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源



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在桂林

陈永源

1921年（民国十年）秋，孙中山先生打垮了陆荣廷的广西统治权。是年冬，孙中山先生以革命政府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会师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

当时桂局刚定，陆荣廷等虽出亡在外，其残部势力尚不小，广西又无基础，孙中山为什么放弃一贯作为革命基础的广东，把北伐大本营设立在桂林？孙中山一系列的言论中没有谈到过，当时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没有谈过这一问题。后来有的学者认为，孙中山驻桂北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理条件，利用西江和桂江之便，由兴安借湘漓运河济湘江而北达武汉。也有人认为，这是古代中原与岭南的水上交通线，在20世纪20年代就不能再拿古代的地理概念去理解当时的军事战略意义。当时孙中山的北伐部队主要是陆军，也有一部分海军，中小型军舰在广州至梧州段航行是不成问题的，再溯桂江北上就不大可能。至于给陆军提供后勤之便，小汽船可以直达桂林，但当时没有那么多汽船，靠木船运输十分缓慢，从广州到桂林要半月之久，何况灵渠、北渠早已废弃，已不可以直达湘江。由此可见，还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因素考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摆脱帝国主义干涉。广州南临港澳，帝国主义在广州设有租界，处于半殖民地中国的政治，往往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干涉。以当时的帝国主义的态度而言，正如孙中山所说：“列强仍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1951年《新华月报》二月号译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孙中山的一个未公开的文件》）日本支持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英、美等国则支持直系的冯国璋等。1920 年5月，英、美、法、日组成四国新银行团，发表声明，愿在财政上支持北洋政府。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不仅不支持，还处处进行刁难和破坏，甚至以武力威胁。二是摆脱陈炯明的掣肘。陈炯明本来就不是革命者，而是个野心家。武昌起义时陈借同盟会的名义在广东组织“循军”起家，当了广东都督。袁世凯窃国时，广州为旧桂系霸占，他一时失势。袁死后他曾投靠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由于并未抓到实权而投奔孙中山。当他打起孙中山的旗帜击败旧桂系势力当了广东省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等一系列要职以后，为进一步谋取他独霸两广的野心，公然起来反对孙中山。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发表演说，建议非常国会在广州选举正式政府，海外华侨及各地国民党支部纷纷来电拥护，陈炯明却下令禁止广州的报刊报道有关拥护的消息。4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极力表示反对，并诬以“护法者不能以身陷入违法地步”；公然声称，如孙中山当选总统，会树敌于全国，将来连广东的地盘也会保不住。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广州十万名群众游行庆祝，陈炯明连就职典礼也不去参加，并多方阻扰孙就职，声言要孙中山赴欧美各国考察，俨然把广州看作他自己的地盘。

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割据阴谋，坚持北伐主张，1921年9月3日，孙中山在欢宴援桂凯旋回粤，预备北伐将领时说：“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且处偏安，止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统一中国。现两粤人民虽得自由幸福之乐，然我国尚有多数同胞犹在水深火热之中也”。（1921年9月14日《民国日报》）表明了他击败旧桂系后进行北伐的坚定信心与决心。同年10月，他在梧州和陈炯明多次商谈北伐问题，得不到陈的支持后，发表了《党员须研究革命主义》的演说。他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陈炯明，但他特别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指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武人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民，而无民国之实。他以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而放弃领导，大权旁落于军阀之手的教训，提醒大家不要以为现在有人掌握着两广军事大权就可以不要革命党了。要警惕他们无视革命利益，搞个人阴谋，使革命再遭破坏。他号召“大家要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义一力去做”。他又指出：“倘若为私则人心不服；人心不服者，乃假革命，专借党以渔肉人民，欺侮人民者，真革命党必若不是”。他的这些话，一针见血，戳中了陈炯明的要害。

