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蘭

歐陽修《廬山高》詩解疑

王小蘭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是歐陽修最爲自矜的三首詩作之一。該詩以贈別劉渙爲題，實則並非爲“高”劉渙之“節”而作。劉渙深眷“苦空”之道，倔强有餘而建樹不足，其宦途失意後的棄世退隱不可謂之“高節”。當劉渙致仕告歸之際，“學士大夫爭爲詠嘆以餞之”的熱烈場景，爲歐陽公借題起興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廬山高》雄奇壯美的超逸詩情，既凝結着作者於“放逐流離”中難以釋懷的不平之氣，更彰顯出歐陽公守“道”自勵的人格魅力。該詩表面上頡頏《蜀道難》，實則取法韓愈，用奇字，押險韻，以文爲詩，因難見巧。前人有關《廬山高》的分析與解讀，充分體現着藝術審美的差異、變化與多樣性，對此應該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關鍵詞： 歐陽修 劉渙 廬山高 釋疑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歐陽修作《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詩，爲致仕而歸的劉渙送行，*《歐陽修全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84。華孳亨《增訂歐陽文(轉下頁)盛贊其不爲“寵榮聲利”所屈，胸懷氣節可與廬山比高。此詩一經面世便清響遠播，引起梅堯臣、郭祥正及孔平仲等朝野名流的激賞和贊譽。李常曾追憶此事云：“方是時，學士大夫爭爲詠嘆以餞之，非所以寵其行，以預送凝之爲榮耳。歐陽文忠公之詩，道其爲人與夫去最詳且工，人能誦之，謂爲實錄。”*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并序》，《全宋文》(72)，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58。另據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歐陽公平生引以自矜、自謂可與“李杜”比高的詩作，也只有《廬山高》及《明妃曲》前後篇而已。*見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24。類似的記載大多客觀公允，值得尊重。不過，當我們試圖還原劉渙其人的真實面貌，進而解讀《廬山高》詩的創作動機和藝術特點時，卻産生了種種疑問。劉渙棄官歸隱是在“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的盛世背景下，*《六一居士集敍》，《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16。像他那樣蹉跎半生的下層小吏，似乎很難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逸民相提並論；*《周易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35下。而劉渙其人的精神氣象與出處選擇，也有悖於歐陽公將“知古明道”與修身、行事、立言相結合的“三不朽”原則。歐陽公撰寫此詩，表面是爲劉渙送行，實際則隱含着“不平則鳴”、自我關照的深層動機。至於後人有關《廬山高》藝術特點的評論，雖然褒貶懸殊，卻也有迹可循，不可偏信。這些問題，不僅牽涉到北宋仕、隱人羣互動交流的複雜隱情，更透露着歐陽修詩藝傳承與創變革新的生動細節，很值得深究。

(接上頁) 忠年譜》、劉德清《歐陽修年譜》等均繫此詩於皇祐三年( 1051) ，實誤。據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載，劉渙致仕而歸是在“皇祐之庚寅”，即皇祐二年( 1050) ，歐陽公作詩餞送，當在此時。

一

有關劉渙生平的敍述，最早見司馬光爲劉恕《十國紀年》所撰序，云：“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劉道原十國紀年序》，《全宋文》(56)，頁111—112。《東都事略》卷八七下《劉恕傳》所載略同，曰：

父渙，字凝之。舉進士，爲潁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而歸，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且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東都事略》卷八七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82册，頁567下—568上。

按： 渙與歐陽公同爲天聖八年(1030)進士，皇祐二年(1050)以太子中允致仕，其仕歷行實史無詳載，所見者僅有官潁上令及剛直不能事上官等寥寥數語。歐公《廬山高》詩所謂：

