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发

预知任过旧职的曾日三会很优秀

1932年12月25日，周恩来致信苏区中央局，提出要正确对待曾在旧政权任职人员的问题。其时，几位级别较高的机关干部对出身于旧职员而时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的曾日三有所怀疑，并产生了某种情绪。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牵涉党的政策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在信中首先指出：“曾日三并非教育局长，系局中职员，且左倾。”继而肯定他参加革命后“一向都好，入党后亦未曾有严重错误。今年在总政治部及三军团工作都很积极，有成绩”。因而他认为，曾日三“可以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由此进一步认为：“反动机关职员如无摧残革命罪状，暴动后积极参加革命，亦非不能任负责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对曾日三没有看走眼，曾日三也没有辜负党的信任。曾日三先后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7年4月，在甘肃省安西县红柳园子战斗中，他英勇牺牲。这些发生于曾日三身上的发展轨迹，充分说明周恩来看人眼光独到，料“人”也如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周恩来的这个正确意见，对于团结、鼓励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将士投身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此后党的统战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次反“围剿”中步步为营

预测出战局走势而设伏完胜

军事家周恩来卓越的战略思想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在他胜利领导第四次反“围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间，他出色的预判能力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

1932年冬至次年春，蒋介石纠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比前几次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其左右两路军负责“清剿”和防堵，中路军10万余人在总指挥陈诚统率下直入中央苏区寻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

面对如此敌强我弱的严峻态势，苏区中央局不顾周恩来和朱德发去电文反复陈述攻城不利之建议，固执下达了进攻南丰的指令。身为前线负主持战争全责的最高领导人和直接指挥者，周恩来与朱德不得不执行此令。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包围了南丰，并于当晚发动进攻。是夜，枪炮轰鸣，南丰城上空被弹药发出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双方鏖战一夜，国民党守军损失不足1营，红军伤亡却超过300人，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鰲及2名团长阵亡。面对红军对南丰的强攻，国民党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十分得意：“多次寻找你红军主力不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他急忙下令南丰守军坚守城池，另急命所属的3个纵队迅速南下驰援南丰，分三路合击，企图一举把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于南丰城下。

周恩来、朱德在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里却忧心如焚：攻城损失如此严重，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苏区中央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周恩来毅然说：“不行，不能再请示候复了，我们必须立即改变原有军事部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再次表明了坚决抵制“左”倾军事路线的态度。朱德当即赞成这一决断。

如何反败为胜？周恩来站在军事地图前仔细地观看着，并不时地在地图上比划着，预测着，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快，他的脑海中清晰决策出一个避实攻虚、声东击西、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新的战略谋划。

这晚周恩来急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战况和改强攻南丰为佯攻的作战计划。随即，除留少数部队继续佯攻外，红军主力撤围南丰。同时，派红十一军佯装主力向东面黎川转移来吸引敌人，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南丰南面的东韶、洛口、吴村等地隐蔽集结待机而战。这一关键性的果断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一场严重危机，从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重新取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一个关键性的决策往往是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红军倾斜。

接下来，战局正如周恩来所预期的那样发展着。陈诚果然被红十一军的行动迷惑，误认为红军主力在黎川，急令其第二纵队4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三纵队4个师由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又以第一纵队3个师集中于宜黄，然后南出广昌、宁都，切断红一方面军退路。为了保证计划实现，陈诚令其第一纵队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从乐安迅速向黄陂开进。

2月26日，在建宁的一间小瓦房里，周恩来又站在了那幅军用地图前，俨然一副军事战略家的逼真形象和神情，疾速开动脑筋，带有将军的眼光来悉心研究敌我双方战态，进一步预测着战事的发展走向……突然他紧皱的浓眉一挑，回头对警卫员说：“快去把总司令请过来，要快！”不一会儿，朱德匆匆来到。周恩来笑着说：“坐，总司令。今天我要请客，但吃的是陈诚送来的大菜。”他一扫往日的忧虑，舒眉展颜地告诉朱德：“陈诚把他的嫡系主力送来了。他命令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到宜黄地区集中，那他们就必须过摩罗嶂大山了。你看，这里山高林密，可以布个大口袋哟。”他手指地图接着说：“加上他们远离其二、三纵队，右翼完全暴露，我们把大部队埋伏在这里，搞个大伏击是完全行得通的嘛。陈诚的两个师战斗力强，装备精良，可称得上是大菜喽。”朱德满有信心地说：“对，是一道大菜，我们一定要吃掉它！”

