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图像转换

2016-02-01贾凌昌

伦理学研究 2016年4期

贾凌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图像转换

贾凌昌

现代性在成就国家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同时也成就了个人主义、工具主义和自由缺场的三重隐忧，现代性隐忧的消除不仅需要物质维度的寻求，而且需要现代精神的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回应现代性中获得的一种精神重构。通过图像转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实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性；大众传播；图像；转换

20世纪初，随着纸媒和网络媒介的相继生成，人类走进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是指“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向为数众多而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1]（P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是以大众传播作为主要类型的传播方式，是施众和受众通过传媒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大众传播需要借助传播符号，然而，仅凭语言文字符号在当代还不足以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使命，而只有进行图像意义上的符号转换才能促进它的实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背景生成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信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理想社会既接受技术理性的审核，也接受价值理性的导引。然而，囿于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审慎态度的限制，他们没有对未来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明确的界定。到如今，现代性语境业已生成，在如此境遇中，必须对经典作家遗留的“价值难题”予以回应和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现代性背景下的适时生成。

生成于18世纪的欧陆现代性，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原有的纯洁性已经消解，简约性已经被撤去，转而成就了若干隐忧。泰勒在曾阐述了现代性带来的“三个隐忧”。其一是个人主义。人生来以自由作为重要追求，自由需要有时需要将经济安排、家庭生活和道德观念排除在外，“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害于超越他们之上的所谓神圣秩序的要求”[2]（P2）。但这并不意味自由不需要秩序，没有规范和伦理的约束，自由不可能真正形成。然而，人类在欲望的指引下让我们见证了生命的崇高，也瞥见了灵魂的卑污，“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P4）。在泰勒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只顾及到个人生活，而将宽阔的人生视野给予了屏蔽，从而使人走向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一役和更少关心他人及社会”[2]（P5）。换言之，个人主义分裂了个体和社会的关联，使个体沿着“自我”的轨道滑向欲望的深渊。但“人类的一个最深刻的欲望，就是能发现一种统一的模式，在其中整个经验，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实的、可能的与未实现的，都被对称地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中。这种欲望常常被这样表达……我们处于一种无尽的探求状态，发现谜底、返回无缝的整体、回归我们曾被逐出的乐园，或者去继承一个乐园；要赢得这个乐园，我们至今做得还太少”[3]（P156-157）。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性的弱处是人的能动性获得了张扬，而这归因于技术对人的统治，“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对应的客体性之中了”[4]（P921-922）。技术统治转而形成的工具理性的凸显造成了第二个隐忧。在泰勒看来，工具理性能带来福祉，但也制造了不安，“工具理性不单单是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它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取而代之的威胁。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2]（P6）。工具理性使人类生活走向了狭隘化和平庸化，让人们陷入到波格曼所说的“装置范式”当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映射的正是技术带来的悲哀，由此带来的是技术对传统的摧毁和生活多样性的失去。

随着多样性的凋零，现代性造成的第三个隐忧即自由的丧失也就必然来临了。按照密尔，生活方式的选择意味着个性的张扬和自由的表呈。在他看来，人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自由为生活计划的选择提供了条件，也许个体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并不表明他的选择是最好的，但这意味着选择即自由。然而，现代性却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给予了剔除，“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5]（P5）。换言之，现代性通过技术理性限制人们选择的同时也摧毁着人们的自由。

为消解这些隐忧，人们提出了种种方案，如哈贝马斯试图以现代性来消解现代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任务并未完成，它依然处于旅途中，它的任务就是要把潜隐在现代文化之中的科学与技术、道德与法律等印上理性轨迹的东西给予释放，对以往的生活样式进行改变，使社会运行趋于合理。哈贝马斯同意现代性带来的不适，也承认其存在问题，但其还有空间给予释放。总之，要辩证对待现代性，现代性的问题也只有在现代性的解释和释放中才能解决，因此，它依然是“有待我们去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与其说哈贝马斯要释放现代性的能量，毋宁说是为突破现代性找寻一剂良方。

其实，这种方案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得到了揭示。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意义上的解决是缓解现代性负面危机的办法，然而，马克思并未忽视精神的富裕这一维度。如果现代性仅仅是物质维度上的，那么，人类就只能在灾难的阴影和恐惧中度过。“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的高度现代性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不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代人不会去面对的风险。无论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但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式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有可能发生。而自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已面临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级大国的兴起，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5]（P4-5）

到此，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了，马克思为了解决现代性悖论不只寻求物质上的解决，而且诉诸精神上的丰赡。哈贝马斯虽没明确这点，但也声明要从现代性中完善现代性。作为正在经历现代性的中国亦是如此，我们要建构的现代性理应是物质和精神二者同构的现代性，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回应现代性隐忧的必然。这样一来，就需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传播和培育。唯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承诺才能镶嵌于公民的心灵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图像转换的可能性

