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建

(美国圣芭芭拉加州大学 亚裔研究系，加州圣芭芭拉市 999039)



分析探讨

从纽约到罗马

——海外温州人经商理念、创业模式和运作特点探析

赵小建

(美国圣芭芭拉加州大学 亚裔研究系，加州圣芭芭拉市 999039)

新移民；华人经济；族裔经济；经商理念；创业模式；温州

论文通过对温州人和广东、福建等地新老移民群体的比较、美国的温州人和意大利的温州人的比较，分析了海外温州人的经商理念、创业模式、资金来源和企业运作的特点，并据此探讨了全球化经济体系对当代移民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族裔经济是非主流社会群体被边缘化的结果，而温州人“小生意、大学问”“小资本、大流通”“小企业、大链接”的海外商业活动却展示了一种新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海外温州人抓住中国国内高速发展的时机，利用他们在语言、文化、人际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多种优势开创了温州商人跨国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繁盛，也显示海外华人在发展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旅游和多种形式的经济交流中的优势还有待继续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温州人的经商模式有过不少精辟的阐述。温州人的足迹已遍布世界130多个国家，除了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家外，他们也开始向鲜有华人足迹的新地区发展。在北美、南美、欧洲和非洲等地，温州人的发展趋势各具特色，特别是他们在纽约和罗马创造的超出寻常的业绩引起了华人同行业者的高度关注。那么，什么原因使得温州人与众不同？温州人的海外经历对整个海外华人研究又有什么启示？笔者近年来对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华人的经营活动进行了考察，并于2014年夏在罗马、普拉托、佛罗伦萨等8个意大利城市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对温州人和广东、福建等地新老移民群体的比较，以及对美国的温州人和意大利的温州人的比较，本文拟对海外温州人的经商理念、创业模式、资金来源和企业运作特点进行分析，并以此探讨全球化经济体系对当代移民的影响。

崭露头角的温州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学生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外，福州和温州移民取代了广东移民而成为美国华人社区重要的新群体。福州人从社会底层起步，从低薪工作做起，逐步取得合法身份并站稳脚跟。一部分人在还清债务后慢慢积累资本开始创业，其中也不乏成功者。为排除美国社会的偏见，他们抱团提出诉求，在争取社会认可的同时也巩固了其社群的地位。[1]温州移民的社会背景、文化程度和移民经历与福州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少温州人在美国也同样白手起家，经历了负债、失业、家人分居等艰辛困苦，但由于人数偏少，他们在政治诉求方面略显低调，温州移民的生活窘迫也较少受到社会关注。

海外媒体对温州人的关注是从他们的商业活动开始的。当许多福建移民刚刚解决了身份问题并为摆脱贫困而努力时，温州人已经在美国华人经济体系中崭露头角。温州人经商比率高，企业规模发展快，商业活动范围广，在外贸、商品集散、亚洲超市和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有亮丽的表现。这种发展规模和速度，令同样在商界打拼的其他华商多少觉得不可思议。笔者研究福建移民多年，福州人说起自己老乡中的成功人士时常充满自豪，但一提到温州人，他们又会自叹弗如。[2]

温州移民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意大利，也都有不凡的商业表现。*这里当然也有例外。温州人在南美一些国家人数不多，发展规模也有限，但是经商比率仍然很高。虽然美国的温州移民和意大利的温州移民之间联系不多，但其商业活动的表现形式却十分相似。在纽约曼哈顿，温州人以每周两百个集装箱的频率从事进口贸易，把国内制造的皮包、服装和各种百货迅速批发给美国各地的中间商和零售商。[3]在意大利罗马，温州人经营的贸易公司几乎是其同乡在纽约的翻版。意大利各地商店、商场和街头摆设的中国产品也和在美国的大同小异。当然，欧美等地大环境的不同决定了温州人在当地商业活动的特点。在纽约，温州人开的大型亚洲超市和酒店是亮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城市众多的亚裔人口的消费需求。相比之下，温州人在意大利经营的超市数量和规模就小得多，其服务对象也局限于以温州人为主的本地居民，*而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温州人适应市场需要经营小型超市，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倒是意大利的经济萧条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给温州新移民提供了进入制造业的机会。在普拉托，温州商人继承了当地的手工艺传统，逐渐进入服饰生产业和服装皮件加工制造业，把“中国制造”发展成“意大利制造”。反观美国，20世纪末以来，大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纷纷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外，导致原先由华人主导的服装加工业纷纷倒闭，温州人也只能敬而远之。仅就意大利而言，温州人的商业活动也具有地域特点。在普拉托，他们把当地走向衰落的服装和皮件加工业重新搞活，然后转向快时尚(fast fashion)并开创出自己的时装品牌，还兴建了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在普拉托附近的城镇，加工技术成熟的企业已经直接承包国际品牌的产品生产。他们利用罗马的地理和商业优势积极开展进出口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在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商品贸易活动。如果说在众多的美国华人群体中，温州人有后来居上的趋势，那么，温州人在意大利无论在人数上还是经济实力上都占绝对优势。