当天，周恩来与朱德下令，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北上，秘密设伏在宜黄南部黄陂一线山区，等待陈诚的两个主力师。恰逢连日阴雨密布和高山浓雾，加之群众配合未走漏消息，红一方面军主力几万人在此布好了口袋。

陈诚对周恩来的谋划毫无察觉，满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放心大胆地让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向前开进。2月27日，五十二师进至登仙桥、大龙坪、蛟湖地区，五十九师进到固岗、西源、霍源地区，在摩罗嶂山的两边同时向黄陂开进，下午1时在细雨濛濛和浓浓白雾中毫无察觉地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霎时间，枪声大作，漫山遍野的红军杀了出来，把敌人行军纵队拦腰分割为数段一一围歼。战斗持续到28日，在蛟湖和大龙坪一带的五十二师被基本歼灭，师长李明受伤被俘。3月1日，五十九师大部亦在霍源被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次伏击战共消灭敌军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第一回合的胜利。

黄陂战斗一结束，红军主力即奉命秘密向北撤到广昌以西的小布、东韶和洛口地区休整，并严密封锁消息，数万大军一刹那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个主力师被来无踪、去无影的红军歼灭，犹如剜去国民党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心头的一块肉，且红军主力竟又不知去向，他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不顾兵力一时无法补充，决定放弃“分进合击”的战术，改用“中间突破”，把所余部队分成前后两个纵队，前后排成一路“清剿”队形扑向广昌，寻找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

为了进一步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3月16日，周恩来和朱德令红十一军继续伪装主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敌军前纵队加快速度南进，红一方面军主力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陈诚果又中计，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是要同他争夺广昌。他匆匆下令前纵队加速往广昌推进，后纵队紧紧跟上。3月20日，其前纵队开到广昌的甘竹、南丰的洽村、罗坊一带，后纵队的第十一师进到宜黄草台冈、徐庄地区，第九师至黄东陂。此时，前后纵队相距近百里，出现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这时，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里周恩来志在必得地同朱德谈笑着：“总司令，这可又是一道大菜啊。陈诚的第十一师是他的命根子，装备好，战斗力强，但却独自进到群山环抱、丛林密布的草台冈这火力、兵力再强也展不开的险地，他既然这么大方，那我们就当仁不让吃掉它了。”此前，周恩来已抓住有利战机下达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将到东陂，第十一师将到草台冈、徐庄附近，要求各军团做好作战准备：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奉命准时发起攻击。一时间，深山峻岭中枪声、喊杀声震天。草台冈地区山势陡峭险恶、林木茂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的优势火力难以发挥，双方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广大红军将士奋勇搏杀，战至下午，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及五十九师残部被基本消灭。次日，红军趁胜在东陂地区将前来增援第十一师的第九师一部歼灭。国民党前纵队闻此噩耗，立即向南丰、抚州一带溃退。到此，蒋介石的第四次反“围剿”宣告破产。

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周恩来与朱德一道首创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战法，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完全胜利。消灭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师2.8万人，俘敌万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反共的嚣张气焰，在党史、军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周恩来等不是盲目听从错误指挥，而是排除各种干扰，以其高度的智慧和杰出的胆识，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争取主动，依战争实际情况来综合各种因素分析、推断和预测战局的变化走向，并针锋相对地科学确定红军的作战行动，步步为营，避实击虚，适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判断失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取得胜利，体现了他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经过此次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武器装备获得了较大改善。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它东北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

猜准与徐悲鸿会在北平重逢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准备就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当时，许多朋友劝阻他北行，认为北方不太平静，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作为一个著名画家应该留在南京。徐悲鸿谢绝了朋友的关心，决定举家北上。途经上海时，他在郭沫若家意外地“巧遇”了周恩来。

最初，郭沫若故作神秘地说：“悲鸿，你猜猜看，是谁把你叫来的？”徐悲鸿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好友即著名剧作家兼诗人田汉（原名寿昌），不解地问：“谁啊？是寿昌来上海了？”郭沫若笑眯眯地摇了摇头。徐悲鸿急了：“那会是谁啊？”这时，只见周恩来笑呵呵地从里间走出来：“悲鸿先生，你不是忘了我这个老朋友吧。”徐悲鸿惊愕地愣怔了瞬间后，连忙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感动万分地说：“啊！周先生，是你啊！哪敢忘呀，我毕生不敢忘却你送给我的小米和红枣！”此话是指1945年初春周恩来曾委托在重庆的郭沫若前去探望患病的徐悲鸿，并送去了延安的红枣和小米。这是两人自法国巴黎的首次晤面后的第二次相见。

