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聿发，杨士钦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稷下学研究

《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探微

王聿发，杨士钦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摘要：民本思想是与君本思想相对而言的，与君本思想强调以“君”为本不同，其强调以“民”为本。孟子作为儒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孟子》一书中提出了“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并从经济、政治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经济上孟子主张富民，政治上孟子倡导任民、保民、恤民和爱民。这些主张构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独有的深邃性与全面性，使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时代进步性。孟子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孟子自身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

关键词：孟子；民本思想；成因

儒家学派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力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被后世誉为“亚圣”的孟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主张和哲学命题。其中，民本思想影响深远，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主要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阐述。

一、在经济上主张富民

司马迁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货殖列传》)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孟子是非常重视经济的，他认为在经济上应该做到富民。正如《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所说“民可使富也”，即在孟子看来应该让老百姓富裕。至于富的标准就是要使民有恒产，因为孟子认为让老百姓拥有恒产着实意义重大，即其所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只要有恒产即有固定产业的人，做事情就会持之以恒，而没有恒产的人做事情则容易缺乏韧性。既然有恒产如此重要，那么孟子认为有恒产即富民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才合适呢？在他看来应该是让老百姓能够足以赡养父母，抚恤妻子，丰年的时候可以丰衣足食，歉收的岁月也能免于冻馁而死，即文中所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从我们今人的角度看，孟子这个富民的要求好像是落伍的，但是考虑到孟子生活的年代，战乱频仍，物质匮乏，财富往往集中到几大贵族家庭手中，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却是社会常态，我们就可以理解孟子提出的这种富民思想有多么可贵了！

经济上的富民主张作为孟子民本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李刚兴的《孟子民本思想浅析》、彭亚琳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等论文中有所提及，但对于采取何等措施进行富民，则未引向深入。其实孟子对如何在经济上富民做了很多思考，为了能够真正实现这种富民思想，让统治阶级有章可循，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首先，孟子极力反对似是而非的富民举措，对于类似的做法，他总是毫不客气地进行口诛笔伐。

像在《梁惠王上》即是如此，当梁惠王认为自己在河内遭遇饥荒的时候，就把河内的百姓移居到河东避难，并把河东的粮食调拨到河内救灾，当河东遭遇灾年的时候也是如此，即“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对此梁惠王觉得自己已经是竭心尽力了，即他所说的“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在梁惠王看来邻国的国君对待百姓没有像自己这样用心的，但是令他感到郁闷的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梁惠王上》)，即相邻国家的人民没有变少，而自己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变多，所以他感到很郁闷。对于梁惠王的这种富民策略，孟子用了一个寓言故事来作说明：

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何如？(《孟子·梁惠王上》)

在这里，孟子很明显把梁惠王和其周边的国君分别比作战斗时因胆怯而逃跑了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士兵，因此，二者实际上只是一个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区别，所以梁惠王的富民政策相较于周围国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以此来说明其富民策略的不彻底性，因为说到底这种策略只能是救民而绝难富民。

其次，在孟子看来统治阶级要想富民，还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求统治阶级想办法帮助百姓发展生产。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农民救济很显然不如帮助其发展生产有效，因为在孟子看来：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即只要给百姓五亩宅基地，让他们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往上的人就可以穿帛衣了，让百姓按季节饲养牲畜家禽，七十岁往上的人就可以吃肉了，给百姓百亩田地并不侵扰其生产时间，那么几口之家就可以不饿肚子了。在这里孟子显然强调了两点，即统治阶级要给百姓足够养家糊口的土地并且不要侵占百姓的生产时间，以为百姓发展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要统治阶级想办法帮助百姓发展生产。

第二，要求统治阶级减轻赋税。孟子认为贤明君主一定要“取于民有制”，“取于民有制”也就是要减轻赋税。对于减轻赋税，孟子在《孟子》一书中多有表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滕文公上》，当滕文公问“为国如何”，即如何治理国家时，孟子的一段话就谈到了税收问题，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并启发滕文公，他讲到：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滕文公上》)

我们说这段话包含了两个信息：夏商周三朝都是收取十分之一的田税即“皆什一也”；尽管都是收取十分之一的田税，但龙子认为商朝的助法是远远优于夏朝的贡法的，原因就在于夏朝的贡法是固定的僵化的，不管年成丰歉都征收相同的税，因而不够合理，而商朝的助法，则是动态的灵活的，它这个十分之一只是总体的十分之一，而不局限于某一年，而至于这一年收税多少，则具体看这一年的收成如何，收成好就会多于十分之一，收成差就会少于十分之一，这样就会使老百姓在饥岁不至于“转乎沟壑。”

夏启、商汤、周文王在《孟子》一书中都被孟子认为是古代的圣君，对于龙子，孟子虽未在《孟子》一书中做过评价，但据赵岐《注》云“古贤人也”[1]537，可见也是一位古代的圣贤。孟子列举这些古圣先贤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在农业田赋方面的理想。即应该收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并且这个十分之一不应该是静态的固定的，而应该是动态的灵活的，要根据年成的好坏做相应的调整，只保持个总量的十分之一即可。

