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

孙正军

摘要：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成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除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外，后现代史学的“文本”观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作为一种潮流的史料批判研究，吸引了一批年轻研究者从事其间，产生了大量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该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推测成分较多，“破”有余而“立”不足，对历史文本的怀疑有时也会有过度之忧，这都是需要反省和警惕的。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史料批判研究；历史书写；疑古

什么是史料批判研究？简言之，史料批判研究是一种史料处理方式。如所周知，在正式研究之前，对相关史料进行精心考辨，可以说是历史学界由来已久的传统，如梁启超即把史料处理分别为“正误”和“辨伪”④。更为系统的归纳见于杜维运《史学方法论》。杜氏把对史料的处理称为“史料的考证”，分史料外部考证和史料内部考证，其中外部考证包括：1.辨伪书，2.史料产生时代的考证，3.史料产生地点的考证，4.史料著作人的考证，5.史料原形的考证；内部考证包括：1.记载人信用的确定，2.记载人能力的确定，3.记载真实程度的确定⑤。那么，史料批判研究与此前的史料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

①按“史料批判”一词，常被用来形容兰克史学的史料处理方式(Quellenkritik，或译作“史料考证”)，即要求对史料考订辨析，去伪存真，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与本文所说史料批判研究不同。

③《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2、273、274页。

按照梁启超和杜维运的归纳，传统史料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而史料批判研究，如安部聪一郎所作定义，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日]安部聪一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一卷，第8页。。亦即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相比，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满足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史料是怎样形成的？史家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史料的性质又是什么？即如安部定义所见，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才是史料批判研究的重点所在。换言之，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

毋庸赘言，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首先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史料进行无微不至的内、外考证后，探讨史料的形成过程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次，后现代史学对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认为，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冲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二是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仲伟民：《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光明日报》2005年1月27日。。所谓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即是指研究者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微观和细节，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新社会史，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无关，暂且不论；而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指的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视史料为文本，把史学等同于文学，强调史家或其他因素对历史编撰的影响。这与史料批判研究以探求史料“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为目标无疑是吻合的。

一、东汉史料批判研究

东汉史料批判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安部聪一郎。安部是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年轻一辈的翘楚，长于东汉时代的史料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在走马楼吴简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安部聪一郎对东汉史料进行史料批判始于2000年，是年6月，安部发表了他在该领域的第一篇文章《後漢時代関係史料の再検討―先行研究の検討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4号，2000年)。正如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本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东汉史料的一次系统整理。文中，针对以往学者试图通过比较诸家《后汉书》、《后汉纪》复原东汉历史的倾向，安部提出诸家《后汉书》、《后汉纪》编撰之际，可能已经融入了撰者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东汉历史的理解也会被无意识地混入其中；而保留下各种已经散佚的诸家《后汉书》的类书、注释书，其编纂也包含撰述者的思想、价值观在内。因此安部认为，任何试图以诸家《后汉书》、《后汉纪》复原东汉历史的尝试都是不明智的。这篇文章奠定了安部对东汉史料理解的基本观点，即成书于魏晋以下的各种《后汉书》、《后汉纪》，并不能看成是东汉历史的如实记录，而是渗透了魏晋以下对东汉历史的认识，其中既包括编撰者的思想、价值观，也包括整个时代的东汉历史观。《後漢時代関係史料の再検討》是对东汉史料进行总体论述的一篇宏文，而正如安部在文中所说，上述观点还需要更多以勘校诸家《后汉书》为基础的个案研究为支撑，为此他选择了袁宏《后汉纪·明帝纪》永平三年(60)所记刘平、赵孝事迹作为考察对象。在《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史料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劉平·趙孝の記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5号，2000年)一文中，安部比较《东观汉记》和诸家《后汉书》、《后汉纪》用词(如“义士”)及记事的差异，发现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对于“义”尤为强调，指出这是受到史家个人意识的影响，同时也可能融入了逐渐累积的魏晋以下对东汉历史的理解。这样，通过这篇个案式研究，安部具体论证了史家个人意识及魏晋时代的东汉历史观对诸家《后汉书》、《后汉纪》书写的影响。两篇文章，一从宏观整体，一从具体个案，充分阐释了安部对东汉史料的基本认识。

接下来，安部通过从史料批判角度对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论的质疑和挑战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认识。如所周知，川胜是“六朝贵族制论”的主将，著有《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初刊于1982年)，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川胜关于六朝贵族制有诸多论述，除了学界较为熟悉的“豪族共同体”外，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把魏晋以下的贵族溯源至东汉末年党锢事件中的清流士大夫，提出清流士大夫是一个政治上具有共同儒家国家观念、社会上具有共同儒家道德感情，相互间联系密切的统一体，作为清流士大夫舆论圈的“乡论”有三个层次，一是县、乡层面的第一次乡论，二是郡层面的第二次乡论，三是全国层面的第三次乡论，由此在空间上呈现“乡论环节的重层构造”，而魏晋贵族就来自全国规模的第三次乡论名士。

川胜观点提出后，影响很大，学界也有不少争议*关于此，参看安部聪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第14卷，2004年)一文中的回顾。。相对于其他学者试图从正面予以检证的努力不同，安部独辟蹊径，转而从史料形成的角度考察东汉末年清流士大夫的生存实态。在《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日]安部聪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第111编第10号，2002年。一文中，安部通过梳理包括范晔《后汉书》在内的诸史料所记表现全国层面名士的“三君”、“八俊”等名号发现，这些名号是在三国末年、西晋时期才逐渐出现，东汉时期尚不存在，因此东汉末年并没有所谓全国规模的“天下名士”，当时名士圈仅存在于郡、县层面，川胜所谓空间性重层结构(县乡—郡—全国)，是历时性累积的结果。通过这些分析，安部得出了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即作为川胜立论基础的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并非东汉历史实态，而是受到了魏晋以下东汉时代观的影响。

循此，安部又以东汉末年名士郭泰形象的演变为例，质疑川胜所言。在川胜的论述中，郭泰原为清议首领，是太学生“浮华交际”的象征性人物，后转为逸民式人物，由此论述逸民式人士是清流势力的延伸。而安部梳理范晔《后汉书》之前各种郭泰传记发现，郭泰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传记中有一个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其中一条关键线索就是郭泰作为隐逸者和人物评论家两种形象的此消彼长：隐逸者的形象渐趋淡化，而人物评论家的形象则日益放大，及至范晔《后汉书》，郭泰遂以人物评论家代表的形象出现，郭泰形象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以后士大夫对郭泰评价的变化。因此在安部看来，川胜所谓郭泰形象的两面乃是历史性呈现的结果，并非汉末郭泰的实际情形*[日]安部聪一郎：《『後漢書』郭太列伝の構成過程——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篇》第28号，2008年。。

