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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考察

2016-02-02唐金权

云南档案 2016年4期
关键词:台湾当局蒋介石

■ 唐金权

20世纪60年代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考察

■唐金权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出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各地出现严重的粮荒。同时,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中印边境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出现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认为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也由此揭开了新的一幕。

剑拔弩张

1962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反攻大陆可以使世界免受核战威胁,告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1]但是,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能力和结果缺乏信心。3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抵达台湾,劝阻台湾当局不要反攻大陆。哈里曼告诉蒋介石,包括准军事行动方式在内,台湾必须按照《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事前与美方协商,不得违反。[2]3月29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指出,“重返大陆是台湾人民的一个愿望,但我们得考虑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和面临的问题,我没有听说正在考虑什么新的建议。”[3]4月11日,肯尼迪致函蒋介石,强调美国不同意台湾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这样做只会给美台双方带来灾难。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明确反对台湾反攻大陆。

此时,中国领导人坚决主张加强军事准备,来应对台湾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1962年5月31日,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时说:“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敌人一突上来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还要准备第二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毛泽东强调还要加强舆论宣传:“要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警告他反攻大陆是幻想。南下部队(到达后)可以公开行动,就是要叫蒋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他的行动。”[4]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进攻,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5]《指示》还指出:“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6]中央要求东南沿海地区立即投入紧急战备,还命令北京、南京、济南、武汉、广州军区抽调几十万部队进入福建。

6月22日,台湾当局“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称,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增长了,在金马对面兵力有所增加,部署了40万陆军,300架飞机等,台湾当局己命令金马戒备,并令海空军在台湾海峡巡逻。6月27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国非常关心台湾局势,中国军队活动的目的还不清楚。美国的基本立场一直在反对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继续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力求使中国同意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可能发生对金、马的侵略性活动。在这一情况下,美国政府将同七年前制定的一样,即美将采取必要行动确保台、澎。在台湾当局进攻大陆问题上,说台湾没有美国同意不得采取行动。[7]

此时,中国准备通过外交渠道与美国进行沟通和摸底,试图了解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态度和反应。1962年5月,周恩来总理紧急与中国驻华沙大使王炳南谈话,让他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周恩来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指示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8]6月23日,中国驻华沙大使邀美国驻华沙大使柯约翰作非正式会谈,在会谈中,中方利用美台矛盾,对美国施加压力,要美方对台湾的冒险行动负责。美方表示目前不支持蒋帮进攻大陆。[9]

中国通过外交方式警告美国不要支持台湾反攻大陆。6月28日,王炳南告诉美国驻华沙大使:“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布置,……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局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打击中国和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但是,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挑起战争,其结果决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了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10]同一天,陈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美国人对我们在福建等地积极运兵非常担心,这是美国军政人员二、三个月以来在台湾活动唆使蒋帮窜犯大陆所引起的结果。当然,我们是要准备来消灭蒋帮的窜犯的。”“前几天在华沙举行中美会谈时,我们已向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它极力否认支持蒋帮窜犯大陆。我们说,我们要看事实,蒋介石的任何进犯活动,美国都要负责。美国大使卡伯特向我们保证,美国不支持蒋帮窜犯大陆。”“我们通过前几天在华沙的谈判,也摸到了一些美国人的底:美国害怕承担责任。”[11]

对于中国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集结,美国进行了这样的分析:“1962年6月中共部队在台湾海峡的集结表明了他们增派新生力量的速度。为了应付北平假设的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人的可能性进攻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周内调遣了6个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进入福建省,将那里的战斗力量从19.4万人提升到31.1万人。在广东,中共所需的额外的空中防御力量也能以同样的速度快速集结。在1962年的集结中,4个战斗机编队在几天内被调到了后备机场。”[12]美国对于中国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量集结的目的并不明确,容易造成对形势的误判,中国有必要给予严正的声明和解释。1962年7月19日,陈毅对瑞士记者菲里佩洛说:“在中国和美国驻华沙大使的会谈中,美国保证不支持、不批准蒋介石窜犯大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欣赏美国这一表示,这并不是很坏的。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对蒋介石进犯大陆负有责任。”[13]

