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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

2016-02-02南京博物院

东南文化 2016年5期
关键词:良渚墓葬墓地

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

南京博物院

2016年2月“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对位于江苏兴化、东台的蒋庄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认为:大规模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最重要的发现,说明了良渚文化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有助于学界更新对良渚文化的认识;蒋庄遗址葬制葬俗多样、人骨保存完好、随葬玉器等级较高,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蒋庄墓地的年代框架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来确认,未来的遗址保护工作还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积极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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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庄遗址位于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于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以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2011年10月至2015年11月,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展开多次抢救性发掘,揭露良渚文化聚落遗址一处。目前,共清理该时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其他遗迹,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其中,大规模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丰富多样的葬制葬俗、保存完好的人骨与葬具、高规格的随葬玉器、地方特色浓重的随葬陶器等,为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人种属性与社会结构新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016年2月末,南京博物院主办了“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来自全国各高校考古专业与各考古文博机构的多位专家于27日前往蒋庄的遗址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28日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南工作站召开论证会,听取了考古工地负责人的汇报。专家们高度评价了蒋庄遗址的重要意义,对目前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遗址中潜藏的各类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主要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蒋庄遗址的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许永杰先生认为,蒋庄遗址是一处远离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大型聚落遗址,最重要的意义即在于其地处江北的区位因素。20世纪50年代初,夏鼐、郭宝钧发掘河南辉县琉璃阁殷代遗址和墓地,在总结重要意义时指出,琉璃阁的发现是在殷墟以外发现重要的殷代遗存,因此,得以从更广泛的空间对殷文化进行区域性研究。从这一角度看,蒋庄遗址的发现就有同当年辉县发现同等的意义。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宋建先生认为,蒋庄遗址中,有若干项关于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有助于学界更新对良渚文化的认识:(一)M36“祭坛形”刻符,为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此类符号;(二)良渚晚期M66内大口尊,当为首次发现的体量如此之大者;(三)首次发现属性明确为良渚文化的墓葬中使用袋足鬶随葬的现象;(四)首次在迁葬墓中使用玉琮;(五)此前发现与暴力行为有关的墓葬很少,而此处大量聚集的现象尚属首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在其所处时期,是各考古学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者之一。从杭州良渚遗址群来看,这一时期,简单社会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并产生国家;而蒋庄遗址的发现,则显示出良渚文化在不同区域内社会发展程度可能存在的区别,对于全面了解良渚文化的文明进程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震旦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伯谦先生认为,蒋庄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于地方文化史的建设亦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先生认为,苏北新发现的蒋庄遗址,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清理的房址、墓葬,均取得了丰富的收获,为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良渚文化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例证。而蒋庄遗址的发现,说明这一文化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向淮河流域靠近,提供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交往的新证据。

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的年代与分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先生指出,年代框架是蒋庄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蒋庄遗址的良渚文化墓地以墓葬开口层位来判断年代早晚关系;而墓地随葬器物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形态演变序列,需要通过类型学研究来明确不同时期墓地伴出陶器的特点。墓地中出土的大量人骨材料,本身可做测年研究,以便得到比较明确的绝对年代框架,弥补一些墓葬由于未随葬有可供断代研究的典型陶器,而难以进行年代判断的遗憾。

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戴向明先生认为,对蒋庄墓地形成过程的探讨,需建立在可靠的墓地分期基础上。早期层位下开口的墓葬随葬少量简单石器,中晚期层位下开口的墓葬随葬玉石器复杂多样,是否可以反映此地居民由少渐多、等级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还需要根据共生陶器进行分期梳理。墓地西北角位于晚期层位下开口的小片墓地,离开了此前反复使用的埋葬区域,是否也标志着墓地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墓地分期建立之后,需要观察共时的墓葬间是否存在较为整齐的排列。从已知的情况看,墓地中可能有两个根据等级不同而划分的区域,北部墓葬等级较低,南部等级较高。然而,事实上,该墓地中并没有特别大的墓,目前的墓葬等级主要是由随葬琮、璧类礼玉来认定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使等级划分显得更加有理有据,墓地空间上的分片和社会组织单位可否挂钩等问题,也需要在详细的分期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先生认为,蒋庄墓地的清理工作非常细致,完好地呈现出人类遗骨和随葬器物的摆放形式;清理独木棺葬具时注意到了棺盖、挡板等部位的区分;发掘过程中有体质人类学者当场做鉴定,即时发现人骨的保存情状、鉴别具体葬式。然而,根据成果汇报可知,蒋庄墓地的墓葬开口分布于不同的层位下,如果这种层位关系可以得到确认,那就意味着墓地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间歇期,间歇期内形成地层。蒋庄墓地延续时间约有大几百年,其形成过程中间歇期存在与否,还需深入研究。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伟民先生认为,关于墓地的年代框架,在典型陶器较少的情况下,根据人骨测年是否可以得到墓地的绝对年代编年,言之尚早。±100年的误差范围,对于决定墓葬在良渚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处理距今6000年至4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材料时,关于分期,普遍的做法是以墓葬随葬品的分期等同于文化的分期;而事实上,随葬品和日常生活用器往往是两个不同的用器系列,不应混为一谈。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受发掘所得材料的限制,只能借墓地随葬陶器的分期代替文化的分期。具体到蒋庄遗址,应该结合其本身分期与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对应关系,来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中弊病。

