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旷男和城市剩女背后

事实上，爱情、婚姻都让中国年轻人都很纠结。尤其是乡村旷男和城市剩女就像两道永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他们之间横亘着的，就是当下社会失衡的难题。

乡村旷男的结婚难题

过去的10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等人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已开始加入相亲大军。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在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媒人邓孟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抢手。他把手里的男孩分成了三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中国式被“剩女”

与大量结婚困难的乡村男子相对的是，在城市中，存在一个庞大的“剩女”群体。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月23日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相关数据显示，仅北京地区，大龄未婚女性就有92.5%集中在城镇，城镇大龄未婚女性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以上的占比达81.1%。这些数据足以让人明白，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

“剩女”，是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年龄线划在了27岁。出生于1988年的张何之说：“所谓‘剩女’往往高收入、高学历，自己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就对是否要结婚有了更多选择。而我们的社会对这种选择显然还没有适应。”

就读名牌大学的小邵认为，大龄未婚女性多是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何来被“剩下”之说？炒作“剩女”，可以转移几千万因为自身条件差而娶不到老婆的“剩男”的怨气。

“剩女”在家，最焦虑往往不是自己，而是父母。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30岁未嫁的姑娘早晨起来吓一跳，看到床头摆着一张陌生男女的结婚照。她妈妈默默走进房间说：“我昨天参加了一个婚礼，这是他们的结婚照，你看看人家多幸福。我要你把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桌子上，让它鼓励你。”

年近30岁的小邵也有过一次非常糟糕的相亲体验，“相亲对象的收入大概是我的十分之一，长相学历都比较差，还非常鄙视我说不好方言这一点”。回去后，小邵问父亲：“结婚是为了什么？如果是我喜欢的人，那我提供所有的物质条件都没关系。但是这样一个人，我不可能喜欢他，然后还要出钱养他全家吗？”

洪理达在其著作《剩女时代》中表示，很少有中国女性集体排斥婚姻。根据2005- 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30%- 40%的中国人认为“不幸的婚姻也比单身好”。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24.9岁，比2000年的23.4岁只是略有增长。

也许，统计数据总是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要慢上一拍。32岁的南京姑娘蓝芳在上海一家财务公司担任客户经理，月薪两万元。“我见过很多夫妻闹得不可开交，很多人好像过得并不幸福。也许哪天遇到真正让我感到幸福的人，我会嫁给他，但目前我舍不得放弃自由自在的生活。”蓝芳的日程包括跟朋友外出晚餐，看电影，听音乐会，每周去几次健身房，看小说，学习“只为好玩”的法语。

单身状态的小邵目前也过得不错，“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看看书，拉拉琴，至少为自己而活”。关于未来，关于感情，小邵说：“还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彼此能够聊得来的人，不需要多有钱，不需要多帅，就想要三观端正，兴趣相投，能相互理解，彼此扶持。如果能遇到，我还是会考虑结婚的。”

背后的失衡问题

乡村大龄旷男和城市大龄剩女现象，是当下中国城乡失衡的一个写照。它像一个痛点，时时提醒整个社会肌体，需要关注和解决哪些问题。

当今中国如此严密的户籍政策，在全世界极为罕见。户籍政策限制了农民发展的自由，加之城乡不平等政策创造了城乡地域的巨大不平等（如高考制度、城乡“剪刀差”、财政投入巨大差距），不仅限制了父辈一代的农民，大幅降低农村年轻人的起点，同时又给农村年轻人创造新的巨大不公平，严重遏制了农村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让农村年轻人的向上奋斗难于上青天。

如户籍城市居民有相对比较完善且水平远高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支出绝大部分支付给了占人口少数的户籍城市人。其后果是，农村年轻人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城市与城市户籍居民有巨大差距，城市户籍青年在婚姻市场有显著的政策竞争力。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商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城市代表着更深更广更先进的社会分工，因此城市在经济上天然的领先于农村。城市比农村发达，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在中国等少数国家，又人为的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又如土地政策，在农村，以集体土地的名义，让农民失去了最大的财产自由（土地），限制了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城市，土地归属国家，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大幅拉高地价房价，严重挤压了城市的民间经济。

这样的土地政策，一方面让拥有住房的城市居民显得更富，因为政府垄断土地让房子更值钱，同时有钱的炒房者和拿到土地的开发商聚集更多财富；另一方面让没有城市住房的农村年轻人显得在城市更穷，农村那点土地不能转为财富，城市高房价又让很多农村年轻人“望房兴叹”，或者买房被剥削几十年储蓄，这无疑大为拉大了贫富差距！实际上，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爱情被高房价绑架了，更深一步则是土地政策绑架了中国年轻人的爱情，让爱情更“以房交易”，也可以说是土地政策给中国年轻人的爱情“下毒”。

现阶段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权利上都是城乡二元社会，农村在金钱和权力上都低城市一等，加之物质主义与权力中心主义的“文化合流”，因此中国全社会都更瞧不起农村人，无疑加重了农村青年的爱情悲剧。

由于特殊国情给中国年轻人带来了高压力，让中国人年轻人的爱情变得更“物质交易”。比如，美国人均收入约是中国十倍，但中国的衣食住行价格都比美国高，显然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更大，也让中国年轻人的爱情太“铜臭”味。

在中国这个浮躁、焦虑和物质主义横流的时代，中国年轻人不可忘记，爱情的幸福虽然与物质有关，虽然有中国特殊国情的民生高压力，但中国早已逃离物质贫乏的时代，年轻人更不可忘记爱情幸福与人品、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心智层次等内在品质更相关。如果说“物质”是“金玉”，则人的内在品质是“其中”，不要让爱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或“鼠目寸光”不识“真命天子”！

（《南风窗》2016年第5期、澎湃新闻2016.2.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