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进行到结束乃至于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问，中共为什么取得了成功？这可以说是中共革命史的一个元典问题。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甚至还存在一些偶然的因素。①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制约并最终决定了中共革命的结果。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 No.1（1995）, pp.54—55.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大家都基本上认同的，这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没有这一基础性的条件，一切都不会发生，一切也无从谈起。1944年，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曾感慨：“今天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武力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追随他们。”②Kath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Single Spark: China’s Revolutions （ New York： M. E. Sharp and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p.4.20 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农民的参与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③Lucien Bianco ,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205.美国学者塞尔登也指出：“如果说城市各阶级的立场往往决定着其他地方革命的结果；那么，农民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和城乡知识分子的联盟则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④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606—607 页。

时至今日，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农民是否支持与参加了中共革命，而是他们为什么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①需说明，尽管中共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农民的支持和参加，但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农民都会支持和参加革命。真正参加革命的，与广大农民相比，究属少数。所谓“参加革命”，就是在中共革命过程中农民参加中共正规军队、游击队，或者没有参加以上革命队伍，但在乡村中加入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者，都可称之为参加革命，这一部分农民显然是中共革命的核心力量。所谓“支持革命”，与参加革命既有密切联系乃至重合，但又不全是一个概念。凡是赞成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的，都应该算支持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支持革命并不一定参加革命，而参加革命又不一定拥护革命。事实上，正当中共革命发生之时，就曾有一些人对此表示难以理解。著名哲学家、乡村建设实践家梁漱溟就说过，中国农民散漫非常，只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期望他们革命？将如何依以为基础呢？在革命家想象他是“绝对革命”，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②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2年4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4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2—273 页。梁漱溟所言，大概反映了那个年代不少精英知识分子的想法。更为有趣的是，即便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因为受到苏俄革命经验的影响，一直到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苏区之前，大部分中共领袖仍然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真材实料，搞“革命”必须依赖城市的无产阶级。他们无法想象单凭农民运动就可以达到共产革命的目标。③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224、230 页。甚或当中共革命胜利之后，依然有一些国外学者充满了怀疑。在他们看来，按照革命的一般逻辑，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因为无论从藐视农民而瞩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还是就人们关于中国农民心胸狭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严重、自私自利、蒙昧迷信的一般观念而言”，农民害怕革命、不敢革命，或者说“不是造成革命的材料”。④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97 页。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农民恰恰参加了革命运动，于是他们感到特别惊奇：“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太出人意料了。”⑤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7 页。不过，也正因为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才极大激发了学者们探究中共革命史的兴趣。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本文之主旨，即梳理以往成果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理清各方论争的焦点所在，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意识和对话的起点。我想，这也正是历史学者研究学术史的根本目的。当然，如果由此能为当今共产党、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和谐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就更是达到乃至超出笔者的预期了。

一、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

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是中国大陆学界最为传统的解释，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基本体现。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共革命领导人就对此作过阐述。著名学者陈翰笙，是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在20 世纪20、30年代，他曾主持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目的是论证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根本原因和中国所应走的道路。换句话说，即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中共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即便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仍然指出：中共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基础是土地分配不均和农民贫困。华北许多的游击区域，它的力量不是建筑在革命的农民身上吗？华北的自耕农，和华中华南的佃农，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受压迫。所以他们的革命情绪，是没有两样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佃农和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没有多大分别。北方自耕农和南方的佃户，在经济上既是同处低落的地位，他们对于革命的要求是没有分别的。现在中国农民不论南北，多武装地加入了民族革命战争，就表现了全国农民迫切地要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①孙晓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与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1页；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1941年1月），《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8 页。总之，土地集中、农民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中共革命领导人刘少奇，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作出类似的解释。1947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上报告指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介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的脚下安了“磙子”。我们这里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蒋介石的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群众自动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蒋介石，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的。①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395 页。

新中国成立迄今，最具影响力的意见，依然是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基本原因。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点。书中指出：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自身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是有弱点的，目光比较狭窄，行动比较散漫，因而有一个需要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展敌后抗战，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同时为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也适当地保证佃权。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争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92、99、170、240—242 页。

由上可见，中共革命的传统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在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贫困的压迫下，具有天然的革命性，此即所谓社会经济结构决定论；另一方面，中共针对农民的这一状况实行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直接促动了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土地改革与农民革命之间，一定存在着天然逻辑关系吗？

美国学者较早提出不同解释。他们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不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如中共革命史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佃户比例、各种租佃矛盾等结构性条件，与中共成败之间没有重要的关系，或只有非常无关紧要的关系。在有成就的农民组织和高地租率之间，关系不大。譬如，在佃租最高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最为困难，因为那里的士绅统治特别牢固，有钱人得到稳妥的保护。②Roy M. Hofheiz,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Rural Revolu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Countryside,1923—1927（Harvard： Ph. D. dissertation, 1966）, p.191.转引自魏斐德著，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下，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774 页；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 页。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也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主治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和法律社会史，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涉及农民群众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通过南北两个地区的比较，他发现长江三角洲的阶级分化要比华北地区大，租佃率也高得多，按照革命的理论预言，共产党组织在长江三角洲应比在华北更受欢迎。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共产主义运动在长江三角洲远不如在华北平原成功。究其原因，与该地区社会分化主要存在于村民与城市地主之间，而不是村民与村民之间有关。尽管其商品化程度较高，但村社内部比华北还要均匀，所以对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不易接受。①黄宗智著，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315 页。