三、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的人骨与葬俗

秦岭先生认为,从蒋庄墓地反映的情况来看,由墓地所代表的社群内部的结构尚不明确。其中,标识墓葬等级高低的因素如何认识、墓地的结构等级如何体现、墓葬间有无分化、不同的等级表现形态是否标识着不同的内部差异,等等,还需深入分析,也可结合人骨鉴定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分析。

戴向明先生认为,蒋庄墓地二次葬墓随葬琮、璧的现象,对于研究过去发现的未能保存人骨的高等级玉器墓具有启发意义。从葬俗来看,蒋庄很多墓葬于棺外带有脚坑放置陶器,身躯附近摆放玉石器,与河南灵宝西坡的形式类似,其中反映的观念信仰也有可能类似。一些特殊葬俗,如随葬石器中钺、锛较多,随葬陶器的毁器现象普遍,鼎腿、豆柄等都有被刻意打断的迹象,这在其他的良渚文化墓地中却并不多见。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曹兵武先生指出,认识蒋庄墓地埋葬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这种墓坑规模与玉器等级并不密切的关系,需要整合葬具、葬俗、殉葬情况、人骨本身等要素开展研究。关于蒋庄遗址是否具有军事性,必须要结合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蒋庄遗址中最为宝贵的是人骨信息,比其他遗物遗迹更具内证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实验室分析,以此来深化我们的认识。蒋庄遗址女性随葬纺轮是比较明确的,男性随葬石器种类丰富、类型较多,钺、锛等器物究竟如何使用,也可根据使用痕迹提供的线索,再多做分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先生认为,蒋庄墓地的人骨大多头朝东,而绝大多数良渚墓葬头朝南、小部分朝北。若以墓向作区分,蒋庄墓地的文化面貌与良渚相似,但人群的族属则未必。并且,按照目前的理解,代表良渚人信仰的重要标志是冠状饰,作为巫师或首领的身份象征,可能比玉璧、玉琮更有代表性。这在蒋庄遗址中也尚未得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先生指出,蒋庄遗址发现的人骨保存完好的大规模墓地,是一批难得的良渚文化研究材料。保存完好的大量人骨,可通过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提供其社会生活各方面相关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食结构、营养水平、有无迁徙等,对研究良渚文化文明进程有重要意义。

许永杰先生列举了蒋庄墓地中可见的若干特殊现象,如:M158棺内葬有一人,棺外随葬有多个头盖骨;出玉器的墓大抵成排集中分布在墓地中部,非玉器墓则分布在其周围,有一定的排列规律;部分墓内可见以男性为本位的埋葬形式。他认为,种种现象表明蒋庄聚落所代表的社会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可与良渚核心地区的聚落开展区域性对比研究。另有一些现象暂时难以解释,比如M158大墓只随葬了两件小小的陶器,而随葬八节琮的M45是捡骨葬。关于良渚玉琮,学者们做过大量研究。卜工先生就曾经推测,玉琮与军事活动相关,不同节数玉琮的墓主身前在身份上有所不同,在军事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同。并且,多节琮多发现于良渚核心的外围地区,蒋庄遗址又恰具有地处多文化围绕中的这种文化背景。试想,蒋庄独踞江北,为列强环伺,生存环境险恶,那么,墓地中多有军事活动的迹象——首级与尸身分离等,也就不足为奇,M45的捡骨葬,是否就意味着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在疆场马革裹尸呢?不妨可以多作想象。