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同样是新移民，与福州人相比，为什么温州人在海外经商起步早得多？为什么温州人企业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分析海外温州人的经商理念、创业模式和企业运作特点。

小生意、大学问

学术界老前辈费孝通在1986年走访了温州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后，用 “小商品、大市场”归纳了其经营方式的灵活性和生命力，[4]说的是温州人如何可以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得轰轰烈烈。在美国和意大利的温州商人大多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们善于思考和分析，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做生意的理念根深蒂固。在温州人所讲的生意经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是一个“小”字。在纽约中城经营皮包贸易的黄女士说，“生意没有太小的，再小的生意也有做头。”[5]罗马的一位做服装贸易的戴老板把温州人的经商特点归结为两个字:“微” 和“卑”。他说“微”是小，“卑”是谦。有些生意在别人看来很小，小得低下，不值得做，但温州人比较不受这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小”不是问题，把小生意做好是真本事；小生意里有大学问。[6]

这种把小生意做好的经商理念使很多没有本钱的温州人加入到“卖散”的行列，也就是从事个体流动营销。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带着箱子沿路叫卖的温州货郎就成了伦敦和巴黎街头的一道风景。[7]在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和本世纪初的纽约和罗马，温州小贩继承了老一辈的传统，活跃在大街小巷。卖散做的是小买卖，推销体积小、价格低的小商品。严格地说，做小生意并不是温州人的专利。在纽约法拉盛，人人都知道有位从卖豆腐花起家的福州老板。很多同乡至今还记得当年之所以会去买他的豆腐花， 是因为不忍心看他在寒冷的街头叫卖，希望他能早点回家。这位老板现在开的花店生意兴隆，门口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卖豆花的窗口。但讲到他，很多同乡语气中不失同情，强调的是这位老板当年创业的艰苦。[8]这一类的故事由温州人道来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的经历在他们的圈子里实在太平常了。温州人并不小看沿街叫卖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怜悯。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可以感觉到温州人是以卖散为骄傲的，讲起来也常常是兴奋不已，他们会解释一个小小的手提箱里可以装多少个打火机，卖掉后又可以赚到普通人工资的多少倍等等。[9]从对卖散特有的认知可以看出温州人的经商理念。正是因为经商理念的不同，温州人在创业上可以比其他人早走一步。福州移民不是不想做生意，但相对而言，买房置业是他们一个长期的目标，他们为此甘心打工，慢慢地积蓄。在收入很低的餐馆，很多福州人可以一干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相较之下，温州人就不那么安分了，他们更倾向于辞去打工的机会，去做小生意，即使外出卖散，也相信能闯出一条路。

和打工不一样的是，卖散没有保障，还要担风险。货卖不出去，赚不到钱不说，碰到麻烦还有赔钱甚至被罚款的可能。可在温州人看来，卖散是给自己做事，自己当老板，可以自由发挥。温州人似乎具有自由企业家 (free enterprise) 的精神，他们渴望自己创业，也愿意承担经营的风险。风险的存在迫使他们勤动脑，多观察，寻找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有经验的卖散人是讲究巧干的，他们不爱凑热闹，也不屑于去和别人抢地盘、拼体力。有位年轻的温州老板当年在国内中学毕业后就外出卖散，带了两箱温州皮鞋，去的是比浙江穷得多的贵州。他认为在边远山区，人们没见过这种皮鞋，赚钱很容易。有了在国内闯荡的经验，他学会了观察周围的环境，也对市场的需求有比较敏锐的反应。到了意大利，他首先筹钱买车，有了车就带着货上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决定在哪里摆摊、卖什么商品。有一次，他载了一车睡衣开到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旅游小镇索兰多(Sorrento)，因为那里摆地摊的虽多，但没有人卖睡衣。他抓住时机，第一晚收入900欧元。等旁边的地摊上也开始卖睡衣时，他已经打包上路，去寻找下一个地点了。有人看他白天不干活到处闲逛便笑他懒，他说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钻研进货和摆摊的地点。[10]

