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

真诚性、创发性是儒家道德主体性的根本

肖群忠

成中英先生作为新儒家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于2016年春季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儒学的三偏与三正”的学术报告及其论文。其报告的主旨内容和新的学术贡献可以用如下几句话加以概括和评点：述史砭今说偏正，真诚创发开新论；仁义礼智诚为真，德性角色伦理魂；心性政治不可分，内圣外王再创新；知识信仰究天人，道德主体儒学根。真诚性和创发性是其所要论述的道德主体性的根本，所谓“主体性”一般是指人的意识自觉性和能动性，而儒家对道德的高度真诚与笃信是其主体自觉性的极致，创发性是其能动性的最高体现。

真诚性；创发性；道德主体性；儒学发展

成中英先生是现代新儒家三期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国际著名学者，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讲座教授。2016年3月22日，成先生受人大哲学院姚新中院长邀请，在“人大伦理学论坛”上奉献了他的最新思想成果——“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儒学的三偏与三正”的学术报告。我受姚院长委托，担任这场学术报告的学术评议人，有幸提前拜读了成先生的大作，并亲耳聆听成先生报告，我想从如下四个方面，对成先生此次报告的思想，谈一点我的理解和评论。

一、述史砭今说偏正，真诚创发开新论

我想从宏观角度先讲一下对成先生此次报告整体思路的理解。成先生是儒学大家，他在报告一开始首先从儒学史的角度，回顾了儒学的五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他认为先秦儒学是一种基础胚胎，汉代大致属于政治儒学。宋代则是心性宇宙哲学。近代则是危机回应哲学。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特点是必须要有现代性。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心性儒学并不是唯一的，比如不能不重视唐君毅重视文化意识与历史发展的立场和徐复观的主张发展民主意识的建言，也不能忽视方东美在中西文明与哲学的比较的阐说中彰显中国哲学真诚与创发的形象及影响。大陆新儒家重视政治儒学是可以理解的，但与心性儒学可能不是一种排斥对立的关系。成先生对新儒家二期发展的代表人物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成先生这次报告的学术思想可能更多地受到方东美先生思想的影响。他对后学第四代发展中的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所持基本立场即心性与政治儒学观点的评议也是很有时代感，且在之后还有较为详尽的讨论。

成先生在报告一开始首先论史，我想是为其新说提供一个知识的背景，也说明了当代儒学的各种面向即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在儒学史上都是有其思想资源的。在此论史的基础上，他阐发了自己治儒学的特点：哲学儒学的核心概念和立足点即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就我个人而言，我或许属于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视儒学的宇宙创发精神，重视儒学的整体的哲学思想的系统建立，这是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一个的新发展。”（ 以下引成先生上述报告论文，不再一一注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学进入现代社会后，要发展必须要创新。“儒学本身就具有求新的精神，有创新性，这就需要回到更原初的儒学精神，回到汉以前的儒学，对本体性的问题加以关注。”“即使在欧美，现代性背后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性，来自中国的儒学。我一直强调这一点。”“现代性的发展蕴含在道德主体性里面，主体性开发工具理性，创建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体系是自然与必然的，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总言之，反观中国儒学的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一个创造性儒学的阶段，就是认识儒学的创发性和真诚性。”儒学需要创新，如何创新？就是要重新探究原始经典儒家是如何进行创造的，要回到真诚这个儒家生命哲学的根基，要回到道德主体性这个儒学创造的源泉。其动力是德性。《中庸》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有诚之后，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所谓‘至诚如神’‘不诚无物’。‘至诚’就是真实地掌握了生命本体，神就是创造力，‘至诚如神’就意味着生命本身很大的创造力。掌握真实的自我，才能创造出新的天地和宇宙。若没有‘诚’，就什么都没有，‘不诚无物’。不诚，是个空白、空洞，不能带动宇宙的发展。真诚性带动创发性，创发性才能开拓更多的真诚性。从儒学的历史来看，一旦儒学失掉真诚性，就失掉创发性，就失掉生命力，就不能面对现代性。创发性与真诚性有密切关系。儒学不能在现代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丧失了真诚性。”