同样出于对六朝贵族制论的反思，安部还从史料批判角度考察了与贵族制形成密切相关的隐逸、逸民人士。他发现，隐逸思想在汉晋时期有一个变化过程，汉碑所呈现的东汉时代的“隐逸”，意味着致力学术、教化“童蒙”，而从西晋开始，出现认可出仕的新的隐逸观，“隐逸”的政治性逐渐凸显，为以儒家礼教为中核的王法体制所包容；而以范晔《后汉书》为基础建立的对东汉隐逸的理解，实际受到了晋代以后隐逸观的影响。这里，安部通过对汉魏以下隐逸观念的考察再次确认了前述意见*[日]安部聪一郎：《隠逸·逸民的人士と魏晋期の国家》，《歴史学研究》第846号，2008年。。

通过以上梳理，至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安部聪一郎史料批判研究的特点：即在充分掌握、细密甄别各种文本异同的基础上，探讨文本成立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及撰者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如下文所见，这一方法也是目前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

毋庸赘言，作为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通过勘校文本考察史料形成的研究取径已被证明行之有效，但不可否认，循此方法展开的研究也有其天然不足，尤其是在史料缺乏的早期古史领域。如在安部的研究中，被用来与范晔《后汉书》对校的诸家《后汉书》、《后汉纪》多已散佚，仅在一些类书或注释书中略有存留，这些保留下来的断片文字固属吉光片羽，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史书整体，恐怕尚存疑问。此外，类书、注释书引文时的种种疏略、讹误，能否保证现存文字即史书原文，而后出史书所见内容之差异，究竟是史家有意处理还是沿袭旧史，这些也是有疑问的*具体来说，如安部认为东汉时期不存在全国性的名士序列，有学者对此即持保留态度。参见[日]津田资久：《漢魏交替期における『皇覽』の編纂》注38，《東方学》第108辑，2004年；牟发松：《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不过尽管如此，安部的上述考察对当下东汉史研究无疑仍有启发意义，这种启发不仅在于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一些学界成说，更重要的是提示研究者对呈现东汉历史的各种文献保持充分警惕，留意文本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观念及史家个人意识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这一提示显然不应局限于东汉史一隅，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史料，也应保持同样的警惕之心。

东汉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除了安部聪一郎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涉足其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阿部幸信和徐冲对司马彪《续汉志》的解读，以及佐藤达郎对《汉官解诂》、《汉官仪》等官制著述的分析。阿部瞩目于《续汉志》中的《舆服志》，其讨论有以下两篇文章：《後漢車制考—読『続漢書』輿服志劄記·その一》(《史艸》第47号，2006年)，《後漢服制考—読『続漢書』輿服志劄記·その二》(《日本女子大学纪要·文学部》第56号，2007年)。在这两篇“札记”式的文章中，阿部将关注焦点从此前着重讨论的舆服仪制中的特殊构成——印绶扩展至舆服全体，探讨车、服制度与位阶序列之关系。阿部发现，《舆服志》关于车服制度的记载存在一些缺漏、重复甚至矛盾之处，推测其并非是对单一制度统一、体系性的记载，而是混杂了不同时期的制度，并指出《舆服志》将绶制作为礼制而非官制记载的观念与《汉书》、《东观汉记》所见汉人认识不同，而与西晋《泰始令》暗合。如前所述，安部聪一郎认为诸家《后汉书》、《后汉纪》编撰之际，可能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对东汉历史的理解，其论述集中在传记部分，而阿部则提示我们，志书记载同样存在这种倾向。

与阿部将论述重点置于《舆服志》不同，徐冲对《续汉志》的解读则集中于《百官志》。在《〈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徐冲：《〈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一文中，徐冲首先拆解《百官志》的文字结构，指出《百官志》系由“正文”和“注文”两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叙述职官及官属名称、员额、秩级，“注文”叙述职掌与沿革。以此为基础，徐冲尝试在汉晋官制撰述的谱系之中对《百官志》进行定位，提出《百官志》的撰述方式系对东汉后期以来崇重《周礼》的官制撰述新动向的继承和发展，其背后则是士人群体在儒学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再造、重塑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将史乘志书视为单纯的典章仪制的记载，而主张志书亦附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格。如中村圭尔提出，汉末到六朝时期出现的百官志，并不纯粹是对现实官制的叙述，而是具有强调王朝秩序整体的更高意图*[日]中村圭尔：《六朝官僚制的敍述》(2009年初版)，付晨晨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徐冲的上述研究，无疑可视为在其延长线上，对《续汉书·百官志》所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更为具体、细节的探究。

如果说徐冲关注的是正史中官制的叙述，佐藤达郎瞩目的则是诸如《汉官解诂》、《汉官仪》等非正史的东汉官制记录文本。在《胡広『漢官解詁』の編纂—その経緯と構想》*[日]佐藤达郎：《胡広『漢官解詁』の編纂——その経緯と構想》，《史林》第86卷第4号，2003年。一文中，佐藤考察了东汉时代四种官制著述的成书过程，指出撰述主旨有如下变化：即从王隆《汉官篇》美化汉制，到刘珍《汉家礼仪》、张衡《周官解说》比附《周礼》称扬汉制，再到胡广《汉官解诂》以汉制为主体，客观载录制度沿革，其背景是古文学术的兴起与史学的独立。承此，在《応劭「漢官儀」の編纂》*[日]佐藤达郎：《応劭「漢官儀」の編纂》，《関西学院史学》第33号，2006年。一文中，佐藤接着考察应劭《汉官仪》的性质和编纂背景，指出应劭“博搜多载”的撰述宗旨使得《汉官仪》成为汉代制度的百科全书，这既是对东汉以来学术潮流的继承，同时又是向六朝学术潮流发展的准备。

不难看出，和前述安部等人一样，佐藤也特别关注文献形成时代社会文化思潮对文献旨趣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在安部等的研究中，后代历史观对东汉历史书写的影响尤为强调，相比而言，佐藤更注重东汉自身社会文化思潮对文献撰述的影响。佐藤这种重视当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倾向还体现在他对其他文本的分析上，如在一篇关于汉代官箴的考察中，佐藤也强调彼时社会文化背景对官箴论述的影响*[日]佐藤达郎：《漢代の古官箴論考編》，《大阪樟蔭女子大学学芸学部論集》第42号，2005年。。