个体流动营销怕的是执法人员的骚扰，这种情况在国内外都一样。温州人也怕警察，他们会尽量避免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见了警察就躲，或者和警察玩捉迷藏。碰到管得严的地段，他们要么避开，到别处打开局面；要么尝试冒险，采用更灵活的方法，比如随身携带少量商品不定点叫卖。货品被没收的风险是有的，但是因为每次携带的数量有限，即使被没收，也还有机会复元。如今在美国和意大利，卖小商品的摊贩以非洲裔新移民为多，他们把皮包和衣饰等小商品固定在一块可折叠的帆布上，打开是一个摊位，一有风吹草动可以随时收起躲进车里。如果警察来查，他们开车就走；警察一走，他们很快就回来。在意大利海边、火车站等游客集中的地段，很多小贩晚上六点以后才上街。那时大部分警察下班了，晚间值勤的警察对无碍市民安全的流动营销者视而不见，而下班后的市民和游客对路边琳琅满目的珠宝、服饰、玩具和各种小商品很感兴趣。一位以前以卖散起家的温州老板给笔者解释了这些地摊小贩的生存之道，言谈中流露出对他们机智灵活的营销方式的赞赏。[11]

卖散生意虽小，但学问很大，很多温州商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学徒生涯。卖散的小贩社会地位低，能够放下身段认真地从小生意做起，这是温州人的过人之处。在没有能力与资本雄厚的大企业竞争的情况下，温州人选择的是在后者之间穿梭，与之共存。通过卖散，温州人有机会学习对大环境的观察，对生存空间的探索，对市场的判断，对机会的把握以及对特殊情况的应变能力。在罗马，有位温州商人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连字都不识几个，但他从小生意开始，逐渐成为商界公认的资深人物。据说，他每天在床上睡觉时都有一半时间在动脑筋钻研业务。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板并不把眼光局限在自己的企业上，他很关心华商群体在意大利的发展和前途，是当地侨界的一位重要人物。[12]

学者和媒体经常提到温州人的勇敢。敢闯、敢为天下先需要勇气；不怕被人小看、愿意从别人不屑一顾的小事做起也同样需要勇气。要把小生意做好做大，光靠体力的付出和冒险的精神是不够的，温州人不仅敢做，而且肯在小生意上花功夫。经过卖散的磨练，他们比别人多了几分机灵、几分精明和几分判断力，因此在商场上显得与众不同、独具特色。

小资本、大流通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创业的首要条件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新移民在国外生存不易，创业更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资金。比如，从银行贷款需要出示收入稳定的证明或者以不动产作抵押，这些新移民很难做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亚裔人口几乎是每十年翻一倍。亚裔在美国创业的比率高于其他族裔群体，而亚洲新移民又比第二代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创业。[13]来自韩国或港台地区的移民往往带上了所有家产，他们用一生的积蓄作为资本开个餐馆店铺，解决生计，也促进了美国族裔商业中心的发展。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地区，除了新老唐人街外，还有韩国城、小东京、小马尼拉、小印度、小孟加拉、小西贡和小泰国等。但是，族裔社会中的小企业通常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员工薪水维持，发展空间有限。由于流动资金的短缺，很多华人创业不过是给自己提供一份工作机会，有的只能勉强维持，谈不上大的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国门的中国移民一开始没有资金直接创业。由于高额的出国费用，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得先挣钱还债。一个典型的福州移民通常会先在同乡经营的餐馆打工，挣钱还债。打工让他们熟悉了餐馆的运作，有志创业者也常常以当餐馆老板为目标。[14]从还清债务到积累足够的资本开业，福州移民通常要在餐馆打工多年。与此不同的是，打工多年的温州人并不多。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 (Philip A. Kuhn)把温州移民在海外的迅速崛起归因于他们在国内市场的经验和资金积累。他认为，温州人在海外创业早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挣到了第一桶金。[15]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些温州企业家确实已发家致富，但当时国内机会多，发展顺利的企业家很少愿意去人生地不熟的海外重新打拼。实际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意大利，真正带了资金去海外投资的温州人是极少数。接受笔者访谈的数十位温州移民企业家，包括在纽约和罗马商贸界的头面人物，只有一人在国内时就有了自己的公司，算是带了点小资本出国。问到当初他们为什么选择出国，大多数企业家都回答说是因为老家太穷、土地太贫瘠——“七山二水一分田”。