尽管陈炯明一直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但孙中山仍在争取他，耐心地说服和等待他。在孙中山出巡广西南宁、梧州期间，都反复找他谈话，争取他北伐。孙中山在南宁时多次向他说明统一中国的迫切意义，要求将他的粤军派40个营参加北伐，并希望广东给予军饷及后勤方面的支持，陈始终默不作声。孙中山到梧州后和陈的谈话次数更多，陈不但表示不同意派兵北伐，连后勤支援都不同意。这时孙中山对于把广东作为北伐的基地已无甚希望，就毅然从梧州北上桂林，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借道湖南北伐，以摆脱陈炯明对北伐的掣肘，这就是孙中山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的由来。

孙中山到桂林后，他开始整顿军队，对军人进行“军人精神”教育，拟定北伐计划。他多次慰勉滇军将士，肯定他们远离本省，转战经年，艰苦备尝，战功卓著。但也明确表示，“滇省已为西南团体，故滇军不必回滇”，勉励滇军“伺候欲求自己远大利益，则当乘此革命时机，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国家”。在孙中山教诲感化下，12月下旬，曾经被唐继尧视为亲信将领的朱培德率领驻桂林滇军集体加入国民党，表示“决心北伐，决不被政客利用，意图回滇”。唐继尧拉拢北伐滇军充当军阀战争炮灰的阴谋破产了。

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及其所属机构，统一北伐各军供给、训练和作战等方面的行动，监督官兵严守军纪，禁止骚扰百姓，这是孙中山在组织上整军的主要措施。1922年1月16日，孙中山公布《大本营条例》，规定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和大本营文官长各承大元帅之命，分司其事。大本营下设幕僚，兵站、军务、军法、参军、政务、建设、度支、宣传等9处和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大元帅或各总长、文官长领导下处理具体事务。当时桂林驻有粤、滇、黔、赣四省军队，是个混成旅又20多个营，计有四五万人。大本营将整编为七个军，督导训练，计划分三期陆续出师北伐。

孙中山不仅从组织上、军事上整顿和训练旧军队，还以不倦的精力和通俗的话语，宣讲三民主义理论，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旧军队，这就构成桂林整军的主要特点。孙中山在桂林进行军队教育的形式是：团长以上的军官由他亲自讲话；连排级军官则采取军官教导团的方式整训。不过，他们也可以聆听孙中山的重要讲演。

孙中山在独秀峰下所作的著名讲演——《军人精神教育》，是桂林整军的光辉文献。1921年12月10日下午一时，驻桂林的粤、滇、赣三省军队全体军官1000多人，在大本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各界绅民代表100多人应邀参加。孙中山即席演讲“国家军人精神”，历时一个半小时。后来，他继续围绕军人精神教育这一课题，多方阐述。后人整理记录稿，共得五课，两万多字，遂使孙中山的整军思想彪炳史册。

正当孙中山探索革命新路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专程来到桂林，和他商谈推动中国革命的大计，给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进步前景。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是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1921年6月，他受列宁的派遣来到中国，致力于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推动中国革命。

1921年10月上旬，住在上海的马林知道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督师打败桂系军阀陆荣廷，以桂林王城为北伐军大本营，由桂林出师，取道湖南北上，征讨北洋军阀的信息后，决定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

此刻孙中山正在总结历次革命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欲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处，整军北伐。得知马林到来，甚为高兴，亲自主持北伐将领列队予以欢迎。

而马林所以跟踪孙中山来桂，一来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二来要将列宁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转告他，争取他能成为中国真正的革命力量。因此，他不计较长途车船的劳累，也无心欣赏“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一进行辕，就要求中山先生安排时间会谈。

