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光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摆脱焦虑阴影的分身术
——论佩所阿的异名和《使命》

郑春光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在西方正典中，佩所阿是最令人困惑的作家之一。他无与伦比的想象和七十二个“异名”让学者们伤透了脑筋，解读的视角已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伸向了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其实这七十二般变化，不过是他为超越“葡萄牙文学之父”卡蒙斯所采取的分身术。佩索阿在其代表作《使命》中，一方面极力模仿卡蒙斯，试图谱就一曲壮丽的史诗；另一方面，他又将雄浑的高歌一分为三，让它染上歌哭的悲调。通过这种方式，佩索阿最终化整为零，组合、升级成了一个“超级卡蒙斯”。

费尔南多·佩所阿；《使命》；异名；影响的焦虑

著名评论家约翰·霍兰(John Hollander)德曾说：“如果费尔南多·佩索阿不曾存在，博尔赫斯也会把他创造出来。”[1]这种说法令人颇为怀疑。虽然博尔赫斯诡谲多变；但并不足以摹尽佩索阿瑰奇绝伦的“星系”。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佩所阿“在幻想创作上超过了博尔赫斯的所有作品。”[2]著名诗人拉塞尔达认为，佩索阿是“最能代表20世纪的诗人，如同波德莱尔之于19世纪。”[3](P47)连语言学巨擘雅各布森也坚称，佩索阿应当列入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乔伊斯、布拉克、赫列勃尼科夫、柯布西耶等80年代世界艺术大师的行列，因为他“集中了所有这些伟大艺术家的特点。”有批评家甚至主张，将佩索阿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乔伊斯放在同样的高度。[4](P214-215)面对这位“现代主义的英雄”[5]， 即使博尔赫斯也会略显苍白。

可是佩索阿是谁？这个问题曾让韩少功非常困惑，好奇之心驱使他购买并翻译了《惶然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更是为此伤透了脑筋。他罗列了一长串的词汇，却依旧不得要领。他说佩索阿是“亲英分子，近视者，谦卑者，善变之人，黑衣人，沉默寡言而又亲切易处之人，宣扬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无用之物的郑重研究者，不苟言笑却让我们血液凝固的幽默家。他创造了众多诗人却又毁灭了自我。在的他笔下，无数的悖论如同水花，晶莹剔透，令人眩晕：例如他说，‘我乔装打扮是为了认识别人。’他从不播撒神秘却又充满了神秘，如同出现在葡萄牙正午的月亮，如同游荡在白昼的沉默的幽灵。佩索阿到底是谁？”[3](P35)

其实，佩索阿的一生平淡无奇、乏善可陈。1888年他生于里斯本，五岁丧父，后随改嫁的母亲在南非生活近十年。1905年他回葡萄牙攻读里斯本大学，但很快辍学，给一个公司处理外文信函，一生都以此为业。此后三十多年间，他一直生活在里斯本，只偶尔去过几个周边的小城。他在《不安之书》中说，“即便整个世界尽在我手，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用它来换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6](P24)这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最初他用英语创作，虽出过诗集，却并不成功。后来他改用葡语，也只出版过一部诗集。除了短暂地参加几次文学运动、惨淡地经营几份杂志外，他几乎没有其它活动。他生前在文学界默默无闻，为何死后受到如此大的推崇？

一、“超级卡蒙斯”——多元的异名

佩索阿的伟大在于，他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发现了一个大宇宙。他终日蜗居一隅，然而“对从没离开过里斯本的人来说，坐电车去一趟本菲卡就像无尽的旅程；如果让他前往辛特拉，他也许会觉得去了火星。”[6](P153)在《不安之书》中，他说：

我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致，也不屑一顾。我沉醉于自己的王国。遍游四海的旅人，不过是在自己的单调中穿梭。而我穿越了更多的大海，翻越了更多的高山。地球上所有的城市，都没有我到过的多。无数宏伟的大河，在乌有之乡奔腾。我把它们一一渡过。我从没迈出过一步，却领略了如此的瑰奇；外部的旅行不过是对此拙劣的复制。所到之处，旅行者们就像无名的流浪汉。而我不仅能领略到他们的惊喜，我还是当地的国王，也是那里的居民和风俗，通晓他们和周边民族全部的历史。我能看到每一个角落，因为我就是它们，我如上帝一般，用想象的材料把他们创建。[6](P123)

