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程



城乡差异背景下的“乡村幻象”
——城乡体验真人秀的意识形态解读

韩 程*

以城乡差异为背景的社会体验类真人秀表现了勇于改进的叛逆城市少年形象，并且该形象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寓言性互指，由此揭示了作为“第三空间”的城市的“混杂性”和乡村作为“原初文化”的意识形态角色。在此基础上，藉由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返回乡村可被解读为是信仰的一种物质化形式，从而指证“意识形态幻象”即“乡村幻象”的存在。乡村幻象不仅构建了社会现实，也是在无意识层面抗衡市场负面影响的力量。

《变形计》；自在自为意识形态；乡村；城市；意识形态幻象

传统意识形态概念在齐泽克的理论中，被扩展、划分为三块：作为观念复合体的“自在意识形态”，指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客观形式的“自为意识形态”，以及最难以捉摸的、在社会“现实”之心脏起作用的“自在自为意识形态”。具体来说，自在自为意识形态是指“隐含的，准‘自发’的假定和看法的难以捉摸的网络形成‘非意识形态’(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性的)实践的一种不能复归的瞬间再生产”。[1]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视角重新解读了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其实就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其中隐含的、准自发的假定指的是对商品的无意识幻觉，正是这个幻觉支配了人们的商品交换行为，人们“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是拜物教教徒”。[2]这种被人们忽视的无意识幻觉，齐泽克定义为“意识形态幻象”，并论证，正是意识形态幻象构建了社会现实和主体。他同时指出，“市场的超意识形态控制就是一个绝妙的意识形态姿态”，[1](20)我们远不是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而是正处在一个意识形态无比强大的时代。据此，笔者追问并论证：在我国语境下是否有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幻象”？是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并因此有能力在同等的无意识层面抗衡全球推进的自在自为市场意识形态的无序和负面影响？本文将通过对城乡体验真人秀的意识形态解读尝试回答该问题。

该类真人秀以《变形计》(2006—2008，2012—)，《爸爸去哪儿》(2013，2014，2015)等为突出案例。从2006年到2015年，《变形计》始终以城乡差异、贫富差距为背景，讲述沉迷于网络与物质的叛逆城市少年如何在贫困乡村体验生活、改变自己、重返校园，表现了其既拥有物质财富、现代文明，又本质善良、品德高尚的形象。节目对城市的表现集中在物质财富、现代文明，对乡村的表现则集中在艰苦贫瘠和乡民的坚忍。本文以近四年《变形计》片花为起点，指出耽于享乐、“迷惘”的城市少年寓言性地指认了充斥着竞争的城市，揭示乡村作为国家“原初文化”之所在，并论证，“返回乡村”行为正是基于“乡村幻象”之上的信仰的一种物质化形式，这个中国语境中的乡村幻象正是规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力量。

一、寓言性指认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他酣睡不再彷徨；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

——《变形计》片花旁白

杰姆逊指出，“‘寓言’是一种‘符号的叙述’，其重要特点在于叙事符号性的指向某些行为或状况”。[3]旁白中被风雨淋湿的“我”既指称叛逆城市少年，也寓言性的指称被无序市场竞争冲击的城市。“我+你”是一个理想的合体，现代、文明、高尚、善良、坚忍、兼具责任心，也寓指市场带来的物质繁荣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兼备。当“我”没有力量前行时，可以扶持“我”的这个“你”正是指认远方的乡村及其代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被卷入经济全球化，可能会被市场冲击而“迷失”、“忘却”，然而，只要听从内心的、本质的“善”，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这个“家”就是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摇篮的“乡村”。因此，节目表达的是，中国的城市有一个扎根于乡村的社会主义的“本”。当乡村被主人能指“社会主义”缝合时，城市则面对主人能指“市场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其缝合权的斗争。城乡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是暗指了个人为先、竞争为上的市场自由主义和推进公平、集体共享的社会主义之间的领导权斗争。城市期望通过源起于乡村的社会主义文化来管控、调节无序市场行为、拜金主义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等，并借此进一步消弥其他不良现象如精神的荒芜与异化、贫富阶层的分裂等。而这种可能性正是通过返回乡村、勇于改变的城市少年获得表达。迷失在物质消费中的都市少年象征着迷惘在商品、金钱、资本幻象中的城市。当少年通过体验乡村生活而改变自己，变得成熟、无私、富有责任心时，表达的是城市对城市自身的期望。

