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亦臻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美国视域的孔子
——来自东方的“批评者”

贾亦臻*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美国；孔子；“批评者”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000年，那一年的美国大选如同一部好莱坞玄疑剧，扣人心弦。好的玄疑剧，结局往往出人意料，又在怀理之内，但那次大选还是让我们大跌眼镜。小布什得票少，而戈尔得票多，但小布什却成了“少数人”选出的总统；更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因为佛罗里达州出现了计票纠纷，小布什居然到联邦最高法院打起了官司，而玄机重重又晦涩难懂的选举法案站到了他的一边，似乎可以说，小布什的总统权力是靠打官司赢来的。更加玄妙的是，美国人普遍认为，为大选打打官司没什么不妥。据一项民意调查，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依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1]。

这样的案例，对我们来说，理解起来十分烧脑——如果总统选举也可以由法槌来决断，那么三权分立的根基是不是要重新诠释一番？实在说来，对于这一切，我们是怀着娱乐的心态在冷眼旁观的，个中玄妙，我们无睱深究，倒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在法院东庭的三角门楣上，排列着的16个意味深远的人物，中间的三人是摩西、孔子和梭伦。显然，设计者在如此庄严显要的位置刻划这些人物形象，必有深意。通常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孔子与摩西、梭伦并列，被尊为世界立法始者；二是正中的摩西代天意或神意，左边的孔子代表道德，右边的梭伦代表政治。

作为尊奉孔子的中国人，我们似乎有必要强调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道德都是法律的基础，而孔子主张的“德主刑辅”观点，于现代社会仍有裨益。但此说仍流于肤浅。也许，我们并不能因为联邦最高法院门楣上的孔子形象而沾沾自喜，倒有必要反思一下孔子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形象。

一、来自孔子的批评

初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张涛教授也和其他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感觉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事实上，这不足为奇。中美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文化差异、民族特性以及由文化习俗导致的行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对美国人不甚了解，正如美国人对我们不甚了解一样，这中间并没有高下之分。如果一定要将每一种文化割裂开来，并试图运用数学模型来求证哪一种文化是高明的，哪一种文化是低下的，那么这种学术本身就是反文化的。鲁思·本尼迪克特说：“人类学家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问题不断调整、改善”[2]。张涛教授最初选择的课题是“美国民族意识的形成”，为此，他要查阅大量美国早期的媒体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纯美国”的学术领域里，张涛教授竟然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痕迹。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引起了张涛教授的注意，占据头版篇幅的，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作了不少介绍。此后，他花了7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于是，一本名为《孔子在美国》的著作出版了。

这本著作中说，美国人对孔子的认知，可能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早，要深入。在美国，孔子的形象也许并不仅仅是遥远东方的一个不可理喻的老古董，而是一个讲道理的“批评家”。在美国一些媒体上，孔子的“批评”经常出现，就像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需要忍受言官的谏言一样，美国总统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

还是那位小布什，此君有时言语含糊、用词不当，为此，《纽约时报》援引孔子的话批评他：“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小布什的前任克林顿也没能逃脱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在评论他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张涛教授的研究还发现，近代的美国总统，“几乎每一任都会受到以孔子为标准的批评”。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所以做事不能过于谨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抬出孔子，认为约翰逊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与孔子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比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批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为重要。

张涛评论说，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讨论中，美国人所提到的孔子，聪敏、博学，“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质”。有时候，媒体甚至会篡改、杜撰孔子的话。195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漫画讽刺肯尼迪，配文写道：“请允许我引用孔夫子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当浪费公共税征收。”

二、一个罗曼蒂克的孔子

可是，问题好像有哪里不对吧？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读到这里不禁会问，美国人眼里的孔子真的中国的那位“至圣先师”吗？再说，生性幽默的美国人会允许孔子总是板着脸孔教训他们吗？仔细品味，在孔子“批评”总统之时，报道的语气是不是也有些揶揄成份呢？

