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群韬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唐鉴与清代富川瑶族教育的发展

王群韬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清道光年间，唐鉴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在瑶族治理问题上，他善于体察民情，重视教化，尤其是对富川县的瑶族文化教育颇为关心。面对当地长期动荡的局势，他一方面安抚瑶族民众、稳定乡里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兴建书院、奖励入学等方式，大力扶持瑶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唐鉴的这些举措，对于维系当地社会稳定、促进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唐鉴；富川；瑶族；教育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别字泽翁，号镜海，又称小岱山人，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今长沙县）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次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浙江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府知府、山西按察使、贵州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太常寺卿等职，外任二十年，为官清廉，实心任事，颇有嘉誉。在京任太常寺卿期间，倡导正学，服膺程朱，精辩义理，名震一时，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等皆从其学，为清后期理学之巨擘。

一

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道光十二年至十六年（1832—1836），唐鉴两次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下车伊始，他就探访民情，“周历各属，勤求民隐，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秉烛治民事至夜半，不得少休，后一日一饭，或日晡不得晨餐”［1］。唐鉴了解到当地“素多盗，民刁梗，好讼”的情况后，立即“严缉捕，清积谳，不数月，盗悉平，案无留牍”。唐鉴秉公尽责、勤恳操劳以及果决干练的行事作风，深为当地百姓称颂。

清代平乐府所辖州县，多有“猺人”聚居［2］。其中位于湘、粤、桂交界地带的富川县（今富川瑶族自治县）是瑶族分布尤为密集的地区。据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富川猺，有四种：曰七都猺、上九都猺、一六都猺、畸零猺，皆来自黔中五溪，散处三十六源。”［3］至道光年间，富川瑶族聚居区尚存“七都猺、上九都猺”，凡十三源。其中，位于富川城外东郊的“七都猺”，民风粗犷强悍，属于叛乱后被招安的“抚猺”，加之地处东郊川谷之要冲，毗邻湘南，因而这一带瑶民村落的稳定尤其重要。“诸源中有叛乱招安者，为‘抚巢'……七都猺，谓之‘东五源'，后山俱接湖南江华县界，三辇源（三辇塘）村落八九，栉比而居，四面皆山。倒水源村落甚多，依山负水。龙窝源深山密箐，路径险窄。平石源多有岩居之猺。沙母源之宋塘洞（宋塘源），村落亦多。”［1］（清）叶承立纂修.乾隆富川县志卷12［M］.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光绪《富川县志》亦云：“富川东水所居，皆以源名，其在东五源，龙窝源、平石源、沙母源、三辇源、倒水源是也。枕山面水之故，谓之源。”［2］（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12［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141.

道光十二年（1832），湘南新田瑶民赵金龙率众暴动，次年由江华至贺县，“富邑戒严，平乐府唐鉴募乡勇于要路防堵甚密，贼不敢入境”［3］（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12［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141.。及至富川、贺县一带的瑶民欲响应，颇有骚动之势，唐鉴“轻车简从，亲往抚之”［4］（清）唐尔藻.唐确慎公行状［A］.唐确慎公集卷10［M］.光绪元年（1875）刻本.。正是对民众的疾苦有着深刻体察，唐鉴极力主张采用安抚的方式平息瑶民暴动。他还提倡在瑶族治理问题上尽量平等地对待瑶族民众，他认为：“猺亦人也，以人视猺，则猺易治，以猺视猺，则猺难驯。人但知惩猺以重民，不知抚猺正所以安民也。”［5］（清）唐尔藻.唐确慎公行状［A］.唐确慎公集卷10［M］.光绪元年（1875）刻本.并且唐鉴意识到，只有重视教化，尤其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将瑶族子弟纳入官方正统思想文化体系，才能真正有效地维系瑶族社区的长治久安和地方局势的稳定。