通过马林的介绍，孙中山得知列宁正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这使他对俄国革命发生更大的兴趣。他多年坚持着平均地权的主张和发展实业的计划，把它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但是无法实行。他虽然对俄国革命及其经验十分关切，但是苏俄能否在沙皇俄国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摊子建设共产主义甚感“疑惑”。现在他强烈地感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正在朝着和自己颇为相似的方向前进，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也颇似自己的实业计划。尽管中俄两国国情不同，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行事，但孙中山对苏俄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马林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甚感兴趣。如在军队建设方面，马林建议孙中山形成革命的武装核心，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并提醒他不要忽视民族主义宣传，“因为要不然他的整个地位就只能依靠少数将领的支持，这种人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引导他到另一次南京妥协”。（《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孙中山采纳这一建议，加强对中下级官兵的政治教育，邀请马林向北伐军的军官们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还让国民党的青年军官向士兵进行政治宣传。起初，大本营的“组织草案”并没有设立宣传处等机构。（《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4日）孙中山和马林会见后不久颁布的《大本营条例》，正式规定设立宣传处，与参军处、度支处一起，不属军事三总长和文官长管辖，直接由大元帅领导。宣传处的任务是，“秉承大元帅意旨，宣传三民主义及《建国方略》于军队、人民”。（《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2年1月31日第一号）后来孙中山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武装，都与这次会晤有密切关系。马林会晤孙中山后，闲暇之隙，接受孙中山的邀请，畅游了桂林的名山美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欧洲人，根本没法想象天下间还有桂林如此美的地方。他每到一处都惊叹一番，说，我虽不懂中国的过去，但来桂林前，脑子里总有“蛮夷”之地、“炎瘴”之乡的遗迹，而今看来，实在是“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也。桂林，真不愧是山水甲天下之胜地！

孙中山督师北伐驻节桂林后，他除整顿军队，对军人进行“军人精神”教育，拟定北伐计划外，还不断地给桂林人民在如何建设美好桂林方面，做了许多重要事情。

1921年冬，孙中山督师北伐驻节桂林时，虽然工作异常繁忙，却十分重视桂林城的建设。

他发现桂林虽美，但交通极不发达，立即主持兴建桂林到全州的公路，并亲自在公路的起点处挖了第一锄土，举行公路的破土典礼。

他知道桂林城内的教育事业并不发达后，即和夫人宋庆龄一道，带着12倍的望远镜登叠彩山、伏波山、宝积山等视察。经过一番细致研究后，他建议桂林人民在良丰开办广西大学，发展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输送人才。

在视察中，他发现桂林城内绿化面积还不多，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和群众在独秀峰下种下八株榕树，并号召人们有计划地绿化桂林城。他认为，桂林这座南方名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十分适宜栽树种竹，只要坚持不懈，今年种，明年种，年年都种，桂林定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座公园式的城市。那时候，不仅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这座名城也将同绿色永远同在！

在工作中，孙中山发现有些人认为桂林穷，对建设桂林缺乏信心，他就把桂林市各界知名人士召到一起，说，在你们看来桂林是很穷了，可是据我看来，桂林并不穷。只要你们肯修河道、修公路，开发矿藏和农业，桂林就可以建设得很美丽很富裕。他还特别注意桂林的石山，说，桂林的石山除了可供游人观赏悦目外，还可做水泥原料呢。

当时桂林的货币非常的紊乱，除几乎等于废纸的广西省自发的桂钞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银币和铜币。银币又有龙洋、袁头、孙头、法光之类大洋，还有龙毫、东毫、港毫以及各省所著的小洋。铜币有铜元和铜钱。五花八门，比值不一，群众使用非常不便，社会流通受阻，对桂林建设不利。针对这种状况，为使桂林繁荣起来，孙中山立即对桂林的货币进行了改革。对此，桂林人民永远难忘。

由于种种原因，1921年4月，北伐大本营从桂林移至韶关。孙中山驻桂林的时间虽仅仅四个多月，但影响很大。自辛亥革命以后十年间，广西一直为旧桂系军阀统治，这次孙中山率军援桂，把旧桂系军阀基本扫除，一改广西过去局面，又把北伐大本营设在桂林，使桂林成为当时的革命中心。从此，广西人民为之一振！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