主张农业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在当时诸侯为了争霸而穷兵黩武的战国时期应该是相当具有积极意义的了，并且孟子主张动态的征税方法，更体现了其人文关怀。

如果说在农业方面孟子还只是要求减税的话，对于商业等领域孟子要求得则更加彻底。商业上孟子主张“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孟子·公孙丑上》)，即要求对商人不征收市场税，如果货物滞销，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政府还要购买其挤压下的商品。关卡则主张“讥而不征”(《孟子·公孙丑上》)，即只稽查不征税。

更难能可贵的是，孟子不但主张减税，而且还要求统治者要一步到位，反对所谓的循序渐进，以防止统治者在执行的过程中打折扣，像《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当戴盈之告诉孟子：

什一，去关税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即农业上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不收取商业税和关税，现在还办不到，但是现在我可以减少税收，然后明年再彻底执行。对此，孟子是非常不满的，他举了一个人喜欢偷邻居鸡的故事，即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可见，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如果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就应该立即彻底纠正过来，而不应该推三阻四，否则就不配君子这个称号。其要求统治阶级为百姓减负的迫切可见一斑。

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的是，孟子在强调统治阶级要为民减负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其态度自始至终是客观公正的，他并没有因为为百姓争取利益而忽略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他并不认为税赋越低越好，所以当魏相白圭告诉孟子，自己准备“二十而取一”时，即打算收二十分之一的税，孟子不但没有赞许，反而认为这是“貉国之道”，而貉国实行此道，是因为该国“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孟子·告子下》)，可见貉国收取二十分之一的赋税是因为其既没有实行赋税十取一的条件，也没有十取一的必要。而今天魏国，既要敦人伦，又要养君子，收取二十分之一显然是不够的。在孟子看来最好的方法则是实行“尧舜之道”，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助法，收取十分之一的赋税。可见，孟子在强调为百姓减负的时候，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既考虑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兼顾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需要，因此，他找到了十分之一这个最佳的折衷点，值得我们今天税收政策制定者借鉴学习。

在孟子看来，只要做到了如上两点，就可以“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真正做到富民。

二、在政治上要任民、保民、恤民和爱民

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爵位是世袭的，应该说对于官职的世袭孟子是不太赞成的，他主张的是选贤任能，也就是任民。这在《告子下》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这里孟子除了歌颂了三王，同时也赞扬了五霸，认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我们说三王作为实施仁政的典范，受到孟子赞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春秋五霸主张霸政，这和孟子倡导的王政恰恰相反，孟子之所以在此处表扬五霸，据文中所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齐桓公为代表的五霸，主张“士无世官”及“取士必得”。“士无世官”很明显就是反对官爵世袭，而“取士必得”据赵岐《注》云：“取之必得贤，立之无方也。”[1]224可见是主张选贤任能。我们从孟子对五霸的赞扬可以看出孟子是反对世袭而主张选贤任能的。

孟子主张选贤任能，在《万章下》也有类似的表述。文中写到，鲁缪公对子思宠爱有加，不但屡次问候，还经常赐给他祭肉。在当时社会，这应该是无尚的荣宠，但是子思却并不买账，最后一次，他不但拒绝了鲁缪公的祭肉，还把使者赶出了门外。对此，孟子的解释是“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可见，在孟子看来，真正地悦贤还是应该“举”贤，也即选贤任能、任民。

孟子为何主张选贤任能，前人的研究成果少有涉及，但这并不代表孟子没有做出说明，其实孟子在书中为了说明选贤任能的合理性，对选贤任能的原因是做出过阐述的。他之所以强调任民，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任民的重要意义，正如其在《公孙丑上》中所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那么应该怎样选贤任能呢？孟子也给出了答案，即面向民间，向民间寻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正如孟子在《告子下》中所述：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

孟子所举的这些传奇人物都产自于社会底层，可见，在孟子看来，任民，应该多向底层寻求，体现了其民本思想。

除了任民，孟子还强调保民。在《梁惠王上》中，当齐宣王向孟子打听齐桓公、晋文公他们的事迹时，孟子以孔子的学生没有讲过为由，表示自己没听说过。即“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我们说齐桓公、晋文公与孟子生活的年代所距并不久远，以孟子的博学不应该不知道，因此，他说不知道只能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他不想和齐宣王谈论这些，因为齐桓公、晋文公行的是霸道，这是宣扬王道的孟子所不赞成的，他不希望齐宣王学习这个，其随后的“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即要不我给你讲讲王道？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孟子认为怎样才可以称王呢？答案是“保民”。在孟子看来，“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即孟子认为保护好老百姓就可以称王，而且这个形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可见孟子对保民的重视。对于对保民的重视，在书中其他章节孟子也多有论述，像在《公孙丑》章中，孟子认为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圣人，其原因有二：第一，三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孟子·公孙丑上》)。即让他们做一个即便仅有一百里土地国家的国君，他们就能坐拥天下，使诸侯都来朝奉。第二，就是“(他们)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即即便杀一个无辜的人就可以立即得到天下，他们三个也不会去做。不滥杀无辜是孟子称以上诸人为圣人的重要原因。可见孟子对保民的重视。

