣。大号一出，予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高丽史》卷25，《世家·元宗一》，第788-789页。由此震服了高丽。

1268年，蒙元还命令高丽从征南宋。忽必烈诏称：“今我朝方问罪于宋，其助士卒、舟舰，自量能办多少；所输粮饷，则就为储积；及达鲁花赤户版之事，卿意谓何？今特遣使持诏以往，当尽情实，令海阳公金俊、侍中李藏用赍奏章，具以悉闻。”*《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二》，第818-819页。

不过，蒙元皇帝并不看重高丽出兵之事，因为很快忽必烈就主动减轻高丽征兵和造船负担。据载：

庚寅，蒙古遣明威将军都统领脱朵儿、武德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等十四人来，诏曰：“卿遣崔东秀来奏备兵一万、造船一千只事，今特遣脱朵儿等就彼整阅军数，点视舟舰。其所造船只，听去官指画。如耽罗已与造船之役，不必烦重。如其不与，即令别造百艘。其军兵船只，整点足备。或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讨临时制宜。仍差去官先行相视黑山日本道路，卿亦差官护送道达。” 己亥，遣郞将朴臣甫、都兵马录事禹天锡从国昌刘杰等往视黑山岛。*《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二》，第820页。

此处已露苗头，蒙元对地处朝鲜半岛南端的耽罗等地特别重视，开始予以控制。

据史料记载，1272年，蒙元企图招降盘踞在耽罗的高丽叛将金通精。“元遣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茶丘议征取耽罗之策。茶丘表陈‘金通精之党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从，击之未晩’。帝从之。茶丘乃遣通精之侄郎将金赞、李邵、贼将吴仁节族桓文伯等五人，使往谕之。通精等不从，留金赞，余皆杀之。”*《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三》，第860页。

1273年，与高丽联合用兵，平耽罗。该年六月壬午朔，高丽遣大将军金绶如元告平耽罗贼。表曰：“海寇方炽，绵国病以弥留；王师所临，仗天威而尽荡。伏念专沐至仁，出居旧壤，顾因逆种，尝图构乱，以肆骄吁，及严宸至，许兴亡而伐罪。虽巨魁败散于珍岛，乃余种逃奔于乇罗。何期睿意之怜察，更遣官军而殄歼。然万里水程之险艰，势难轻涉；故三军木道之征进，虑或何如。五月二十四日金方庆牒报云：‘四月二十八日大军旣入济州，处置逆徒而一境底平。’则此盖仰赖皇灵，奉承天祐，战舰得顺风而前压，顽民如槁叶以扫除。捷报亟传，舆情举喜，而臣克清大憝，感圣德之遐覃；永保残区，洎遗黎而更活。一心效职，万寿为期。”*《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三》，第865页。

同年，“元置达鲁花赤于耽罗”*《高丽史》卷27，《世家·元宗三》，第866页。。

以后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忠烈王三年，元为牧马场。 1276年，“元遣塔刺赤为耽罗达鲁花赤以马百六十匹来牧”*《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一》，第887页。；1282年，“元遣蒙汉军一千四百来戍耽罗”*《高丽史》卷29，《世家·忠烈王二》，第938页。。

为何蒙元如此重视朝鲜半岛南端这一小岛？

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耽罗又称耽牟罗，在全罗道南海中，亦即后来济州之地。本来是一个独立王国，国王称为星主，原来修贡百济，之后相继向新罗、高丽进贡。*《高丽史》卷57，《志·地理二》，第1839-1840页。再后，高丽努力经营，将该地变为郡县。

耽罗之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交通地位。《高丽史·地理志二》载：“凡往耽罗者，发罗州则历务安、大堀浦、灵岩、火无只、瓦岛、海南、于兰梁，凡七昼夜至楸子岛；发海南则从三寸浦，历巨要梁、三内岛；发耽津则从军营浦，历高子、黄伊、露瑟岛、三内岛，皆三昼夜至楸子岛。右三处，舟船皆经此岛，过斜鼠岛、大小火脱岛，至于涯月浦朝天馆。盖火脱之闲，二水交流，波涛汹涌，凡往来者难之。”

对外，耽罗通宋和日本极为便利。考查东亚海域交通，黑潮自我国福建与台湾之间的海峡，向东北流至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本州岛之间海域；而自朝鲜半岛南端耽罗(济州岛)之地，又有洋流折回向西南流，直达我国大陆浙江、福建沿海。故而，耽罗恰在这一交通干线上，空间距离既近，航行亦极为方便。在忠烈王九年，元拟从海上伐宋，元朝皇帝曾向高丽王廷提及：“尔国于宋，风顺则可两三日至，日本则朝发夕至。此汝国与蛮子人之言也。汝国何不主是事乎?”*《高丽史》卷102，《列传·李藏用》，第3148页。此处讲伐宋近便，无疑是指耽罗交通，并与蒙元努力控制耽罗的做法是一致的。而蒙元为讨伐宋和日本而指使高丽在耽罗造船，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高丽史料中，耽罗方便通宋的特点也在其它许多地方显示出来。例如：

