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自恋主义文化

2016-02-03陈国战

未来传播 2016年5期

陈国战

社交媒体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自恋主义文化

陈国战*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网络交往日益朝着非匿名化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对匿名环境下的个人表达难以到达受众、难以构成一种“有效传播”感到沮丧，才为各种非匿名化交往方式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网络空间私人性的突显，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很多人呈现自己私人生活的“神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毫无节制地自我展现，是当前社会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症候。不过，与纳西斯沉湎于欣赏自己水中的倒影不同的是，当前的自恋更多不是一种自我欣赏，而是源于一种身份焦虑。

社交媒体；非匿名化；自恋主义；身份焦虑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的出现，我们见证了网晒文化的流行，打开微信朋友圈，扑面而来的便是各种晒图——有人晒自拍，有人晒美食，有人晒旅行……，不一而足。尽管早就有人把“上菜先拍照”列为网络四大俗之首，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人们的网晒热情。很多人热衷于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发布到朋友圈中，这种无处不在的自拍需求还催生出一种自拍神器——自拍杆，如今，它几乎已经成为人们出门旅行的“标配”。那么，在当前社会中，人们的自拍需求为何如此旺盛？网晒文化何以如此流行呢？

从技术角度看，网晒文化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发展趋势。在互联网出现早期，它主要被设想为一种与陌生人进行匿名交往的工具，很多研究者都曾提出，互联网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将彼此没有见面机会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一种虚拟社区。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变化轨迹，即网络交往越来越朝着非匿名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熟人社交”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私语化特征也越发突显——如今，它不仅仅是人们获取信息、展开公共讨论的平台，还是一个展示个人形象、寻求心理慰藉的地方。在微信朋友圈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由于微信朋友圈主要是由熟人组成的，一个人的网晒才更容易得到关注、点赞和评论，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网晒热情。

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一项技术的出现和演变都不完全是独立的、自主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需求的影响和决定。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1]网络交往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非匿名化发展趋势并不完全是由技术自身的演进逻辑决定的，而是离不开当前社会文化需求的强力助推。在理查德·桑内特、克里斯托弗·拉什等学者看来，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恋主义文化的大面积流行，即人们过度关注自我，以至于分不清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正如桑内特所说：“自恋的性格症状如今是医生治疗的各种精神疾病最常见的病因。歇斯底里症一度是弗洛伊德所处那个性压抑社会的主要疾病，但现在大体上消失了。”[2]在这里，他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社会状况，但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当前，充斥于社交媒体的网晒现象就是自恋主义文化的重要表征。在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社交媒体的私语化和当前社会的自恋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塑造了当前社会的网络文化景观。

一、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网络交往日益朝着非匿名化的方向发展。这里所说的“非匿名化”，指的是网络交往呈现出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与国家或网站层面强制推行的实名制要求之间并无关联。同时，非匿名化也不等于实名化，在网络交往中，一个人不必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依然可以给人留下辨识身份的线索。比如，在微信朋友圈中，一些人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使用固定的昵称和头像，这同样可以让人轻松地辨识出他们是谁。

在互联网出现早期，它主要被用作一种与陌生人进行匿名交往的工具。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遇见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还可以随意更换和伪装自己的身份。如此一来，它就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交往体验，并在现实世界之外为人建立起一个乌托邦空间。当时很多人都热衷于进行匿名化交往，并有意结交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谋面的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网聊、网恋等一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仔细辨析可以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网络匿名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指网络交往的去身体性，也就是说，在网络交往中，人们彼此之间既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和容貌，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和语气，而只能凭借屏幕上闪烁的文字呈现自我并感知对方，这些文字构成了揭示自我和对方身份信息的全部线索。另一方面，它是指网络身份的虚构性，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虚构一个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完全不同的身份，而且可以像更换面具一样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一个人同他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分离开来——他成为自己身份的作者，而他的身份则成为他为自己建构的一个角色。[3]显然，匿名性的这两层含义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网络交往具有去身体性特征，才使人们在网络交往中虚构自我的身份成为可能。