Pickering和Keightley论证，当代社会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触发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并成为温床激起人们对于一种美化了的、选择性建构了的“过去”的渴望”。[4]这个被渴望的“过去”在中国语境中表达的是对贫富均衡的诉求。推行土改、计划经济的“乡村”则具象化了这个“过去”。尤其是内战时期的乡村，军民建立了稳固的和谐关系，艰苦奋斗，相互扶持。这份紧密团结、患难与共已经刻进了社会主义话语中，“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辛勤农耕就是艰苦奋斗，军农团结就是无私互助和集体共享，节俭作风更是一种美德。乡村能指，长久以来就已被主人能指社会主义所缝合。节目中，作为老革命根据地的乡村也屡次成为拍摄地，从而传达一份政治信息，如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海南的万泉河；红军会师之地甘肃会宁；红歌《东方红》诞生地陕西佳县等。在节目的表述中，乡村就是国家“原初文化”的源头，节目就是在选定的乡村感受社会主义原初文化之旅。

齐泽克论述，在自在意识形态中，固定“漂浮能指”意义的第一步就是主人能指的缝合，“众多‘漂浮’的能指，众多原型意识形态因素，被结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这是通过某一‘纽结点’(拉康所谓的缝合点)的干预完成的，它将它们缝合在一起，阻止它们滑动，把它们的意义固定下来”。[2](121-22)其次，哪种话语能最终“占有”一个概念(能指)取决于话语领导权的斗争。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领导权的斗争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在抗衡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全球化话语，努力“占有”城市这个能指，“城市”的意识形态意义因此处于不断的转变和混杂中，城市变成文化与话语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把“封闭的非此即彼逻辑转化为辩证意义上的两者或双方的开放逻辑”，[5]其“不是一个空间，也不是一个地点。它是一个场域”。[6]第三空间的活力和开放性强迫卷入其中的文化因素即兴发挥、无时无刻的彼此斗争。城市因此处于一个不间断的转变、反复定向的过程中，改变及改变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以此注解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二、作为“第三空间”的城市

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推行可以追溯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2年2月，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后推行许可更宽松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新经济政策”，齐泽克指出，列宁使用了登山者在征服新高时，在第一次尝试未果情况下必须后撤以重新规划路径，来类比、形容革命过程，并说明这并不会背叛最初的目标。[7]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是为了征服贫困，完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建设，并避免敌对资本主义势力对党的颠覆。在市场的推动下，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竞争性、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也无可避免的触发部分人群的唯利是图和精神异化。同时，在以西方为标准追赶现代化时，城市实际一度处于模仿中。当西方以东方为对立面强调其“先进与优越”时，城市曾意图否认与乡村的同一性，“通过疏离这种历史性来获得面向西方的自我确立和想象”。[8]某些香港同胞的态度恰成为此处的注解，Jacques认为，“某种程度上，他们认同西方人而不是大陆人，主要就是因为财富和与之相随的社会地位”。[9]作为市场经济成果的获益者，城市人享受优越生活，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并不罕见。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作为社会主义实体，又必然无法认同资本主义体系。

因此，一个改进了的、可识别的他者才是中国语境中的城市可以接受的对自身的建构，“一个不一样的主体，几乎一样但还不是”。[10]也就是说，城市可以“模仿”现代化要求的种种表象，主动参与全球化市场的游戏，但是其必须重申社会主义的“根本”。“模仿”在这里有了更深入的意义，“是作为表现一种‘相异性’而出现，因为其自身就是一种否认的过程”。[10](86)如此，我国语境中的城市发展的目标还包括了削弱市场主义中的无序竞争、占有性核心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正如拉康所言，“模仿”成为一种在人类战争中实践的伪装、迷彩手法，“这不是为了融入背景，而是为了对抗一个斑斓的背景而让自己也变得斑斓”，[11]以此来保护自己、对抗外来威胁。霍米巴巴进一步指出，“模仿必须不断的生产滑跌、过量及不同”。[10](86)这正是指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冲击与国家规束之间的动态关系，注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因此，乡村作为革命力量和原初文化的源泉，成为社会主义城市积极重温并赖以抵抗、消融市场负面冲击的力量。上述“真人秀”的电视节目寓言性地揭示了不断变化、重写中的城市的混杂性，城市成为一个文化与话语混杂的第三空间，一个领导权的斗争之所，而乡村则代言国家的原初文化。