二、三国史料批判研究

三国文献的史料批判，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无疑当属津田资久。津田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曹魏政治史研究，而史料批判即是其最主要的切入点。

津田关于三国文献的考察始于《『魏略』の基礎的研究》*[日]津田资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第31号，1998年。，如篇题所见，这是一篇针对曹魏鱼豢所撰《魏略》的基础性研究，对于《魏略》体例、史源及成书年代均提出不少新见。随后在《陳寿伝の研究》*[日]津田资久：《陳寿伝の研究》，《北大史学》第41号，2001年。一文中，津田又以《晋书·陈寿传》为考察對象，指出其中存在纪年错误和史料改窜等问题，并尝试依据《华阳国志》等重新构筑陈寿事迹。不过，这两篇分析基本仍属于传统史料处理的范畴，对于史料批判研究所强调的对历史文献“构造、性格、执笔意图”的探求，二文并未过多涉及。此外，《王粛「論秘書表」の基礎的研究》*[日]津田资久：《王粛「論秘書表」の基礎的研究》，《国士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第38号，2007年。勘校佚文，尝试恢复王肃任职秘书监期间所上《论秘书表》，《「郛休碑」初探》*[日]津田资久：《「郛休碑」初探》，《国士館東洋史学》第3号，2008年。采择良拓，在复原碑文基础上梳理郛休仕宦履历，同样也是这种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研究。不过，在最早一篇《『魏略』の基礎的研究》中，津田已经注意到《晋书》关于司马懿仕宦之初的记述可能混入后世的改动*[日]津田资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注31，《史朋》第31号，1998年。。此后，这种注重探求文献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的史料处理方式逐渐成为津田研究的重心。大致而言，津田的史料批判研究同样是以质疑、挑战魏晋政治史的传统理解图式展开的，其论述对象有二：一是曹丕、曹植“后嗣之争”引发的曹魏压制宗王现象，二是魏晋交替进程中的曹、马之争。这两种图式在陈寿《三国志》中已有呈现，后经众多学者论证而影响巨大，几成定论*关于其研究状况，参看津田资久在《曹魏至親諸王考—『魏志』陳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史朋》第38号，2005年)和《符瑞「張掖郡玄石図」の出現と司馬懿の政治的立場》(《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5号，2007年)二文中的总结。。

这样，津田通过揭橥《三国志》与《魏略》、《曹植集》等文献的差异，指出前者所呈现的曹魏压制宗王的历史图式是陈寿基于晋初政治刻意塑造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传统之于曹魏宗室政治的理解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尽管上述论述不乏推测成分，但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却是无可否认的。

不难看出，虽然同样以质疑、挑战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图式为矢的，津田与前述安部聪一郎之间还是有着明显差异：如果说安部较重视史料成立时期社会文化观念对历史书写的渗透，津田则更重视现实政治形势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在津田看来，文献成书时期的王朝政治环境，以及史家基于此而产生的政治意识，均直接影响和塑造历史文献的书写；具体到三国文献，显然，魏晋交替所带来的王朝革命，被津田视为影响三国史传书写最为重要的原因*津田亦曾考察汉魏交替对文献书写的影响，见其《漢魏交替期における『皇覽』の編纂》，《東方学》第108辑，2004年。。如下文所见，这种对现实政治形势的重视，也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

当然，犹如多数史料批判研究一样，津田的论述也存在一些难以确凿之处，所论未必尽皆允当。譬如对于《曹植传》与《曹植集》、《魏略》等的差异，津田一面倒地采纳后者，不免有偏听之嫌；而对司马懿政治行为的分析，似乎也忽视了政治人物表现的复杂性。不过，津田这一颠覆性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志》的书写，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对几成定论的魏晋革命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

津田之外，另一位主要以三国文献作为考察对象的学者是满田刚，对于《三国志》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等，满田都有细致梳理。不过，与津田侧重从史料批判角度处理三国史料不同，满田对三国史料的考察仍多属于传统史料处理范畴。当然，在一些文章中，满田也流露出对史料性格、构造和执笔意图的关注。如在《韋昭『呉書』について》*[日]满田刚：《韋昭『呉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学人文論集》第16号，2004年。一文中，满田指出韦昭《吴书》成书于诸葛恪执政时期，其纂修基于宣扬孙吴正统性以及孙吴统一全国的历史观。又如在《諸葛亮歿後の「集団指導体制」と蒋琬政権》*[日]满田刚：《諸葛亮歿後の「集団指導体制」と蒋琬政権》，《創価大学人文論集》第17号，2005年。和《蜀漢·蒋琬政權の北伐計畫について》*[日]满田刚：《蜀漢·蒋琬政權の北伐計畫について》，《創価大学人文論集》第18号，2006年。两篇讨论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治史的文章中，满田分析了陈寿的“蜀汉国史观”，指出陈寿眼中，蒋琬政权与诸葛亮政权性质相似，蒋琬是诸葛亮正统继承人，与之相对，费祎和姜维政权则指向另外的方向。此外在《劉表政権について—漢魏交替期の荊州と交州》*[日]满田刚：《劉表政権について—漢魏交替期の荊州と交州》，《創価大学人文論集》第20号，2008年。一文中，满田注意到《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诸书对刘表多负面评价，认为这是史臣为曹魏张目、有意为之的结果，未必与史实相符。

不难看出，与津田以质疑、挑战基于传统理解而构建的历史图式为矢的、积极主动地展开史料批判研究不同，在满田的研究中，传统史料处理方式仍占主流，史料批判仅是辅助手段，地位要弱化得多。因此满田的论文结构，主体部分一般仍是传统意义的考察，史料批判多数只是作为点缀在文末出现。或许正是基于此，就研究所体现的“刺激”而言，满田的研究不能不说是略有欠缺的。