对于公共讨论来说，网络匿名性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由于其去身体性特征，它不仅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公共讨论的规模问题，而且可以减少各种基于身体特征的排除和歧视，有利于实现平等化的交流。另一方面，由于它允许人们虚构自己的身份，并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所以它鼓励人们更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根据2007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中国青少年中，有79%的人认为网络匿名表达能够让人更真实地说出自己的观点；73%的人表示在网络上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说或做一些他们在现实中不会说或做的事情。[4]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网络匿名性受到早期互联网用户的普遍看重和欢迎，尤其是在一些言论自由得不到切实保障的社会中。

如果说对于公共交往来说，网络匿名性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私人交往来说，它带来的困扰同样也非常明显。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说：“在虚拟世界里，匿名性和流动性都带来了‘随进随出’、‘匆匆而过’的关系。电脑互联通讯的这种散漫性正是它得到一些网民欢迎的原因，但这也抑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如果人们可以随进随出，那么承诺、信任、互助等关系就发展不起来。”[5]迈克尔·海姆也提出，脸是责任的源泉，缺少了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形成一种义务感，“肉眼是建立信任的邻居的窗口。没有人脸的直接经验，伦常的知觉便缩减了，而粗鲁却进来了。”[6]因此，随着早期那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网络交往体验逐渐失去新鲜感，人们越来越感到，在网络匿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起牢固而持久的联系。于是，近些年来，各种非匿名化的“熟人社交”越来越成为网络应用的主流，从早期的BBS、QQ，到后来相继出现的博客、微博、微信等，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这一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发展趋势，还源于表达与倾听之间的失衡。美国学者马修·辛德曼提出，“说”和“被听到”完全是两码事，在网络匿名环境中，尽管每个人都可以“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他发现，“在今天的美国，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拥有博客，但是，那些读者数量能够超过一张普通大学校报的博主只不过有寥寥几十人。”[7]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他们发布的内容有没有价值，他们的博客都很难得到别人的光顾，长此以往，他们的表达积极性就势必受到挫伤。可见，在网络传播时代，即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接入互联网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绝不意味着所有人就此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即使他们勤于更新，并的确发布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也只能偶尔捕捉到一些匆匆而过的访客。显然，在普遍缺少他人关注的条件下，网晒文化不可能流行。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对匿名环境下的个人表达难以到达受众、难以构成一种“有效传播”感到沮丧，才为各种非匿名化交往方式的兴起准备了条件。非匿名化交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带入网络空间，比如微信通讯录会自动关联手机通讯录、QQ好友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微信的联系人，主要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学、亲人或亲戚、同事等，占比都在70%-90%之间。[8]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一个人的网晒或发言毫无意义，一般也不会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而是会得到熟人的关注、点赞和评论，这无疑会给人带来更强的表达功效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表达欲望。事实上，正是在各种社交媒体出现以后，普通网民的表达热情才真正被激发出来，网络空间才真正呈现众声喧哗之势。

二、社交媒体的私语化

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一方面激发了人们的表达热情，使网络空间空前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也使网络空间的私人性得以突显，尤其是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人们谈论的已主要不是所谓公共事务或“普遍问题”，而是各种家长里短、闲言碎语，呈现出私语化特征，使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远远超过了其“媒体”功能。

如前所述，在互联网出现早期，它通常被人们设想成一个公共空间，在对这一空间进行研究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人们经常使用的理论资源。很多人热情洋溢地预言，互联网将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促成由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历史性转换。因此，早期人们经常用“沙龙”、“咖啡馆”、“论坛”等来命名网络空间，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命名都是公共领域的重要隐喻，它们反映出的是人们对拓展公共领域的热切渴望。

然而，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的私人性特征越来越突显。如今，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于公共交往的媒介，更是一种服务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比如，对于网购者来说，它是一个巨型的商场；对于网游族来说，它是一个奇妙的游乐场；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则是一种便利的社交工具。在各种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很多人热衷于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如果在匿名状态下，这些闲言碎语几乎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回应，但由于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很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所以即使人们发出的只是一声叹息，也常常能够得到众多好友的嘘寒问暖，而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们的表达欲望，使网络空间的私语化特征愈演愈烈。