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正可與史記文字相印證。

《廬山高》之所以盛贊劉渙，是因爲他有“世俗不辨”的崇高氣節，但從史料記載及劉渙本人的作品中，卻無法找到與之相關的任何證據，令人疑惑。

劉渙長達二十年的仕宦生涯，恰好處在國富民安的仁宗時代。其時士大夫普遍注重將“知古明道”的經學探索與“務實致用”的治世實踐相結合，强調“士之潔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只蹈道以爲樂”。*蘇舜欽《上三司副使段公書》，《全宋文》(41)，頁28。歐陽修曾明確指出：“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送徐無黨南歸序》，《歐陽修全集》卷四四，頁631。而范仲淹、梅堯臣、蘇舜欽、富弼、尹洙等一大批抱“道”而行的賢德志士皆以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羣體自覺，充分彰顯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道義之樂”。*《岳陽樓記》，《范仲淹全集》卷八，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168。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作爲劉渙同年的歐陽修雖然以學術、文章引領天下，但用心最多的還是“吏事”。范鎮《東齋記事·補遺》載：“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東齋記事·補遺》，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47。《宋史·歐陽修傳》亦云：“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卷三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0381。歐陽公於皇祐元年(1049)正月移知潁州，至次年七月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前後有一年半的時間。潁上乃潁州屬縣，此時的劉渙應爲歐陽公下屬。就情理而論，有了這樣一位同年賢哲和親密上司的熏陶和影響，在那樣一種生機勃勃的政治文化環境下，劉渙在“吏事”和“明道”兩方面均應有所建樹。但令人困惑的是，年已半百的他，既没有文章潤身，也未能在“政事”方面取得任何顯著成績，有的僅僅是“剛直不屈於上位”的執拗性格，以及因此而不得升遷的無奈和落寞。而對於深知劉渙秉性的歐陽修來說，若將此公宦途失意後的“辭歸”視爲“高節”，則明顯違背了《左傳》所倡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原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088。有美化庸才之嫌。

嚴格說來，“不能屈節上官”並不等於蔑視“榮利”，簡單的致仕歸隱也無關“高節”。劉渙既舉進士，入仕途，說明他有志於爵祿。其爲官二十年間，所歷“上官”必不止一人；若一人不賢其或有之，安有人人皆不賢之理？可見其偃蹇不遇乃秉性使然，而非他人嫉賢妒能，故意作梗。渙之風度史無明載，但其子劉恕頗有父風，史載其“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於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爲意”。*陳師道《是是亭記》，《全宋文》(123)，頁377。恕與王安石有舊，頗受薦引，後以政見不同，“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宋史·文苑傳六·劉恕》，頁13119。辭官歸隱，窮餒以死。父子二人秉性相同，皆以此取敗。

此外，歐陽公撰《廬山高》詩，稱劉渙退歸的主因是厭棄“寵榮聲利”，而不是受到山水“深趣”的吸引，這一點似乎也有悖於情理邏輯。蓋高隱之士必“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宋史·隱逸傳中·松江漁翁》，頁13452。如果没有傾心自然的閑逸情懷，缺少“養志”、“養形”、“致道”的人格自覺，僅僅因爲“其氣兀硉”而憤然告歸，則很難與“丈夫壯節”相提並論，更不可謂之真隱。

事實上，在劉渙之前，致仕歸隱並爲世人所重者已有很多，卻很少有人贊其“高節”。譬如，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高逸》載：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語客曰：“白傅有言： ‘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晩節勇退，優遊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澠水燕談錄》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5。

顯然，人們看重的僅僅是孫奭全身而退的優遊之樂，而這與“氣節”無關。另如《宋史·隱逸傳中·吴瑛》所云：

吴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於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宋史》卷二一七，頁13450—13451。

吴瑛的情形與劉渙頗爲相似，且致仕年齡更輕，而史家並未稱其自負“壯節”。

仁宗時代，隨着隱逸與仕宦兩種人格的交流與契合，以及隱逸者社會地位和生存手段的深刻變化，絶大多數隱逸者已經不再像古代“逸民”那樣遁迹不出，“不與俗接”，*《江南野史》卷八《陳陶傳》，《五代史書彙編》(9)，杭州出版社，2004年，頁5212。而是以更加自覺開放的心態，通過多種途徑的辛勤努力，重新塑造着自己的社會角色。所有出世隱君既有超然物外、傲視名利的一面，又都向着平民化和職業化的方向發展。在此情形下，若依然視致仕歸隱爲“高節”，顯然有違時尚。而就實際情況來看，其時最負盛名的避世隱君如邵雍、石延年、江休復、徐復、孔旼、何羣、黃晞、張愈、周啓明、代淵、陳烈及釋秘演等亦莫不如此。他們或隱於林泉，或隱於江湖，或隱於詩酒，或隱於教授，或隱於釋老，生存方式各有不同，但總體上都不把避世隱逸與所謂“氣節”聯繫在一起。譬如，邵雍“刻厲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爲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爲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爲絶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爲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范祖禹《康節先生傳》，《全宋文》(98)，頁303。雍有《放言》詩曰：“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日着，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全宋詩》(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470。詩中既有“性理”議論，也不乏精神滿足的快感。當日隱君抱“道”而樂、雅逸自得的人格特點，在邵雍身上體現得極爲充分。劉渙退隱之後的生活狀態，整體情形似吴瑛而未及；若與邵康節等博學隱君相比，情趣内涵則又相去遠甚。不過，歐陽公撰《廬山高》而“美其行”，事在劉渙致仕之際；其退隱之後的種種表現尚不在本文的考察範圍之内，故略而不論。