至此，可以说，成先生完成了本文的知识背景叙述、立论之核心观点和立足点即儒学要适应现代性，必须有也必能有创发性，要有创发性，必须有真诚性。诚不仅是儒学的道德本体论和形上学，也是其修养工夫论和创发性的前提。诚意是儒家修身之本，立诚是创发之基。立诚和创发都是道德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失掉真诚和创发性是儒学发展的最大偏颇，坚持道德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克服工具理性，坚持真诚性与创发性，是儒学实现现代发展与超越的必由之路。

总体上看，成先生的思路和方法论，从思想资源上是走的宋儒的道路，即坚持把“诚”或“真诚”作为儒学的一个形而上学本体，认为只要坚持这种“诚”就会使儒学有创发性，从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从治儒学的方法论角度看，正如他本人所说，可能是一种“哲学儒学”，这可能是第二、第三代新儒学比较普遍性的一种方法论。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学术儒学，以“反向格义”法，借助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儒学，可能是儒学的一种现代化道路，但真正要使儒家传统从“博物馆文化”中苏醒过来，变成一种活的传统，并对现代生活能有所影响的话，似乎这条路的效果是值得质疑的。从此角度看大陆新儒家的所谓“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民间儒学”的努力，似乎应该是受到鼓励的。在历史叙述和理论基础提出之后，成先生提出了其三偏三正（或四正）说，探讨儒学的新发展。

二、仁义礼智诚为真，德性角色伦理魂

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学如何成为伦理学？这是成先生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不可否认，儒学虽然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伦理道德确实是儒学的核心，它塑造了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特色。“儒学是‘本立而道生’的德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中，成先生作为儒学大家，对儒家伦理的诸德目和伦理精神本质都给予了虽简要却精到的论述。

儒家成为一种伦理学，在我看来，显然是由于孔子发现了仁，为礼这种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外在设计与规范找到了一个心性、德性的基础和动力。

维护一个社会秩序，不能没有正义，孔子强调“务民之义” （《论语·雍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义是大家公认的价值目标，在义中区分善恶是非。孟子对此说得很清楚，“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义是对事物关系的认识，是对个别事物的安排和具体的认识，是对人的合理行为的肯定和要求；然后礼才有实质内容。孔子升华了礼，礼体现了仁的创造性。孔子更深刻地考虑礼，礼要实现仁，“人而不仁”是不好的，“为富不仁”是不好的，要“富而好礼”。礼不能空洞，须有仁作为基础。礼也需要义作为骨干。用孔子的方式来说，礼源于仁，据于德，依于义。

成先生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儒家伦理学三个最主要范畴和德目的内在关系，即礼义的外在秩序都要以仁这种人的心性与德性作为基础与动力，但同时“克己复礼为仁”，仁也必须依靠礼义加以贯彻落实。成先生在此文中还论述了义与利、仁与智的关系，并指出诚是儒家伦理学创发性的基础与动力。可以说文字虽然简要，但他讨论了儒家伦理学最重要的问题。仁义礼智是儒家提出的最重要的“四德”，也是四个最重要的道德范畴。义利之辨按朱熹的说法乃儒者第一义，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儒家伦理学的中心问题。仁与义、礼涉及内与外的关系，是儒家伦理的源初性问题。《易传·说卦》有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韩愈在其《原道》中认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仁与礼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倡仁学，每个人必须自我修养心性，导向了思孟学派。另一方面，孔子也注意到社会的治乱，在于能不能建构一个有价值目标的礼法框架，用一种圣贤当政的权威来规范社会的发展。”仁与礼涉及内心情感与外在规范关系，开启了思孟学派重心性修养与荀子、董子重视外在教化的不同思想路线。重视仁智关系涉及情感心性与知识认知的关系，而义利关系则是涉及人生价值观问题。“儒学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既重外在知识也重内在反思。儒学的体系，从仁到礼，从礼到智、到义，基于一个已知的框架建设。对于不同处境，儒学既可以有不同的德性，也可有不同的知识体系来相应。”成先生在讲座中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简明透彻的分析。