(1088年)秋七月，宋明州归我耽罗飘风人用叶等十人。*《高丽史》卷10，《世家·宣宗五》，第283页。

(1097年)甲午，宋归我漂风人子信等三人。初耽罗民二十人乘舟漂入躶国，皆被杀，唯此三人得脱，投于宋，至是乃还。*《高丽史》卷11，《世家·肃宗一》，第312页。

1058年，“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高丽史》卷8，《世家·文宗二》，第218页。，结果担心契丹问罪，未能付诸实施。

1278年，被元廷发配到这一带的犯人造筏南逃。“辛巳，遣将军朴义如元，上都堂书曰：据本国来文，全罗道按廉使报：‘今春上司所送罪徒，分置道内灵岩郡披緜岛十三名，乘桴逃窜，追搜得之。宝城郡乃老岛二十四名，夺行人船逃窜，未曾捕得。’我在上都尝言此事，本国岛子虽多，远陆者少，累次所送罪徒，已难安置，今所移配耽罗罪囚，置之何地？乞还前所，仍使官军镇守。未蒙明降。因今二岛罪囚，逃窜如此，其余诸岛罪人，孰不生心？伏望善奏以降明断。”*《高丽史》卷28，《世家·忠烈王一》，第905-906页。

值得指出的是，蒙元关注耽罗，拟从海上伐宋显然只是意图之一，而且因其现实条件不足而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其更现实和重要的目的是遏制宋与高丽的沟通，从海上钳制宋的力量。前面蒙元皇帝指责高丽王廷暗中接待宋商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宋丽关系史上，由于前期辽、金和后期蒙元的压力，高丽一直不敢与宋通使，宋亦顾虑高丽为辽金等刺探情报，长时期内不肯容纳高丽使者，因而两国少有直接的使节往来，而借助民间商人达到政治沟通的目的。由此，活跃在东亚海域的东南海商就承担起使节的政治交往任务。宋代中国史料也显示，宋廷也确实有人主张积极与高丽如此通交。例如，宋末著名宰相吴潜*吴潜(1196-1262)，宋宣州宁国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第一，历官江东安抚留守、淮东统领、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宋末两度入相。云：

今高丽虽臣属于鞑，然每有畏鞑之心，迁都海岛，防其侵犯，决不至为鞑向导。纵使有窥中国之意，然无松杉木可以造船。……此间(海州)舶船，常有贩高丽者。大率甲番三只到丽国，必乙番三只回归，丙丁亦如之。今庆元人见有在彼国仕宦者。却缘此等船只，皆属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来之迹。此间之舟一只，可以载二、三百人，万一彼有异志，并我甲乙两番之舟，并行拘夺，以渡鞑贼，则亦意外之过虑也。故臣以为朝廷若以舶务拨隶沿海制司，却择以收钱最高年份，责令制司抱解净钱，则于过课无亏，而发舶事权属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关事体，颇为不细，况缓急之际亦可团结大舟，为国家后户之备。此其为计，又在不言之表，兼亦可以因发舶舟，令晓畅之人伪为商旅，至彼国审探鞑贼事宜。*吴潜：《许国公奏议》卷3，《奏晓谕海寇复为良民及关防海道事宜》，清抄本，第58页。

也正因此，蒙元十分顾忌宋商入丽。

另一方面，前文已经提及，耽罗亦即济州之地处于高丽通宋交通要道上，宋商无时往来；同时另有史料显示，宋商往往与耽罗国同时入贡高丽王廷。例如，公元1000年，“宋商客、东西蕃、耽罗国各献方物”*《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第149页。；1036年，“十一月己丑，设八关会，宋商及东女真、耽罗各献方物”*《高丽史》卷6，《世家·靖宗》，第157页。；1073年，“十一月辛亥，设八关会，御神凤楼观乐。翼日大会，大宋、黑水、耽罗、日本等诸国人，各献礼物名马”*《高丽史》卷9，《世家·文宗三》，第248页。；1055年，“戊申，寒食飨宋商叶德宠等八十七人于娱宾馆，黄拯等一百五人于迎宾馆，黄助等四十八人于清河馆，耽罗国首领高汉等一百五十八人于朝宗馆”。*《高丽史》卷7，《世家·文宗一》，第203页。如此等等，例子甚多。

因此，蒙元关注并控制耽罗也就成为必然。

三、飘海商人与高丽政策

(一)高丽王朝对宋朝飘海商人的重视。

高丽为宋商设置诸多留住客馆。据载，“肃宗……七年六月庚寅，宋商客所接东、西馆火。闰月己巳，孟州城廊及民家七十余户火”*《高丽史》卷53，《志·五行一·火》，第1706页。，“睿宗元……十一年闰正月辛丑，宋商客馆火”*《高丽史》卷53，《志·五行一·火》，第1706页。。

高丽国王特许宋商在八关会上观礼。《高丽史》记述八关会仪式，其中提及宋商云：

大会日坐殿。……阁门引宋纲首等就闻辞位，立定。阁门奏闻辞，云：“大宋都纲某等祗侯朝贺。” 讫，引就拜位，跪进物状，阁门接上，俛伏，兴。舍人喝，再拜。行头奏圣躬万福，奏，山呼，再拜。 行头进步，退复位，奏，山呼，再拜。次传宣赐坐看乐，兼赐所司酒食讫，奏，山呼，再拜，卷班西出，就幕次。