那么，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温州人又如何得以迅速创业呢？原始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时间取决于目标的大小。为了尽早创业，福州移民采用了两种办法。第一是从小餐馆做起。在纽约，福建人开的小餐馆只做外卖，不接堂吃。有位福建长乐人当年因为资金有限，老板、大厨、收银一人包办。[16]第二是降低物业的支出，选择租金低的地段。这些地段竞争不大，生意有保障，但是治安差，很多中餐外卖店把收银柜设在防弹玻璃的后面，但抢劫甚至凶杀还是时有报道。[17]韩国移民在美国洛杉矶等地也曾选择治安比较差的地段开店，他们在90年代初经历的城市暴力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18]这种福州人戏称为“在枪口下面讨生活”的经商方式似乎对温州人不太有吸引力。出于一种强烈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温州人也没有耐心去慢慢积累资本。用一位在普拉托的温商的话来说，温州人是不甘心给人打工的。[19]为了给自己做生意，他们在如何缩短资本原始积累时间上特别花功夫，寻找小本生意的机会。笔者访谈过的一位温州人刚到意大利时学习做皮件，几个月后有了一点技术就买了台旧机器，做个体承包业务。[20]这类小加工厂在普拉托很多，有的开在家里，也有合租厂房的。加工的项目可以很小很细，一台机器就负责一项加工。从打边、车针、绣花到纽扣安装，从布料印染到烫衣和金属配件抛光，每一道工序都可以成为单项加工项目。在法拉盛，要凑钱开一家餐馆很难，但在别人的餐馆门口租个窗口卖小吃就容易多了。搞销售也一样，没有能力租一个店面的话可以想办法分租或合租，几个公司合租一个店面。营销蔬菜水果不一定非开超市不可，可以是送货上门，也可以把菜装在纸箱里在街头兜售。这样，当和他们同样背景的福建人还在餐馆替别人打工以积累原始资本时，温州人已经开始创业，当自己的老板。他们一边创业一边积累资本，在做小生意的同时也积累了经验。

如果说温州人做的小生意并不引人注目，那么他们的大企业就另当别论了。拿亚洲超市来说，干过这一行的华人都知道发展不易。除了供应有华人特色的食品货物外，由于消费对象对价格的敏感，华人超市还必须做到价廉物美。主流社会的大型连锁超市可以从南美等地大批进口价格低廉的蔬菜水果，但小超市不具备这种优势，温州超市老板都得凌晨起床亲自去海鲜蔬果市场进货。虽然辛苦，上市的食品却很新鲜。[21]以前唐人街的华人超市没有停车场，消费对象基本上是附近居民，销售量有限；食品保鲜也受到简陋的冷冻设施的限制。据华人报纸报道，在纽约法拉盛，最早的亚洲超市就那么几家，都是香港和台湾移民开的。20世纪90年代有几个温州人也开始做蔬菜水果生意，从街头流动零售逐渐转向定点销售。到了2001年，温州人开的亚洲超市突然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们开的大超市已经有30多家，并开始向连锁店发展。这些企业以主流社会大超市为模式，拥有停车场和先进的冷藏设备。[22]其中大中华超级市场目前已经拥有十多家分店，遍布新泽西、弗吉尼亚、马里兰、乔治亚和麻萨诸塞等州，这种发展速度令同行业者直呼不可思议。

比超市发展速度更快的是国际贸易。在纽约曼哈顿的旅游商业区，温州人最早是以流动销售为业，到了2000年以后，这一地区几乎一半的进口贸易都由温州人经手，每周从国内运来200多只集装箱的货物。进口贸易激活了批发市场和小商品市场，也带动了华人社会的餐饮和一系列服务性企业和设施。[23]