從現有資料來看，劉渙告歸隱居的初衷及精神狀態非但無“節”可壯，甚至還略嫌消極。《三劉家集》錄存四首劉渙的詩作，前兩首作於進士及第之時，曰：

彤扉新授紫皇宣，品作蓬壺二等仙。今日訪師無限意，應憐憔悴勝當年。

梵刹仙都顯煥存，心心惟紹法王孫。俗流不信空空理，將謂長生別有門。

雖然是佛寺題壁之作，但剛剛進士及第便存空空之想，對梵刹仙都心懷眷戀，這絶不是積極向上的精神表達。此種境界，與歐陽諸公所宣導的“三不朽”思想，顯然有着南轅北轍的巨大差異。另兩首或即作於自潁上令辭歸以後，曰：

顛倒儒冠二十春，歸來重喜訪僧鄰。千奔萬競無窮竭，老竹枯松特地新。

被布羹藜三十春，苦空存性已通真。我來試問孤高士，翻愧區區名利身。*《初及第歸題淨慈寺壁二絶》、《自潁上歸再題寺壁二絶》，《三劉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45册，頁544下。

詩謂結束“千奔萬競”的宦途生涯怡然歸來，仿佛老竹枯松重獲新生。經歷三十載“被布羹藜”的修煉，如今已深悟“苦空存性”之理；面對莊嚴的佛像，直接爲自己追名逐利三十年而後悔不已。劉渙以佛教義理爲參照，不僅全面否定了自己應舉入仕的所有經歷，同時也間接否定了“修齊治平”的儒道人格價值。是知黃庭堅稱其“依於莊周、淨名之間”，*《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全宋文》(106)，頁219。確有依據。

要之，劉渙五十歲選擇歸隱並非決絶名利的“壯節”之舉。他深眷“苦空”之道，缺乏進取之心。表面上因“不能屈節上官”而受挫，實則因碌碌無爲、缺少建樹而不得升遷。歐陽公既爲劉渙同年，又與其相逢於潁州官場，知之必深。但面對這樣一位庸碌無爲的致仕者，仍要撰《廬山高》詩以“高其節”，其幽微而真實的創作動機究竟該如何理解呢？

二

隱逸與仕宦兩種人格的交流與契合是傳統士人文化的永恒主題，儘管其精神内涵因時而異，處在不斷的更新與交變之中。北宋自“种放之徒，召對大廷，亹亹獻替”以來，*《宋史·隱逸傳上》，頁13417。隱逸者多失高蹈遠引之志，傳統的出世理念正在被“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的野逸生活所代替。*晁補之《清美堂記》，《全宋文》(127)，頁19。儘管朝廷從“賞一人可勸天下”的政治目的出發，*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咸平五年九月戊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151。始終堅持“國家舉旌賁之命，以耀丘園；申恤贈之恩，用慰泉壤；兹所以褒逸民而厚時俗也”的優賢策略，*《宋大詔令集》卷二二〇《處士魏野贈官制》，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845。許多閑逸之士雖蒙賜“先生”、“處士”之號，實際上不過是一介平民罷了。但對於那些動輒得咎、身不由己的仕宦羣體而言，高逸傲居、清風霽月的自由境界永遠令他們心馳神往，難以釋懷。正因如此，隱、仕人羣之間的贈寄酬答纔不絶於耳，彼此往來之間也多了幾分莊周夢蝶般的理解與安慰。歐陽公撰《廬山高》爲劉渙送行的基本用意，首先是爲了表達對高隱境界的嚮往，這一點絶無可疑。除此之外，其撰寫心態和動機或許還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分析和解讀。