三、两晋南朝史料批判研究

受此影响，以特定历史文献为考察对象的史料批判研究在两晋南朝史领域也如火如荼。首先是《晋书》。清水凯夫以陶潜、陆机及王羲之传的书写为例，指出其中多包含有意图的修改*[日]清水凯夫：《唐修「晋書」の性質について(上)—陶潜傳と陸機傳を中心として》，《学林》第23号，1995年；《唐修『晋書』の性質について(下)——王羲之傳を中心として》，《学林》第24号，1996年。。铃木桂则对《晋书》的纪年方式予以特别关注。在《五胡十六国時代に関する諸史料の紀年矛盾とその成因—唐修『晋書』載記を中心として》*[日]铃木桂：《五胡十六国時代に関する諸史料の紀年矛盾とその成因—唐修『晋書』載記を中心として》，《史料批判研究》第4号，2000年。一文中，铃木指出《晋书》关于五胡十六国的纪年有许多矛盾之处，分析其原因是源自各朝称元法的不同，而这关涉《晋书》修撰者对十六国历史正统观的认识。随后《唐修『晋書』にみえる唐初の正統観—五胡十六国の稱元法の検討から》*[日]铃木桂：《唐修『晋書』にみえる唐初の正統観—五胡十六国の稱元法の検討から》，《史料批判研究》第5号，2000年。，铃木分析各朝称元法，指出唐修《晋书》不拘泥胡汉之别，以前凉、西凉、南凉居于十六国历史正统的位置，反映出初唐君臣试图削弱南朝一系贵族门阀，建立新的胡汉融和政权秩序的政治意图。近年来，包含正统观在内的初唐历史观是学界瞩目的焦点，吕博、刘浦江分别从各自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年第2辑。，而正如铃木桂之于《晋书》，以及下文将要提及的会田大辅对唐初成立的北周相关史料分析所见，考察史籍形成过程以及史家书写原因的史料批判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学界对初唐历史观的认识*何德章曾尝试探讨李延寿之正统观对《南》、《北》史春秋笔法的影响，见氏撰《〈南〉、〈北〉史之正统观》，《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

关于《晋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 Rogers)对《晋书·苻坚载记》的解构。在为《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Michael C. Rogers trans., 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 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罗杰斯指出《苻坚载记》“叙述的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而是运用了神话、想象与虚构的手法，折射了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与隋炀帝时期的历史；进而否定淝水之战为真实的历史，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用事实与想象而编成的一个虚构的故事”，“其用意在于反对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孙卫国：《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不过对于上述分析，孙氏并不赞同。。

要之，当前对《晋书》的史料批判研究，多强调唐初君臣对晋史书写的影响，大到王朝政权的历史定位，小到政治事件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被认为可能融入了唐初君臣的特定历史观在内。当然，如小池《賈南風婚姻》一文所显示的那样，《晋书》中也有与唐初君臣历史观不一致的地方。这反映出《晋书》书写复杂的一面。

川合之外，另一位对《宋书》进行集中分析的是稀代麻也子。与前述多为历史学研究者不同，稀代为文学史研究出身，其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宋書』のなかの沈約—生きるということ》*[日]稀代麻也子：《『宋書』のなかの沈約—生きるということ》，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如篇题所见，本意是要超越以往文学史研究单纯从文学作品看沈约的研究取径，试图从《宋书》的编纂态度、传记的存在形式、构成、叙述顺序等探讨沈约的生存状态及思想轨迹，因此其中包含不少历史学的考察，尤其是第二部分《人物像の構築》，分析《宋书》塑造的人物身上所附沈约之投影，与史料批判研究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不谋而合。在《「智昏」の罪―劉義康事件の構造と「叛逆者」范曄の形象》一节中，稀代分析了《宋书》为塑造范晔“利令智昏”的人物形象而对史料所作的精心安排，包括丑化轶事的加入、异常的叙述顺序等，均被认为是沈约有意操作以强化范晔其人的负面性。随后《「不仁」に対する感受性―王微伝と袁淑伝》，稀代通过对《宋书》中王微、袁淑描写不同的分析，再次论证了沈约对史事记载的操作，并以沈约对“文史”之重视强调《宋书》之文学性。承此，《蔡興宗像の構築―袁粲像との比較を通して》对比《蔡兴宗传》与《袁粲传》，提出前者中的蔡兴宗像带有沈约理想形象的投影，因此《宋书》与其说是“史实的记述”，毋宁说是“文学”。由此可见，在稀代看来，沈约是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因此她把史籍《宋书》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宋书》中所渗透的沈约意识。尽管由于稀代是从文学视角考察《宋书》，史学论证方面不免有所欠缺，但较之以往多从沈约的文学作品或史论、序等切入，稀代从《宋书》史传探讨沈约的思想认识，无疑大大扩展了研究范畴。而对《宋书》历史学的考察来说，稀代从文学视角的解读，也为审视《宋书》提供了别样的视野。

《宋书》以下诸史，历来讨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榎本あゆち比较《梁书》与《南史》异同所作的分析。其中《梁书》分析见于《姚察·姚思廉の『梁書』編纂について—臨川王宏伝を中心として》*[日]榎本あゆち：《姚察·姚思廉の『梁書』編纂について—臨川王宏伝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12号，1987年。一文，榎本考察了姚察、姚思廉父子何以在《梁书·临川王宏传》中对临川王宏“美书恶讳”，推测这是由于寒人出身的姚氏借助与临川王家的关系，从而得以跻身士人，而正是这种恩义、情谊关系，使得姚氏父子在记载以临川王为代表的梁宗室时，不吝溢美之词。

与《梁书》相反，成于北方史家之手的《南史》则对萧梁宗室诟病较多。在《『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日]榎本あゆち：《『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東洋学報》第70卷第3、4号，1989年。一文中，榎本注意到《南史》收录了许多《梁书》没有的旨在批判梁代诸王的逸事记载，认为这是由于《南史》作者李延寿将萧梁灭亡归咎于因梁武帝宽纵导致的诸王违反道德的行为，而这些逸事源自北齐系士人对萧梁历史的认识。随后在《再び『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萧順之の死に関する記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日]榎本あゆち：《再び『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萧順之の死に関する記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六朝学術学会報》第8号，2007年。一文中，榎本再次论证了《南史》记述中刻意放大齐皇室矛盾，并贬低萧顺之、萧衍父子，指出这同样出自北齐系士人的南朝历史观。

不难看出，榎本主要是从《梁书》与《南史》的对比中展开论述，如前所述，这正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毋庸赘言，这样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且不仅限于《梁书》。正如川合安在1989年的史学“回顾与展望”中评述《『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てがかりとして』》时所说，如果把《南史》与《宋书》、《南齐书》及《陈书》放在一起比较，也将很有意义*《史学雜誌》第99编第5号，1990年。事实上，榎本あゆち在《再び『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萧順之の死に関する記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一文中，已将《南史》与《南齐书》进行比较。。