赵辉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的埋藏环境大多无法保存人骨,导致研究者对下葬方式、葬式葬俗等方面了解甚少,而蒋庄遗址的人骨材料不仅保存完好,且可有效辨认出一次葬、二次葬、殉葬、火葬等葬式葬俗,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关于墓地中很多问题的解释,需要结合居住遗迹的现象。比如,墓葬位于不同层位下开口,意味着墓地使用过程中有间断,结合墓地中一些被墓葬打破、或打破墓葬的房址,或可说明这一区域作为墓地或作为居住区使用的功能有些游移,一个时期内的墓地和房址可能有对应关系。

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分享了他的墓地研究方法。他认为,在研究蒋庄遗址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个墓葬的研究,不能停止在墓葬的解说上,而应着眼于整个聚落。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墓葬集中分布的情况,并不等同于这些墓葬就同属一个墓地。如果墓葬的分期与发掘所见分层开口的情况吻合,那么,不同层面上的墓葬,可能分属不同的墓地。对于同属一个墓地的墓葬,则要考虑能否划分为不同的墓区。因此,研究蒋庄墓葬,还要从层位学和类型学上做思考,不能将空间上集中分布的墓葬简单归为一个墓地。

四、蒋庄遗址的良渚文化因素与文化现象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先生指出,蒋庄遗址是一个良渚文化玉器集中出土的新地点。其中,玉璧M36:1的刻符图案,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出土单位明确者,与其他传世图案同中有异,为对此类刻符意义的阐释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埋藏背景和文化背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先生认为,M36中所见良渚“祭坛形”刻符,与其他传世者所见三台阶的形状一致。这种刻符与“神徽”符号一样,在各地所见形象稳定,值得重视。

张弛先生认为,从出土器物看,蒋庄遗址包含有不同文化因素,而良渚文化因素为其主导,尤其体现在大量的泥质陶器和玉石器上。因此,蒋庄遗址定性为良渚文化是比较妥当的。但是,良渚因素主要体现在葬仪上对良渚的模仿程度高,而生活用器的地方特色浓重。那么,生活在此地的人群如何定性,暂时还难以给出完美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蒋庄墓地已呈现出一种“良渚化”的状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先生认为,蒋庄遗址出土玉器数量多,但相对于良渚文化核心地区而言,种类比较单一,包含琮、璧、环、镯、锥形器等,甚至并不如江苏新沂花厅、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中的丰富。陶器兼具良渚文化特征与地方特色,鼎类的陶质与浙江地区被称为“粗泥陶”者相似。

五、跨区域良渚文化遗存间的关系与互动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杰先生认为,蒋庄遗址的遗存跨度,从含有部分崧泽文化因素的良渚文化最早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甚至再到可能与江苏南荡遗存大致相当的时期,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东部地区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随着这一地区的文化谱系的逐渐完备,在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就有可靠的时空框架作为参考。从江淮东部与太湖流域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崧泽中晚期到良渚时期是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蒋庄遗址中,尽管泥质系列的器物与太湖流域的形态接近,但粗泥质的炊器系统特征鲜明,体现出地方传统的传承有序。

秦岭先生认为,蒋庄遗址随葬的高等级玉器中未见冠状饰、三叉形器等,表明此处居民可能在穿戴形式上与良渚中心区不同;而在石器中未见耘田器,表明在最典型的农作工具上可能也有差别;玉石器的一些制法,也体现出太湖流域北部的传统。联系江苏句容孔唐遗址的材料,单从谱系上讲,很容易将太湖流域南北分作两个各成序列的谱系来理解。尽管存在着双鼻壶等共同特征,但粗泥陶制品在太湖流域东部及南部,渐渐被其他良渚文化典型器所取代,而在北部地区,还保留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海安青墩遗址,甚至马家浜文化晚期的一些器物特点,并得以继续发展。

曹兵武先生认为,良渚文化边缘与中心的关系问题,可在蒋庄遗址中获得新的视角。蒋庄遗址的文化属性确实为良渚文化,但其地方性特点明显,传承有较多的崧泽文化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注意墓地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注意蒋庄遗址不同阶段遗存在传承较早阶段文化因素的同时,又与良渚文明的中心地带有怎样的互动。

方向明先生指出,遗址所处江淮东部滨海水网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玉石资源匮乏,而蒋庄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丰富,其来源是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事关良渚文化的北上,那具体路线如何尚待考察。结合江苏海安青墩、东台开庄等遗址点,可以尝试探索良渚文化北扩的“玉石之路”。

郭伟民先生认为,蒋庄遗址处在相对于良渚中心的边缘地带,其与良渚核心区域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的发展不断地带动边陲?还是由于边陲受到别的文化影响进而反作用于中心?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非常有意义的。