次引东西蕃子，次引耽罗人，朝贺及传宣礼，并与宋纲首同。

……

德宗三年十月，遣辅臣赐西京八关会，酺二日。西京例以孟冬设此会。十一月，设八关会，御神凤楼，赐百官酺。翌日大会，又赐酺，观乐。东西二京、东北两路兵马使、四都护、八牧各上表陈贺。宋商客、东西蕃、耽罗国亦献方物，赐坐观乐。后以为常。*《高丽史》卷69，《志·礼十一·嘉礼杂仪·仲冬八关会仪》，第2178、2184页。

许多宋商被王廷重用为官。例如胡宗旦：

胡宗旦，亦宋福州人。尝入大学，为上舍生。后游两浙，遂从商船来。睿宗宠顾优厚，补左右卫录事，寻权直翰林院，骤迁宝文阁待制。时王颇好乐妓，玲珑、遏云以善歌屡承恩赉。国学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诗》讽之。中书舍人郑克永以白王，王不悦。会孝冲赴举，王命黜之，遂下狱。宗旦上书营救，乃释之。宗旦性聪敏，博学能文，楚楚自喜，兼通杂艺，颇进厌胜之术，王不能无惑。后事仁宗，为起居舍人。*《高丽史》卷97，《列传·刘载》，第3004页。

文中福州人胡宗旦，虽然号称曾入太学为上舍生，但其偏嗜杂艺，又通厌胜之术，显然并非贵族出身和常规儒士，加以优游之间与商人关系密切，很可能本身就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商人或出自商人家庭。而高丽国王重用之，亦并非其“博学能文”而已，杂艺、厌胜显然占了很大成分，背后商人关系恐怕亦是其中因素。

(二)蒙元高压下对宋商政策的变化。

在蒙元政治高压下，高丽表面不得不与宋作对。不但在辩解边境筑城时声称是为防宋，而且还得做做表面文章。例如，1266年，“八月癸亥，将军车松祐获宋贼船一艘，杀七十余人，擒五人”。*《高丽史》卷26，《世家·元宗二》，第813页。这里所谓“宋贼”，并不一定就指宋朝海上强盗武装，而宋朝水师也从未入侵过朝鲜半岛，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宋朝的飘海商人。那么，在这一时期宋商难免会成为宋元关系和高丽政策的牺牲品，遭到高丽水师和边军的截杀和掳掠。从此，尽管高丽一直需要并接纳宋商，但一方面高丽不敢明目张胆行之，宋商待遇无疑也肯定大不如前。甚至如前文史料所反映，有些人还会遭到勒索和欺凌。

同时考察移民问题，这时期有大量宋人逃亡高丽，包括号称“北宋八学士”、“南宋八学士”以及朱熹的曾孙朱潜等人，他们基本属于冒称高官贵族和名人之后的普通移民。再探寻其移民路线，亦多从我国东南沿海飘洋而东。这些移民应该有不少是逃避宋元战争的中国东南飘海商人。他们最初所曾遭受的政治磨难和经济际遇，想必亦与当时高丽的对宋关系和相应政策密切关联。而其中不少家族得以恢复待遇，甚至上升为高丽的高官贵族，则说明高丽王朝在实际上并非真想打压这些宋朝移民，相反为了发展自身社会文化而最终重用了他们。

最后，统观宋元鼎革之际的东亚国际关系，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以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为着眼点，中国大陆上蒙元与南宋的关系，与东亚海域蒙元与高丽和日本的关系相互联系成为一体。蒙元帝国征用高丽军队和船舰，不仅仅是出于征日的目的，也有从海上进攻南宋的企图；元帝关注朝鲜半岛南端的耽罗(济州)之地，则无疑是力图掐断高丽与宋、日之间的海上交通，由此遏制宋、日(特别是南宋)的势力。在这一国际关系结构中，我国东南沿海的飘海商人成为相当重要的一种媒介。除了保持几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外，这些商人还充当着沟通高丽与南宋政治关系的使节角色，由此其入丽活动为蒙元帝国所高度警惕和极力控制。尽管这些飘海商人并无多大武装力量，政治际遇亦难免为当时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变化所左右，然其几乎连结着东亚大陆和海域的各种势力和因素，成为这些势力和因素互动的关键点。由此，我们关注到东方国际政治态势在陆海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对飘海商人的角色性质和作用也有了一种较新的认识。

作者刘永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632)

王洋：暨南大学专门史专业中外关系史方向2014级硕士研究生

Abstract：The wars and regime change at the tur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ffected the merchants in the southeastern seas. To flee from wars or persecution, a great number of the merchants in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travelled eastward or southward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Moreover, aiming to supprerss the Song power, the Yuan’s Mongolian ruler forced countries like Koryo to break off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the Song Court, thus many Song merchants settled overseas.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East Asian Seas and the changes in their strategies reflec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Song and Yuan Dynasties; Merchants; the Southeastern Seas

*本文为2015年“宋元交替时期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