安田是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者中较早关注史籍编撰意图的一位，其对贵族心性的一系列考察即注重从史料性格出发*[日]安部聪一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三国两晋史研究的新动向》，第8页。。而《許嵩と『建康実録』》一文则将这一研究特点发挥到极致，立论大胆，想象丰富。尽管从历史学实证一面来说，文中不少论证尚待证实，但该文对探讨包括《建康实录》在内的众多史籍提供了诸多启示，却是不容否认的。

四、北朝史料批判研究

北朝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佐川英治的《東魏北斉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日]佐川英治：《東魏北斉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1号，2005年。一文。佐川对《魏书》编撰的关注并不始于此，在此之前，佐川对北魏均田制的考察已涉及对《魏书》记载进行史料批判，指出《魏书》是基于北齐政权立场书写的*[日]佐川英治：《三長·均田両制の成立過程—『魏書』の批判的検討をつうじて—》，《東方学》第97辑，1999年；《『魏書』の均田制叙述をめぐる一考察》，《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第11号，2000年。。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魏书》撰述的背景和意图。文章首先瞩目于《魏书》成书的政治环境，指出《魏书》是在代人、汉人历史观对立的背景下，基于山东士族立场撰述而成；进而通过梳理作为国史的“魏史”之编撰经纬，探讨对立历史观的由来，强调孝文帝时代李彪修史的划时代意义；最后则以魏齐革命具有继承孝文帝汉化政策色彩为背景，尝试解释《魏书》之“秽史”问题。要之，佐川认为《魏书》是在孝文帝汉化政策延长线上编纂的，目的是要将孝文帝汉化政策历史性的正当化，其写作背景则是魏齐禅让革命和汉人贵族对“监修国史”的掌握。这样，通过对《魏书》成书背景的考察，《魏书》编纂意图得到了清晰揭示，而包括“秽史”在内的诸多问题亦得到合理解释，这较之以前单纯纠缠于《魏书》是否为“秽史”的讨论*关于《魏书》是否“秽史”的讨论，参看杨必新：《〈魏书〉“秽史”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无疑有了很大推进*需要说明，[日]尾崎康于此前已对《魏书》成书时的汉人、代人对立背景有所揭示，见氏撰《魏書成立期の政局》，《史学》第34卷第3、4号，1962年。。

循着佐川的思路，胡鸿对《魏书·官氏志》之于北魏前期官制的书写进行了考察。在《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胡鸿认为《官氏志》所记华夏式的天赐官品制度为“攀附的华夏官僚制”，与实际制度不符；《魏书》如此书写，乃是孝文帝以后史臣不断剪裁、润饰和攀附的结果，其目的则是试图通过建构北魏前期历史的华夏化以宣示正统。

而除了制度书写，北魏前期历史人物的建构同样存在着这种华夏化倾向。如内田昌功《北燕馮氏の出自と『燕志』、『魏書』》*[日]内田昌功：《北燕馮氏の出自と『燕志』、『魏書』》，《古代文化》第57编第8号，2005年。指出，《魏书》将出自鲜卑一系或东北诸族的北燕冯氏描述成汉人，系因继承了依据冯太后旨意编纂的《燕志》将冯氏汉人化的结果。

这样，通过佐川等人对《魏书》编撰意图和背景的考察，《魏书》书写的华夏化倾向已颇为清晰*关于《魏书》，还有园田俊介《北魏·東西魏時代における鮮卑拓跋氏(元氏)の祖先伝説とその形成》(《史滴》第27号，2005年)、熊谷滋三：《『魏書』と『北史』の爾朱栄伝について》(《史滴》第27号，2005年)，聂溦萌《从国史到〈魏书〉：列传编纂的时代变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等，兹不赘述。。固然，对于何人、何时推动了北魏国史书写的华夏化，学者之间尚存分歧，不同书写恐怕也各有背景，但《魏书》书写这一现象的揭示，犹如在《魏书》“秽史”与否的讨论外打开了另一扇解读之门，为理解《魏书》成书、乃至辨析史事都提供了新的视角。

《魏书》外，“八柱国”是北朝史料批判研究的另一中心议题。如所周知，八柱国是北周隋唐时期的权力中枢，亦即陈寅恪所谓关陇集团的核心，其构成如《周书》卷十六所见，依次为宇文泰、李虎、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对于八柱国的存在及顺序，历来少有怀疑，而前岛佳孝和山下将司则在与其他文献的对读过程中发现了疑问。在《西魏·八柱国の序列について—唐初編纂奉勅撰正史に於ける唐皇祖の記述様態の一事例》*[日]前岛佳孝：《西魏·八柱国の序列について—唐初編纂奉勅撰正史に於ける唐皇祖の記述様態の一事例》，《史学雑誌》第108编第8号，1999年。一文中，前岛注意到传世文献记载八柱国顺序并不一致，如《通典》和《文献通考》将李虎降至元欣之下，《资治通鉴》更是将李虎序于李弼之后；而除李虎外，诸书记载其他七人顺序则都一致。案李虎就任柱国大将军时，头衔为太尉、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似乎地位尊崇，不过前岛怀疑其中太尉、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三职系据李世民经历伪造，从仅余的“少师”头衔判断，李虎地位或当在于谨之下，侯莫陈崇之上，《周书》因李虎为李唐先祖，故将其拔高到仅次于宇文泰的位置。而在文末，前岛还意识到，大统十六年(550)后八柱国之外的其他柱国大将军也曾被列于八柱国之列，八柱国及其后裔也未长期占据军事领导层，因此所谓“八柱国”一词，还需要重新检讨*前岛佳孝另有《李虎の事跡とその史料》(《人文研紀要》第61号，2007年)一文，再次确认文献中李虎相关记载多附有唐王朝意识在内。。