如此一来，社交媒体就呈现出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它“类似于一个敞开大门的私人房间，保留着通往公共场所的通道，却依然带有私人活动的深刻印记。”[9]一方面，它是一种私人性的社交媒介，满足的是人们展示自我形象、表达个人情绪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种公共性，能够被其他人看到或听到，借助于一系列机缘巧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甚至可以传诸千里，成为公共议题。不管是在阿伦特那里，还是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理论都建立在对“公共”和“私人”的严格区分之上，自古希腊以来，这种区分具有悠久的传统，甚至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一块基石。而社交媒体却打破了这种区分，它既不完全是一个公共空间，也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空间，而是呈现出公共性和私人性相混杂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社交媒体私人性的突显是互联网普及的自然后果。早期，由于接入成本和使用门槛的限制，互联网只属于少数社会精英分子，它的用途也比较单一，主要用来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要。随着互联网使用人群的扩大，网络空间逐渐打上了中产阶级文化的色彩，有知识的年轻人成为网民的主体，对于他们来说，网络空间就像咖啡馆和沙龙一样，为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栖息之所。到了今天，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普及，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网民结构的低学历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2000年，全国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84.67%，高中及以下学历仅占15.33%。[10]而到了2015年，虽然全国的教育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但网民的教育水平分布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降为19.6%，而高中及以下学历则升至80.3%。[11]网民结构的低学历化，势必对网络空间的文化生态造成直接的影响。如果说网络空间曾经被视为一块远离现实世界的飞地，那么，如今它已与现实世界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如果说网络空间曾经被设想为一个“论坛”或“沙龙”，那么，如今它在此之外还具有了“秀场”和“派对”的意味。

三、当前社会中的自恋化倾向

随着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社交媒体的私语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自拍和网晒流行起来。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很多人展示自己私人生活的“神器”。2013年，牛津英语词典把“自拍”(selfie)列为年度最热门词语。与此同时，各种“网晒”也在中国的微信朋友圈中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种自拍文化、网晒文化的流行，已经引起心理学、传播学等诸多领域专家的关注和忧虑。很多人认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毫无节制地自我展现，是当前社会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症候。有人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我们听到自己身患重病的消息时，本能的反应却是，我要把这个消息立即发到Twitter上。自恋研究领域的专家珍·温格也提出，全球正在遭到自恋现象的侵袭，一项调查了3.7万名大学生的数据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自恋人格特质的增加速度和肥胖一样快。[12]《纽约时报》记者克里夫·汤普森也认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喋喋不休，体现出的是现代人的极端自恋，“他们认为自己的每句话都那么动听，以至于值得和整个世界分享。”[13]这些评论都略显刻薄，但却颇为形象，它们都将网晒现象与自恋联系起来。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恋？当前社会中自恋症的集体爆发又缘何而来？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自恋“指个体像对待性对象一样的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自恋者自我欣赏、自我抚摸、自我玩弄，直至获得彻底的满足”。[14]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主要是在个体心理学的层面来研究自恋。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克里斯托弗·拉什将“自恋”转化成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认为自恋是后工业社会重要的文化表征。

在通常意义上，自恋是指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和过分欣赏，神话中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纳西斯就是其原型。理查德·桑内特认为，临床意义上的自恋与此不同，它表现为分不清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线，以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界线。自恋主义者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公共生活的疏离和冷漠——在他看来，这与自己无关；另一方面表现出对于私人生活的过度强调，以至于认为它具有公开展览的价值。在桑内特看来，面具是文明的本质，而自恋主义者过度暴露自我，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它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的负累；它是这种人格负担引起的和他人交往的减少。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起那些不文明的人：他们是那些巨细靡遗地向他人透露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倒霉事的‘朋友’，他人除了对他们倾吐而出的心声表示唯唯诺诺之外，并没有其他兴趣。”[2](337)

克里斯托弗·拉什则提出，自恋主义是一种对付现代社会中的紧张和焦虑的方法，当前的社会条件倾向于培养出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的自恋特性。自恋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对个人形象的过度关注和过于吹毛求疵。他们假想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并油然升起一种演员意识。当他将自己的形象呈现于他人时，他首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形象是否完美，而是这种形象将会在别人那里激起什么样的反应。因此，“尽管自恋主义者不时会幻想自己权力无限，但是他却要依靠别人才能感到自尊。离开了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他就活不下去。他那种脱离家庭纽带和社会机构束缚的表面自由并不能使他傲人挺立，也不能使他作为一个个人发出光辉。相反，这种自由带来了他的不安全感，只有当他看到自己那‘辉煌的自我’形象反映在观众全神贯注的眼神里时，或者只有当他依附于那些出类拔萃、声名显赫、具有领袖才华的人物时，他才能克服这种不安全感。”[15]