如果说黄宗智只是提出了这一现象和基本看法，他的博士刘昶则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学术见解可谓一脉相承。刘昶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成功地建立了江西根据地，以及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根据地，但在江南地区从未成功地建立根据地。问题是，江南地区有全国最发达的租佃关系，70%以上的农民为佃农；又有全国最高的城居地主率。自清中叶以来，城居地主和佃农之间围绕收租问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超越了村庄社区的界限，支配了地方政治。这种经典意义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阶级结构似乎将有利于中共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从1927—1930年，中共在这一地区组织了多次不成功的农民暴动，他们很快发现要在江南农民中发动抗租斗争非常容易，但要推动农民超越这一斗争，投入到以推翻现存秩序为目标的革命中却十分困难。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困难，那就是他们无法从江南农村获得持续稳定的人力和物资的支持。一方面，他们无法招募到农民来组织自己的武装，因为江南地区高度商业化的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谋生机会，当兵吃饷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无法在乡村征到粮饷，因为大多数农民是佃农，他们对国家没有纳税的义务。地主和剩余的粮食都集中在城镇，城镇是政府控制的中心，共产党对此力所未及，他们在组织发动起义的初期通常无法夺取城镇的物资来供应自己。可以理解，没有稳定可靠的人力和物资支持是造成共产党这一时期在江南反复受挫、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抗日战争时期，情况亦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也想在江南地区努力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它所领导的新四军在南京沦陷后的四个月就进入江南并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茅山根据地。此后，在江南的不同地区建立和扩张了他们的游击根据地，并归并为苏南根据地。但抗日战争并未改变江南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江南农民对当兵的看法。共产党人仍然很难招募到当地农民来参军，因此无法扩大他们的力量。基于此，加之其他政治、军事的因素，中共决定把华中主要的抗日根据地放在苏北而不是江南。从地理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苏北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与江南相比，苏北在战略上更为安全，因为它远离日寇占领的主要城市，共产党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更为有利的生存环境。虽然苏北比苏南要贫穷得多，但由于在当地贫苦农民中很容易征募到兵员，所以在建设根据地和扩张力量时并未遇到严重困难。①Chang Liu,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e Delta,1850—1949（ UK： Routledge , 2007）, pp.91—113,165—190；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118、133 页。

周锡瑞也发现，土地分配与革命运动没有必然联系。周氏曾以研究义和团运动、辛亥时期的两湖革命而知名，后来也研究过陕甘宁边区，从而构成其革命史研究的系列成果。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地主的剥削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不仅如此，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地主拥有土地的面积还成反比。如无定河一带，地主占有土地最多，米脂、绥德尤其显著，但抗战以前，革命运动在这一带的发展却微乎其微。即使是1940年以后，王震的部队赶走了米脂和绥德的国民党势力，共产党在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村庄仍没什么影响。虽然那里的党员大部分是抗战期间入党的，但身份是秘密的，直到1947年以后才公开，但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敢露面。②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42 页。

美国学者胡素珊甚至认为，中共进行土改之后，农民更不愿意参加革命了。一些干部抱怨，土改以后征兵甚至比土改之前还难，农民只想留在家里享受斗争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一成果中还包括了一块土地。①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40 页。

继美国学者之后，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一些大陆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进而颠覆了传统解释。其中，以王奇生、黄道炫的研究较为引人瞩目。

王奇生以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地区为例，认为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参加革命踊跃的乡村往往是一些偏僻的小乡村，这些乡村自耕农居多，一般没有或少有豪强地主，中共组织力量容易渗透进去；而一些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大乡村，中共势力不易打入，农民多受族长、耆老等豪绅地主的控制，革命运动不易开展。②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 期，第40—41 页。

黄道炫以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为例，也提出土地分配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他说，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中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所以，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不仅如此，黄道炫还强调，贫困与农民支持中共革命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性。他说，从贯穿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 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①黄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 期，第35、49—50 页。

其他学者如黄琨、王友明、陈耀煌等，也分别提出了大致类似的意见。黄琨以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例，认为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并无必然联系。他指出，在“愈穷愈革命”的意识形态中，贫穷的农民毫无疑义是中共忠实而又坚强的后盾。不过，事实上，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农民参加了革命。因为经济地位同参加革命之间并不形成固定的关联，破产的农民并非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很多人就加入了土匪的行列；相反，富裕农民出于多种目的，对革命也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他们加入。正是农民会从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出发，各地的土地占有、赋税收取情况的差异会造成同类型的革命运动在各地的不同遭遇。如果仅仅认为土地革命的开展使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是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就忽视了事情的复杂性。不仅如此，在自耕农占居优势的地区，由于苛捐杂税繁重，自耕农更倾向于革命，革命组织发展很快。虽然不必得出自耕农是最积极的革命者的论断，但“怨恨心理”的确在参加革命者的动机里起着重要作用，构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始动机。尤其是捐税，不仅给贫苦农民带来痛苦，对于富农、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亦是同样，而后者的态度也是倾向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减低租税就意味着革命的成功。尽管怨恨心态并不能使农民直接走向革命，但当革命的目标指向与其吻合并在他们认可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是革命的拥护者或是参加者，革命这种形式提供了他们解除以往的无能感，进行报复的重要平台。①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摘要第2 页，前言第1、7 页，正文第45 页。