儒学是一种合内外之道，不仅要知己、为己，而且要知人、知物、知天，“发于中，形于外”“致中和”“位天地”。不仅修己，而且安人。不仅明明德，而且亲民。不仅修身养性，而且要治平天下。不仅要“尽己之性”，而且要“尽人之性”。它不仅是情感主义的，也是理性主义的，是情理合一的。儒学不仅是一种角色伦理，而且是一种德性伦理。仅仅把儒家理解为一种角色伦理是有偏频的。“角色伦理给人的感觉就是注重形式，是一种外在规范在组织中的安排，这就是角色伦理本身的问题。据我的理解，这是角色伦理的一个偏差。”“总而言之，角色伦理没有找到儒学的真诚性、创发性，误置了个人的重要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要把儒学看作创造德性的真诚伦理、创造伦理，不仅是角色伦理，也不仅是关系伦理。”成先生的立场观点无疑是对的，他比较重视角色伦理的内在心性基础，伦理规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德性是以人的自觉性、真诚性为主体基础的，强调角色伦理的心性基础，对于针砭现代社会的“秀”“做”“伪”也是有意义的，但从全面的角度理解，儒家伦理诚如成先生之说，是合内外之道，因此，内在心性与外在角色也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

儒家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发自人的主体之真诚，即人之爱心、义之自觉，同时也是一种角色伦理，有礼的关怀与践行、智的认知与明察、信的坚守与完成。儒家伦理学是一种既重视心灵秩序的个人伦理学，也是一种重视社会秩序的社会伦理学。这种合内与外、个人与社会的德性伦理与角色伦理，如果用伦理学的现代话语来讲，也可以被看作是德性伦理或称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合题。有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论坛上，笔者应邀就这个问题发表主题报告，表达了这样的学术看法，即儒家伦理学是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合题：

修身做人的美德伦理学与政治社会伦理学在中国传统道德思考中是统一的，虽然不同的思想家有其致思的重点，但就中国伦理学的总体来看，这二者之合大于分。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伦理学虽然是以修身的美德伦理学为起点和重点，然而，它不仅与治平伦理密不可分，而且，与人际间的规范伦理、交往伦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个独立的美德伦理学形态。钱穆先生说：“既成为道德，必然有教训。中国人教‘忠’、教 ‘孝’，西方似乎很不以教训人。古希腊苏格拉底所讲之‘正义’，亦与中国人之道德观有不同。正义可以独行其是，忠孝则必有对象。中国人讲道德，乃在人与人之间，此即中国所谓之‘人伦’。所以道德不是自守完成的，而且必是‘及人’的”。①钱穆：《中国思想史六讲·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这说明，中国传统伦理是美德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如忠与孝，不仅是修身做人的美德，而且也是人与人交往的道德规范即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另外，如果把治平天下的政治伦理看作是一种基于教化社会的“教化伦理”的话，那么，传统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伦理、家庭伦理、个人社会交往（如朋友、师生等人伦交往）伦理，我们都把它名之为“生活伦理”。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也是处于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隔的合与分的关系中。②参见肖群忠：《修身伦理与治平伦理的合与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新的视角分析》，载《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