对于孔子的理解，美国老人牧琳爱的解说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牧琳爱生于1917年，曾在中国做过慈善，喜欢读《论语》，但牧琳爱经常念叨的一句“论语”却是这样的：“孔子曰：男、女、月光让婚礼的钟声响彻五月天”[3]当然，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牧琳爱和朋友们自创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月光可以创造罗曼蒂克的感觉”。事实上，正是这样诙谐幽默的“子曰”，才让孔子在许多美国人中变得熟悉起来。牧琳爱说，孔子所倡导的相互尊重等美德，甚至比耶稣在美国做得还要到位。“我敬仰孔子的人格，因为他无私地倾尽毕生精力，为他的人民谋福祉，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中，他总能坚持不懈地去实现自己的人道主义追求。”但是，牧琳爱对孔子的观点并没有全盘接受，她说：“我信仰男女平等。孔子则主张女人必须屈从于男人，这是我与孔子信仰很不同的地方。”

200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以认可他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份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格林代表另外41名众议员提出的决议说，孔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产生了影响，并且仍在发挥影响力。有学者认为，众议院此次通过的决议案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象征”，它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事物的新敬意。

实际上，美国普通人对孔子的认识仍很模糊。毕业于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世界哲学系的葛瑞·派瑞斯说，他是从中餐店里纸条上的“之乎者也”知道孔子的，而不是他的哲学课本。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等书的艾恺说：“当今世界孔子仍被不少人所忽略，在美国，各式各样的‘言谈’被错误地认为是孔子所说”，“‘Confucius Says’在美式英语中颇常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概要，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论语》。”

事实就是这样，仅仅知道孔子的名字，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这位“中国圣人”。不说亚里士多德，就是和莎士比亚相比，孔子在西方的影响力也相差不少。我们知道，西方对儒家思想的审视与反思，显得尤为苛刻。

由于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以及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从2004年开始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学，“孔子”也逐渐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和“和而不同”的观念，体现了人类的一些共同价值观，在跨文化交往所遵循的求同存异原则下，有着相当大的空间。

三、独立不依的民间学者

孔老夫子不是一直谆谆教导民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吗？何时这样剑拔弩张，动不动就对政府首脑当头棒喝过呢？在感觉“有点乱”之前，我们不妨把“美国人民”的判断当做一面镜子，看看镜子中的“孔子”和真实的孔子究竟有几分相似吧。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人心不古。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三代，一说尧舜禹，一说夏商周)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任季康子的总管，不仅没有改变他的德行，反而使税粮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孔子愤怒地说“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以民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统治者的得失成败不以其称王称霸来判断，而是看其是否给人民带来了真正的福祉。今天美国媒体引用的那些“来自孔子的批评”大多就是孔子用来批判当世的统治者的，可以想见，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的民间学者自然是很不待见的，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后依然“无枝可依”。

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权主义在中国的起源，曾经说:中国自古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正如我们所知，孙逸仙一视同仁地重视西方政治理论和儒学遗产。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民主革命从儒家政治理念那儿受到的激励与法兰西大革命那儿得到的一样多。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古语都出自《孟子》。其中第一句出自《尚书·泰誓》，为《孟子》所引用。第二句则表述了儒家关于人民有革命权利的理念。最后一句话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普通人民才是政治权威的终极来源。孟子的主张对当时、乃至后来的专制统治者而言绝对是“大逆不道”，以至于孟子的“亚圣”地位时有时无，屡屡被请出孔庙。

了解了这样的孔子孟子，你还相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正版的孔孟“儒学”吗？孔子自己还满世界转悠找工作呢，他怎么可能提倡愚忠？孔子时代的鲁国是一个盛行私奔、改嫁和一夜情的时代，孔子怎么能想出“夫为妻纲”这样的名堂(当然由此产生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是有可能的)？

由此可见，孔、孟两人(尤其是孔子)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犬”，而这一点却是尤为值得庆幸的，试想，如果孔子、孟子为当时重臣，不可避免地会为国君站台、洗地，甚至被权力所腐蚀(孔子短暂掌权时诛杀少正卯就露出一点苗头)，我们又哪里看得到这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儒家正源呢？