由此观之，当前社交媒体上的网晒现象就是这种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一方面，网晒者展示的大都是自己的私人生活的内容，如自拍、美食、萌娃等，而不顾它们是否具有公开展示的价值，以及他人是否感兴趣。根据桑内特的说法，这是一种分不清自我和他人之间界限的“不文明”行为。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微信朋友圈中互相点赞的行为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义务和敷衍，而根本不会去关注对方到底展示了什么。另一方面，网晒者具有一种演员意识，他们假想自己时刻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甚至把生活当成一场网络直播来对待，比如，旅行不再是为了欣赏美景，而是为了拍几张照发到朋友圈中。

那么，这种过度关注自我的自恋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拉什提出：“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寻找生活的意义。”[15](4)因此，与纳西斯沉湎于欣赏自己水中的倒影不同的是，当前社会中的自恋更多不是出于一种自我欣赏，而是源于一种身份焦虑。正因为人们自己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所以才转而需要依靠别人注视的目光来锚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如果说纳西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周围世界不闻不问、不理不睬，那么当前的自恋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时刻都需要他人的注视。就此而言，社交媒体一方面具有私人性，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聚拢起来以组成观众；另一方面又具有公共性，给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展现自己的舞台，因此，它受到自恋主义者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根本上说，自恋主义源于身份焦虑，而焦虑是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相伴随的一种社会体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打破过去僵化体制的同时，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焦虑也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由于焦虑更多源自身份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它在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和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展示个人生活中光鲜亮丽的一面，以给自己建构一种稳固的身份，比如展示自己参加了一场高端的社会活动，或独自在格调优雅的咖啡馆待了一个下午，等等。正如一个网络段子调侃的那样：“每次看朋友圈，都好羡慕。不是露大胸就是方向盘，动不动就是豪宅和豪车，又24小时在线。既不用学习又不用工作，一双鞋顶我几个月生活费。我只能时不时冒个泡，默默点个赞，假装和你们是一个圈子，真心好累。不说了，别人还催我还手机呢。”从这个调侃可以看出，网晒者一般都会对个人生活进行拔高和美化，在这些令人艳羡的图片背后，隐藏着的则是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以致需要不断借助展示来获得他人的确认。

需要指出的是，桑内特、拉什对自恋主义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但是，它同样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分析。正如解玺璋在评价《自恋主义文化》一书时所说：“这本书在1988年由陈红雯和吕明译成中文，当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在从封闭、死板、压抑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正在‘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还看不到这种文化有可能把我们引入‘自恋主义的死胡同’，那时的人，即使看到这本书，也会认为是危言耸听，不会往心里去的。然而，20年之后，中国人再读这本书，又会如何呢？恐怕要有切肤之痛了。”[15](封底)的确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革，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已悄然变化。社交媒体上不断高涨的网晒热情，就是当前中国社会自恋主义文化的典型症候。

总之，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正是网络交往的非匿名化、社交媒体的私语化发展趋势，为网晒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条件；同时，当前社会中人们对展示自我形象的强烈心理需求，也反过来塑造了网络交往技术的演进方向。而在它们背后起最终促动作用的，则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日益泛滥的自恋主义文化。如今，自恋已成为理解网络文化的重要关键词，“自恋”与“吐槽”已成为当前中国网络文化的两幅面孔。

[1][英]R·威廉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J].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2)：69.

[2][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9.

[3]Mark Poster.What’stheMatterwiththeInternet[M].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75.

[4]何威. 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61.

[5][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3.

[6][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05.

[7]Matthew Hindman.TheMythofDigitalDemocra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3.

[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EB/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2379356612744.pdf，2014-08-22.

[9]刘津. 博客传播[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3.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0905/P020120709345370656662.pdf, 2000-07-01.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601/P020160122469130059846.pdf, 2016-01-22.

[12]曹玲. 自恋流行病[J]. 三联生活周刊，2015(1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