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喻楠 田宇

秦朝公文体例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郭喻楠 田宇

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的文学著作较少，后人评价“秦室不文”，但是秦朝的公文相对丰富，从战国时期到统一六国之后，秦朝公文的体例发生了变化，呈明显的阶段性。本文对秦朝公文体例的变化情况作粗浅的陈述和分析，以资关注公文的学者参考。

秦朝公文 公文体例 秦室不文

一、战国时期的秦朝公文体例及其形成原因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群雄逐鹿。在此背景下，秦朝的公文具有战国之文“长于辩难，深于取象”的特点。其中《商鞅变法议》、《谏逐客书》最能体现这种公文的文风特点。

《商鞅变法议》是《商君书》的首篇，《汉书﹒艺文志》载“《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这篇议的内容为商鞅在秦孝公面前与守旧派法古循礼的甘龙、杜挚，展开“该不该变法”的争论。商鞅引古判今，他指出“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进而呼吁“先王当因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最终，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遂出《恳草令》。从其辩词中，不难想象当时场面的激烈。通过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议是议谋，实际可看作政令的初级形态。《文心雕龙.议对》云：“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秦庭向有集议制度，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议帝号，仍依此体制。

《谏逐客书》是保留在《史记﹒李斯列传》中的一份完整文书，为典型的策士之文。所言之事，关乎个人进退，故文章长于辩难，辞其颇为恳切。该书开篇陈明观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继而，以秦统一大业为纲领，阐明利害，列举事实，多方论证，慷慨陈词，以文采带动逻辑说理，铺张排比，文气音节贯通铿锵。如“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上书之后，秦王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李斯官职。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来看，《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

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公文皆慷慨激昂，长于辩难。这种公文体例和文风的形成，原因有二：

一是与整个战国时期的思想自由、士文化有关。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同时，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知识分子——“士”阶层出现和活跃，他们“议而不治”，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李斯、商鞅即是士阶层的代表人物。

二是与秦当时的理念抱负、政治背景有密切联系。秦地处西陲，渴望在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志在统一六国。所以，秦统治者积极进取，求贤若渴，重视人才，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策士谋士得到重用，良策妙计得到认可，谋士策士敢于直言不讳，直抒胸臆，所做文书也呈现慷慨激昂，长于辩难的特点。换个角度来看，秦最终能够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其中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此外，战国时期，狼烟四起，战事不断，在秦朝的公文体制中有所反映，《秦新郪虎符》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其全文如下：“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以上，必会玉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无会符行嫛。”《说文解字》云：“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铜制者，铸成虎形，称虎符。符身多刻字，五、六行不等，表明此符之用。据王国维言，秦新郪虎符是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的器物，故为秦国吞并天下时所使用。虎符这种公文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战国时期，战事纷繁，侯争霸称雄；另一方面，《秦新郪虎符》从侧面反映了秦军事制度的严明、严谨。自秦孝公发起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势，逐步富国强兵，向东方扩张。按照贾谊的说法，秦“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而后得以“因利乘便，宰割天下”，成为战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二、统一六国之后的秦朝公文体例及其形成原因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汉书.艺文志》载，秦有杂赋九篇，歌诗八篇，儒家羊子，名家黄公若干篇。或毁于嬴政的焚书坑儒，或烬与项羽的咸阳之火，皆不传于后世，故《文心雕龙.诠赋》云“秦室不文”。今所见者，多为秦世君臣诏令奏议之文与称颂功德的刻石之文，注重应用文字和颂扬文字，重在质，不应被“形式主义”问题所困扰，多质朴晓畅。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诏令奏议之文首推秦始皇嬴政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此文既有战国之文的逞雄作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更有开国之君不可一世。在文中，秦始皇罗织六国罪名，出语专断，霸气十足。春秋战国，割据兼并，本无义战。秦归咎于人，据道德为己有，非战胜之国，不能如此。秦始皇自诩“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伏其辜，天下大定。”自大与狂傲，溢于言表。正如李白诗云：“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开始，连续近十年时间，或封禅，或巡狩，足迹遍及邹峄山、泰山、琅琊、芝罘、碣石、会稽。所到之处，皆刻石称颂功德。据《史记》，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其盖始于李斯《峄山》之刻耳”（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碑》）。刻石之文，源自铭颂。自秦以来，素有颂诗美德，勒铭记功的传统。颂诗系庙堂诗歌，雍容典重；铭文因限于刻镂，词句简古。秦刻石兼有两体义例，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刻石文短而用韵，因受每行字数的限制，大都三句一转韵。