台湾学者陈耀煌以大别山区鄂豫皖根据地为例，认为困苦的环境固然有助于中共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但中共农村根据地所以在某一地区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地农民生活困苦，两者之间并非总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有阶级矛盾、外来军队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矛盾、宗族间的矛盾等。不同地区的人民有不一样的感受，有的人可能对阶级压迫感受较深，有的人则对苛捐杂税等政治压迫感受较深。在大别山地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并不代表这一地区就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复杂的环境使得中共不可能仅仅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就能动员农民为其所用。回乡策动农民暴动的党员，大多是借由地方精英的地位及关系来动员农民群众，并不曾向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或政治的宣传。下层农民群众所以参加暴动，并不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或土地革命政策有任何的信仰或认识。②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第27、53、187 页。

与南方相比，华北农村是自耕农集中的地区。王友明对中共在山东莒南县的土地改革进行深入研究，也认为土地改革对农民支持革命未起到什么作用。他说，传统党史编纂中，认为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在土改与参军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大量材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参军动机上看不出因实行了减租减息、分配了土地就产生了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才使党组织将参军支前工作经常列入中心工作范围，动用各方面的力量，甚至包括地主、富农等所谓“上层”力量，全方位动员，以达到完成参军任务的目的。当然，他并非否认土改对参军支前的作用，只是认为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并不是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细密的组织动员而实现的。①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09、114 页。

那么，到底是哪些动力促使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呢？以下解释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多面性。

二、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

尽管上述学者认为土地分配、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农民革命不具有天然性，不过大多数学者仍然承认，中共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重要原因。所谓社会经济改革，既指土地改革，也涉及减租减息、减轻赋税等措施，还包括给农民必要的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可见，这些学者的看法，既与中共传统解释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之处，但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解读视角又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革命年代，中共革命领袖以及国外记者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②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24—125 页。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是革命政党与那些因为赤贫而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后也认为，农民支持中共的基础在于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具有民主性，就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农民愿意与中共军队一起战斗，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①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 页。

抗战后期和国共决战时期，哈里森·弗曼、根德·斯坦、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认为中共成功动员农民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农民中间推行民主。白修德和雅科比说：“对于世世代代被整天役使、欺诈、殴打的农民，如果你将他们当人看，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选举地方政府，让他们自己组织警察和宪兵，自己来决定税额，自己投票来减租减息，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了，农民们便有了战斗目标，而且他们会为了保护这些权益而与任何敌人作战，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②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中国雷鸣》，转引自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 页。

如果说斯诺和谢伟思等人的观点还只是亲身经历者的看法，而到20 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外国学者也倾向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解释，不过其分析视角与中共传统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否认土地分配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又认为中共社会经济改革对动员农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在西方学者看来，属于“社会交换理论”，内涵道德经济论和理性经济论两个方面，总之就是通过给农民最急迫的实在利益换取他们的广泛支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革命史专家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这几个国家的革命中，农民的目标与先前农民在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差异。参与这些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转向追求建立全国性新社会的激进愿望，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相反，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获得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财产的特权。农民是在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来认识自身的，因此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农民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即使到那时候，中国的农民所追求的还是具体的、直接的目标，这些目标与他们在历史上的暴动和起义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如果共产党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习惯的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这种支持的。①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3—144、304—305 页。

另一美国政治学者汤森指出，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他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②汤森著，顾速等译：《中共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 页。

美国历史学者卡特福特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认为，中共获得了少数农民的支持和多数农民的顺从。社会改革，特别是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政策，是农民参加群众组织和中共政权活动的根本原因。边区的征税、征兵和对乡村的控制，都有赖于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行。③Kathleen Hartford，Step by step: reform,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Jin-Cha-Ji border region, 1937—1945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ty,Ph. D. dissertation, 1980）, pp.56,129,139,405—415.

另一美国历史学者范力沛的解释更加详细。他认为，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不过，实际上日本人的暴行，使民众变得冷漠，甚至与他们合作，削弱了对中共的支持。对于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也要看到，必须给农民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又不承担过多风险，才能组织起来。比如，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怨恨与不信任，使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范力沛还强调，共产党领导人对一个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并不感兴趣。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信，只要党有机会坚持在那里活动，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如果说租佃率在华北地区相当低，减租政策的吸引力有限，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事实表明，最成功的根据地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或者就在传统的匪区。①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15、744—747、770 页。

还有学者认为，赋税压迫和赋税改革与农民支持革命有密切的联系。显然，这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只是被更加强调和突出罢了。

日本学者冈彻男、马场毅认为，普通的贫雇农缺少民族意识。比如对日本打垮韩复榘，普通农民就可能幻想，可能不再征收赋税、强制劳动；对日本侵略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了农村统治者地主的安全，也心中窃喜。中共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抗日爱国，而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改良，例如累进税给贫雇农和中农很多好处，这是中共得人心的基础。②片冈彻男：《中国的抗日与革命：共产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转引自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 页；马场毅：《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农民》，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96—99 页。