佩索阿如同一个“不动的旅行者”，在进行“内向的旅行”。他平日机械地回复各种商务信函；晚上则躲在房间里不停地写他的手记。他随手就写、不拘一格，诗歌、散文、评论、日记、星象研究……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他把作品扔在一个大箱子里，在他死后人们才发现，里面装有25000多件遗稿。

在这繁杂的“地下室手记”中，佩索阿创造了由众多“异名”(Heteronym)组成的令人眩晕的星系。每个异名都独立于作者本人，有详尽的人生履历，秉持一贯的风格。佩索阿与众多的异名——甚至在各个异名之间，互相撰文品评作品，还有书信往来。根据理查德·詹尼斯的说法，佩索阿有72个异名。[6](P505)爱农和赛琪只用英语写作；梅鲁雷用法语写诗歌；泰维是个训诫作家；包德亚是职业占星师；索阿雷斯是里斯本图书管理员的助手，也是《惶然录》的作者；乔斯是一个跛脚、驼背的女子，深受肺结核的折磨，终日撰写冗长、悲惨的情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埃罗、冈波斯和雷耶斯。

卡埃罗生于1889年，是一个乡间牧人，自幼失去双亲，仅受过小学教育，26岁死于肺病。他迷恋远古和田园生活，诗风朴素明澈、不事雕琢，是组诗《牧人》的作者。雷耶斯，1887年生于波尔图，曾是内科医生，拥护君主专制，诗风很像贺拉斯，恬静、典雅，追求节制与中庸。冈波斯，1890年生于塔维拉，曾是造船工程师，游历过东方，后来定居里斯本。他放荡不羁，沉溺于感官享乐，常写惠特曼式的自由诗，是《烟草店》、《向惠特曼致敬》的作者。卡埃罗死后，他还写过一篇真挚的悼文(不过，他曾给佩所阿唯一的女友奥菲利亚写信，要她把对佩索阿的感情全都“冲进马桶”)。这三者与佩索阿本人构成了一个星系，其余的异名都如小行星一般围着他们旋转。帕斯精辟地指出这四者的关系：“卡埃罗是太阳，他的轨道上运转着雷耶斯、甘波斯和佩所阿。每个人都有否定或非现实的成分。雷耶斯相信形式，甘波斯注重感受，佩所阿喜欢象征。卡埃罗什么都不信。他只是存在着。”[2]

关于异名的产生，佩索阿曾做过解释。他在给好友蒙泰罗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各种异名源于身上严重的癔病倾向。……不管怎样，我异名的精神根源在于，我系统而又不断地对非个人化和仿真的追求。”[3](P17)可见，佩索阿将异名的产生归因于病理和艺术追求两个方面。在病理方面，他说异名产生于自己的癔病，这倒为精神分析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艺术追求方面，他认为诗人为了追求高度仿真的效果，必须排除主观的因素，消灭个性，成为自己创作的每一个角色。他说：“现在我没有个性：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分身。我被分裂为作品的众多作者。这卑微的人性为我所独有，我不过是其重组中的一个点。然而，这仅仅是戏剧家气质最大化的一个个例。写作不是舞台上的戏剧，而是灵魂中的戏剧。”[3](P6)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他不断地修正自己，“在如此多次的自我修正中，我毁灭了自我。”[4](P170)于是，众多的异名就随之产生。

对于佩索阿本人的解释，我们不必奉为圭臬。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解读也层出不穷，甚至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把触角伸向了宗教、心理、伦理、哲学等领域。若从“影响的焦虑”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会有新的收获。“影响的焦虑”由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他认为前辈诗人具有一种“优先权”，所表达的内容和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辈诗人的言说，从而产生了一种“影响的焦虑”。这些诗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克服这种焦虑才能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7]