循着前岛的思路，山下将司进一步对“八柱国”一词的产生进行了思考。在《唐初における『貞観氏族志』の編纂と「八柱国家」の誕生》*[日]山下将司：《唐初における『貞観氏族志』の編纂と「八柱国家」の誕生》，《史学雜誌》第111编第2号，2002年。一文中，山下首先通过检索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确认：1.“八柱国”一词仅限于唐代以降、尤其是贞观以降的文献，2.文献中所见“八柱国”有时并非指《周书》中的“八柱国家”，由此提出疑问，所谓“八柱国”及《周书》所记“八柱国家”这样的门阀观念，在唐代之前是否真的存在？山下通过对《周书》文本的分析指出，“八柱国”以及仅次于“八柱国”的“十二大将军”，其人选均为初唐史家有意选择，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不过是贞观六年(632)编纂《贞观氏族志》，为提高李唐皇室权威而由初唐史家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随后在《隋·唐初期の独孤氏と八柱国問題再考—開皇二十年「独孤羅墓誌」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日]山下将司：《隋·唐初期の独孤氏と八柱国問題再考—開皇二十年「独孤羅墓誌」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地理学·歴史学·社会科学編)》第51号，2003年。一文中，山下认为《隋书·独孤罗传》精心粉饰业已衰落的独孤氏，同样应置于建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概念的背景下予以考虑。可以看到，与前岛佳孝仅是质疑唐初史乘对李虎地位的刻意拔高不同，山下将司则将质疑扩展至整个“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存在，如果这一意见成立，这对陈寅恪以来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北周隋唐权力中枢演变轨迹乃至府兵制等，无疑都是巨大的冲击。

与安部聪一郎解构川胜义雄乡论的重层构造模式，津田资久解构《三国志》曹丕、曹植之争及曹马之争等一样，前岛佳孝和山下将司对“八柱国”的解构同样也是对旧有经典历史理解模式的质疑。尽管考虑到史料的存在状况，上述质疑未必允作定论，但这一发现至少提醒研究者对相关史料应持有必要的警惕之心，近来如平田阳一郎对府兵制的讨论中，即注意到《周书》、《北史》记载之不可信*[日]平田阳一郎：《西魏·北周の二十四軍と「府兵制」》，《東洋史研究》第70卷第2号，2011年。。

北朝史料批判研究另一引人注目的讨论是会田大辅对北周相关史料的解读*除此之外，会田大辅对《隋书》编撰亦有考察。《「宇文述墓誌」と『隋書』宇文述伝—墓誌と正史の宇文述像をめぐって》，《駿台史学》第137号，2009年。。会田主要聚焦于《周书》对若干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考察其虚实及撰述意图。在《蕭詧の「遣使称藩」に関する一考察—『周書』に描かれた蕭詧像をめぐって》*[日]会田大辅：《蕭詧の「遣使称藩」に関する一考察—『周書』に描かれた蕭詧像をめぐって》，《文化継承学論集》第3号，2006年。一文中，会田发现《周书》描写萧詧“遣使称藩”有刻意模糊的倾向，推测其目的乃是强调萧詧行为的悲剧性和正当性；《周书》如此书写，除可能有出自后梁的史臣岑文本的参与外，唐初重臣萧詧之孙萧瑀的存在也是重要因素。在随后的《北周宇文護執政期再考——宇文護幕僚の人的構成を中心に》*[日]会田大辅：《北周宇文護執政期再考——宇文護幕僚の人的構成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学》第98号，2007年。中译《北周宇文护执政期再考——以宇文护幕僚人事组成为中心》，林静薇译，《早期中国史研究》第4卷第1期，2012年。一文中，会田将焦点对准权臣宇文护，指出《周书》对宇文护的否定性描述与同时期其他文献并不一致，进而通过分析宇文护幕府的幕僚构成，确认其执政时政界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为“亲宇文护派”和“亲周帝派”的对立，宇文护用人并不偏颇专权，执政多有贡献，《周书》负面描述与其实际形象不符*在此之前，会田大辅已经注意到《周书》对宇文护的描述可能有失偏颇。《北周「叱羅協墓誌」に関する一考察—宇文護時代再考の手がかりとして》，《文学研究論集》第23号，2005年。。除了对《周书》中单个历史人物形象予以辨析外，近年来会田还对北周皇帝及执政者的整体形象进行了考察。在《令狐德棻等撰『周書』における北周像の形成》*[日]会田大辅：《令狐德棻等撰『周書』における北周像の形成》，“建构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13年3月。一文中，会田比对《周书》与成书于隋及唐初的《周齐兴亡论》、《帝王略论》发现，只有《周书》把北周灭亡远因归于宇文泰“乖于德教”，且《周书》对宇文护批判最严，对周武帝评价最高。基于此，会田推测《周书》如此书写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如彰显北周是为了树立王朝权威，否定宇文泰是为了宣扬周隋革命正统，贬低宇文护是为了抬高周武帝等。

这样，会田通过精心比对《周书》描述与在此前后成书的其他文献的记载，确认《周书》对北周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多有不实，其背后则隐含特定的政治意图。如前所述，这一方法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前揭安部聪一郎对东汉史料的批判及前岛佳孝、山下将司对“八柱国”的反思均是如此。而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对正史外相关文献的搜集、辨析，为此会田对成书于《周书》前后的多部文献进行了考察，奠定了坚实的分析基础*[日]会田大辅：《『紫明抄』所引『帝王略論』について》，《国語と国文学》第87編第3号，2010年；《日本における『帝王略論』の受容について—金沢文庫本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学》第140号，2011年；《『類要』中の『通歴』逸文について》，《汲古》第63号，2013年等。。不过另一方面，如果说正史撰述有着特定的撰述意图，那么其他文献是否即无类似倾向？这恐怕是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需特别留意的。

五、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

所谓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即是指不以某一特定史籍为考察对象，而是以某类史籍，乃至史籍全部作为考察对象。这较之前引安部定义，无疑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范围。

在《「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日]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中国—社会和文化》第21号，2006年。一文中，永田发现不同时期“先贤传”、“耆旧传”有着不同的编纂意图：东汉三国时期，其目的是想通过彰显先勋功臣和传达先贤事迹来恢复社会秩序；而在西晋，主要目的变成与其他地区竞争优劣；及至东晋，“先贤传”、“耆旧传”则被认为是对抗北来人士、宣扬南方士族的宣言书。随后《「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日]永田拓治：《「状」と「先賢伝」「耆旧伝」の編纂—「郡国書」から「海内書」へ》，《東洋学報》第91卷第3号，2009年。一文，永田着重讨论了“先贤传”、“耆旧传”编纂之于地方统治的意义，指出东汉时期，先人事迹被视为联系乡里社会风俗教化的重要纽带，编纂“耆旧传”有助于地方长吏推行教化；而魏文帝选定“二十四贤”，明帝编纂《海内先贤传》，则是要树立理想人物形象，以达到全国统一重新构筑乡里社会之目的。承此，《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日]永田拓治：《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也指出，“耆旧传”、“先贤传”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亦受到王朝政治意图的影响，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选定、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这一政策导向对“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先贤传”、“耆旧传”对于乡里社会、乃至家族个体之意义也是永田考察的重点。前文《「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对此已有揭示，而在《『汝南先賢傳』の編纂について》*[日]永田拓治：《『汝南先賢傳』の編纂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学》第619号，2010年。一文中，永田强调在社会重视先贤子孙的风潮下，编撰“先贤传”对于家族具有特定意义。这一观点在此后对同属杂传的“家传”的考察中也再次得到确认*[日]永田拓治：《漢晋期における「家伝」の流行と先賢》，《東洋学報》第94卷第3号；《『荀氏家伝』の編纂》，《歴史研究》第50号，2013年。。