美国学者塞尔登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生革命转变的。不仅如此，相比而言，赋税改革比减租减息更为重要，赋税改革是联结中共和农民的纽带。因为，第一，华北和华中大部分根据地的地租率本来就低，大多数家庭并未受到减租的影响；第二，农民们长期以来义愤最大的是人头税；第三，中共在激烈争夺的地区包括在日本占领过的地区所建立的根据地，从未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而赋税改革则广泛地实施了。由此看来，收入差别的缩小幅度比拥有财产的缩小幅度要大得多。由于对赤贫的人免除了全部赋税，对相对贫困的大部分家庭减轻了赋税负担，这种赋税改革便成为联结中共和农民的纽带。③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2 页。

另一位美国学者撒克斯顿，先是以太行山区为例，认为农民对民族救国宣传并不感兴趣，抗日和推翻国民党都不能自动导致农民支持中共。如果不是从地主那里恢复农民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迫使地主对农民的减轻剥削，缓解农民的饥饿，中共就不可能获得农民的支持。①Ralph A.Thaxton, “On Peasant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sistance： Toward a Theory of Peasant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Wa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der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 （1977）, pp.30—32,55—57.后来又以冀鲁豫边区为例，认为地主剥削和阶级不平等造成了农民的苦难，共产党通过减轻社会苦难和农民疾苦的政纲赢得民众，这两种解释都无助于解释共产党的力量在华北落后平原的冀鲁豫交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它们都没有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变幻无穷的税收政策是导致民众反叛的因素之一，没有论证民众反对蒋介石苛捐杂税的内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日本的国际战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日本侵略这一地区前的十年中，中央政府财政部辖下的盐警企图对盐业市场实行垄断并压制农民制造土盐，激起农民造反，1934年后是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而非共产党的宣传造成农民的反叛。他们通过集体反抗斗争迫使国民党县官承认他们制盐的权利。在二战期间，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一方面共产党重申他们维护农民制盐和卖盐的权利，八路军设立制度确定这一权利；另一方面，利用战争紧急状态用较好的武器武装起盐农来反抗日本侵略者。而制盐农民也明白，如果大战结束国民党税警重新回来压制他们生产土盐，压迫他们的市场经济，他们能够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国民党政权，维护他们的市场。②Ralph A.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an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pp.319—329；撒克斯顿：《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0—603 页。

相比而言，大陆学者对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联系的学术研究，反而较少，也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无须论证。管见所及，只有黄道炫的研究较为深入。他尽管不认为土地分配、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有着必然关系，但同时又指出，在中央苏区，要理清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此外，黄道炫还从社会平等、尊严等角度，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走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①黄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 期，第50—53 页。

三、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

与中共革命的另两个历史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同，抗日战争是全中国的民族抗战，中共革命作为整个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了民族革命的性质。也正因为此，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一直是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

有关争论，主要发生在美国学者之间。早在1940年，曾任燕京大学教师的美国人乔治·泰勒，在对中共华北游击队亲身观察后认为，日本侵略为中共在农村掀起全国性运动提供了大好时机。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是战争引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②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 页。这一观点与前述同一时期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观察显然有别。

到20 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詹姆斯·约翰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他认为，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经济剥削、军阀战争、自然灾害等不足以催生农民群众运动。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鼓吹“激进”的土地革命遭到失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当中共游击战争仅在贫农和佃农中间有吸引力，而疏远了中农、富农和地主，它是很难稳固的。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突出，中共停止了激进的土地革命主张，改为减租减息政策，鼓励所有爱国的人民进行抗日，结果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在抗日根据地，是日本侵略动员了北方农民，农民支持中共革命，支持游击战，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共产党是依靠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普遍的拥护，夺取了政权，而与中共领导建立共产主义、民族国家的目标以及推行社会革命无关。总之，在约翰逊看来，民族主义比激进主义更有号召力，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带来的暴行和剥削，中共将与江西和其他老根据地一样遭到失败。共产党起来掌权应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中日战争的到来对中国共产党是件侥幸的事。①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pp.2—7,16—19；Chalmers A. Johnson, “Civilian Loyalties and Guerrilla Conflict,”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4 （1962）, pp.657—658；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6 页。

约翰逊的研究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对日本暴行是否导致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更多。而在前节所述中，支持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关系密切看法的学者，几乎都对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表示了质疑。

实际上，最先对约翰逊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唐纳德·纪林，并引发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根源的大辩论。与约翰逊相反，唐纳德·纪林以山西为例指出，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中共就因为增加了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日本侵华之后，中共力量的扩大也不是农民民族主义，而同样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结果。当日军进攻山西时，抗日主力不是中共，而是阎锡山军队和中央军。如果农民渴望打败日本，理应拥护阎军和中央军。然而，事实上，在晋北战斗中，因为工钱高，农民还为日军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在临近前线的地方，村民甚至躲避中国军队，拒绝卖给他们食物，对伤病员不予理睬。他们甚至认为，中日战争不过是另一场军阀之间的争夺。尤其是阎军南撤时，到处掠夺，糟蹋百姓，以至于农民对他们的畏惧比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而言，中共部队却受到普通农民的欢迎，但主要不是因为抗日，而是中共实行了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农民得到了好处。①Gillin Donald,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 No.2（1964）, pp.277, 280—281, 288；Chalmers A.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China Quarterly,No.72 （1977）, p.780.