两人追忆起巴黎见面的情景，周恩来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记得当时你不停地素描，还摘了两片树叶，夹在画夹里……”徐悲鸿赞叹道：“周副主席，你的记忆力可真惊人！我觉得你比以前更精神了。”随即，周恩来又关切地询问了徐悲鸿的生活近况和今后的打算，听说他要去北平艺专，立即亲切而高兴地说：“你要去北平，好啊，你是人民的艺术家，应该去！”徐悲鸿激动地说：“这是我的最大愿望，我一定去！”周恩来信心十足地说：“悲鸿先生，我们下次见面应该是在北平了吧。哈哈！”分手时，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意味深长地说：“悲鸿先生，我们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大众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周恩来的话给了徐悲鸿极大的鼓舞。为了办好艺专，徐悲鸿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顶住当局的压力，解雇了一位国民党特务教授，同时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有教学能力的画家来艺专任教。徐悲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特务在艺专挑起“倒徐活动”。一身傲骨的徐悲鸿，因此更加藐视国民党反动当局，更坚定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办好艺专的决心。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徐悲鸿又坚决抵制了国民党要将艺专南迁的企图。此时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等正工作战斗在河北省西柏坡。一个停电的晚上，田汉乔装打扮从解放区悄悄来到北平，带来了使徐悲鸿十分振奋的消息：“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周副主席，他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地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周恩来在忙于协助毛泽东运筹指挥解放战争之际还挂念着他，徐悲鸿万分感动。次日，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一起，专程看望了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带去了周恩来的希望。徐悲鸿的劝说消除了齐白石的疑虑，最终使齐白石也留在了北平。伴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炮声，1949年3月25日，周恩来随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着手筹建新中国的繁多事务。从4月1日起，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徐悲鸿满面春风前来参加。

在宴会上，周恩来穿过人丛，走到徐悲鸿面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悲鸿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徐悲鸿兴奋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随后，定了定神，欣喜而佩服地说：“您真是料事如神啊！”

周恩来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徐悲鸿身边，亲切询问其身体情况，旧病是否治愈。在听完徐悲鸿的叙述后，周恩来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南京、上海和很多地方都还没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略作停顿，周恩来转而又热切地说：“我们胜利了，人民把建设祖国的新任务交给我们，悲鸿兄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这个位子非你莫属，担子可不轻哟！”徐悲鸿非常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我还记得您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为人民培养有能力的美术人才。我的愿望真的能实现了！”

猜中雷英夫去看豫剧《大祭桩》

20世纪中叶中国与苏联交往较为密切时期的一天，周恩来给毛泽东拟写出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呈上去之后，毛泽东很快就大笔一挥批了“原则同意”四个字。这天晚上8点多钟，这份报告最后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立即吩咐身边工作人员通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份报告，以便吃透其中的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四处联系半天，能想到和猜测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却哪儿也找不到雷英夫，最终无奈之下只好沮丧地向周恩来如实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周恩来皱起眉头，沉吟片刻，抬头问道：“你都找了哪些地方？”值班秘书回答说：“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周恩来的眉头更加拧紧了，他低头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的眉头忽然松开了——“噢，对了，”脸上展现出爽朗轻松的表情，他以自信与果决的口吻作出判断说，“他一定是看戏去了。”值班秘书惊愕地说出自己的疑惑：“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看着满脸疑问的值班秘书，周恩来呵呵一笑，一语道破：“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周恩来说得很肯定。接着，他满有把握地微笑着说：“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身边工作人员美滋滋地想：这回要真能赢下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大家还可以一起打打牙祭……所以，大家都憋足了劲儿等着见分晓。

这天晚间11点，周恩来的秘书给雷英夫打去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大家都非常惊讶：总理怎么能猜得如此精准？周恩来看着大家疑惑的表情，轻松地笑着说：“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没有看到最近的报纸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略作停顿，他又提示大家说：“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周恩来不慌不忙再补一句，“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秘书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周恩来双手抱臂，胸有成竹地给大家作了一番推理：“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了。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这些戏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这不，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周恩来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本以为马上到手的茅台刹那间又溜走了，留下的印象自然很深，这印象就是周恩来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且又那么心细如针，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大家极大的教育和启示。