能把小生意做大的温州人又是如何解决资金流动问题的呢？到目前为止，媒体和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他们通过互助网络集资和地下钱庄贷款。这类较为原始的集资贷款方式并非温州人首创，在韩国和港台地区等移民群体中也相当普遍。但是，温州人的集资方式不仅局限于这两种，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企业规模上有所突破，是因为他们能够把握住时机，扩大资金来源。

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海外的温州人是很幸运的，他们赶上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好时机。9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国内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而温州人捷足先登，搭上了这一时代的快车，把温州生产的皮鞋、皮件、服装和小电器等产品推向全国市场。正因为他们在别人还踌躇不前的时候迈出了第一步，温州成为经济改革得益最早的地区之一。但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产销脱节的情况相当普遍，很多私营企业产品堆积，不得不想方设法广开销路。同时，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增强中小民营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海外贷款不易，但故乡则给温商提供了良机。一位在罗马经营贸易的企业家说，“温州是我们的银行”。[24]这话道出了海外温商解决资本欠缺的一个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说的银行，既不是简单的互助集资也不是地下钱庄，而是在国内的温州人所经营的制造业；所借的也不是钱，而是以赊销的方式得到的产品。

根本上来说，正是温州人在国内制造业的红火给他们海外的同乡创造了赊销的便利。赊销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销售，但是因为收账没有保证，企业对赊销客户的商业信用要求一般比较苛刻。在这种情况下，亲戚、朋友、同乡等各种人脉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海外的温商在进口贸易方面能够迅速发展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大批活跃在国内制造业的亲戚和同乡。通过各种基于个人信用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他们通过协商和厂方达成协议，先取货，货物出售后再付款。赊销极大地缓解了海外温州企业家资金周转的压力，让经营贸易、批发、和销售的业者借别人的钱赚钱，用有限的流动资金做较大规模的生意。据经营进口服装贸易的一位意大利温商说，他进口一批服装的价值动辄就是上千万。他打比方说，如果其中四分之三的货物是以赊销的方式得到的，那他就等于得到了一笔750万元的贷款。货物运到罗马后他会转手分发给各地负责批发的客户，后者又会再把这些货物转手给他们各自手下的客户。这些贸易批发商、二手(甚至三手四手)批发商以及个体营销者也以温州人居多，他们也经常可以先取货，后付款。这样几经转手，从这笔生意中得到贷款的人数和贷款总额都成倍放大。[25]

这种民间信贷对海外销售和国内制造商都极其有利。虽然制造商在一开始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扩大商品销路，企业常常不得不采用赊销的方式。道理很简单，与其让货物堆积在仓库里，还不如冒点风险去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扩大在海外的销售网。通过亲友或可靠的人际关系建立起的民间信用体系作担保，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坏账的风险。据一位在意大利有十多年从事贸易经验的老板说，温州商人拖欠甚至赖账的比率低于1%，比一般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都小得多。[26]这是经验之谈，这个百分比从整体上说是否确切还不清楚。坏账拖账一定有，不守规则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纽约和罗马的不少温商都碰到过赖账的情况。[27]但如果风险真的很高，这种商业活动就无法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就目前看，温州人这个地域性的移民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推动经济活动方面还是很有效的，他们在海外创办的企业在短期内已经开始以“大”闻名。在美国纽约和意大利普拉托等地，温州人开辟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和贸易商城，也在餐饮业、大型超市等行业上有所突破。通过国际贸易，温州人把国内的生产线和国外的销售线连成一体，既给海外移民创业和就业提供了机会，也推动了同乡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同乡群体的合资、借贷和合作，白手起家的温州人在美欧等地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至于他们的这种经济网络能持续多久，还有待长期的观察。

小企业、大链接

温州大学商学院周欢怀和张一力教授发现，温州创业者擅长对地域性经济网络进行发掘和利用。对温商而言，和民间合资、借贷同样重要的正是基于这种经济网络之上的一条龙式的产业集群。[28]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经商对温州人来说都是一种探索。和大商贾不同，温州人经商是受贫困所迫，他们没有雄厚的资本，靠硬拼不行，按图索骥也不行。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温州人经营的小作坊小企业无论在资金、原料、设施和技术方面都处于弱势。没有银行和政府作靠山，这个弱势群体要闯出一块地盘，光靠个人埋头苦干是很困难的。温商企业能够一步一步地扩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群体的扶持和合作。他们利用了语言沟通的便利，依赖以同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从家人和亲戚朋友间的合作发展到同乡圈内企业的链接，并逐渐建立起各种有效的运作机制。在国内做服装的温州人把原料供应、产品设计、工厂加工、批发和零售一环扣一环，组成一条龙式的供应链 (supply chain)。[29]这种延伸的供应链，既做到了自给自足，又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为亲友同乡创造了就业经商的机会，产业规模也得以逐渐扩大。