卡特福特和马克·塞尔登的看法，也颇有针对性。卡特福特认为，日本侵略初期，对中共政权和政策的最早支持几乎全是来自农村上层和底层。农村上层比其他阶层更具有民族主义激情，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或者是地主、小资本家和富农。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日本人的侵略中损失较大。虽然这些人并不是革命事业可靠的、无私的战士，但由于在初期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中共别无选择，只好大量吸收他们。所以，中共抗战初期发动农民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在农村社会的另一端，游民、流氓或其他粗野之徒也比较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外来的侵略军或地方的当权者。而其他多数人即一般群众，则抱着“等着瞧”的立场。百团大战引来的日本大扫荡，使晋察冀边区的多数村民疏离了中共队伍。也就是，它一方面直接地将农民从中共运动中吓跑；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削弱了农民对边区政府的信心，不仅包括农民对于八路军和民兵有能力抵抗日军的信心，还有农民对于中共社会改革纲领的信心。由此，中共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变得相当困难。②Katheen Hartford, “Repression and Commmunist Success ： the Case of Jin-Cha-Ji, 1938—1943,” in Kath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ed.）, Single Spark: China’s Revolutions （ New York： M. E. Sharp and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pp.94—95, 100—112；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43—644、647 页。

塞尔登也认为，约翰逊的“民族主义”理论存在着无法理解的缺陷。首先，这一理论以社会动员来定义的民族主义在1942—1943年几乎难以想象，因为这几年，华北根据地的人口从4400 万人降至2500 万人，八路军从40 万人降至30 万人，90%的平原根据地落入日本人手中。可见，日军的进攻远没有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而是使广大民众脱离抗战队伍，甚至还迁怒于抵抗运动，指斥抗战激怒了敌人。另外，如果说“农民民族主义”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为什么得益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毕竟处于统治地位，得到国际承认。像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那样，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是很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的，中国却没有这种优越性。所以，约翰逊解释不了为什么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成功地建立了后方根据地。①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0—611 页；马克·塞尔登等：《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4 页。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华裔学者何高潮，对约翰逊的观点也做了评论。他认为，约翰逊试图从“民族主义”和“权力真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成功地发动农民运动的根本所在。这种解释的确抓住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两个重要方面，比起那种把革命作为一种社会病态去理解的“自然历史”学派要更为贴切于历史真实。但是，问题在于，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把握并不能代替对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的行为的分析。同样的社会条件下往往会同时存在着并非唯一的行为选择。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为选择互动性，常常使历史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结构性条件下，演变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过程。约翰逊的解释正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这种主观能动性和策略互动性。因此，它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在同样的权力真空和农民的反日民族主义的条件下，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能成功地把农民动员起来，不仅去从事抗日活动，而且去参与广泛的社会革命性变革。实际上，如何把农民对日军侵略的仇视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并把它变成对一种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一个并非简单的过程。即使我们把农民对日军的仇视简单地等同于农民民族主义，我们也只能解释农民与中共在反日问题上的同仇敌忾，但却不能解释他们以及他们与地主等其他乡村势力之间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的复杂关系。①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0—611 页；马克·塞尔登等：《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81—284 页。

比较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对此关注很少。只有两位学者对此作了较多的分析。刘一皋认为，从华北事变前后的农民动员结果来看，当对生存的直接威胁到来之前，单纯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在农村要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并无一呼百应的效果。抗战初期，华北农民的自发反抗和响应动员积极参战的英雄事迹，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抱怨民众动员水平低、政府军队军纪败坏和土匪的趁火打劫，使得日军未遇到多少抵抗便长驱直入的事例，也许更多。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而且稳定的文化情感，在严重的外来压力下，可以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和宣传口号，但不是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内容。整体而言，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社会上的弱势集团，农民只有在一定条件才能响应外部动员，结成有效的组织联系，不畏牺牲奋起反抗，成为社会变迁中决定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当战时条件一旦具备，民族主义号召的动员释放出的巨大威力难以估量，而且成为整个战时乃至战后各种政治、经济群众运动重要武器。具体说，就是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根据地政权成为华北敌后的国家象征，农村社会有了新的力量基点，民族主义口号才变得坚实有力。战时社会改革是在民族战争过程中进行的，使得中国社会变迁以及对于民主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还指出，尽管农民中可以产生自发的民族主义的反抗，但都只能分散地发生于局部区域，规模小，且难以持久，只有外部力量的有效发动，农民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②刘一皋：《农民动员与社会变迁—华北事变前后之农村社会分析》，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113、124—126 页。

与图2相比，产物在2 997，1595和1 513 cm-1处的3个苯环特征吸收峰依然存在，1 595和1 419 cm-1处为—NO2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2 234 cm-1处腈基—C N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消失。图3中，在3198 cm-1处出现了N—H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在1595 cm-1处出现了—C═N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由于官能团为共振式，在779，705 cm-1处的2个峰为—NH2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上述谱图的特征吸收峰证明产物为对硝基苯甲脒。