生活在20世纪的佩索阿，始终对卡蒙斯怀有一种巨大的“焦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卡蒙斯的文学成就让佩所阿难以望其项背。卡蒙斯被公认为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因文学成就而被尊为国父；其代表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葡萄牙的民族史诗，记录和讴歌了航海大发现。第二，卡蒙斯的时代背景让佩所阿难以企及。卡蒙斯之时正值大航海时代，君主们具有宏图大志，帝国版图空前辽阔，国力前所未有，如同正午的太阳。然而，佩索阿之时的葡萄牙却极为衰败，版图一缩再缩，统治者也碌碌无为，沉入了无边的黑夜。卡蒙斯可以用如椽的大笔，谱就一曲壮丽的《卢吉塔尼亚人之歌》；可是佩索阿却无法将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统摄，他一直生活在卡蒙斯巨大的阴影之中。

佩所阿在作品中不时地流露出对卡蒙斯的焦虑。1912 年，他发表了三篇关于葡萄牙新诗的文章，表示要对现有的诗歌秩序进行修正，并宣布一个未来的“超级卡蒙斯”将会到来。“人们可以说，现在的政治氛围粗俗平庸，无法孕育伟大的诗人。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容易得出结论，一个超级卡蒙斯将会出现在我们的国土。”[8]无疑，他暗示的正是自己。

可是如何摆脱这种焦虑，成为“超级卡蒙斯”呢？若是硬碰硬，卡蒙斯具有天生“优先权”，佩所阿自然低他一等。为与卡蒙斯抗衡，他另辟蹊径，化为众多的“异名”，试图以多样性取胜——他们表达着他，也创造着他，产生了众声喧哗的效果。一方面，他模仿卡蒙斯的题材和风格；另一方面，他又化整为零，构造出众多不同的诗人，将卡蒙斯雄浑的声音分配给众多的面具人物(persona)，佩索阿(Pessoa)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卡蒙斯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出了金碧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那么佩索阿则是无数破碎的镜片，镜镜相映，相互成像，像又成像，从各个角度折射出支离破碎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不辨真假。下面将以他的代表作《使命》为例，进行具体的阐释。

二、《使命》的三重声调

《使命》是佩所阿生前唯一出版的葡语诗集，它在宣传部门的征文比赛中获了二等奖。佩所阿本想将之命名为《葡萄牙》，但他自谦“不敢与祖国齐名”。诗集有44首诗，由“纹章”、“葡萄牙海”和“隐逸”三部分组成。他在诗集中一方面极力模仿卡蒙斯，试图写成一曲壮丽的民族史诗；另一方面，又将卡蒙斯雄浑的高歌一分为三，从而使诗集呈现出三重声调。

像卡蒙斯一样，佩所阿对葡萄牙历史上的英雄高歌礼赞，这是诗集的第一重声调。在开篇诗《城堡纹章》中，佩索阿先声夺人，预言葡萄牙是欧洲的未来。他把欧罗巴比作一个曲肱而枕的美女，左右肘分别是意大利和英格兰，她希腊式的眼睛回想沉思，“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西方，那跨越历史的未来。/她所凝视的面孔便是葡萄牙。”[9](P13)之后，他从民族传统中撷取人物，让他们悉数登场。他们庄严肃穆，擎起了卢济塔尼亚人的苍穹。这些礼赞的对象分为三类：