首先，《廬山高》雖爲餞贈而作，但立意重點卻並不在此。所謂“同年劉中允”在精神層面並不具備榜樣的價值，他更像是歐陽公借題起興的一個引子。

當劉渙退歸之時，“學士大夫爭爲詠嘆以餞之，非所以寵其行，以預送凝之爲榮”，*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并序》，《全宋文》(72)，頁258。此所謂“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卷三，叢書集成本，507册，頁93— 94。歐陽公撰《廬山高》以美渙，其情形正復如此。

湖州處士沈作喆曾經說過：“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違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違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寓簡》卷六，叢書集成本，296册，頁48。所謂“隱居以求其志”的道理，幾乎所有士大夫都能心領神會，但真要做到在“山林泉石間，違物離人而立於獨”卻並非易事。然而無法“隱居”，卻並不意味着難求其“志”。那些在宦海沉浮中苦苦掙扎的士大夫羣體，一旦有機會與避世隱君唱和酬答，或者偶遇同僚致仕歸隱，便很容易借題以托比，觸目以起興，盡情展示惟“道”是樂的慕隱渴求。《廬山高》詩以豪放灑脫的筆調，將廬山氣象描寫得那麽雄奇莊偉，作者的真實心意還是嚮往那種超逸自在的隱逸境界，即所謂“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云云。類似的情形在歐陽公集中還有很多，只不過贈寄對象没有劉渙那樣特殊的身份罷了。如《戲石唐山隱者》云：

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絶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又《贈隱者》曰：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峯。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歐陽修全集》卷九，頁148；卷一四，頁240。

不管是真人升天後留下的樓臺雲路，還是嵩山高處人迹罕至的雪崖龍潭，其審美價值均因與名利富貴的對立而存在。歐陽公崇隱之詩往往寄托幽遠，意出象外，其情形正如荀粲所言：“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郝經《續後漢書》卷七三上《荀粲傳》，叢書集成本，3752册，頁1022。當然，越是宦途顯達詩名顯赫者，就越容易借仕、隱交集的機會，成功彰顯其不爲物欲所漬的高雅人格，歐陽修如此，其他“爭爲詠嘆”以餞劉渙者亦莫能外。

其實，北宋時期，與劉渙歸隱相類似的餞送場景並不稀見。如咸平四年(1001)五月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爲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節，淡於榮利”；真宗“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昂自稱退叟，而弟雍王府翊善協亦告老而歸，時人比漢二疏云”。*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28册，頁150下—151上。吴居仁“八世祖殿中丞文靖與其弟比部員外郎文秀，自國初擢第，歷仕三朝。祥符三年同日告老辭位，而天子以三朝元老，加賜章服，以華其行，時人榮之，以比漢二疏。侍郎李虛己以詩餞之，有‘常棣陰中齊拜表，脊令原上對懸車’之句”。*黃幹《吴節推墓誌銘》，《全宋文》(288)，頁471。仁宗時孫奭致仕，“上賦詩餞行，並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76。嘉祐四年(1059)正月，胡瑗“病不能朝。戊申，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九嘉祐四年正月，頁4548。類似的實例還有不少，文繁不贅。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頗具時尚意味的賦詩餞别活動中，預事雙方都能獲得“縱横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的情感撫慰，*《元好問集》卷一一《論詩三十首》之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38。多少體味到隱、仕兩種人格互補契合的動人韻致，並使自我精神境界得到一定程度的升華和滿足。從這個角度講，《廬山高》的内在意蘊絶不僅僅是美渙之行那麽簡單；也許借“寵其行”的機會張揚“高情”，方是歐陽公創爲此詩的内在動力之所在。

借酬隱之作裝點“鋪席”，此乃當代名公不忍說破的微妙心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載：

或問東坡： 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聰、蜜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5。