四、“真儒家”是社会的“守夜人”

美国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对守夜人有这么一段描述：“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这句话如今被众多法律人作为自勉，不过，用它来形容依然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真儒家”，也是十分恰当的。

“真儒家”究竟什么样？谁又是“真儒家”的“代言人”？毋庸置疑，“真儒家”就是继承孔孟之道，致力于“国家海清河晏，人民安居乐业”的人。举个喜闻乐见的例子，2016年，电视剧《琅琊榜》大热，被誉为“真正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良心之作”，具体到主角梅长苏身上，他最令人感动的精神是什么？相信每一位熟悉儒家文化的人都会脱口而出——“家国天下”。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段对白尤其令人动容——

梁帝愤怒地问梅长苏：这还是朕的天下吗？(指责祁王等人常常犯上直言)

梅长苏正色答道：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若无社稷，何来主君？

很多观众觉得这句话太具有现代意识，“分分钟出戏”，然而如果你熟谙儒家经典，难道不觉得这就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声声回响吗？而《琅琊榜》剧末，梅长苏拼一死而换得边境安宁，海清河晏，不正是孟子“舍生取义”精神的最好实践吗？

提起历史上的“真儒家”，就不得不提北宋的大文豪苏轼，此公才冠天下，名满天下，与司马光、王安石亦师亦友，又得曹太后赏识，可为什么无论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都不能容忍他呢？下面这段史料很能说明问题的所在。

元祐七年，东坡守扬州，从扬州教授任上离职的曾旼，到真州看望曾经权倾一时的新党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后来却出卖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贬，东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别恨苏氏兄弟。知道曾旼从扬州来，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吕惠卿问：你认为东坡是什么样的人？

曾旼道：东坡是个聪明人。

吕惠卿怒道：尧聪明吗？舜聪明吗？禹聪明吗？——意思是尧、舜、禹才是真聪明，东坡也配？

曾旼回答道：不是这三人的聪明，但也是一种聪明。

吕惠卿开始语带讥刺：你夸他聪明，这位聪明人他学的哪一路学问啊？

曾旼依然老老实实地道：他学的是孟子。

吕惠卿更加忿恨，咆哮道：你这是什么话！

曾旼却神色不动，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我就凭着这一点，知道东坡是学孟子的。

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便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

基于“民本”出发点而批评，批评又是为了实现“民本”之目的，此乃是“真儒家”的最基本特征。而这些“批评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便是唐太宗的宰相魏征。魏征在李世民手下，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有几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能听得进如此之多的反对意见呢？魏征所提出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等谏言，直到今天，仍是政治家们必记的格言。

纵观两千年来的历史，总的来讲，王朝初建到盛世时期，理想会多一点，真儒家会占主导，而王朝中后期到末世，到乱世，实用会多一点，假儒会占主导；强盛的富裕的地方政权真儒家主导，落后的贫瘠的地方政权则以假儒为主；宋以前的历史趋势是儒家渐趋理想，趋完善，统治者渐渐趋于真儒，这在南宋到达高峰，元以后则儒家渐趋实用、保守和教条，甚至由于外族侵入加入了一些野蛮的成分，儒家只剩一层教条般的皮子，虚伪地掩人耳目。在如此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下，“真儒家”被大量地逆淘汰，“假儒”、“犬儒”却日益占据了历史的制高点，以至于如今相当一部分国人一提到儒家，想到的首先是专制迂腐、固步自封、趋炎附势、假仁假义……甚至出现一种思潮，认为“误尽中国是儒家”，强调完全的“去儒化”，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对接。而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儒家”则日益隐没在历史的苍烟落照中，“微斯人，吾谁与归”了。

[1]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494.

[2]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8.

[3]牛琪，刘宝森，白旭.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11/content_12434331.htm.

贾亦臻(1993-)，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化)专业和日本城西国际大学(经营情报学部综合经营学科)，获文学学士和经营情报学学士学位。

H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