(一)历史与传说中的君王和皇族。佩所阿在开篇模仿《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让里斯本的创建者尤利西斯率先登场，为全诗赋予神话的维度。随后英雄的画卷慢慢展开，其中有民族领袖维里亚图斯、王室的建立者恩里克伯爵、第一任国王阿方索一世、“诗人国王”迪尼斯、吹响大航海号角的若昂一世、基督国王塞巴斯蒂安等等。对佩所阿来说，历史事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英雄们所散发的神性光芒。因为现实生活虚无缥缈，终有尽头；唯有“神话乌有却包罗万象”，可以“穿越世俗，/为现实加冕”。[9](P17)维里亚图斯是卢济塔尼最著名的领袖，却很少见于史传。佩索阿却把他当作葡萄牙的内核：“我们能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记忆里烙着你的天性。/国家，在你的转世中诞生，/民族，在你的复活里成型。/你的躯干，/构成了葡萄牙的雏形。”[9](P19)伦卡斯特蕾育有九子，其中五个被卡蒙斯誉为“杰出的一代，高贵的王子”，包括“哲学家”杜阿尔特、“航海家”恩里克王子等。佩所阿称她为“圣杯公主，/帝国慈母，/葡萄牙的教母。”[9](P31)迪尼斯王不仅写下了优美的诗行，还大力推广种植松树，为大航海搭建了桅杆：“夜幕中，‘友谊之歌’在你笔下回响，/帆船从你培植的松林中驶出，过海穿洋。”[9](P27)大海(Mar)一词在这里首次出现，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复现了40次之多，大洋(Oceano)也出现过两次。

(二)大航海时代的英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讴歌航海英雄达·伽马和大航海；这也构成了《使命》的重要内容。佩所阿认为，征服大海是葡萄牙人天生的使命，那是河流对大海的寻觅，大地对海洋的渴望。“澄碧的溪水，充满活力，哼着小曲，/寻找属于自己的海洋；/阵阵松涛，依依可辨，/那是远方大海的召唤，/是大地对海洋的企盼。”[9](P27)他把有航海家之称的恩里克王子放到狮鹫之首，称他为“举世无双的君王，乾坤由你执掌。”[9](P45)狮鹫的两个翅膀由若昂二世和阿尔布克尔克组成。若昂二世大力支持开辟新航路，好望角就是由他命名的。“他孤独、庞大的身影，/遍布碧海蓝天，/大地也胆战心惊，/唯恐他张开双臂把面罩掀翻。”[9](P47)阿尔布克尔克被称为“海上雄狮”，是葡属印度殖民地总督，果阿和马六甲的征服者，为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奠定了基础。他还曾派人到达珠江三角洲的伶仃岛，寻求与明朝贸易：“他开疆辟域苦心经营，/谈笑间三大帝国业已成型。”[9](P49)在诗集第二部分“葡萄牙海”中，伟大的航海家悉数登台接受佩索阿的礼赞。好望角的发现者迪亚斯是“征服大海的伟大船长。……你如阿拉特斯，把世界扛在肩上”[9](P61)；美洲的发现者哥伦布“名垂史册”[9](P63)；环球航行的英雄麦哲伦“打开了大地之门”[9](P67)；通向印度的航道的发现者达·伽马是“阿尔戈英雄”[9](P69)。

(三)预言诗人。佩所阿把诗人与帝王、航海英雄等量齐观，并压轴出场，可以看出他对诗人极为重视。他称赞班达拉虽“既非圣人，也非英雄，/上帝却把他恩宠。/他拥有一颗非比寻常之心，/那是对葡萄牙的赤胆忠心”[9](P89)；他赞美维埃拉是“葡语之王，是我们伟大的苍穹。”[9](P91)他自己渴望也进入伟人的序列，成为一个“超级卡蒙斯”。

然而，高歌的背后却带着歌哭的调子，这是诗集的第二重声调。征服海洋让葡萄牙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尽的大海，无尽的眼泪。大海成为痛苦与磨难的象征。“啊，多盐的大海，你有多少盐分/来自葡萄牙人的泪水！/为了把你穿越，多少儿郎徒劳祈祷，/多少慈母悲声痛哭！/多少待嫁的少女独守闺房/只为把你征服，啊，大海！”[9](P71)麦哲伦“竟成为第一个/葬身天涯的亡魂”[9](P67)；迪亚斯葬身在“这块不毛之地，远在天涯”[9](P61)。而且，当下破败的现实透露出无尽的凄凉。葡萄牙曾有过光荣的历史，可如今却疲弱不堪，几时才能恢复昔日的尊荣？在“迷雾”一诗中，葡萄牙成了一个败落之地。“无法无王，不战不和/……心灵的渴望，没人知晓，/灵魂的奥秘，无人洞悉，/那里良莠不分。/(何等淼茫的苦恼响在耳畔？)/一切缥缈无根，岌岌可危，/到处分崩离析，中心不维。”[9](P105)海上旦夕晦明，骤雨深雾，也象征着葡萄牙变幻莫测的命运。在“祈祷文”一诗中，“夜幕已经降临，士气依然萎靡。/以前纵是狂风暴雨，人们意志弥坚！/如今，在无边的死寂中，只剩下对大海的怀念。”[9](P99)