要之，永田主要从“王朝”(中央政府、地方长吏)和“社会”(乡里社会、家族个体)两个方面对汉晋时期“先贤传”、“耆旧传”的编纂进行了考察。在永田看来，不同时期、不同范围(“郡国”或“海内”)，甚至不同名称(“耆旧”或“先贤”)的“先贤传”、“耆旧传”，都有各自不同的撰述背景和意图，这也直接影响了该类文献的书写。而随着撰述意图逐渐被揭示，以往多被看作一个整体的“先贤传”、“耆旧传”，其演变细节益发清晰，而汉晋不同时期时代特征某些侧面，亦由此得以更为具体的呈现。

其次需要举出的是徐冲之于皇帝权力秩序影响下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与和永田一样，徐冲关注的也是中古时代某一类史籍——国史，他称之为纪传体王朝史。这一研究集中体现在其专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内，其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正如“前言”中所说，“是中古时代每一个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与其纪传体王朝史的‘历史书写’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页。。为此，徐冲选取了中古时代纪传体王朝史中四种典型的结构性存在作为考察对象，分别是“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与‘皇后传’”和“隐逸列传”，探讨其变动、转换与皇帝权力之关系。

在“起元”部分，徐冲考察了起元转化与皇帝权力起源“正当性”之关系。所谓“起元”，是指国史书写中从何时开始采用本朝纪年方式纪年。徐冲发现，魏晋以降，以刘宋时徐爰撰修国史为转折，此前国史书写采取“禅让后起源”，即在前代王朝纪年下书写本朝“创业之主”，而此后则变为“禅让前起元”，即自本朝开国之君创业伊始即使用本朝纪年，认为这一变化反映了时人对皇帝权力起源认识的变化，“创业之主”取代“前朝功臣”，成为皇帝权力起源的起点。要之，在徐冲看来，国史书写在“起元”的使用上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起元”显示出时人对皇帝权力来源正当性落脚点的认识，“禅让后起元”表明时人认为开国之君的“前朝功臣”身份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而“禅让前起元”则表明时人认为开国之君的“创业之主”身份已保证了其权力的合法性。

和“起元”一样，“开国群雄传”也被认为是显示皇帝权力起源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装置之一。所谓“开国群雄传”，是指纪传体王朝史中以前代王朝的末世群雄为书写对象的一组列传。徐冲发现，中古纪传体王朝史中，“开国群雄传”出现了与“起元”转换一致的变化：三国至南朝前期，“开国群雄传”结构性地存在于纪传体王朝史中，而在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前期，则结构性地缺失。由此徐冲视“开国群雄传”和“起元”为一组联动的意识形态装置，共同服务于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化。

随后的“‘外戚传’与‘皇后传’”和“隐逸列传”，讨论的与其说是皇帝权力起源，毋宁说是皇帝权力结构，即透过列传结构的变化，探讨皇帝权力构成要素的转化。在“‘外戚传’与‘皇后传’”部分，徐冲认为汉代所书写的纪传体王朝史以“外戚传”的名目编总诸皇后，暗示外戚在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具有正当位置；而成书于魏晋南朝时期的纪传体王朝史以“皇后纪/后妃传”的名目编总诸皇后，意味着对汉代具有正当性和制度性的“外戚政治”之否定。“隐逸列传”部分则由朝及野，瞄准了原本在皇帝权力结构之外的隐逸群体，指出汉代成书的纪传体王朝史不设“隐逸列传”，表明“隐逸”并未成为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之正当组成，而以曹丕禅让前夕旌表包括处士在内的“二十四贤”为转折，魏晋南朝撰述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均设“隐逸列传”，意味着“隐逸”进入并内化于皇帝权力结构。可以看到，上述关于“‘外戚传’与‘皇后传’”和“隐逸列传”的讨论中，均将变化指向了汉魏革命，而汉魏革命正是作为此书基础的徐冲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论述的主题。要之，在徐冲看来，汉魏时期皇帝权力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也反映到纪传体王朝史书写的结构变化上，“皇后纪/后妃传”取代“外戚传”，以及“隐逸列传”进入纪传体王朝史，正是此一结构变化的具体表现。

由此可见，与前述史料批判多关注史籍所记具体内容不同，徐冲更重视史乘文献中的一些结构性的存在，如史传的构成、命名，国史的“起元”方式等，通过比较撰述于不同时期的纪传体王朝史中这类结构性的存在，辅以成书环境的考察，探讨史籍结构背后以皇帝权力为主导的政治背景。由此原本属于史学史的课题进入了政治史领域，不仅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范畴，同时也为政治史考察提供了独特视角。事实上，比较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某种程度上也是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共享的研究方法，前揭永田拓治对“先贤传”、“耆旧传”的考察，以及下文将要叙及的笔者对史传模式的思考均是如此。

最后，还想提一下笔者近年来对史传书写模式的一点思考。所谓“模式”，即是指史传中那些高度类型化、程序化的文本构筑元素，它们或本诸现实，或由史家新造，在史籍中被大量运用，以构建、形塑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

2009年8月，笔者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想象的南朝史——以〈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为线索》的报告，其中指出，现存南朝诸史中保存了大量模式化的记载，这类记载大多是由史家依据某一特定典故模式建构出来的，不能看作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南朝历史在很多场合是由诸多模式想象、堆砌的“伪历史”。文中并举出若干例子予以论证，包括孝子、良吏及勤学的种种书写模式。现在看来，尽管南朝诸史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书写模式，但就此论证南朝史为想象堆砌而成，显然过激，模式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还需借助更为具体的个案式探讨来支撑、充实。为此，笔者以“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这两个中古时期最常见的良吏书写模式为例，探讨其对史传编纂及性质的影响。在《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中，笔者首先梳理了两种模式在中古史传中的应用情况，并归纳出若干变体，进而分析其在东汉出现及宋代以降长期延续的背景，文章最后指出，史传大量使用书写模式，一方面使得记载高度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记述之真实性。