類似的情形不僅在歐陽公身上時有體現，其裝點“鋪席”的風雅，甚至還會引發出人意料的後果。如彭乘《墨客揮犀》卷七載：

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寄潁陰隱士常秩，其略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及公致仕還潁，有詩贈秩曰：“賴有東鄰常處士，披蓑戴笠俾春鋤。”既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歐公既致政，凡有賓客上謁，率以道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秩拜侍講，判國子監，尋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曰：“昔日潁陰常處士，卻來馬上聽朝雞。”*《墨客揮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61—362。

故事或出於附會，但在政治環境複雜多變、隱逸羣體缺失高蹈遠引之志的歷史背景下，誰能肯定常秩式的尷尬不再重演？於是，當日名公的酬隱之作中就少了許多真誠的情感交流，而多了一些泛泛稱美之辭。《廬山高》謂“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其語意與“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頗爲近似，*《邵氏聞見後錄》，頁115。只是詩句表達更具氣勢罷了。

其次，《廬山高》所呈現的莊浪豪情，彰顯着“物不得其平則鳴”的激越心態。“慶曆新政”失敗以後，歐陽修“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宋史》卷三一九，頁10380。經歷了許多艱難和危機。皇祐二年(1050)雖移居南京，卻仍要面對敵黨人物的中傷與詆毀。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嘗述及乃父事迹云：“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蜂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造爲語言，達於朝廷。”*《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二歐陽發等述《先公事迹》，頁2634—2635。雖說類似的困擾最終都被化解，但歐陽修往來迎候時的委屈，以及不願與“貴臣權要”同流合污的複雜心情，實不難推想。此地此時，嵯峨的廬山，以及廬山下致仕歸隱的同年，自然成爲他高歌理想、抒發豪情的對象；所謂“縱横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元好問集》卷一一《論詩三十首》之五，頁338。實際體現着一種人生和藝術的自覺追求。

當然，對於精神足夠强大的歐陽修來說，越是艱難困苦，就越能激發其頂天立地的豪情。宋人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并序》曾經說過：“永叔詩溫潤藻豔，有廊廟富貴之氣”，*《全宋詩》(27)，頁17573—17574。其可謂深知歐詩者也。歐陽公嘗謂余靖云：“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因此，他反覆告誡朋友“慎勿作慼慼之文”。*《與尹師魯第一書》，《歐陽修全集》卷六九，頁999。《廬山高》詩撰成於貶黜失意之際，卻能將“豪於辭”的大家風範推向極致，*石介《三豪詩送杜默師雄并序》，《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3。其深層緣由蓋在於此。該詩狀寫廬山之景，時而雄渾壯闊，悠遠深邃，時而浮嵐暖翠，雪暗雲迷，飽墨濃情，絢爛多彩。其取景之豐富，手法之多樣，鮮有其匹。難怪梅聖俞衷心稱贊說：“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00。後人亦曰：“或云永叔《廬山高》與山爭雄。按公此首最得意，故稱公豪於歌。”*胡壽芝《東目館詩見》卷三，《清代詩文集彙編》(35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49上。所有這些，都從不同側面揭示出《廬山高》廣受追捧的内在情由。

的確，歐陽修能夠超越“放逐流離”的苦痛，迸發出廬山般壯美的詩情，這不能不說是聖賢人格磨礪積澱的必然結果。清人鄧繹云：“歐陽永叔曰：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斯言得文之本，所以步趨昌黎，而其氣沛然，其本卓然。”*鄧繹《藻川堂譚藝·比興篇》，《歷代文話》(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6107。其實不僅文章，詩亦然。《廬山高》詩以“根盤幾百里，峨然屹立乎長江”的廬山比擬“丈夫壯節”，且謂“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即其例也。《蘇氏易傳》卷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蘇氏易傳》，叢書集成本，393册，頁175。歐陽公借廬山之雄奇，述君子之“壯節”，其基本思致與古聖前賢一脈相承。至於詩中有關“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的種種議論，則明確表達着歐陽公始終不變的儒道立場，其如李塗所云：“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無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李塗《文章精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頁75。《廬山高》深惡“仙翁釋子”諸語，無疑是修“道”本以勝浮圖的具體寫照，而個中深意絶非劉渙等主張“苦空存性”者所能理解。