面对沉重的代价和残酷的现实，佩所阿借助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于是，诗集中透露出一种乐观之情，这是第三重声调。一方面，佩所阿借助理性的法则告诫自己：衡量一个人的伟大不是靠生命的长度，而是其浓度，平庸的人生毫无价值。“人若没有疯狂/就是野蛮的牲畜，/只知传宗接代，难道不是行尸走肉？”[9](P41)然而，没有痛苦和危险就没有荣耀，“神赐予之时也会索取。/荣耀需用痛苦来交换。……在不幸和污浊之中/上帝让基督出现：/要他与自然抗争，/并赐予圣子光环。”[9](P63)这种交易“值得吗？完全值/倘若心胸并不渺小。/谁想穿越博亚多尔海峡，/谁就要承受痛苦。/上帝赐予大海危险和深渊，/也让它把天堂映现。”[9](P71)虽然代价是沉重的，理想却是高昂的，所有的泪水都不及抛锚扬帆、开疆僻壤的欢笑。人应该不停地探索，征服世界，认识自我。“生命不息，/火焰不止。/严寒将它在死灰中包裹，/风之手仍可将其复燃撩拨。/微风吹吧，无论你带来希望还是悲伤，/奋斗的火焰将会重新点燃，/我们将再度扬帆起航，征服番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9](P75)

另一方面，佩索阿投入到宗教的怀抱，用“第五帝国”和塞巴斯蒂安神话来医治现实的创痛。西蒙斯(Joao Gaspar Simoes)颇具慧眼地指出，维埃拉、塞巴斯蒂安和第五帝国是佩索阿的核心。[10]“第五帝国”可以追溯到《旧约·但以理书》。但以理为巴比伦王解梦时曾提到五大帝国，其中第五帝国由神创立，“永不败坏，存到永远”。这一理念于1139年前后，伴随着葡萄牙人与摩尔人的战争而出现。后来班达拉用晦涩的诗歌把未来的国王描绘成一位“隐逸者”，时机成熟就会接管葡萄牙。16世纪中叶塞巴斯蒂安继位之后，这一理念尤其受到重视。塞巴斯蒂安被称为“渴盼之人”，从小充满了幻想，坚信传播基督教和扩张领土是他的使命。为此，他发动了一系列对回教徒的战争，最终在1578 年的战役中大败，尸体也消失了，葡萄牙从此一蹶不振。但是国王的失踪却暗合了班达拉的寓言，成就了塞巴斯蒂安神话。人们相信国王没有死，而是被神带到了一个海岛，在一个雾天会骑马归来，创建第五帝国，这一理念也贯穿了《使命》的全书。佩索阿在《塞巴斯蒂安王》一诗中说：“广袤沙滩上死去的/只是我易坏的肉身，/并非我不朽的灵魂”[9](P41)；在《世外仙岛》中说“有些世外仙岛/虚无缥缈/国王在此翘首以待”[9](P85)；在《第五帝国》中明确指出了五大帝国：“浮生若梦，四大帝国/已翩然逝去，/世界将会迈入光明的纪元/走出空虚的黑夜，/死寂的荒原。/希腊，罗马，基督王国，/欧洲——四大帝国/走向了永恒的归宿。[9](P81)难怪，诗集中充满了“雾”的意象，这是塞巴斯蒂安来临的前兆。

但是，这精心营建的一切，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稻草，在某个脆弱的瞬间会轰然倒塌。佩所阿心中一直充满了焦虑和怀疑，以至于发出一连串的天问：