三、心性政治不可分，内圣外王再创新

近年来，围绕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是儒学界的热门话题，来自两岸的一批比成先生更为年轻的儒家学者即所谓第四代新儒家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会讲。比如，不仅通过报刊隔空讨论，而且还于2016年1月9日，由《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四川省儒学研究中心，在成都杜甫草堂仰止堂举办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邀请港台新儒家代表李明辉、林月惠，郑宗义，大陆新儒家代表陈明、干春松、唐文明等13位学者会讲，有多个主题，其中之一就是：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关系。报告人之一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郑宗义，其题目为：“重检‘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区分——兼谈牟宗三的政治哲学”。其核心观点是：“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区分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充其量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这点连蒋庆自己都承认。提出所谓‘政治儒学’的意图，是想发掘儒家的政治思想资源，来应对大陆当前的现实问题。”①郑宗义：《重检“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区分——兼谈牟宗三的政治哲学》，载《天府新论》2016年第2期。这种观点与成先生的观点有相近之处。一般认为，台湾的年轻儒学者大多遵奉牟宗三先生之路径，是所谓“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以蒋庆等人为代表则是所谓政治儒学，也有人称为“制度儒学”。不能以心性反对民主政治，也不能相反。“就原始儒学而言，心性与社会政治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为基础。有好的心性人格，必须有好的社会环境，孟子对此已有表明；有好的人才能通情达理、明辨是非，才能趋向开明的社会，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基础，不能偏执。台湾的心性儒学，坎陷良知是一种偏。而大陆的政治儒学也是一种偏”；“良知化的儒学、非良知化的儒学，或者政治化的儒学、反政治化的儒学，这都是偏”。既然是一种偏，那么就要以正来纠偏，那就是坚持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统一。儒学内部本身蕴含着这样的思想资源，也是它可能对现代社会所能作出的新贡献。允许不同的学者对儒学研究有不同的面向与偏好，如有人就比较重视儒家心性修养的路径和思想资源，这对加强现代人的道德修养、提高人生境界与安身立命仍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这就如李泽厚先生把儒家道德主要看作一种涉及心性修养的“宗教性道德”，“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联，好像是执行“神” （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②李泽厚：《伦理学纲要》，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2 页。基于现代民主体制和权利哲学产生的西方公共道德则被称作“社会性道德”，它可能有规范行为的“对错”标准价值，但仍不能缺少“宗教性道德”的范导作用。我本人曾受国际汉学家罗哲海先生思想的影响，撰写《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一文，在文中我指出：

20世纪以来，儒学失去了其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但人们在对儒学的认识中似乎还是多注意它的治国安邦的功能。实际上，儒家学说还有另一方面的内涵和功能，这就是它可以向人们提供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换言之，通过学儒可以获得一种心身平衡之术，从而心安理得，宠辱不惊，心平气和。这种安身立命之道，既不是像佛教那样看破红尘，寄托来世；也不是像道教那样追求得道成仙；而是依靠学儒者自觉加强学习、领悟、修养，从而能独善其身，依靠道德来安身立命。这正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对于今天的学儒者、修儒者，儒学中包含的这种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内涵和功能也许更加重要。这是儒学贡献给当代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重新重视儒学的内在理由。①参见肖群忠：《儒者的安身立命之道》，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我虽然坚持这种观点，并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行为实践中坚持学儒以安身立命，但丝毫不想否定别的学者有更多的家国天下情怀甚至有帝王师理想，因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高尚理想与济世情怀。因此，政治儒学的思考与关怀，忧国忧民，为治平献计献策，这仍然是一种高尚的返本开新的现代性关怀，是值得尊重的学术努力。只是二者不能各执一偏，互相否定，而是要以正纠偏，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如何实现其“正”？成先生的结论是：“儒学是开放的学术体系，是自觉学他的心性哲学，是一套人的个性与群性兼顾的教化哲学，不是自相矛盾的闭塞的心性结构主义。”“儒学是追求全面化的社会伦理，是一个重视知识与德性知行合一的行政伦理，是一套内在现代化的政治哲学，是内外合一的环境伦理，是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的政治伦理。”