然而，必须看到，“模仿”也具有形成“内在主观态度”的风险，有可能会因此提供一个内在的主观信仰而导致市场化的无序推进。如Fisher评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总体上的特征，如齐泽克所指认的，就是对于信仰——也就是内在主观态度——的强调。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相信资本主义是坏的，我们就可以继续自由的参与资本主义交换”，[12]行为就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否认上——我们能够在行动中推崇市场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脑中与之保持了一个对立性的距离。据此推想，话语中“完美”城市少年的建构就可能会导致一种潜在的犬儒主义。这种否认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一个我们愉快地跌入的陷阱，“对于内心主观陈述的推崇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行为”，[13]是为了掩盖“资本的运作根本不依赖任何主观信仰”的事实。[12](12-3)因此，社会主义原初文化，作为话语层面的自在意识形态，可能无法构成对自在自为市场的有效抗衡。但是，本文论证，“返回乡村”是一种传达了政治信息的实践行为，其存在恰恰表征了一个物质化了的信仰。据齐泽克所言，“信仰，远不止是一种私密的、纯思维的表述，它总是被物化在我们有效的社会活动中”。[2](33)同时，正是这种物化的信仰在支持一个幻象，“外部的习俗总是对主体无意识的一种物质化的支持”。[2](39)也就是说，返回乡村、追溯原初文化的行为是信仰物质化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信仰支持并指证了对乡村的无意识的、立即的、隐含的假定，也就是一个被忽视的对乡村的幻觉，一个“意识形态幻象”。

三、作为“意识形态幻象”的乡村

意识形态幻象的作用，如齐泽克论述，“是构建一个社会真实存在的感知，一个没有被对抗性分裂撕裂的社会，一个各方面都有机互补的社会”。[2](126)在反犹主义中，犹太人被当成“一个外在因素，一个外部躯体，将腐败引入了健全的社会网络之中”，[2](176)社会危机因此变成了是外来因素介入的后果。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性对抗被转变为种族差异，一个内在的结构性限制被符号化，转变为一个外来的障碍。犹太人，正如齐泽克所言，成为了“一尊物神，它既拒绝又体现了‘社会的’结构性的非可能性：好像在犹太人的形象中，这种不可能性已经获得了实证的、可触的存在”。[2](176)也就是说，幻象“‘赋形’于、物化了某个疆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它把不可能变成了被禁止”。[14]因此，社会幻象是对应于“对抗”这个概念而存在的。对抗，用一种实在界的逻辑来解释，“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内核，是某种限制，它本身什么也不是；人们只是从其一系列的结果中，回溯性地将其作为永远逃避其结果的创伤点构建起来；它阻止社会领域的关闭”。[2](223)而“幻象恰恰是掩饰对抗性裂缝的方式。换言之，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幻象是预先考虑到自己失败的一种手段”。[2](177)

在当下中国语境中，贫富、城乡差距作为一种显象，恰好占据了这个对抗性裂缝的位置，“对抗”不是内在于社会的差异，它仅仅借助于社会差异和矛盾才能阐明、显现自身。然而，乡民怎能被排斥？更不能被当成是经济的负累，实际上，乡民是国家原初财富的创造者，是农业支撑了城市工业化最初的资本积累和粮油保障。因此，在意识、理性层面，一方面城市的物质繁荣在节目中被归功于现代知识、文化资本，以此重申“知识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乡村成为原初文化发源地，其文化被征用、以抗衡占有性竞争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在无意识层面，通过这个“返回乡村”行为，通过乡村原初文化的话语，我们可以推导出隐含的对“乡村”的预先假定，即“乡村幻象”的存在。乡村幻象和犹太人幻象作用一致，但基于此的实践、行为却大相径庭，这一点可以看做是本文沿着齐泽克的思路进行的“理论的增值工作”，因为齐泽克的文本是“罗兰·巴特所谓的‘可写文本’的范例”，[2](6)但其毕竟缺乏对我国国情的深入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上山下乡”运动，城市发起的对乡村的慈善活动，以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都可说是指认了、物质化了一种中国语境中的、集体的、无意识的、对于乡村的假定。乡村幻象在一系列实践行为中被表征，不仅是一个保护性的屏障，即阻止实在界意义上的“对抗”的入侵，同时也作为一种规束全球化市场的无序推进及其负面影响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对于公众来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因此获得了平衡。乡村成为一个实证的、可触的、掩盖不可能性的存在。实在界的幽灵、社会对抗的不可能性正反映在乡村幻象中，其将社会构建为一个新层面上的和谐与统一。