但是君欲何时归？

何时加冕？几时回？

何时变成基督，

消灭一切伪神，

把我从噩梦中唤醒，

让天地一新？

啊！隐士，葡萄牙人世代的企盼，

您何时归来，

让我无边的企盼

不再充满疑虑？

啊，君欲何时归，

足我的企盼和爱恋？

何时，从迷雾中归来？

何时，圆了我的梦？主啊！[9](P93)

进而，诗人痛苦万分，甚至开始埋怨上帝：

主啊，我们的天命就是追逐

权力和声誉——

他们却双双

淹没在时间的海洋；

它们本可成就伟人，

如今却抛弃了我们。

我们渴望把它们寻找

挣脱这卑微的囚牢：

这是认识自我的过程

远离自己，才能看清，

看吧，我们把手伸向上帝，带着万分的渴望。

但是上帝竟不允许我们远航。[9](P95-97)

佩索阿在诗篇中逼真地呈现了一种痛苦的困境，我们在深信的直觉和背弃的理性中被撕裂了。然而，他始终都在企盼国王在雾天归来，盼望着“第五帝国美丽的朝霞/将会染红特茹河两岸。”[9](P91)诗集最后以《迷雾》结篇，喊出了“啊，葡萄牙！你是一团迷雾。”[9](P105)“雾”的意象既是救世主来临的迹象，更多的则反映了佩所阿的迷惘。这是一种“葡式乡愁”(Saudade)，它“往往与渴望、向往的情绪有关。是一种对所深爱之人或物浓厚的怀旧。它经常暗含一种信息，即所向往之人或物将永远不会回来。”[11]这是一首甜蜜的挽歌，是对失去之物梦幻泡影般的追忆；痛苦中透着理想的光芒。离歌泪眼中带着笑，最绝望处仍有希望闪耀。

结语

佩所阿在《使命》中，一方面极力模仿卡蒙斯，试图谱就一曲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另一方面，他又将这种统一雄浑的声音化为三重，让高歌的背后带上了歌哭的悲调和一种牵强的乐观。为了摆脱卡蒙斯这个文学巨擘的阴影，佩所阿只好使出“七十二变”的本领，让自己分身为众多“迷你版”的卡蒙斯，每个分身都各具人格，互相联系，互相映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写作，从而产生了众声喧哗、五彩缤纷的效果。如今，佩所阿被称为现代的卡蒙斯，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通过这种方式，佩索阿最终组合、升级为一个“超级卡蒙斯”。

[1]Hollander, John. "Quadrophenia" [J]. New Republic. September 7, 1987: 33.

[2](美)哈罗德·布鲁姆.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83.

[3]Pessoa, Fernando, et al. Fernando Pessoa: A Galaxy of Poets [M]. Lisboa:Servico Internacional da Fundacao Calouste Gulbenkian, 1985.[4](葡)安东尼奥·若瑟·萨拉依瓦. 张维民译．葡萄牙文学史[M].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2.

[5]Freeman, Michael. Portugal Past and Present: Aspects of Fernando Pessoa’s Nationlism [A]. Bernard McGuirk (ed.). Three Persons on One: A Centenary Tribute to Fernando Pessoa [C].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1988: 43.

[6]Pessoa, Fernando. The Book of Disquiet [M]. Richard Zenith, ed. and trans.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1.

[7](美) 哈罗德·布鲁姆.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Super-Camoes”. [EB/OL] http://multipessoa.net/labirinto/obra-publica/2, 2016-06-01.

[9]Pessoa, Fernando. Message [M]. Jonathan Griffin, trans. London: The Menard Press, 1992.

[10]Simoes, Joao Gaspar. “Pressenga’s Pessoa.” The Man Who Never Was: Essays on Fernando Pessoa. George Monteiro (ed.). Providence, RI: Gavea-Brown Publications, 1982: 33-56.

[11]Emmons, Shirlee, and Wilbur Watkins Lewis. Researching the Song: A Lexicon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02.

[责任编辑：舟舵]

2016-05-18

郑春光(1984—)，男，主要研究世界文学和跨文化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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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38(2016)03-008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