二

在平乐府知府任上，唐鉴极为重视当地学校教育的发展，他经常召集当地士子入官署读书，有时还亲为讲解；对岁久倾颓的文庙、考棚、书院，他多次捐廉修葺，增其膏火，并且号召在辖境内的瑶族村落增建书院、义学，延请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讲经训课，还“五日一亲临，集诸生而诲之”［6］（清）沈秉成修，苏宗经等纂.广西通志辑要卷9［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212.。据（清）汤鹏《海秋诗集》卷13《五源行并序》云：“唐镜海丈剖符平乐，于时楚猺不靖，奉檄防守富川。富川之猺，杂居岩谷，以耕作世其业，且随民籍入庠序者盖有焉。而宋塘、三辇、龙窝、平石、倒水五源稍粗犷，不改蛮夷故习，镜海授以团练之方，教以坐作进退、尊卑长幼之礼，咸欣欣然。于是五源各建义学，择其子弟之秀者，予以四子书，村设蒙师，以分授之。镜海一至，猺童绕膝而嬉，捧书而诵，不知镜海为官而己为猺也。呜呼！楚南之猺既焦烂于羊泉，粤东之猺又跳梁于八排，乱有由来，孰职其咎？若得镜海数十辈，落落然然，参错其间，以诗礼而化群蛮，岂不盛欤？”［7］（清）汤鹏撰，刘志靖等校点.汤鹏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804-805.正是唐鉴在平乐知府任期对当地瑶族教育的重视，促使瑶族村落人文风气日盛，礼法民俗大有好转，局势渐趋安定。（清）祁寯藻《题唐镜海方伯＆lt;五源学舍图＆gt;并序》云：“广西富川十三源，皆猺人耕作之地，近日尚衣冠、重礼义，以民籍入庠序者有之。惟宋塘、三辇、龙窝、平石、倒水五源未改故习，道光壬辰（1832）楚猺滋事，方伯时奉檄守富川，为创立义学，置师教读，其俗丕变。”［8］（清）祁寯藻.亭集卷25［M］.祁寯藻集［C］.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217-218.由此看来，唐鉴在富川瑶族村落建立学校、宣扬文教，对当地民情风俗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唐鉴在富川县“东五源”地区兴建的学校，以五源书院（又称五源学舍）和蒙泉义学最为知名。据光绪《富川县志》记载：“五源书院，在宋塘洞，道光十二年（1832）本府唐鉴饬训导朱德鉠劝捐创建。”［9］（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6［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考五源书院之旧址，在今新华乡黄土坝村后山，即当时所称“沙母源宋塘洞”。在唐鉴的号召下，五源民众纷纷捐资助学，五源书院旋即建成。据训导朱德鉠撰写的《建造五源书院序》云：“粤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溯水之源，莫先乎此源之为言原也。水有泉源，人有本源，学有渊源，源之时义大矣哉。富川东水所居，皆以源名，其在东五源，龙窝源、平石源、沙母源、三辇源、倒水源是也。只以其枕山面水，故取名乎源，或未尽乎源之义耳。……就其源而顺致之，从其源而培植之，因思学以右文也，即以化其质，学以复性也，即以明其伦。举捐设义学，择于沙母源之宋塘洞，建立书院两进，府宪唐定学名曰‘五源书院'，宫保抚宪祁给额曰‘修文阐化'，同奖籍焉。捐项千余贯，除筑室工费外，余即买置学田，为师生膏火之资。夫水有源则流不竭，人有源则根弥茂，学有源则质易充。……五源之人，实求五伦之要，考之于经籍，发之在文章，由是本天叙、为国华，直一以贯之也。是所望于后之进修者。”［1］（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6［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67；63；67；67-68；68.由此可见，唐鉴为“五源书院”之命名已蕴含了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来敦厚民风、劝人向善之深意。入五源书院就读者，多为五源地区各私塾选拔出来的优秀瑶族学童。书院设山长一名、掌教数人，负责书院的管理与教学工作，授课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尔雅》《朱子春秋》及《陈文恭五种遗规》等。此外，书院还购置有一定数量的学田，作为该院师生日常学习生活所需的“膏火之资”。

五源书院建成后，该地瑶民“众情鼓舞，又呈建蒙泉义学”［2］（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6［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67；63；67；67-68；68.。道光十三年（1833），在距离宋塘洞五源书院七十余里的倒水源，建立了蒙泉义学［3］（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6［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67；63；67；67-68；68.。考其旧址，在今莲山镇鲁洞村附近。据朱德鉠《倒水源添设蒙泉义学记》云：“人之有性，犹水有源，立教来移风易俗，山下出泉，有蒙泉焉。富川东猺之倒水源，盖五源之一。入学明性。前创建五源书院于宋塘，而倒水源去宋塘较远。申报抚宪祁公，赏赐银牌，府宪唐、耿二公捐给银两，定学名曰‘蒙泉'。从癸巳之春始营建，落成于是岁之冬。捐项共五百余千，除筑室工费外，余即典置义产，永为师生膏火之资。”［4］（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6［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67；63；67；67-68；68.由此可见，与五源书院类似，蒙泉义学之命名也蕴含了以“诗书礼乐”化瑶民“山野旧俗”之深意。同样，蒙泉义学也购置了一些田产，以资助师生的日常用度。

三

道光十三年（1833），唐鉴向平乐府学官署反映了“五源地方风气初开，士子未必广有书籍”的情况，后者旋即表示：“本院先捐廉银一百两，即交该训导着人往省城购买经书子史及濂洛关闽诸书，送至本院署中印发该处，分贮五源书院、蒙泉义学，俾士子互相诵习。”次年，翰林院编修、广西学正池春生拨藏书三十九部凡八百二十二本给五源书院，供师生诵读［5］（清）顾国诰等修，何日新等纂.光绪富川县志卷6［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6-67；63；67；67-68；68.。此后，五源地区的人文风气日益兴盛，学校教育在瑶族村落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广。按照清朝的科考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岁贡，获得县学生员的资格方能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在五源地区，则由书院教学的先生根据成绩高下选送瑶族子弟到富川县城考取县学生员。但是能够考入县学的瑶族子弟十分稀少。道光十五年（1835），为鼓励当地瑶民子弟向学，清廷在五源地区每届添设“新童二名”，专招该地区瑶族学童，后又在富川县学文额中加“猺学二名”［6］（清）沈秉成修，苏宗经等纂.广西通志辑要卷9［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209-234.。此类举措，体现了在学校教育和科举体制中给予瑶民的政策倾斜。

综观之，道光年间唐鉴在平乐府知府任上对富川县瑶族聚居区尤其是五源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颇为关心，通过建立学校、鼓励入学等方式，在五源地区普及以“诗书礼乐”为核心内容的学校教育，极大地推动了瑶族民众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风俗的改良，并且对地方局势的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唐鉴对于瑶族民众能够做到平等相待，体察他们的疾苦，理解他们的切身需求，希望通过诗书礼乐的教化，使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伦常都得到提高，从而使瑶族民众与汉族民众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真正地维护地方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民族团结。从当时广西的政治环境来看，清道光年间正处于社会动荡、兵燹迭起之际，湘桂交界又是瑶、壮、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林地带，在官府沉重剥削下的瑶民不时发起反抗斗争，直接威胁到地方社会的安定，因而充分运用教化手段处理这一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治理瑶族社会的必然趋势。由此来看，唐鉴重视教化之功，通过普及学校教育的方式，将当地的瑶族子弟纳入官方正统思想文化体系，推行文化教育与民族融合的策略，有效地维系了瑶族社群乃至地方局势的稳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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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34X（2016）03-00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