四、乡村意识形态的有效性

意识形态，正如齐泽克论述，“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象建构：它是一个‘幻觉’，能够为我们构造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而隐藏难以忍受、真实、不可能的内核”。[2](64)在中国语境中，乡村幻象拒绝了创伤性的内核，提供了一个各方面都“有机、互补”的无裂缝社会图景，意识形态不是梦一般的幻觉，让我们逃离无法忍受的现实，而就是社会存在。受众关于乡村体验效果的怀疑则进一步阐明了乡村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如一位网友留言，“环境的确能改变一个人，可是七天对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的影响有多少？仅仅七天就真的能改变过去十几年的生活模式吗？”[15]在本人组织的焦点组访谈中，*采用滚雪球抽样，笔者于2011年初在芜湖和杭州两城共组织四个焦点组，芜湖焦点组A(Y)(20-35岁)，B(M)(36-50岁)；杭州组C(Y)(20-35岁)，D(M)(36-50岁)。焦点组成员均为出生于乡村，后搬迁至城市。也同样有组员怀疑短短数天乡村体验对孩子影响的持久度。

首先，正是这一点说明了意识形态幻象与意识形态能指秩序之间的距离。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幻象及叙事要运作良好，就需要有反意识形态认同模式来支撑意识形态运作，当然，反认同不同于颠覆意识形态，而是强调意识形态幻象必须“保持‘内隐’(implicit)性质，它必须与它所支撑的外显的意识形态能指秩序(话语体系)保持一定距离，并作为意识形态法则的僭越而运作”。[16]此处，恰恰是对乡村体验效果的怀疑、对少年回到城市后又回复原样的可能性的猜测，支撑了乡村幻象的意识形态功效，“正是当我们保有警觉而认为我们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之下有着丰富的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时，意识形态认同便施加在我们身上，并抓住了我们：‘并非全部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面具之下，我也是个人’这样的说法，就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市价功效”。[17]因此，即使对乡村体验效果抱有怀疑，受众还是相信这些城市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改变，为孩子报名参加节目的家长也是络绎不绝。正如一组员所说，“我就想把我儿子送去乡下待一个月，肯定有好处”。

其次，面对这样的情况，齐泽克可能会论述说，这并不是受众相信这样的影响，而是“乡村”代替受众相信返回乡村的效果。正如他指出，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已经被从意识形态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再相信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被神秘化的主仆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是商品交换中理性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然而实际上，这份神秘化的、应该被理性击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而体现在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但是物(商品)为了人们还在替人们相信这样的关系。由此，斯洛特迪基克所说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应该被解读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在追随着幻觉，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2](45-6)齐泽克关于商品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能照搬套用在对中国乡村的分析中。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乡村幻象究竟是不是一个结构性“误认”*误认，齐泽克解释为，是“关切结构网络和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真正的结构效果，既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效果，表现为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一因素”。同参考文献[2]，第32页。和替换的结果？齐泽克论述，犹太人被挑选出来在反犹主义系统中扮演“犹太人”角色是偶然的。而在我国，乡村并不是偶然地被挑选出来扮演“乡村”的角色。历史上或者说政治上，乡村在内战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经历的一系列变革，对乡村幻象的形成至关重要；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长期主导农业生产，农田耕地集体所有制也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再从现阶段农业生产所决定的乡村特质来看，涵盖了艰辛劳作、互相帮助和勤俭节约，正是这些决定了城市少年的体验内容和感知。因此，对乡村的隐含的前理解指出了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存在，乡村特质是在革命斗争和计划经济的实行中形成的，因此，乡村幻象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结构性误认或替换的结果。

五、结 语

通过将叛逆少年送返乡村，《变形计》塑造了一个勇于改变的城市少年形象，表达了对富裕、现代、高尚的未来的渴望，也是对市场负面影响的批判。尤为重要的是，“返回乡村”揭示了乡村幻象，换言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在社会“现实”之心脏起作用的“自发”的意识形态，由一系列实践所支持的、自在自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能力在同等的无意识层面上抗衡、管束和混杂市场意识形态，而无需仅仅依赖作为自在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话语层面对市场主义的规范。因此，中国并不是齐泽克所言的“为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而无原则接受资本的驱动”。[18]乡村幻象以及基于此的实践正是抗衡市场负面效应的一种活力，延续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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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春晖Sunny的博客.可怜的高占喜，可恨的湖南卫视[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c8d83b010005xg.html，2006-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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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Zizek, S.WelcometotheDesertoftheReal[M]. London: Verso, 2002:146-47.

[责任编辑：华晓红]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梦’影视创作与传播策略研究”(15ZD01)之第五子课题“‘中国梦’影视传播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韩程，男，副教授，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电影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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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552(2016)05-00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