人謂歐陽公“每詩必言歸，耕釣箕潁上。但欲風波息，豈是事高尚”，*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永叔》，《全宋詩》(27)，頁17574。以此解釋《廬山高》的創作動機，雖不可盡得，亦不遠矣。雖說劉渙歸隱一事爲歐陽公借題起興創造了難得的契機，但《廬山高》雄奇壯美的超逸詩情卻早已在作者胸中積累沉澱了許久。那種在“放逐流離”中鬱結難釋的不平之氣，在《廬山高》中得到了酣暢淋漓的抒發；而守“道”自勵的人格定力，更造就了該詩“其氣沛然，其本卓然”的醇雅韻致。

三

相對於創作動機的隱微與複雜，《廬山高》詩壯偉雄豪的藝術魅力則無可置疑。時人驚嘆它所描繪的瑰麗風景，同時也折服於作者的灑落才情。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引《王直方詩話》云：

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爲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爲誦之。聖俞擊節嘆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頁200。

郭祥正字功父，自號醉吟先生，史載“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 ‘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安石亦嘆美其詩”。*《東都事略》卷一一五《郭祥正傳》，頁757下—758上。梅堯臣稱自己“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或爲自謙；但像郭祥正那樣天生豪情的詩人再誦而“心醉”，說明歐陽公豪壯雄奇的詩作確有其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

也許是因爲閱讀者的審美聯想各有差異，也許是歐陽公有關《廬山高》藝術特點的自述與作品風格不盡吻合，要之，有關該詩師法對象的爭訟一直存在，且難有定讞。歐陽公自稱此詩可媲美李白，清人卻認定其取法於韓愈。就作品而言，或謂其頡頏李白《蜀道難》，或稱其模擬李端《巫山高》。雖說見仁見智之爭在所難免，但是非曲直畢竟可以詳察。

先論其效仿李白還是取法韓愈的問題。《廬山高》敍寫廬山風光，雄豪之氣溢於言表。歐公筆下的廬山，山高水長盤亘百里，風雲變幻石凳窺空；松濤水聲響徹在千巖萬壑之間，幽花野草裝點於丹霞翠壁之上。費袞所謂“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胸中有廬山，孰能至此”，*費袞《梁谿漫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6。可謂知人並知詩者。或許正因爲如此，歐陽公纔視之如珍寶，自詡“惟李太白能之”。葉夢得《石林詩話》載：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毘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 ‘吾《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石林詩話》卷中，《歷代詩話》(上)，頁424。

葉氏既已親見張子厚所書歐公詩軸，又能詳記歐陽棐所述乃父之語，言之鑿鑿，不容置疑。由此而後，確認《廬山高》效仿李太白詩者代不乏人。如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三六“《廬山高》歌”條即云：“歐陽公《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笑。然其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詩也。凡李杜長歌所以妙者，有奇語爲之骨，有麗語爲之姿，若十萬衆長驅而中無奇正，器甲不精麗，何言師也。”*《弇州四部稿》卷一三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81册，頁251下。客觀而言，《廬山高》雄勁豪放的詩句中既有“奇語”，也有“麗語”，說它與“李杜長歌”之間有傳承之妙，至少在審美邏輯上順理成章。

不過，若從用奇字、押險韻等藝術手法來看，謂此詩取法韓愈也不無道理。如南宋喻良能《次韻王侍制讀東坡詩兼述韓歐之美一首》云：

文章端與時高下，列國有風周有雅。建安氣質混不傷，齊梁紛紛堪斗量。先唐詩人子韓子，落筆洗空千古士。篇章杼軸自己出，正派猶能傳六一。作詩餘事真詩仙，騎麟被髮何翩然。韻寬泛押入傍近，窄韻宜搜期押盡。鈎章棘句未多郊，古諷新題寧數稹。五季詩流喜穿鑿，蟬噪蛙鳴嗟衆作。皇朝天人歐與蘇，星鳳初見人驚呼。醉翁句法到勝處，紆餘條暢今古無。鋪張揚厲詞藻挾，雅稱金泥兼玉檢。一篇妙絶《廬山高》，幾首清新寫鬱陶。*《全宋詩》(43)，頁26940。