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的看法有所不同。尽管他也认为有些农民麻木不仁，乃至作了汉奸，但对大多数农民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感高度肯定。他说，抗战开始后，农民一盘散沙，不关心战争的不乏其人。一些农民害怕参军或参军后开了小差，需要做说服动员工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民认识到客观现实，特别是日军残暴的铁蹄踏上自己的乡土，野蛮本性暴露无遗时，农民怒火满腔，加之抗战勇士壮烈牺牲和无辜民众惨遭涂炭，更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国破家亡，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农民因此很快认识到，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引颈待毙不如拼个你死我活，坐着死不如站着生。所以，假如说，农民对战争漠不关心，是与事实不符的。被战争激怒的广大农民，作为中国人，其情感是无法抑制的。他们对战争并不是持消极态度，沉默不言，而是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立场。战争教育了农民，使他们产生了忘我无私的思想。以上可以说代表了农民的总体意识。如果要问，华北农民想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想的是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和自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呢？当然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有没有？有的，甚至还有当顺民的思想。但这只是个别的。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民族气节，充当了日本的汉奸？主要是这些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以至受日军的驱使。①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 期，第12—25 页。

四、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

也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繁重，还是土地改革和减轻赋税等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都可能对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起了一定的或重要的作用，或者至少是一个辅助性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学者强调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认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出作用，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接纳共产主义诉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极大成功，只是由于共产党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组织。或者也可以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的确定不移的事实。①Roy M. Hofheinz,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it Success ：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 in A. Doak Barnett（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pp.73—74.也就是说，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动员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在霍夫海因茨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是否可以在史实、事件、事变、巧合等中间，发现结构约束与人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描述在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下人的选择的范围所在。这种关于人的选择和行动的理论，或许要比在结构决定论或彻底的主观决定论基础上所引申出来的历史视野更为有利。邹氏将此称为“结构约束范围内的人的选择”，并进一步引申，中共革命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共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除非行动者认识到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对他的选择具有结构性的约束，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他将不可能取得胜利。②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122、124、145 页。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经济基础有助于革命的发生，但如果不是中共进行主动选择和行动，也不可能成功。

曾在美国加州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发动农民并非约翰逊所说的民族主义那样自然而然和简单。在日本绥靖区，不存在什么农民民族主义。有时农民甚至将新四军当作土匪，有时将日本军队当作前来恢复秩序者表示欢迎。应该说，中共推行的社会经济纲领、再分配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对发动农民抗战发挥了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农村运动，主要取决于对农民的操纵和对地主的镇压。他从“斗争”以及对斗争操纵的角度，来解释中共农民运动的成败。中共不仅与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之间有矛盾，而且与所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农民之间，在利益权衡、目标设立、行为规范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中共一方面以无情的打击方式控制地主，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斗争大会等形式，操纵农民的情绪，使本来与地主并无仇恨的农民，敢于抛弃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参与到斗争地主之中。①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pp.99, 513—514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 页；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734 页。

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党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自上而下依靠军事和政治的支持，至少比社会变革重要。一般来说，每个根据地都有一个明显的方式，建立政治秩序和制度优先于对社会变革做的尝试。②古德曼著，田酉如等译：《中国革命中的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 页。他还通过对太行边区黎城县离卦道暴动的研究认为，中共并不能任意为所欲为，即便在其统治最为稳固、集中了大量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地区，也有对中共领导与组织的挑战。基于民族主义的民众支持是不可靠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扩大了中共与民众的距离。中共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使其政策得以实施，并得到政治与军事的极大支持。③David S. G. Goodman, “The Licheng rebellion of 1941,” Modern China, Vol.21,No.1（1997）, pp.216—217, 240.

中国大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中国苏区史专家何友良指出，农民的奋起、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即有先进的个人和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人民的困苦和规划革命的道路。没有这个条件，革命不可能成为现实运动，农民也很难相率奋起。这也可以解释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充满了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离的同样条件，但为什么苏维埃革命运动仅在一部分地区发生而未成为全国性运动，为什么苏维埃革命的发生地并不全是或多半不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变革斗争，是中共广泛深入动员的结果。动员给他们输入了新思想，使他们产生了新认识，进而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眼光与行为。动员和争取农民的基本做法，是让理论宣传深入下层群众，以消灭地主武装等实际斗争“抢取”群众，以及用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去影响尚未觉悟的群众。除了地方党用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来发动斗争，组织游击队来武装群众，动员工作大量由主力红军来做。正是通过先进政党的教育灌输，苏区农民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广泛接受新知识，普遍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思想倾向明确，敢爱敢恨，爱憎分明；阶级观念增强，对外具有追求阶级解放、维护阶级利益的强烈意愿和自觉，能够以阶级观点认识和对待敌方的进攻和宣传，对内对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斗争坚决，乃至发生对人身过分打击的错误。①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3—55、147—154 页。

陈德军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例指出，在农民和革命精英之间，有关权利和道义的革命性认知在程度和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因此，在其合理性尚未成为农民自身认知的一部分的情况下，革命运动发生与维持，或者说一个村庄革命场域的形成，就基本上系于作为倡导者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处身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与处身于革命之中的农民之间需要一些过渡的途径才能连接起来，革命本身不会“不胫而走”。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其以经济生活水平来解释革命在某一地方的发生、发展，倒不如从社会的分裂、散沙化的程度来寻找理解革命及其表现形态的线索更为合适。在这片相对独立的区域里，农民组织起来开始采取革命行动的，往往是那些地势偏僻、民情散漫的村落。②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43、111—115 页。