中国认为台湾反攻大陆的效果将会因美国反对而打折。1962年7月底,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形势。大家认为,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使美蒋矛盾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军队单独搞大规模或中等规模的进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被推迟了。[14]由于大陆的积极备战,致使台湾当局反攻大陆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从10月1日至12月6日,广东沿海地区公安机关、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到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阳江等县的9股台湾武装特务。总计歼灭特务172人,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了一批美制电台、无声手枪、通讯密码等特务器材。[15]

1963年11月,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将越南战争升级,蒋介石又想利用这次机会反攻大陆。1964年1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厉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今时与其厉害最关切者是越南问题,当彼进退维谷之际,提出中美越韩四国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韩各别联盟,彼或有考虑之可能乎?”[16]1964年8 月5日,蒋介石听取有关越南局势的报告,与美驻台大使赖特会谈。同时,台湾宣布三军“进入戒备状态”,并曾召开会议讨论了越南局势,“准备应变”。台湾空军总司令陈焕升叫嚷要“积极加强备战”,“随时待命执行反攻作战”。台湾报纸也鼓动美国支持台湾“开辟第二战场”或参与印支战争。[17]这一时期,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攻又一次失败。从1964年7月到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军民,又连续歼灭7股美蒋武装特务196人,其中击毙28人,俘获168人,缴获和击沉运载台湾武装特务的船只8艘。[18]1965年8月6日,台湾海军的“剑门”号扫雷舰和“章江”号巡逻舰在运送特战人员到大陆东山岛的途中,被解放军鱼雷艇击沉,22名军官、175名士兵丧命。

屡次的失败,并没有削减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热情。1965年8月3日,蒋介石和美国记者谈话时说:“美国应当采取有效的步骤解救亚洲当前危机,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美国不能退出亚洲,应当注意中共的阴谋,主动摧毁中共的核装置,中共与苏联有重修旧好的可能。”[19]9月22日,蒋经国拜会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式提出了代号为“大火炬-5”的美蒋协同反攻大陆的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为了配合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台湾军队拟在美军的护送下,登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切断中共援助越南的腹地和补给线。9月23日,约翰逊接见蒋经国,对该计划不置可否。1966年1月24日,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恒安石告诉蒋经国,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登陆西南五省。

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后,蒋介石认为这又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多次主持军事会议,部署反攻大陆。1967年,金马的驻军已达10万,台湾约3万多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20]蒋介石不满美国反对台湾的计划。1967年9月7-9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佐藤会谈时表示:“目前,匪俄关系之坏,已达极点。苏俄内心愿见毛匪之早日灭亡;吾人此际反攻,不必恐惧苏俄之驰援,至少我军收复中国南部,决不会引起苏俄之介入。美国总以为中华民国如实行反攻,必将牵涉美国,美国不愿卷入漩涡,于是乃有两个中国之想法,藉以苟安于一时。”[21]

破冰尝试

1960年代,台湾海峡两岸不仅有刀光剑影的军事斗争,而且有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而作出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国领导人在对台政策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调整了解放台湾的政策,向台湾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倡议。1960年,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周恩来在国共双方秘密谈判中提出“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作为前提,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即:(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22]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福建前线部队于6月17日和6月19日,集中35个炮兵营420门火炮,发射6.8万发炮弹,炮击金门的无人地带,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7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工人联合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也不去占领金门,因为占领就要打仗。但我们要打一点炮,过去我们打炮迎接过杜勒斯,现在迎接艾森豪威尔。这是示威性质。”[23]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24]

毛泽东还对将来主权回归祖国后的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作了新的设想和展望。1961年6 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25]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仍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希望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但是,台湾认为防守金门、马祖,关系到台湾的“主权”问题,反对美国的分裂阴谋。中国领导人对台湾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的做法表示赞同。1964 年6月9日,周恩来接见法国驻华使吕西恩·佩耶时指出:“蒋介石与我有共同点:一、都反对‘两个中国’。二、都认为蒋我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国内战争的继续。三、都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26]