李斯《议刻石文》说：“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又说：“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君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不颂鬼神，至尊人皇，是秦刻石的主题。李斯相秦三十余年，亲历秦的统一过程，其文对于制度的颂扬，往往于史有征，不为虚美；其于统一事业的称颂，言出由衷，亦少虚饰。如《邹峄山刻石文》云：“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占日作，流血于野，自秦古始。世无万数，驰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其文抚今追昔，感慨尤深，绝非欺人妄语。又如《琅琊台刻石》：“东抚东土，以省士卒；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辑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文心雕龙.封禅》云：“秦皇岱铭，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竦而能壮，亦彼时之绝响也”；谭献说《琅琊台刻石》“囊括宇宙之气，震荡文字之间（《骈体文钞》评）”。由于其文出于法家李斯之手，必多制度语、法令语，浑朴古质。“当时政事习尚，直可想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当然，勒石记功，为的是流芳后世，刻石文字在由衷的自豪与赞美之外，也不免有曲意阿谀与粉饰。秦代君臣，雄视天下；李斯顺谀主意，受命作颂，不免辞气奔放，务多溢美。如《琅琊刻石文》：“皇帝之明，临查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秦亡之后，这些溢美之词成为后世的笑柄。

除了君臣诏令奏议之文与称颂功德的刻石之文外，还有一类公文引人注目——《云梦秦律》。《剑桥中国史》认为，秦能够从军事壮大到最后征服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统一计量衡和制定律例是重要原因之一。大量出土的《云梦秦律》，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释，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还有案例和关于治狱的法律文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的蓝本。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全国一致而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所以，这种公文体例应运而生，发扬光大。

综上可见，秦国公文无论是诏令奏议之文、刻石之文，还是云梦秦律，其产生都有明显的实用目的：政治用途；其文风皆质朴晓畅，重在质，注重实用。这种体例的形成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与秦人的强悍好斗的性格和重实效、功利的文化有密切关系。秦人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初并天下议帝号令》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

二是秦在构建中央集权体制的过程中，陷入极端的实用主义，仅注重于集中权力、维护政治统一的制度改革，而忽视了文化思想的建设。秦戒于春秋战国纷争不息的历史教训，废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一位三十六郡”；又筑长城，修驰道，颁令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加强政权统一。而文化方面的建设相对缺乏，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所以，在此背景下，秦留给后世的，虽不乏灿烂的艺术遗产，单就文学而言，则只有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等应用性文字。

三是与秦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制度有关。秦以焚书灭绝百家之说，以坑儒扼杀思想自由。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破坏了先秦优秀的文化传统，沉重打击了士阶层，学术语文学遭受严重摧毁。当然，秦的重使用，黜文采，并非排斥一切艺术。秦的尊己而卑人，对六国的文化也并非一概否定，但凡可能危机君主集权和政治统一的文学和学术（《诗》、《书》及百家学说、六国史籍之类）受到严厉禁绝。《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此后十五年间，战国百家争鸣结束，诸子异说绝响，《诗》、《骚》抒情传统随之消歇，不再有战国时代思想自由、文气纵横的文章出现。

通过对秦朝公文体例及其形成原因的探析，笔者认识到，公文体制的影响因素诸多。公文体制的形成，无法脱离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受统治者理念抱负、施政作风、文化制度的直接影响；同时，公文的体制又会反作用于政治、社会，对其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古人云：“虚词失实，浮文乱真，繁文害政。”因此，要注重公文的体例研究，让公文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政治稳定服务。

[1]（美）麦克法夸尔.（美）弗正清编.俞金戈等译.剑桥中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

[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M].台海出版社. 1997，10.

[3]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

[4]陈方.中国历代文书评释[M].2003年（暂未出版）.

[5]http://city.sina.com.cn/city/f/qwhlt2010/index.shtml中国大秦文化高层论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