问题是，以何种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更有效呢？其实在一个充斥图像的视觉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不仅需要借助于文字和声音来推进，更要以图像符号作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何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依照符号学，可以把符号分解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文字或语言隶属于规约符号系统。而图像属于像似符号家族，“图像与‘像似’的确具有某种天然联系——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是i-conology，其词根为 icon，在皮尔斯的分类中专指‘像似符’。相应地，iconicity直译就是‘图像性’。因此，在讨论图像符号时，‘像似性’与‘图像性’常常是同义语”[6]。即使是最特别的绝对相似之镜像，也是图像，亦是符号。这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语言或文字转向图像提供了学理根据。

从文化起源上看，图像自古以来就是价值观传播的载体。图像是对物质世界的一种形似性反映，诚然，这种反映具有复制性，但在其背后或明或隐地藏着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要素。人类学家很早就已经考证得出，原始人会在居住的山洞或者岩壁上刻上一些动物画像，他们刻画这些动物形象并不是某种简单意义上的动物形象显现，而是期望通过对不同动物形象的再现和重组从而达到控制动物灵魂的目的，以便将来能更方便地捕获猎物。的确，这些观念并没有形成体系化表达，事实上也不能作为人类的价值观念而持存，但我们无法否认原始图像确实在传达某种价值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图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慢慢地得以彰显。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存在是必然的，它呈现了个体与生存环境的遐想性关联，而通常意义上的视觉图像艺术正好能揭示视觉艺术背后的含义。因此，他断言，完全可以通过解读图像从而获取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念。因为，“虚拟作品与非虚拟作品、绘画、音乐、雕塑还有舞蹈，每一种人类文明的成果，都以多种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价值，或者说，破坏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价值”[7]（P47）。

图像时代的到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符号转换提供了可能。时代在历史车轮的带动下从文字时代走向了图像时代，生活中无处不充斥着影视、摄影、图片，等等。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新异变化的图像世界中，受众用来展开个体生活、探究生存世界的模式已经发生重要转向，他们希望建立某种所谓的‘视界政体’，也就是以视觉为主要标尺的认知方式甚至是价值序列，一系列用以构建从主体认识到外在社会制约的价值运行准则，从而构架以图像等视觉为中心的生产消费系统。换言之，当今时代某种转向正在形成，有人称为视觉转向，有人界定为图像转向，还有人说是文化转向。然而，无论将其称为何种转向，似乎种种转向都已经和价值观构建了关联，“人们常认为意义乃由视觉图像传递。当然，我们被各种视觉技术（摄影、电影、录像带、数字图像、电视、压克力画等）以及它们展现的影像（电视节目、广告、生活照、公共雕塑、电影、监视录像、报纸照片和和图画等）所围绕，种种不同的技术和影像，提供我们看世界的视野；它们用视觉语言转述世界”[8]（P7）。故而，在现时代，试图以图像来诠释价值、传递意义已经是自然而然之事，图像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播撒知识、构建文化的重要介质，重构着受众对生存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图像作为一种承载着一定信息的视觉符号，它与语言、声音、文字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现代社会人类生活正越来越依赖图像，人类的经验和认识越来越受到图像的影响。”[9]加之，随着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三网的加剧融合，网络（三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各类图像信息迅速扩容，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是以往传统媒体无法媲及的。因而，网络生活的形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和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融入网络生活，让公众在网络生活中感知、领会、践行。

