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李明+吕海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民间外交开始，致力于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进行了种种艰苦的巨大努力。对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影响日本的内政外交、推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谈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其中两次曾明确警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就中国政府对待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前途作了系统的表述。

“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

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不断扩大，亚洲成了冷战的主战场。作为战后非军国主义化的结果，日本本该不应有什么军备，然而，美国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对日本右翼势力采取了扶持纵容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被捆在美国战车上的日本一夜之间就成为美国侵朝的帮凶，积极发挥前进基地的作用以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技术援助，走向经济大国，美国也大力扶植日本恢复军事工业，使日本在朝鲜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51年9月8 日，美国纠集部分国家（主要是非对日作战国家）召开旧金山会议，将当时代表大陆的中国政府和代表台湾的“国民政府”均排斥在签约国之外，操纵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在最大战争受害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国际合约。同时，美国处心积虑地培养日本右翼势力来实施“围堵中国”的亚洲策略，企图用日本来替代中国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基石，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美国与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由于美国片面制造对日和约，战后蛰伏的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再次公开打出“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号，鼓吹“忠君、反共、修宪、强兵”，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侵略者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和在亚洲区域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和安全遭到严重的威胁。为此，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刘宁一等11人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并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国际和平保卫者的热忱建议，于1952年 3月联名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人士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0月2日至12日亚太和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苏、朝、蒙古、印、日、澳、智利和墨西哥等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告世界人民书” “致联合国书” “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决议”“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等决议。

1953年9月28日，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在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和平理事会后经苏联来到中国。周恩来在会见中首次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他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做美国侵略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工具，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仍然继续保持与蒋介石残余匪帮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从而阻碍着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他还指出：“但是，不幸的很，日本现在是被美国军队所占领，受美国控制，并按照美国侵略者的意图，在进行着重整军备，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应该说，强大的新中国今天已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并且日益成为保卫东方和平的重要支柱。”最后他强调说：“今天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希望日本人民能够得到他们祖国的新生和独立，希望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

周恩来与大山的会见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很快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极大关注，推动了日本国内对华友好运动的开展。

“假使日本军国主义走这条路，如同过去它们已经失败了一样，将来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对它们不会有好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中苏两党分歧表面化，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撕毁两国合作协定，废除技术合作项目，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中苏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印度乘机不断制造事端，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开始着手准备反攻大陆；美日加紧勾结，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尤其是岸信介接任日本首相后，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做法。中国一方面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苏联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为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而努力。

在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中国领导人格外重视近邻日本。为设法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1958年7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与佐多忠隆等日本友人的会谈中，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代表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中方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和前提，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在此前提下，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1960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铃木一雄等日本友人时，又提出“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的提出，赢得了日本各界人民，特别是商界的欢迎和支持，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1961年6月21日，周恩来接见以江口涣为首的日本作家访华团、以河崎夏为首的日中友好协会访华妇女代表团、以指川谦三为首的日本经济界友好访华代表团和冈仑古志郎、铃木一雄、小笠原子、川濑一贯以及日本各友好商社代表。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痕在中国、日本，在亚洲，都还没有恢复，印象很深。”

对于中国人民为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很简单。中国人民曾经受日本军国主义50年的欺侮。这虽然从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的友谊来说是短暂的，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却是很长的。从1894年到1945年经历了51年。以我来说，大半辈子就是在这期间度过的。我是1898年生的，离1894年仅差4年，因此印象很深。”同时他还说：“日本军国主义要复活，势必会使中国人民加强防御，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这必然会妨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他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其前途是黯淡的。他说：“在美国扶助下的日本军国主义，今天不会同美国闹别扭，将来也许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是会防御的。中国有50年的教训，再也不能让它们重复1894年、1931年、1937年的历史了。我们必定有准备，诸位可以相信这一点。假使日本军国主义走这条路，如同过去它们已经失败了一样，将来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对它们不会有好处。”

周恩来对日本军国主义虚伪、顽固的嘴脸看得很透彻，他谈到：“主张复活军国主义的人有一种理论。他们说，中国强大了所以要复活军国主义。” “既然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前途，到处碰壁，何必还要干呢？为什么要向右转？这就是如同中国的一句俗话所说那样‘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试一试，他不死心。说得更不好听的话，‘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在主观上要试到底。”基于此，周恩来强调，恢复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亚洲人民不利，会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里去。只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为和平奋斗，就有力量制止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我们本着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反对战争、反对恢复军国主义、要求持久和平这样的认识来接待日本各界客人的。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近年来日本上演了一系列闹剧：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订“防卫大纲”、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修改“和平宪法”、图谋解禁集体自卫权、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神风特攻队”申遗、否认南京大屠杀、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制定夺岛作战计划并进行演习、拟制武器出口新草案、钓鱼岛问题上混水摸鱼故伎重演……这些行动说明日本正有步骤地转向右翼政治和军国主义。

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重温周恩来当年警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其现实针对性丝毫没有减弱。回顾历史、反思历史，还得总结历史、铭记历史，日本军国主复活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且警钟长鸣。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