循着同样的思路，笔者进而又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良吏书写模式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在《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从〈史〉、〈汉〉到〈后汉书〉》*孙正军：《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从〈史〉、〈汉〉到〈后汉书〉》(待刊稿)，曾先后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第19期“历史书写专场”(2014年4月19日)、第二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8月)发表。一文中，笔者确认《史记》书写良吏与后世差异较大，不仅载录对象非地方长吏，叙述政绩也语焉不详；及至《汉书》，则以社会所期待的理想良吏为基准，确立了一整套良吏书写模式；《后汉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以灾异祥瑞论为认知背景的德感自然模式。而这套经由《汉书》确立、《后汉书》完善的良吏书写模式，成为后世深所依赖的模板，为历代长期沿用。

由此可见，与徐冲基于列传结构变化探讨皇帝权力起源和结构转换、侧重于政治背景的考察不同，笔者对模式的分析则注重爬梳各种模式出现及应用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亦即透过各种模式，笔者所欲追踪的并非多数史料批判研究所关注的政治时局，而是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这也是模式分析的目的所在。

六、馀论

以上就是管见所及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史料批判研究的现状，尽管受视域所限或有遗漏，但总体面貌应无大误。可以看到，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开拓更早，成果也更为丰富。事实上，中国学者进入史料批判研究，部分原因正是得益于日本学者的启迪，如徐冲自承受到安部聪一郎的诸多影响，而笔者对模式的最初关注也来自阅读榎本研究时所获得的启发。

中日学者在史料批判研究领域的诸多交流使得其基本方法亦为两国学人所共享。如上所见，当前史料批判研究主要方法有三：一是比较成书于不同时代的文献对同一或相关记载的异同，由此探讨各时期政治环境、历史观或史家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前揭安部聪一郎、榎本あゆち及会田大辅的研究允为该方法应用的典型；二是分析文献成书背景，探讨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文化思潮等对历史书写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以正史为代表的史传文献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从政治环境切入的研究尤多，津田资久、安田二郎、佐川英治等莫不如是；三是不拘泥具体内容，从整体上比较不同时期同一类别的一组文献的性质、结构等，由此探讨文献形成背后的政治或文化氛围，这在永田拓治和徐冲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上述方法也非截然区分，毫不关涉，如前文叙述所显示的那样，很多研究毋宁说是两种、甚至三种方法并用的，第一、三种方法的考察离不开对成书背景的分析，而第二种方法的思考有时也需从比较有着各自背景的文献异同切入。

当然，这种回应并非只是向疑古运动简单回归，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无论是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其核心都是辨伪，辨伪所要做的，正如顾颉刚自己所说，一是“考书籍的源流”，二是“考史事的真伪”*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页。；在另一处，顾氏把辨伪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伪理，二是伪事，三是伪书”*顾颉刚：《答编录〈辨伪丛刊〉书》，《古史辨》第1册，第32页。。由此可见，所谓辨伪，即是要破除作伪，目的在于存真，顾颉刚晚年由疑古转向考信或正缘于此*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三《方法学派》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00页。。而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满足于辨伪，甚至有时史料的真实与否反被忽略，其所重视的乃是史料是如何形成的，亦即史料的撰述背景、意图及形成过程才是考察重点。这较之单纯地去伪存真，无疑是一个进步。

其二，疑古运动多将矛头对准古史系统，对于汉代以降的历史则较少关注，如周予同即曾批评“疑古派”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以及若干部文学著作”*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7页。。而史料批判研究则将质疑目光扩展至所有时期的史传文献，由此大大拓展了“用武之地”，研究本身因之也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

事实上，史料批判研究的出现与其说是向疑古运动回归，或曰是对五十年来学术发展的反动，毋宁说是顺应了新的学术思潮。如前所述，后现代史学的文本观念对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史料批判研究能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大行其道还有更为切实的原因，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现状。

现状之一是史料的限制。如所周知，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并不丰富，除了为数不多的简帛、碑刻偶有出土外，多数研究仍建立在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和把握之上，这与此前的秦汉史研究和此后的隋唐史研究大不相同。既然仍是以分析传统文献为基础，则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就需尽量“榨取”文献的每一点讯息。而史料批判正是“榨取”文献讯息的有效途径之一，借助于史料批判，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史料形成时的具体语境，从而对史料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有更多了解，由此史料的历史讯息才能更为充分真实地呈现出来。

现状之二是旧学说的束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水平较高的领域，其标志之一就是有成熟且富有张力的学说所搭建起来的历史诠释框架，无论是内藤湖南的“六朝贵族制论”，还是陈寅恪所建构的魏晋政争、隋唐渊源的权力递变模式，都深深影响着几代学人对该时段历史的理解。毋庸赘言，这些学说有着巨大的学术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学说成为经典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一种束缚，阻止研究者从其他可能的视角观察历史。而如前所述，不少史料批判研究所质疑、挑战的对象正是这些学说所建构的经典历史图式，在此意义上，史料批判无疑有助于我们挣脱旧有学说束缚，从而创造出富有新意的学术成果。

当然无须回避的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史料批判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不少史料批判研究推测成分较多，论证不够充分。由于史料批判研究直指撰述意图，涉及史家或与修史相关的皇帝、臣僚的心理层面，不少判断难从史料获得证实，推测不可避免。推测并非不可，但有高下之分，如何能在现有史料下恰如其分地论证撰述意图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这是史料批判研究亟须注意的问题。

其次，“破”有余而“立”不足。前已指出，不少史料批判研究以挑战、质疑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图式为己任，不过如果苛刻一点要求的话，既然以往的历史理解图式有误，那么通过史料批判，能否建立新的历史图式？可以预见，如果史料批判研究不能改变重心在“破”、“立”义不足的现状，当年疑古思潮所受到的指责恐怕也会再次落到史料批判研究之上*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47页。。事实上，从事史料批判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前引安部定义即明确提出历史图像的再构筑是史料批判研究的目标之一，只是从研究现状看，建立新图式的努力显然仍有待加强。

[责任编辑王大建范学辉]

作者简介：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