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东升 Liu Dong-sheng

论北魏天赐三年的地方统治体系改革

文/刘东升 Liu Dong-sheng

The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Reform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the Third Year of Tianci

北魏初年，皇权与旧势力斗争激烈，道武帝为了加强皇权，颁布了天赐三年制。他通过对地方统治体系的调整，使帝室十姓全面控制了地方，将部落大人势力排挤出了中原。此举大大提高了皇权对政局的掌控力。可是，在道武帝死后，由于明元帝的相对软弱，旨在加强皇权的天赐三年制很快便被废除了。

皇权；帝室十姓；部落大人；天赐三年制

北魏天赐三年（406），道武帝拓跋珪对地方统治体系进行了调整。他在州郡县设置三名主官的同时，还将地方统治序列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郡名存实亡。到目前为止，谷霁光、严耀中两位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 在论述中，两位先生主要就制度本身探讨了它的推行情况，以及三刺史的职权分工问题。本文认为天赐三年制并不是单纯的地方统治体系变革，它的颁行应当与北魏建国以来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有关。以往研究北魏初年皇权与旧势力的斗争，多着眼于中央领域的制度兴革。事实上，天赐三年道武帝对地方统治体系的大调整，也是其加强皇权、打击旧势力的重要举措。可以说，天赐三年制的兴废，是北魏初年皇权消长的一个缩影。①谷霁光《北魏地方官制》，《谷霁光史学文集》第4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严耀中《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一

北魏政权包括代北和中原两部分。虽然部落大人的政治影响主要在代北，但是他们在中原也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天赐二年部落大人向皇权发起了反击。旧势力的反扑“使天兴初制定的汉化制度大都被否定”，鲜卑旧制全面复兴。天赐二年的倒退，可称得上是“新兴皇权对旧的部落势力的妥协与退让”［1］，使道武帝意识到能否确保拓跋部对代北诸部的绝对凌驾，是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确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关键所在，而能否瓦解代北诸部在中原的势力，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数月后，道武帝便颁布了天赐三年制，假借调整地方统治机构之名，开始了对诸部大人地方势力的削夺。《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载：

（天赐三年正月）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置三令长，八品者。刺史、令长各之州县，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未临民。自前功臣为州者征还京师，以爵归第。［2］

三刺史中“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也”。可见，三者虽同为刺史，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上下等级差别。不过毫无疑问，以拓跋氏为首的“帝室十姓”必然是当州军政的实际主宰者。至于另外两名由异姓出任的刺史，或许只是道武帝为安抚部落大人、汉族豪族而设置的虚位罢了。

道武帝分派宗室出掌各州不单是为控制诸州政治；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接管州内的鲜卑驻屯军。《魏书》卷五十八《杨椿传》追述了天兴初年北魏灭燕之后，拓跋珪在中原的军事部署情况：“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案当时道武帝在中原共设置了冀、安、幽、徐、并、雍六州，［3］邺、中山二行台，并分别留军驻守。以其中的邺行台为例，《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天兴元年（398）正月“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道武帝配给邺行台的兵员数，正与《杨椿传》中“军府”的配兵数一致。因此可知，当时北魏在中原地区的六州、二行台，其实是与八“军府”相对应的。六位州刺史和两位行台尚书应当就是这八“军府”的长官。

二

另外，《杨椿传》中还提到了“宗子稻田”。“宗子”一词在《魏书》中多次出现。何德章先生以“宗子军是孝文帝新近组建的一支贴身侍卫部队，其骨干当是太祖拓跋珪以降的宗室子弟”［4］（p81）。我不完全认同何先生的说法。因为，帝室十姓同源“帝室”，且《魏书》中又有十族出身的奚康生担任宗子队主的记载，［2］（p1629）可见，“宗子”的范围应当涵盖了整个帝室十族，而非止拓跋珪一系。既然《杨椿传》中称，八军府所在诸州有“宗子稻田”，那么，八军府的主体应当就是帝室十族所属部落的成员。

尽管八军府的主体是帝室十族部落，但道武帝在天兴年间大力推行的离散部落政策，就是要打破各部的此疆彼界，将其统一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国家的军队，八军府掌握在谁手中本不重要。但天赐年间，却是一个非常时期，北魏中央新旧势力斗争异常激烈。道武帝在此时收回留驻中原的本部兵的控制权，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他与旧势力抗衡，拱卫皇权的重要举措。