四、知识信仰究天人，道德主体儒学根

儒学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这也是儒学界热议的一个问题，在大陆新儒家中不乏持“儒教”说者。甚至也有一些所谓的“康党”还主张将儒教仍要提升为一种“国教”的至尊地位。对于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成先生作为儒学大家，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也知道，儒学作为儒教是一种教，教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儒学有教的充分含义；但儒学作为一种教与宗教信仰还是不同的。儒学是一套信仰，但儒学是知识化的信仰，智慧化的信仰。简单地说，孔子所说的君子知而后信；而宗教强调信，信之后能不能知，就是问题。儒学强调‘格物致知’，学而后知，知而后信。如果知而不信，就不是真知。”“从开始，孔子到孟子，都看不出他们有我了解的宗教性。他们有信仰，是一种知识信仰，是informed belief，不可离开知识，不可离开道德，而是一套追求知己知人、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自我与社会发展的哲学。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加上第四种偏向，即便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今天需要一个宗教信仰，但不能把儒学变成宗教信仰，更何况要把它变成一个具有过高地位的宗教信仰，如康有为所倡。这是一种失误。这是第四偏。”

儒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对民众确实发挥着一种准宗教的功能。这是因为儒家作为一个道德学派，其所提出的道德价值与规范系统，对民众的生活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因此，实际上产生了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以道德代宗教”的作用，对于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说，一般认为，儒家所提出的传统道德安顿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甚至是安身立命之道，又得到了佛教的“三世两重因果”和道教“神佑鬼惩”的道德制裁理论的加持，从而三教合一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儒学不是正规宗教，没有神职人员，但在历史上也大量存在“文庙”“祠堂”祭祀以及大量的儒生、教职，因此，说儒学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是有一些根据的，特别是它实际上发挥了指导中国人安身立命、克服生命紧张、勉慰情志的宗教功能。在现代社会，儒学失去了国家统治思想、科举考试等制度支持体系，如何使儒学发展一种具有组织化的依托和载体，这也许是儒学界倡导“儒教”的初衷，即想使儒学在现代社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实际上，在香港，儒教也是被公开认可的七大宗教之一。但是，从学理分析和内在性质看，成先生对儒学的宗教性的特殊性的分析显然也是科学合理的，即儒教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劝喻基础上的人文教，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完全信仰基础上的标准宗教。这种看法实际上在前辈新儒家学者中也有相同的看法，成先生之报告分析表达得更为清晰深入些。作为一家之言应该受到尊重，且所见平实客观，但这个问题恐怕还是仁智互见，仍然会继续得到讨论。

五、结 论

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成先生是以一种哲学的态度研究、对待儒学的，因此，他必然要探寻儒学义理之后的根源性基础与道德形上学。在这种致思路径和方法引领下，成先生在这次报告中所阐发的根源性基础和形上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他提出的儒学的真诚性和创发性，这种真诚性和创发性又是其所要论述的道德主体性的根本。所谓“主体性”一般是指人的意识自觉性和能动性，而儒家对道德的高度真诚与笃信是其主体自觉性的极致，创发性是其能动性的最高体现。基于对“明明德”的高度自觉与笃信，为了达致“亲民”“至善”的目标而坚持不断的与时俱行，革古鼎新，与时偕行，创造发展，这也许是儒学的渊薮性的精神根源，只有如此解释才能克服当代儒学发展之偏，而实现其正，达到对儒学如下的正确理解：“第一，儒学是生命伦理，道德伦理。第二，儒学是真诚创造，不只是心性伦理，是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创造伦理，不是角色扮演。第三，儒学是内外兼顾或说合内外之道的政治哲学，不只是政治化的儒学，而是参与化的实践儒学。最后，儒学是哲学，反身而诚，不是宗教权威。”总之，进入耄耋之年的成先生，作为一位儒学大家，其公允中和之思想、综合创新之新说、儒学哲思之方法，足以使我们这些儒学晚生深受启发，受益良多，必会助益于儒学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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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047（2016）04-0018-08

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