有些学者还指出，在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强迫现象。其实，这些现象恰恰表明了中共动员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奇生指出，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了恢复和壮大党员的力量，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给各省市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组织。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采取“拉夫式”地吸收党员，滥收滥拉。③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8—9页。

黄琨指出，在苏区，1927—1928年，由于中共急于发展组织进行暴动，下达发展党员指标。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滥拉滥收，造成党员素质下降。为了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暴动命令并表示自己不是机会主义，就命令群众去干，当命令不动时就哄骗群众，甚至有的地方还威胁迫使群众参加暴动。①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43 页。

黄道炫认为，苏区中央不切实际，片面追求扩红高指标，而苏区人力有限，许多地区出现强迫现象，甚至不去当红军就封房子。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压缩，人力供应更为困难，而中央仍一味要求扩充主力红军，1934年9月面对苏区日益缩小、人力已基本耗竭的状况，仍提出一个月扩充三万红军的指标。基层为了完成任务，除了强迫命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办法，这就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逃跑现象有增无已，甚至反水当土匪。②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 期，第127—128 页。张鸣还指出，中共中央在苏区曾有所谓“烧杀政策”，即用烧杀使农民变成赤贫，然后驱使他们参加革命。扩红之时，还经常出现捆人上送的现象。③张鸣：《红色的个案—苏维埃乡村追求》，《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7、157 页。

笔者指导的博士生齐小林，对1937—1949年中共在华北革命过程中的士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农民参军尤其是中共动员与农民参军关系的真相。他认为，农民对中共动员参军顾虑重重，譬如担心死亡，担心家庭的生产生活水平下降，担心婚姻不稳定，担心时局变化，害怕“变天”等。于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进行规避乃至对抗，如躲藏、逃跑、装病乃至自残等。在此过程中，革命动员的力量非常之大。譬如，充分利用村政权的党政系统进行征兵动员，期间发生隐瞒欺骗、强迫拉兵的现象是很严重的。④齐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6—40、57—187 页。

前述王友明对山东解放区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共动员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不赘。

五、农民参加革命的多重动机

关于农民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的原因，以上解释基本上代表了迄今学术界的认识水平。也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看法，不再赘述。应当说，诸家说法都不那么单一和纯粹，甚至有交错，但可以肯定，它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些解释也各有道理，但必须强调的是，历史事实远比结论复杂得多，多种因素的凑合也许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当然，在历史研究或所有社会现象研究中，不能否认探讨最重要或较为重要原因的必要性，此为历史研究的辩证逻辑。

问题还不在于此，以上各种说法的缺陷，恐怕主要是研究者大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野分析农民革命及其原因，缺乏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讨论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理应首先对农民主体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否则理论和逻辑性再强，也难以服人。以往之所以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症结就在于它们展示的农民是笼统的、模糊的，而非具体的、鲜活的农民。在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在同一外部条件比如中共经济政策、社会动员、外国侵略，或同一社会经济基础比如土地分配不均、生活贫困之下，为什么有的农民参加了革命，有的农民却没有？那么，不同的农民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刺激才参加了革命呢？

应当说，在个别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对此问题已多少有所涉及。

在陕甘宁边区，周锡瑞认为，陕北农民的生活极端贫穷，他们抱着改变生活的愿望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斗争中来。当土匪或当红军，都是逃避苦难的出路。参军的动机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共的土地改革显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很多人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是因为家庭或个人方面的原因。有人是因为失去生母，觉得受到后母虐待。也有人说他跟几个同伴参加红军是为了赶时髦，因为游击队常路过他们村，游击队的生活令村里的年轻人觉得很带劲，也很风光。还有人说，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觉得反正待在家里也是挨饿，倒不如参加游击队。游击队经常袭击地主，可以吃得很好。最后，也有人是因为具有一技之长而特别成为中共的发展对象，共产党也需要会说、会写的人。大部分农民党员没有文化，他们都承认，入党时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一无所知。一般说来，共产党在他们眼里只是穷人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并会给穷人带来新生活，这所谓新生活大概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民并不懂这些事，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是有文化的党员讲给他们的。总之，检查一下最初参加革命的那些农民的生活经历和动机，就会发现许多人参加红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这些民众总动员和政治参与也不沾边。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这些人在家庭中和村子里都无权无势，对他们来说参加红军是一个机会，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组织的一部分，他们当中那些有一定能力或受过一定教育的后来成为干部。对另外大部分的人来说，参加革命意味着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这正符合年轻人的心理愿望。①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42—545 页。

在广东地区，大革命结束后，仍有不少农民加入共产党组织。王奇生认为，普通农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较复杂。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较好的地区，农民对中共已有一些粗浅的认知，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但总体而言，当时广东农民对中共的认知程度相当低。不少农民党员分不清农会与共产党的区别，以为农会便是共产党。入党如同大革命时期入农会一样随便，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盲目行为。还有部分怀有入党谋生的动机，亦即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②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7—11页。

在苏区革命根据地，黄琨指出，农民参加革命与具有革命观念不能等同。革命运动并非只是具有革命观念的群众的集合，许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运动，有的为减租税获田地，有的为泄私愤及宗族间的冲突，更有的为乘机获得财物或在从众心态之下加入。方志敏领导群众攻打张姓劣绅时，应召到的群众只有三百多人，但沿途临时加入的就有三千多人。③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28—29页。