预估改《梁祝哀史》为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保准火爆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全球瞩目。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等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关注。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亲率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等人组成。会议期间，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宣传中国、结交朋友，除了让工作人员预先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让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担纲专为外国记者举行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等方式外，周恩来又根据了解到的某些美国记者敌视中国的信息，为外国记者专门举行了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的纪录片，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今中国。周恩来还及时了解各方面的观感，当熊向晖称听到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时，周恩来沉思片刻建议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吧。”便在旅馆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观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摇头走了，显然是看不懂。熊向晖要不是借助字幕，也听不懂那些唱词，他感觉让外国人看这个片子真是“对牛弹琴”。但还是充分做好筹划工作，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周恩来知道后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接着，周恩来沉思片刻，想出一个主意来，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若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熊向晖请示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周恩来摆摆手：“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熊向晖等按照周恩来出的主意行动起来。为了停车方便，他们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人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这些感人的片断时，放映厅里响起一片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依然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约1分钟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随即，这部电影又在更大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影片的色彩、音乐都那么美轮美奂，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还索购拷贝。他感慨地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周恩来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卓如把该片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观后也啧啧称好。

熊向晖当时深深感到：“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周恩来的精思妙语如此贴切如此吸引人。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的却是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他满怀喜悦与钦佩的心情，向周恩来汇报了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随后，周恩来转过身来，愉快而爽快地告诉服务员：“给熊向晖同志一瓶茅台酒，记我的账。”按照原先的打赌，周恩来本来赢了，可还要自己出钱送熊向晖一瓶茅台酒，那是由于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中国包括《梁祝》得到世界认可和赞赏而挡不住的自豪与高兴啊！

预判秘书马列的命运走向

1957年春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早晨起来，身边工作人员陪周恩来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作为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周恩来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千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个局势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周恩来清楚地感觉风暴即将到来。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着站在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微微一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出来了，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写着卦词，他嘟哝一句：“看不懂。”周恩来接过签说：“糟糕，是下下签。”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迷糊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不高兴，上去就摇卦签，准是咒我呢。”周恩来逐句释卦：“这是说你办事不顺、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之子如愿考上重点中学北京八中。他十分高兴，心想那个卦签简直是一派胡言。可没等他笑够，爱人林颖就被打成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还被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周恩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没因此冷落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适时劝慰了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周恩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历史的经验已多次呈现过：运动一旦来了难免会误伤人的。周恩来对马列知人知形势的这种预测，虽被言中，但他不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而为林颖解脱，他能做到的是：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多地关心马列，常问候其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识破“刘闯甩刀”的真相

《洪湖赤卫队》是中国歌剧史上的不朽经典。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根据贺龙元帅的姐姐贺英的革命故事创作了歌剧《洪湖赤卫队》。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洪湖人民跟随红军闹革命的这个故事由舞台搬上了银幕，从此，这部优秀歌剧的生动情节和诸多经典画面及其优美动听的片中歌曲，成为几代观众最难忘的音像记忆之一。而剧中赤卫队长刘闯飞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随我来”的形象，更是深深地印在观众心中。

1961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带着《洪湖赤卫队》剧目第二次进京公演，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兴致勃勃到剧院前来观看。

精彩节目演到第二场，是刘闯带领赤卫队到彭家墩去摸庄劫枪。当劫枪成功后，刘闯拔出闪闪发光的短刀，插上“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的纸条后，亮刀甩出，不偏不倚钉在彭霸天后厅的匾上，那一瞬给观众以惊险、深刻的印象。陈毅和李先念目不转睛看到这精彩的一幕时都忍不住啧啧称好：刘闯有两下子，甩刀子这一招术堪称一绝。周恩来却不赞同他俩的看法，平和的语气中透着几分自信，说：“刘闯表演不错，但甩刀子是假的。”

看一眼陈毅和李先念疑惑的表情，周恩来一字一板地说出自己的理由：“我敢说他是假的，是因为刘闯的刀是从45度的角度甩出去的，然而刀子扎在匾上却成了90度，这就露出了破绽。刘闯的功夫就在于将刀子藏得很好。”

见三位首长一时争持不下，一位秘书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即马上到后台找扮演“刘闯”的夏奎斌，当面向他问清甩刀个中究竟。夏奎斌听后很是感慨，惊讶于周恩来的火眼金睛、分析如此精当，他如实地对秘书说：“总理是对的，甩刀是假的。”

事后，夏奎斌对这件事记忆深刻，感想颇多，他经常说：“说实在的，这件事不仅让我见识了周总理明察秋毫的眼力，而且使我对自己今后的演出要求更严了。”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