六、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的再认识

高蒙河先生认为,《中国文物报》上《跨越长江的良渚文明》这篇报导,用“跨越”一词进行表述似有不妥。“跨越长江”意味着良渚文化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进入江北,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葬可早至良渚文化最早期。这说明良渚文化最早的分布范围已囊括了江北。另外,蒋庄遗址临近海岸线,当时应为一处临江滨海的聚落。然而,其海拔仅有3米,即使有良好的植被环境,是否可能生长出可建造直径1米的独木棺的大树?这涉及到大型木材的原产地、运输方式等问题。

刘斌先生指出,观念上常以“环太湖流域”来概括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而言,蒋庄遗址的所在较为边缘化。然而,是否可以用“边疆”来定性蒋庄遗址的区位,则取决于良渚是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事实上,目前来说还不太恰当。苏北地区族群交错的现象明显,此地已知包含良渚因素的遗址中,最北的花厅遗址就与大汶口文化有所交集。距离花厅不远处的新沂小徐庄遗址中还有纯粹的崧泽文化墓地。那么,既然崧泽文化可发展至此,良渚文化最北边界是否还有可能向北推进?在浙江,浦阳江流域塘山背遗址,钱塘江以南桐庐小青龙遗址,都是典型的良渚文化墓地,也已经超出了“环太湖流域”的范畴,因此,良渚文化的分布用“长江下游”来表述似乎更确切一些。

宋建先生认为,“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这一提法值得注意,这涉及到对花厅墓地的认定问题。花厅北区墓地应该就属于良渚文化,不能因为其地处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就认为是大汶口文化的墓地。至于其与蒋庄的关系,则是将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七、良渚文化社会结构的再思索

秦岭先生认为,蒋庄遗址所处地域是良渚文化的边界之一,背后蕴含着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问题。是否还可以用原先所认为的早期复杂社会的“金字塔”形结构来解释,值得反思。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良渚古城是良渚文明的中心,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心?良渚古城以北的江苏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遗址是不是古城向外辐射的结果?古城这一中心与其他的地区中心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在蒋庄遗址的发现后,更该引起注意。

戴向明先生认为,墓地中青壮年死亡比例较高,肢体伤残现象较多,如果与该遗址地处边疆、发生过暴力战争有关的话,那么,战争发生的文化背景是什么?这些人守卫的是整个良渚文化共同体的边疆,还是自成一体地面对北方异文化而产生冲突?关于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单从墓葬来看,从等级最高的良渚遗址群,到次一级的上海福泉山、江苏常州寺墩、江苏昆山赵陵山、江苏无锡邱承墩等,再到更次一级的蒋庄遗址,似乎确实存在着“金字塔”形结构,但实际上也有不同的可能性。良渚遗址群由于发展程度最高、实力最强,而其他的地区中心,像方国联盟一样,是与良渚遗址群并列的独立个体。如果按照这种可能性进行理解,那么蒋庄遗址附近,甚至还可能存在着比其等级更高的、类似于寺墩遗址那一类的遗址点。这一可能性需引起重视,值得我们在将来的工作中逐步验证。

宋建先生认为,鉴于良渚社会早晚形态的不同,其前期可能是依托于良渚遗址群的古国形态,而后期,则可能已经演变为复合型古国或古国群。寺墩、福泉山等都象征着独立的古国。蒋庄遗址是否具有“戍边”的功能,是一个与良渚后期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问题,涉及“戍边”行为的发起者、执行方式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现在,我们对这些问题还只能提出假说,待材料进一步丰富的时候,再推进我们的认识。

八、对蒋庄遗址后续工作的展望

赵辉先生指出,蒋庄良渚文化堆积与唐代堆积间的间歇层,其年代很有可能紧接着良渚文化的下限。类似间歇层在浙江余杭的茅山遗址中也有所发现。茅山的下限是属于广富林文化的堆积,而此地亦可见少量广富林文化或南荡遗存所处时期的遗物,这意味着间歇层的出现应在南荡之后,年代上与余杭茅山遗址基本对应。因此,对这一间歇层的结构、成因,可从大环境上作分析,有助于理解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之间文化上的巨大变化。

宋建先生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人类遗骸和人工制品的问题。该遗址中出土石器尚未清洗,主要是为了将来进行残留物研究、微痕分析等。由此看来,陶器也不应清洗得过分干净,特别是容器内部,可能会留下盛放物的线索。而人体遗骸的清理,按照一般的做法,一根根地鉴定反而可能会破坏很多信息。大规模的套箱提取,虽是实验室考古的必须,但若为了展示的需要,则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对于如何认定蒋庄遗址的性质,他建议暂时称为“蒋庄遗存”,便于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随时调整称谓。