以上学者的看法，应该说均有比较充分的历史依据。事实上，当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正在进行之时，就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据南雄县委报告，1928年2月，一些村庄要求全村加入共产党。原因是上年早稻不熟，许多村庄粮食恐慌。而加入共产党可以暴动“吃大户”，在短期内解决吃饭问题。不过，后来这些农民由于受到地主的诱惑而又反动。海丰苏维埃初建时，因党员分得的土地比普通农民多一倍，于是农民为了分双份田而纷纷要求入党。①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 期，第12 页。

抗战时期，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农民入党动机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加入党的人是带着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很多党员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加入共产党。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和目的入党。比如，过去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找出路。甚至还有个别的人是为了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②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第137 页。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有一份组织工作总结对新党员的入党动机作了分析：一、解决生活问题。富裕的为少拿给养，贫苦的为了可以吃给养。二、得到其他好处。有的以为可以免去拔兵，有的为了抗战后可以做官，也有的为了打官司得便宜，有的为了可以共产共个老婆。三、私人面子。不好意思不参加，父兄参加自己也参加。四、封建思想。参加了会门，当了南海大士得徒弟，和某人拜了把子等。五、挂名就算了。如发展时谈话，你参加后可以做官，“我是庄户人不想做官”，你参加后可以想法得点东西，“我家够吃不想得到什么东西”，“反正你参加了没什么，挂个名就算了”，“那样就可以加入”。六、作挡箭板。“参加共产党可没有人说咱当汉奸了”，“参加后可没有来捐的了”，“没有人敢欺的了”，有的因为给他父亲报仇，有的是“干上了，做小买卖公平，八路军不查，查着时露示露示就送到门上来了”。七、有的为了“国民党四产（私），共产党五产（无），比人家多一产”，有的为了“谁家纳多少给养，办个什么事都得商量咱”。八、婚姻问题（女）。如有的受丈夫压迫另找丈夫，有的怕丈夫遗弃，有的受压迫另找出路而入党。这些人的入党动机是一般的，当然也有少数正确的入党动机，但也有更坏的入党动机。①《滨海区五年组织工作总结》，临沂市档案馆藏，3/1/4，转引自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第93—94 页。

同样是山东滨海区，在莒南县，有一份县委对参军对象的动机的分类，目的是在动员农民参军时，作为领导的参考。参军对象的动机有以下几类：甲、快胜利了。这是一般的动机，占大多数。乙、快“实行了”要翻身，不受压迫，打倒大肚子。这是一般党员和工人的动机。丙、八路军生活好。丁、为了学习进步。这是一般青年的动机。戊、老六团武器好。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问团员的动机。己、抗战后找个好老婆。这是没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参军动机。庚、家庭压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压迫。辛、升官。中农成分及少数英雄思想较浓厚的村干部，都有这种动机。壬、报仇，或怕斗争。这是个别的。②《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莒南县档案馆编：《无私奉献的人们—莒南县战时拥军参军档案资料选编》，1991年印，第80—81 页，转引自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第113—114 页。

美国人韩丁的名著《翻身》，记载了他1948年4月亲自参加的晋冀鲁豫边区张庄的整党运动。村支部有28 个党员，在过关会上，党员们讲了入党动机问题。其中，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10 人；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 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 人；想打倒地主的，1 人；想当干部的，4 人；想掩盖缺点的，4 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 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 人；由于在县里坐牢情况不明的，2 人。③韩丁著，韩琼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420—421 页。

由以上材料可见，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所能解释和概括。也就是说，究竟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动员农民等等，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真正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解释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

最后，笔者还想表明，在对中共革命与乡村农民关系的研究中，较早掀起争论的多是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究其原因，当然与美国陷入国共两党斗争的进程有关，战争的结局迫使他们特别关注中共革命的胜利及其原因。但近些年来，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于是，“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对此，周锡瑞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①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 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4 页。在中国大陆学术界，20 世纪50、60年代因为新政权刚刚建立，中共革命史领域可谓备受关注，但囿于政治形势的约束，解释单一，争论很少，更不可能参与国际性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战略转变，中共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都由热变冷。而今，似乎又趋于热闹起来。之所以如此，既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象的转换有关，也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危机有关，人们总是想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智慧。在相关解释上，也已经由单一转向多元化。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标志。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许多研究并未进行很好的学术史梳理，没有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譬如，20 世纪60、70年代国外学者的研究，现在看来仍颇具启发价值，而我们的研究却很少与之进行对话，由此淡化了问题意识，降低了学术价值。当然，中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国外学者也不能忽视中国学者的成果，毕竟我们的研究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研究几乎是个无止境的建构和解释过程。也正因为此，学界经常有人引用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此表明后人对历史现象随意解释，无所适从。现在，有人考证胡适没说过这句话。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而是它已经约定俗成，成为讽刺历史研究的口头禅。我倒以为，小姑娘是应当允许打扮的，只是看谁打扮得更加漂亮，更加符合小姑娘的形象。其实，再怎么打扮，她还是个小姑娘，而不可能变成别的。历史也是如此，它如同小姑娘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解释不同罢了。应当允许不同的解释，而非遵从一种声音，否则由政府发布一个指令就解决了，但那是历史研究吗？我们相信，史学史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化论”，也就是说，历史是越辩越明的，历史研究总是朝着逼近历史真相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