从受众角度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转换使其更具感性化，更容易被受众所接纳。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10]（P126）。诚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字表达不是抽象性存在，但其是最低限度的抽象。没有一定的理论积淀人们还是无法把握这种抽象的。但如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适切的图像转换，就有可能使传播的受众范围从微小团体转向范围更大的团体，从而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受众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受众对象是多元的，包括工人、农民、公务员、教师、学生、军人、私人企业人员，等等。即使处于同一层次的受众，其知识差异、背景差异、身份差异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差异说明了如果采取千篇一律的方式对受众进行价值观传播必然是效果缺失的。而图像具有浅显性、通俗性、可感性、能视性特征，因此，“图像在支持和深化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作用上比文字更具优势”[11]（P27）。“我们依靠图像，以一种简化的、普遍化的方式去认知世界，从而形成我们所深信的概念世界图景，在语言发明之后它内化为语言世界图景，共同体现着直觉表象系统——世界图景。”[9]所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图像转换，可能使不同的受众真切地感受到它的魅力，而不用去过多地思虑个体差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图像转换的实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图像转换，就是要把抽象的转换成具体的，把枯燥的转换成生动的，把理性的变成感性的，从而使其从概念化走向生活化，从文字化走向视觉化，让人们享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的精神之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生产要将把关人责任渗透其中。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媒介技术壁垒的坍塌，图像生产的单向度主体已经瓦解，受众可以凭技术优势进行图像设计，图像生产的个性化与“去政府化”悄然形成。这对立体媒介的发展是良善的契机，但也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困难。因而，需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加强私人媒体的图像制作，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制作与传播的“把关人”。这需从制度变革开始，“立法工作之所以艰难，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反而更在于那些必须破坏的东西”[12]（P65）。故而，要在此中进行制度化设计，摒弃限制转换的要素，创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图像转换视角；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转换进行明确的目标规定。然而，任何良善的制度只有执行才能实现其价值。我担心即使设计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号的图像转换制度，也会存在制度执行缺位问题。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缪尔达尔提出“软政权化”命题。所谓软政权化，即执政者制定了法律或政策无法落实、贯彻缺失、执行退化的情形。在“软政权化”下，“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可以执行，没有好处时可以不执行，有关系时可以执行，没有关系时可以不执行”[13]（P123）。“再好的制度如果人不去执行，制度就形同虚设。”[14]因此，要本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负责精神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制度的落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化要与生活世界中的“土著”文化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转换是向人们传递一种行为准则，而生活世界伴随着人类的生成从来都是人们存在其中的、能直接以身经验到的境遇和场所。生活世界敬仰规范的自明性、交往的直接性、情感的真实性、处事的合理性，在此中，生活接受固化的惯习宰制。进入某种习俗就是进入某种文化，正是文化的成就与权威才是图像转换必须嵌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的完整性，其存在只能归因于人们努力发掘的文化模式。换言之，图像转换的理想与创造性始终受到文化结构的审核，还受到文化模式的贪得性（acquisitiveness）伤害，同时，对图像转换的协作性关怀也时而受到文化要素的竞争性打击。故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设计只有与特定文化特质相匹配，与具体文化场域中的人的经验、诉求、规则意识大体一致才会使人们更加容易接受。价值观的图像设计如果过度追求形式意义而将内在思想加以屏蔽，甚至把生活的文化立场清消，其不可能闯入人们的心扉。受众本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的受益者，然而，消解了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可能掩盖“土著”文化的本性从而使公众成为价值观的“受害者”。因而，不能脱离生活“惯习”和“场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转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需要媒介人与学院派的共同努力。由于立场相异使学院派和媒介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问题上关注点不太一样，但从生活角度上看，二者的聚焦理应是一致的，不能因为视角的不同分裂同一个问题。然而，实践中二者间的合作尚未构建。学院派不清晰传媒的运作规律，传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不够深入。因此，要把学院派话语体系转换为媒介话语体系，找到二者的契合点，既要尊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规律，也要尊重传播规律。作为传媒，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制作成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信息。学院派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法性给予证成。这需学院派放下“身段”，学习必要的媒介知识，置身于媒介世界。同时，媒介人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素养和思维能力，与学院派保持有效沟通。此外，二者不能离受众太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之中，之所以其还能成为中心学科，重要原因是其能提供为价值观所不能再提供的东西，而这个正是受众期望获取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与设计要处理审美性、伦理性与功利性的关系。媒介发展带来的图像革命的渗透力使人们觉察到其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于是，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把图像作为获取利益的源泉，正是他们将图像本身携带的审美性掏空了。面对市场和资本双重逻辑的夹击，似乎资本滋养了图像，图像强化了资本逻辑。原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设计以教化为初始动机，但其在激发人类潜在欲望时把“恶”的欲望也一并激发，这反而加剧图像消费的非理性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转换允许必要的经济目的内摄，但这不是唯一目的，用良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约、教化人们，禁绝违背道德与法律的行为是图像设计与转换更为重要的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设计的许多问题就是在可预期和不可预期间寻求联结方式，正是图像设计所内摄的可预言度才使我们能制定和从事长期的生活计划，从而发现生活的意义。而图像设计的不可预期性恰恰是要预防的，因为它们总在破坏生活的价值向度。因此，我们才看到似乎在图像设计上的功利性在所有层面取代了审美性和伦理性。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设计应沟通好功利性、审美性以及规约性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设计主体应当在顾及必要功利的基础上将审美和伦理置于首要地位，使其超越功利之境从而走向审美和伦理境地。

总之，遵循以上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图像转换就具备了可能性。但在图像设计时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方式。因为符号设计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设计需恪守原则，但也要给予其灵活性空间。“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他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的，而是灵活多变的。”[15]（P47）图像的灵活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提供了前提，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时空需要，在灵活多样的图像符号中遴选其意义呈现的载体。当已有的图像符号无法满足传播需要时，生产者又可创造新的图像。任何图像都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接力中留下印刻，但其无法声称自己的完美性，相反，时代演播下的残缺性、流动性、片面性更能揭示它的内涵，适用于所有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图像符号是不存在的。这需传播主体有消除学科壁垒精神的同时厚重不同的学科知识积淀并将相异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的运用，最大限度地在受众和产品之间寻求一致性。同时，传播主体还需具备深厚的图像艺术功底，并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甚至对个体心理动向的整体把握。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极力加强并要为之而付出艰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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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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