刘斌先生指出,套箱整取有进一步毁坏墓葬的可能,并且,给后续的搬动、展陈都带来难度。因此,提取方法上还需总结经验,考虑如何加固、如何便于后续的保护。为了深入提取蒋庄遗址的相关信息,还需要考虑进行更大范围的勘探,对于遗址周围环境做进一步的了解。例如,苏北地区是否存在浙江地区可见的大洪水现象,有无农田等与生业方式相关的遗迹。

王巍先生认为,遗址的整体布局、聚落的功能性分区如何,附近是否还有同时期遗址等问题,都还需进一步工作来确认。比如,对遗址做全面的勘探和必要的试掘;选择有典型层位关系、分期意义明确的墓葬内人骨进行测年,获得年代系列,在一定程度上缩减误差;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李伯谦先生认为,蒋庄遗址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目前,保存于工地大棚中经套箱整取的墓葬,经历天气变化或人为因素的扰乱,极易丢失很多宝贵信息,状况堪忧。他借论证会的召开,与代表们一起向国家文物局、江苏省人民政府发起呼吁。只有这些出土遗物遗骨得到妥善保存,才能保证未来研究的顺利开展。

徐光冀先生认为,后续需要继续研究墓地的埋葬次序,进一步探明居址情况,慎重提取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骼,排除后期扰动的干扰。选用合适的展示方法,在不适合进行本体展示的情况下,考虑模拟展示。蒋庄遗址对于建设乡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呼吁各级政府重视蒋庄遗址的保护工作。

会议最后,张忠培先生对遗址的保护工作也提出要求。他指出,后续研究需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开展,没有文物保护,研究就难以进行。东台、兴化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蒋庄遗址的良渚文化遗存,正是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前提,是提升当地城镇知名度的又一张重要名片。因而,希望政府部门为蒋庄遗址未来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投入更多的关怀,加大保障力度,协助考古工作者,争取更多令人满意的成果。(执笔:朱雪菲)

(责任编辑、校对:王霞)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Jiangzhuang Site in Jiangsu’s Xinghua and Dongtai”

Nanjing Museum

The symposium“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Jiangzhuang Sites in Jiangsu’s Xinghua and Dongtai”was held in 2016 and participants took an on-site examination on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site.The symposium concludes:the large-scale Liangzhuburial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fromJiangzhuang sites in that they evidenced that Liangzhu Culture had expanded to the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an update to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Liangzhu Culture;Jiangzhuang sites feature varied burial practices,well preserved human bones,and delicate jade ware that indicates advanced crafting,providing substanti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Liangzhu Culture;the dating of these burials are to be confirmed by future studies,which require large amount of work from archaeologists and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s.

Jiangzhuang;Xinghua;Dongtai;Liangzhu Culture;burials

K878.3

A

南京博物院文创产品参加第七届“博博会”

2016-05-09

2016年9月16日,主题为“博物馆的新驱动:科技引领、创意未来”的第七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第七届“博博会”)在成都拉开帷幕。264家博物馆和207家企业参展,参展的国内博物馆中,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国家一级馆61家,省区市博物馆28家。此次“博博会”中,南京博物院展位位于3号馆,展位号为M253—M260,展位面积共计72平方米,主要展示系列分别为“虚谷”文创产品、瓷器展示区、获奖产品展示区(包括博雅杯、文博会获奖产品)、江苏省博物馆商店联盟产品展示区(各联盟特色文创产品)、民国产品展示区、临展产品、非遗产品展示区、常设展产品展示区和博书堂出版书籍展示区。

龚良院长在“博博会”上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今年参加‘博博会’,就是要把南京博物院的文化创意展现出来。”龚良院长介绍道,在类别上,“南京博物院目前的文创产品,一是传承江苏地域文明,包括民国、六朝文化,还有江南的文化;二是在与产品的结合上,我们一定是做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相关的文化产品;三是文创产品不局限于观赏性,还要有生活用途。”另外,在组织形式上,南京博物院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创意公司,同时又在江苏省建立了博物馆商店联盟,基层博物馆如果能力不够,需要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时,可以加入联盟。目前,“联盟已经有26家连锁店,预计很快能达到五六十家。”在定位上,文创产品“必定是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反映。如中装,过去的长袍马褂已不适合今天穿着,而新式中装,既融入了传统文化,又符合现代生活,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就是一种文化创意。龚良院长指出,博物馆的文化创意产品,是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希望大家去博物馆,也不只是去看某件展品的好坏,而是分享过去先祖拥有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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