1965年,蒋介石接见了担任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秘密联络使命的曹聚仁,并谈妥了6项条件:“(1)蒋介石可偕旧部回大陆定居,仍任国民党总裁,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有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金、马地区,其余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湾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6)台湾现任文武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在上述条件等北京方面认可后,台湾方面将派人赴大陆作最后商定。”[27]但是,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秘密联系渠道被迫中断,和平统一的尝试也只能被迫中断。

和平期盼

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掀起反攻大陆的高潮。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国大陆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并且在宣传舆论上揭露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阴谋,同时,也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进行沟通和摸底,制止了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冒险行动。

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战争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起,到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中国大陆与台湾共同经历了近30年的军事对峙,这一时期的两岸关系是以武力对抗为主,以政治宣传与斗争为辅;同时,两岸关系也受到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的目标是固守台湾岛,反对撤军金门、马祖,并伺机反攻大陆。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允许和支持,台湾已很难单独对大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美国认为台湾反攻大陆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如果台湾贸然进攻,不仅金门、马祖会丧失,甚至台湾、澎湖也可能遭到攻击。美国清楚地认识到,台湾反攻大陆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将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早在1963年美国“驻台大使”柯克递交给肯尼迪的备忘录中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担忧:“若国民党部队反攻成功并深入内地,则中共军队会进攻台湾的基地和机场,轰炸并破坏台湾的基础设施,如此则可能造成美驻台人员的伤亡,美军就不能不报复,而美军要报复就不能不攻击共军控制的领土。美军与中共军队的相互报复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8]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之间的焦点问题。对中国而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神圣使命;对美国而言,美国可以通过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提出反攻大陆,中国领导人判断美国不愿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因此,可以利用美国干预和压制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行动。中国领导人重视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渠道来了解美国的意图,并且得到了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保证。同时,通过相互的沟通,美国也意识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台湾当局将美国拖入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国认识到长期孤立中国是不明智的。1961 年1月,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对台湾反攻大陆采取了“既不鼓励又不支持”的政策,明确台湾在没有征得美国同意之前,不得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1963年11月,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升级越南战争,美国对华政策采取了“遏止而未必孤立”的政策,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成分越来越多。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为“以谈判代替对抗”,加快了美国与中国的和解进程,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向中国示好的措施,力图改善中美关系,并最终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1969年10月,美方主动停止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常设巡逻,改由其他军舰每月通过台湾海峡15次。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为美国经济发生困难,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25日,美国宣布停止向台湾提供一中队的F-4D型战斗机。[29]

[1]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2]肖元恺.百年之结: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历史透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3]张屹峰.肯尼迪政府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转引自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United States:John F. Kennedy,1962.pp.276-277.

[4]罗瑞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228页。

[5]林强主编.叶飞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4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7]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向王炳南大使提供的参考情况[Z]01962.2.22-1962.12.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457-01。

[8]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9]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重要事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三年)[Z].1964.6.1-1964.6.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622-02.

[10]王炳南大使就台湾当局准备侵扰我沿海地区对美国大使的谈话[Z].1962.6.28-1962.6.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11-00453-02.

[11]陈毅副总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Z].1962.6.28-1962.6.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86-03.

[12]沈志华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4册[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94-295页.

[13]陈毅副总理同瑞士意语区电台记者菲里佩洛谈中印边界问题、台湾问题及中国国内形势问题[Z].1962.7.19-1962.7.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10-01131-01.

[1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贺龙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588页.

[15]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8-1965[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3页.

[16]陈长伟.台湾与越战——一场充满悖论的历史遭遇[J].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

[17]台湾当局对中南半岛局势的反应及其可能的做法[Z].1964.8.13-1964.8.2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177-06。

[18]《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8-1965》[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6页.

[19]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20]何海兵主编.台湾六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21]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页.

[22]吕书正.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23]毛泽东主席会见古巴工人联合代表团谈话记录[Z].1960年7月23日.

[24]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第一次谈话记录[Z],1960年10月22日.

[25]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话记录[Z].1961年6月13日.

[26]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27]李立.目击台海风云[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8-79页.

[28]忻华.《羁绊与扶持的困境:论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1961-1968)》[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转引自Ibid,Document172.

[29]何海兵主编《台湾六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作者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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