繹其詩意，醉翁詩法完全是韓愈的“正派”嫡傳，而《廬山高》一篇最爲典型代表。類似的觀點在後世反覆出現，如明人孫鑛《書畫跋跋》卷二下“《廬山高》歌”條即云：“歐公失處，乃由用險韻，又不能以五七言行之，卻作枝蔓語，輾轉以就其韻，故味不長。然歐詩他佳者尚多，謂此爲最合作詩，亦未然。”*《書畫跋跋》卷二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16册，頁90上。清人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〇更直接指出：“歐詩學韓而筆力不及，卻於不及處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間鳩》、《重讀徂徠集》之類。但他自己極得意的《廬山高》卻不見得佳處安在。”*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725册，頁469上。其實，善押險韻及“作枝蔓語，輾轉以就其韻”，正是韓愈詩的特點。歐陽修嘗曰：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强，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强而然歟？”坐客皆爲之笑也。*《歐陽修全集》卷一二八《詩話》，頁1957。

歐陽修作《廬山高》詩，頗顯其波瀾横溢之才力，句法結構變換自如，或兩句一韻，或三句、四句一韻。沈括嘗謂“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詩人玉屑》卷一五“評退之詩”條引《隱居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70。從這個角度看，《廬山高》不拘五七言之常格、長短隨意的句法選擇頗近韓愈。另就押韻來看，該詩善押窄韻。全詩共用十五個韻字，均叶“江”韻，且多屬險韻，如“龎”、“谾”、“矼”、“哤”、“厖”、“缸”、“玒”、“降”、“杠”等。毫無疑問，《廬山高》在押韻上明確追求“因難見巧、愈險愈奇”的效果，其奇崛之處，正顯示着歐陽公取法韓詩的特點與成就。

再辨其頡頏《蜀道難》還是類比《巫山高》的爭議。南宋四明隱君袁文撰《甕牖閑評》，其書卷五云：“唐李端有《巫山高》一篇，歐陽文忠公作《廬山高》以擬之。”*《甕牖閑評》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5。按《才調集》卷九載李端《巫山高和皇甫拾遺》(原注： 《御覽集》作《巫山高》)詩云：“巫山十二峯，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澗，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才調集》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32册，頁539上。此乃五言律詩，《瀛奎律髓》卷三三稱其“工而穩”。*《瀛奎律髓彙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378。兩相比較，從詩體結構到語言風格皆相去遠甚。袁氏所矚目者，或在兩首詩歌均爲緣題取意之作，其摹寫兩座名山之高危綿延、寒澗微雨、樹色連空等奇崛境界，均已達到出神入化的高妙境界。不過，就整體而言，說《廬山高》模擬李詩，證據明顯不足。

清人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一四“黃山谷書歐陽永叔《廬山高》歌”條引《蒼潤軒帖跋》云：“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頡頏《蜀道難》。然得涪翁此書，愈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詣也。”*《金石文考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84册，頁415上。相對而言，此說更近情理。兩詩不僅以感嘆詞“高哉”領起全篇，且通篇保持着句法靈活、韻腳無定的樂府詩特點。加之作者皆天才豪逸，故寫景抒情的雄勁氣勢確有幾分相似。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廬山高》隨意短長的句法選擇以及善押窄韻的奇崛效果，仍然有別於《蜀道難》。同爲雄豪之作，唐詩與宋詩各具神韻；《廬山高》有別於《蜀道難》的深層思致，實難從單篇對讀中找到準確明晰的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廬山高》作爲歐陽公最得意的詩作，既有多元化藝術經驗的熔煉借鑑，更是雄豪詩情緣題而發的淋漓揮灑。無論其能否與李杜長歌相比高，也不管其創作意念是否受到《蜀道難》的啓發，該詩雄奇豪放的藝術特點總是有目共睹。如果說前賢的解讀時有偏頗，那也是見仁見智的審美聯想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對此都應予理解和尊重。

簡而言之，歐陽公撰寫《廬山高》詩，表像在於“高”劉渙之“節”，實際則牽涉到北宋仕、隱人羣互動交流的複雜隱情。詩人將身遭貶黜的抑鬱之氣，轉化成雄豪奇崛的優雅詩情，充分彰顯出寓道於詩的獨特優勢；其超逸灑落的人格魅力，豪壯雄奇的境象書寫，已經超越了尋常的酬隱詩作，堪爲宋詩典範。

(本文作者係杭州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