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正芬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史以载道：历史学与当代大学素质教育

吉正芬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从中西史学的传统中阐发历史学的价值关怀，并对历史学在当代大学素质教育中应当如何尽其“绵薄之力”稍作探讨。

历史学；价值关怀；六经皆史；素质教育

历史学在中国当代大学素质教育中究竟应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似乎很少有人问津的话题。在倡导素质教育的思潮中，中文与哲学两大学科当仁不让地担当了主力军的核心角色。与中文、哲学并称传统文科三驾马车的历史学在这一大潮中却出人意料地默不作声。这种沉默的姿态凸现了当代历史学面临的自我定位的尴尬处境。历史学究竟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究竟是如德国兰克学派所宣扬的“如实直书”还是如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等所声称的“历史想象”？［1］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如果历史学是一门解释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那么以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自居的历史学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继续沉默下去，因为素质教育其实是一种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价值教育。本文无意于重新论证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而是尝试从中西史学的传统中阐发历史学的价值关怀，并探讨历史学在当代大学素质教育中应当如何尽其“绵薄之力”。

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兴起之后，21世纪的前十年可以说是国学“复兴”的十年。国学复兴一度被等同于众说纷纭的读经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对于国学的肤浅认知。国学一词来源于清末民初从日本输入的“国粹”一词。1906年，当代人顶礼膜拜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便在日本东京的一次演讲中宣称“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什么是国粹呢？章太炎的解释很有意思，国粹就是汉人的历史，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A］.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276.依照当代学术分科而言，章太炎的“国粹”一词包括了古文字、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史等专业的研究对象，其中历史学承担的使命尤为重要。章太炎提倡“国粹”，其目的是鼓吹排满，倡导民族主义。有趣的是，当代国学复兴的时代思潮也与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当代国学倡导者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漠视了历史学承载的文化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虽然当代中国的国学复兴大潮与历史学若即若离，然而历史学却并没有因此门庭冷落。各种通俗的历史著作在坊间的畅销颇能反映当代大众对于历史学的旺盛需求。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畅销的通俗历史著作往往只是满足了读者好古猎奇的阅读心理，并不能真正承载历史学的文化价值。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太史公自序》）孟子也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古代中国历史学家始终遵循孔子开创的这一立场从事历史编撰。追求客观性的现代历史学家对于古代中国史学编撰中的春秋笔法多有非议，然而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古代史学的“载道”特色。

更为发人深省的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还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六经皆史”。这个命题肇端于《庄子》，其间经隋代王通、明代王阳明等人的阐述，在清代史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集其大成。［1］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265-266.六经皆史”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即器明道”。用章学诚的话说：“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又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2］（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119、120.简言之，即古代圣人施政设教制礼作乐，无不蕴含着他们对于道的领悟。后儒通过记录这些政教礼乐的典籍（如六经）来重寻往昔圣人所揭示的道。这便是即器明道。“六经皆史”的思想史命题有力地反驳了传统经学对于“道”的知识垄断，也为历史学积极参与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发明提供了合理依据。然而，随着近代中国历史学的日益科学化，“六经皆史”中包含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思路最终淹没不彰。

但是，被科学精神从头到尾沐浴了一遍的现代历史学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自身的价值关怀。正如一位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所注意到的，历史学始终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社会职能。在这些社会职能中，最古老和最经常的一项职能便是“使构成部落、民族、祖国或国家的不同的人具有某种同一性”，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灌输群体或国家有共同起源的思想以及起源的相似性使群体的不同成员具有凝聚力的信念——这种凝聚力使这些人能够面对现在的困难并满怀信心地对付未来的挑战”。弗洛雷斯卡诺明言的这一社会职能曾经是众多历史学家所讳言的话题。他们更愿意承认弗洛雷斯卡诺谈到的与寻求同一性相反相成的另一项职能，即“通过使我们认可他人而迫使我们承认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历史学以这种方式使我们成为没有经历过的经历的参与者，但我们与这种经历认同并意识到人类活动的多样性”。［3］［墨］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历史学的社会职能［A］.《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选.对历史的理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6、147.

如果说弗洛雷斯卡诺从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历史学的价值关怀，那么另一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从消极的方面总结了历史学的价值关怀。他在一篇演讲词中严肃地说：“对今天用种族渊源、宗教信仰、用过去或目前的国家边界来确定自己地位的人而言，神话和虚构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试图从一个模糊不清、动荡不定的世界中找寻某些确定的成分，并宣称‘：我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并优于其他民族'。”面对这样的普遍心态“，历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M］.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9.霍布斯鲍姆斩钉截铁地宣称，历史学家必须承担起“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的庄严使命。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必须勇于承担起价值批判的职责。

我们无须诉诸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武器来动摇历史学追求的客观性，而是返回历史学自身稍作浏览便可发现历史学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自身的价值担当。对于当代大学素质教育追求的价值重建或者价值批判，历史学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如果说此前历史学教育尚以一种“自在”的方式发挥自己的职能，那么今天它应当追求以“自为”的方式来履行自己的使命。随着这一自我认知的改变，历史学教育也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重视面对非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文化需求，例如增加人物传记的内容等。

现代史学大师钱穆曾在其名作《国史大纲》开篇提醒读者阅读本书请先具备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知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钱穆的四条信念与当代大学素质教育追求的目标可谓是殊途同归。令人稍感汗颜的是，当代大学历史学教育的目标恰恰是培养大学生具备以上钱穆要求阅读《国史大纲》之前便应该具备的信念。尚可庆幸的是，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当然也绝不是近在咫尺。

K29

B

1003-434X（2016）03-0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