作为国内一条龙作业的延伸，海外温商利用国内外各地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特点，有的已经朝“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的方向发展。例如，温州人在意大利开创了颇有声誉的时装品牌。一个品牌的运作需要数百上千人的投入，但直接在主体公司任职的员工很少。从负责产品设计、原料供应到印染、裁剪、缝制、加工、包装、运输、批发、销售的员工往往都分属于主体公司下面各个独立经营的公司，有的公司下面还有更小的名目繁多的公司和个体业者。这种机制有能力把原料供应、产品制造和销售三个重要的经济环节连成一体，使之在同一轨道上运行。每个环节及其属下公司独立运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益。由于充分利用了温州人在国内和国外的人际和商业关系网，这类品牌既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通过共同发展的优势提高收益，又可以通过分散经营而分担风险，如果某一小环节出错也可以很快弥补。

全球供应链的模式在欧美等地均有发展，大型核心企业通过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供应商、销售商紧密链接，使资金流通、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和批发销售等各个环节协调有致。也就是说，全球供应链通常是大型主体企业有效链接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相互关联的商业活动的结果。[30]温州人的供应链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他们的企业以亲友同乡的合作为基础，在商业活动中互通信息，共同发展，逐渐形成有规模的链接。某个企业一旦在产品上有所突破，便可以上升为核心企业，而原有的相互关联的商业活动的网络也可以立即发挥作用。

有效链接众多的小企业是温州人在普拉托成功创建品牌的关键。普拉托是意大利纺织工业重镇，以生产高档羊毛和针织品闻名。1990年以后，昂贵的手工纺织品市场受到了品种繁多的廉价纺织品的冲击，导致普拉托纺织业走向衰落，企业主也不得不降低产量，削减员工。同时， 由于当地年轻人对传统纺织品加工业缺乏兴趣，很多企业承包商因外包加工的困难而破产。普拉托的萧条给早期在图斯坎尼亚(Tuscany)地区的温州人提供了机会。他们买下廉价的二手机器设备，从当地承包商手里承接纺织公司的生产业务，使一部分传统企业得以保留。一开始，温州人主要是为当地企业加工产品。他们很珍惜参与世界级品牌生产的机会，虽然很多个体企业一般只能从事某一个步骤的加工。由于经过多个承包商的转手，计件加工的收入很低，然而意大利厂商对产品质量百般挑剔，不付钱的情况时有发生。[31]意大利学者发现，有的意大利承包商还用宣布破产的方法逃避债务，导致华人小企业纷纷破产。[32]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部分温商开始利用同乡在当地建立的各类小型加工厂生产自己的产品。

鉴于高档纺织品生产业的萧条，温州人在普拉托主要朝快时尚服饰业发展。快时尚紧跟时装季节潮流，对年轻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消费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传统的高档服饰业保持经典的样品设计，讲究原料质量和制作工艺，产品经久耐用，生产周期很长。而快时尚企业靠的是对服装潮流趋势的敏感和把握，注重的是生产的速度和高频率的产品更新。根据当地企业家的观察，温州人在普拉托开创了一套全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极大限度地缩短了生产周期，以适应快时尚市场需求的节奏。[33]如果说近代生产装配线的发展替代了中世纪工匠式的手工业生产而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那么每一个温州人的小加工企业就是大型生产装配线中的一个步骤。这些加工厂高度集中在市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快速生产的流水线，而温州人集聚的区域也就是一个大型厂房。