同时，为了实现兵权的顺利移交，天赐三年制还规定：“自前功臣为州者征还京师，以爵归第”。但据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显示，此前就担任诸州刺史的帝室十姓，竟无一人离任。［5］（p514、518、531）可见，所谓的征还“功臣为州者”，只是针对那些部落大人而言。用帝室十姓替换部落大人，主掌地方八军府的兵权，才是道武帝进行州级统治机构调整的真实目的。总之，自天赐三年制颁行至明元帝登基，从现有资料来看，帝室十姓已全面占据了各州刺史之位。［5］（p514、518、527、531）

收回八军府兵权，并不意味着皇权全面掌控中原。因为以帝室十族部落为主体的八军府，只是中原鲜卑驻屯军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则由代北诸部势力构成。皇始伐燕，代北诸部大人率部落从征。在此期间，道武帝为赢得战争，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分遣诸部大人率部占据中原各战略要地，并出任当郡太守。战争结束后，道武帝率大队北返平城。而这些担任太守的部酋则与其部民一同留在了中原。

离散部落后，诸部大人失去了统领部落的权力。但是对于那些镇戍中原的鲜卑驻屯军来说，尽管维系部酋与部民的传统纽带已经断裂，可是他们之间却还存在着一层封建统属关系。更重要的是，驻扎中原各郡的部民还保留着独立的军事编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并没有随着部落的瓦解而被拆分、重组。况且，在道武帝时期，昔日的酋长还是深得部民之心，颇具号召力的。［2］（p1813）这样一来，就算将太守（亦即其部酋）调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清除他们对地方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部民还很可能与其部酋遥相呼应，成为部酋制衡皇权的筹码。可以说这也是离散部落政策推行后留下的一个死角。如能拆散驻扎中原的诸部部民的独立编制，不仅可以彻底清除部落大人在地方的政治影响；还可有效的纾缓代北旧族对皇权的压力，是为一举两得。为此，道武帝竟不惜把在中原运转了二百余年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了州县两级。关于取消郡级统治单位的理由，天赐三年制给出的说法是“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未临民”。很显然，这不过是一个难被信服的托辞罢了，召回代人太守，解散、拆分屯驻各郡的代北部民，才是其真正目的。如此一来，八军府就成了北魏在中原唯一的驻屯军，中原也成了帝室十姓的一家天下。地方上有帝室十姓掌控的八军府驻扎，亦不失为是对中央旧势力的一大震慑。

三

天兴、天赐年间，北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在皇权与旧势力激烈斗争过程中，制度的兴革无疑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君主作为制度的制定者、颁行者，利用制度削夺旧势力的传统权益，伸张皇权；相应地，旧势力为维护其传统地位，必然会竭力阻挠新制的推行。而这种制度最终能否得到贯彻、遵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权威和旧势力对它的抵制程度。

在魏初的权力拉锯战中，皇权与部落势力互有进退。这使得魏初制度也因此变得兴废无常、难以捉摸。事实上，在变化无常的背后，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严耕望先生在《北魏尚书制度考》中曾对尚书制的兴废与皇权做过精辟论断：“盖北魏初期之立国实由部族制度演化而来，君弱臣强，事固宜然……非雄才大略之君不能御其臣以就己意也。太祖以幼孤统国，不数年而拓疆千里，此固非常之才，故能锐意革制，大启华风，用汉士，建台省，尤其特也。惟其时部酋势力仍极强盛，新旧斗争至为激烈，尚书曹郎之时置时废即其标征。太宗守成之主，反动势力益张，故尽废尚书之新制，一返鲜卑之旧惯”［6］（p255）。中央的尚书制度如此，天赐三年制也是一样。皇权行使者的相对软弱，自然难以保障旨在削弱旧势力的制度继续施行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夏认同视野下的十六国民族整合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CZS047）

（责任编辑：无尽藏）

［1］ 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J］.中国史研究，2001，（2）.

［2］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毋有江.天兴元年徙民与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J］.历史研究，2007，（5）.

［4］ 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A］.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 （清）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A］.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两晋南北朝十史补编：第2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6］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A］.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C］.1948.

K239.21

A

1005-9652（2016）04-0005-03

刘东升（1982—），男，河北唐山人，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