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麗娱

唐高宗龍朔二年服制爭端的再解讀

吴麗娱

對於古喪服特别是相關母服和母族親屬服制的原則性變更，是在唐初以後陸續展開的。在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對於包括嫂叔服、甥服及曾祖和嫡子、庶子婦在内的幾項服制作出不同於古禮的規定之後，高宗時代，又相繼出現了幾次較重大的服制爭端和變革活動。這些服制變革在性質上大都可稱爲破禮改經，雖然並不一定彼此之間都有關聯，但多是出自政治目的。例如高宗顯慶二年(657)的舅服之變，就是長孫無忌迫於壓力，力圖修復與高宗關係的一種努力*《唐會要》卷三七《服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87頁；並參見拙文《〈顯慶禮〉與武則天》，《唐史論叢》第10輯，三秦出版社，2008年，1—16頁。。在此之後，又發生了龍朔二年(662)關於嫡繼母改嫁服制的爭議以及上元元年(674)武則天提出“父在爲母齊衰三年”。雖然後者已被研究者多次提到；而前者亦有論及*羅彤華《唐代官人的父母喪制——以〈假寧令〉“諸喪解官”條爲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等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下册，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年，1—40頁。，但關於其原因以及二者間的聯繫和意義，卻並未得到剖析。基於此，本文想就之進行探討，對兩次服制改革的寓意及其與武則天的關係作一些綜合分析與解説。

一、 龍朔嫁母服解官問題的爭論

高宗龍朔二年的服制爭端，在《唐會要·服紀》上記載甚明：

龍朔二年(662)八月，有司奏：“司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