意大利经济学教授Gabi Dei Ottati[34]用工业区 (industrial district)的理论阐述了普拉托温州人的产业集群方式。[35]在工业区里，小型加工厂林林总总，相互竞争。主体企业既有选择余地，又不用提供厂房设备，节省了生产成本。各个加工厂间隔紧密，使每个生产步骤一环接一环，可以在一两天内把成品投入市场。这条生产线和温州人的跨国原料供应线及其服饰集散中心和遍布欧洲的销售网，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全球供应链。温州人在快时尚领域的发展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批发商，激活了当地经济，但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有别于普拉托的高档纺织品生产，也引起了当地业者的反感和社会上排外情绪的蔓延。尽管如此，温州人链接小企业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在纽约和罗马，比较活跃的温商大多从事贸易活动，把中国国内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链接成一体。国内制造业员工工作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技术水准，能保证产品质量，人工支出也比欧美国家低。在海外，由于衣饰加工收入低，大部分移民把它作为过渡时期的一种谋生手段。新手得重头学起，技术熟练的员工又很难留住。所以，有些温商就抓紧时机转向国际贸易。网络电讯技术的高度发展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使温州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完成产品制作，从国外进口国内产品并完成海外销售。

这种自下而上的供应链式的配套作业涉及众多企业部门的合作，不分大小，每个企业在整个商业运行的过程中都缺一不可，这就需要每个小企业认清自己和整体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和其他合作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长期的合作和协调，温州人之间逐渐形成某种共识和默契，并在这种共识和默契之上建立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以及自律性的行业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从资金周转、借贷原则到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劳资关系。由于这些商业往来关系通常建立在温州同乡的圈子里，一些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也逐渐产生并得到圈内的认可和遵循。比如，意大利经济萧条时，失业人口很多，这为雇主压低工资创造了条件。温州老板虽然不例外，但是他们同时也会受到圈内规范的约束。雇佣华人的工资是有一定的上下限的，即使受到主流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温商一般也不会轻易越过圈内的底线。就私人借贷而言，拖欠、赖账虽然不受法律约束，但在圈内不被认同，违规者破坏的是人际关系网络和业主间的相互诚信。一旦失去信用，以后再做生意就很难了。违规者的出现促进了群体规则的改进和加强。这些相互制约的机制使温商这个弱势的社会经济群体取得了持续发展。但是，这种机制毕竟不同于法律机制，它对参与者不提供任何保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完全依赖圈内的运作方式进行。

媒体和学者经常提到温州人的团结。海外华人中有很多移民群体，他们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会抱团提出社会诉求，温州人的抱团则有其商业方面的独特性。就像当年北京的浙江村，目前纽约的中城和意大利的普拉托、罗马也都形成了温商聚集的贸易中心。温州人经商既有分散，又有集聚。分散可以避免竞争，有利于销售，而产业和商业集聚又可以相互配合，发挥规模效益。温州人在海外的产业区和商业集聚点既有效地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和链接，也推动了辅助企业和服务性设施的发展，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华人社区文化。比如，比起美国华盛顿和波士顿等地的传统的唐人街，普拉托的唐人街就更具温州特色。从餐馆、超市、杂货、百货、美容、电器到报业和中文学校等各种服务设施，都使身在普拉托的新移民感到家乡的亲切，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温州。

温商在海外的发展和他们在国内的发展紧密相联。温州人有经商的历史，他们不受地理条件限制，非常关心外面的世界，不时寻找机会走出村庄甚至国门，而远走他乡飘洋过海的温商又保持了他们对家乡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关注。虽然在美国的温州人和在欧洲或非洲的温州人之间联系不多，但是他们和温州联系紧密，能够利用同乡这条纽带把众多国内国外的大小企业链接起来。他们在欧美等地开拓的产业和商业集聚点靠的是国内同乡提供的原料、产品和贷款，同时，利用身居国外的特有条件，他们也给自己的同乡扩展了销售市场和提供了创业机会。他们的供应链越长，涉及的企业越多，温商这个社会经济群体也就越壮大。

温州人在海外的商业活动要求我们对族裔经济进行再思考。传统的观点认为，族裔经济是非主流社会群体被边缘化的结果，而温州人的海外商业活动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海外温州人抓住中国国内高速发展的时机，利用他们在语言、文化、人际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多种优势开创了温州商人跨国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繁盛，也显示海外华人在发展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旅游和多种形式的经济交流中的优势还有待继续研究。

[注释]

[1][14][17]Xiaojian Zhao,TheNewChineseAmerica:Class,Economy,andSocialHierarch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0.

[2]笔者访谈记录，美国纽约长乐公会，2008年8月2日。

[3][23]韩杰：《创造奇迹的温州人系列报道》，《世界周刊》2007年5月至6月。

[4]费孝通：“小商品 大市场——费孝通：温州行(一)”，《瞭望》周刊，1986年第20～22期,http://www.dem-league.org.cn/mmzt/fxt/wenxuan/30093.aspx。

[5]笔者访谈记录，纽约，2014年5月27日。

[6]笔者访谈记录，罗马，2014年7月12日。

[7]青田华侨史编写组：《青田华侨史》，2007年，第26页；Mette Thunø,“Moving stones from China to Europe: the dynamics of emigration from Zhejiang to Europe”, In Frank N. Pieke& Hein Malle eds.,InternalandInternationalMigration:ChinesePerspectives, Routledge，2013，pp. 159-80.

[8]笔者访谈记录，纽约，2008年8月。

[9]笔者访谈记录，罗马，2014年7月 12日。

[10][11]笔者访谈记录，萨勒诺(Salerno)，2014年7月14日。

[12]笔者访谈记录，罗马，2014年7月12日。

[13]US Census Bureau,SurveyofBusinessOwners(SBO), 2007.

[15]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p.335-353.

[16]笔者访谈记录，美国纽约长乐公会,2008年8月2日。

[18]Jennifer Lee,CivilityintheCity:Blacks,Jews,andKoreansinUrban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笔者访谈记录，普拉托，2014年7月2日。

[20]笔者访谈记录，普拉托，2014年7月3日。

[21]刘华：《百亿温州游资的美国超市旋风》，《连锁时代》2007年第8期， http://www.3216.com/ZZ/FMRW/fmrw002.asp?offset=452&id=1325。

[22]曾慧燕：《华人超市走出唐人街迈向多元》，《世界周刊》2006年1月22日。

[24][25][26]笔者访谈记录，罗马，2014 年7月12日。

[27]笔者访谈记录，纽约，2014年5月27日。

[28]周欢怀、张一力：《海外华人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以佛罗伦萨温商皮具产业集群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9]Anna Nagurney,SupplyChainNetworkEconomics:DynamicsofPrices,Flows,andProfits, Cheltenham,UK: Edward Elgar, 2006.

[30]Blanchard,“How to Manage a Global Supply Chain”,IndustrialWeek, August 15, 2012.

[31]笔者访谈记录，普拉托，2004年7月3日。

[32]Antonella Ceccagno,“Chinese Migrants as Apparel Manufactures in an Era of Perishable Global Fashion: New Fashion Scenarios in Prato”,InLivingOutsidetheWalls:TheChineseinPrato, eds. by Graeme Johanson, Russell Smyth, and Rebecca French.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pp.60-61.

[33]Ibid, p.64.

[34]笔者访谈记录，萨拉诺，2004年7月14日。

[35]Gabi Dei Ottati, “A Transnational fast fashion industrial district: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es in Prato”,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 2014, 38, pp.1247-1274.

[责任编辑：张焕萍]

Business Concep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nzhounese Abroad

ZHAO Xiao-jian

(Department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new immigrants； business of Chinese overseas； ethnic economy； business concept； business model； Wenzhou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mmigrants from Wenzhou, Guangdong and Fujian, 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nzhouness in the US and Ita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siness concept, business model, funding source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by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traditional view believes that ethnic economy is a result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non-mainstream social groups. Wenzhouness’ strategies include “small business and big knowledge”,“small capital and big circulation” and “small business and big chain” that create a new business model.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relying on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ir language, culture, network and social connections, Wenzhouness overseas open a new phase of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in terms of Chinese overseas’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global supply cha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ourism and various ways of economic exchange.

2015-06-03；

2016-01-26

赵小建，女，博士，美国圣芭芭拉加州大学亚裔研究系教授，大学部副教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亚裔史、美国华裔史等，其著作RemakingChineseAmerica：Immigration，FamilyandCommunity，1940-1965(《重建家园：动荡中的美国华人社会，1940-1965》)曾获美国亚裔研究学会历史图书奖，该书中文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6 年出版。其它主要著作有：TheNewChinseAmerica:Class,Economy,andSocialHierarchy(2010);AsianAmericalChronology(2009);AsianAmericans:AnEncyclopediaofSocial,CulturalEconomyandPoliticalHistory.

D634.3

A

1002-5162(2016)01-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