保民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梁惠王下》中，文中讲邹国因同鲁国产生了矛盾，邹国的官吏被打死了33人，而老百姓却见死不救，对此邹穆公感到非常气愤，但是令其感到为难的是，要杀百姓吧，杀不胜杀，不杀他们又难解心头之恨。于是他向孟子讨教，“如之何则可也？”即怎么办才好？面对邹穆公的问话，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分析了一下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即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

正所谓：“种豆，其苗必豆，种瓜，其苗必瓜。”[2]102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据上文所述，在孟子看来，邹穆公之所以造成了老百姓对其冷漠至极的恶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没有做好保民工作，使老百姓在灾年饥岁流离失所。不过同时孟子也认为邹穆公不必过于担忧，正如同曾子所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返乎而者也！”只要统治者实行仁政，就会“其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根据上文分析，此处的“仁政”显系保民。

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认为保民所应保的这个民，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自己国家，还应该扩展到其他国家，甚至是敌对的国度，体现了其天下大同的思想。像《梁惠王下》中，齐人攻下了燕国，诸侯都准备攻打齐国以救燕，齐宣王非常害怕，于是向孟子问计，即“寡人何以待之？”对此，孟子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若杀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从正面看，商汤仅以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就最终统一了全国。当他向东面征讨的时候，西面的少数民族就不高兴，当他向南面征讨的时候，北面的少数民族就不高兴，都说“徯为后我？”即为什么把我放在后面？老百姓不高兴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盼着商汤能够早点解放自己，因此“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那么商汤为何如此受敌对国家百姓的爱戴呢？对此文中做了解释，那就是“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保民。相反，齐宣王攻占燕国后，不但不保民，反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直可以说是虐民，无怪乎百姓不满，从而为诸侯攻打齐国落下了口实。

而且，孟子还认为要想真正做到保民，还应该把民众分门别类，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护。这一点在《公孙丑上》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这里孟子认为：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在这里孟子把底层百姓分为了“士、商、旅、农、居”五等：孟子认为对于士，保民应该是让英才脱颖而出，即“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对于商应该“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即免费为商人提供地方存放货物，在货物滞销时，政府还应该加以收购以保护商人；对于旅则应是“关，讥而不征”，即通过关卡只检查却不收费；对于农则是“助而不税”，即实行井田制却不收税；对于居住的人们则是“无夫里之布”即不收地税。

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分门别类地进行保护，可见孟子对保民思想何其重视！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在政治上还要恤民。恤民即体恤人民，表现在要求统治阶级首先要有恻隐之心。孟子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就是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孟子认为没有恻隐之心的人就不配称作为人，人当然包括统治阶级，考虑到统治阶级的能量和社会影响力，其恤民的义务应该是更责无旁贷。孟子还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在孟子看来，具备恻隐之心，是成为仁人的基础和开端，可见其对恤民的重视。而且孟子还认为，只要懂得“扩而充之”，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会“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最终足以保四海。

《孟子》一书中关于要求统治者恤民的表述还有很多，像《公孙丑下》，因为在灾荒之年，孔距心所管辖的百姓，老弱病残辗转死于沟壑，年轻力壮之人逃散到四方的有几千人之多，即“凶年饥岁，君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就批评他“子之失伍也已多矣”[2]421。“失伍”就是失职，孟子之所以批评孔距心非常失职，根据上文表述，很显然就在于其没有很好地体恤百姓。为了教导孔距心如何去做，孟子以其一贯的风格打了个比方，即：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孟子·公孙丑下》)

现在有个人从别人那里获取牛羊并替他放牧，那么这个人一定要为这些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如果寻找不到足够的牧场和草料，那么这个放牧的人该怎么办呢？是返还给原主人呢？还是眼睁睁地看着牛羊一只只死去呢？

3.合理的脂类：高职院校的学生处于生长发育成熟后期，一般不会限制其脂类的摄入。但是过多地摄入脂类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脂类提供的能量应占20%～30%，并且烹调应以植物油为主。

很显然，答案应该是返还给原主人。在这里孟子打这个比方，很明显是用牧人比喻孔距心，用受牧的牛羊比喻其治下的百姓，提醒他如果不能很好地恤民，就应该把权力归还给君主。

孟子认为恤民还应该体现在要珍视百姓的生命，反对严刑酷法上，在《梁惠王上》中孟子就强调“施仁政于民，省刑罚”。孟子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实现统一，而谁能实现这种理想呢？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也即恤民的人。其原文表述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是，可惜的是，在孟子看来，当时天下的执政者没有人懂得这个道理，即“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而只要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孟子对人的生命的珍视，体现了其恤民思想。

但是，我们说，孟子强调恤民，强调珍视人的生命，并不代表他认为百姓就不可杀，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恤民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孟子显然明白这一点，因此，他认为老百姓不是不可杀，而是要杀之有道，即其所说的“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

政治上孟子还强调爱民。《离娄下》中孟子说“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视民如伤”即像对待伤员一样来爱惜百姓，“不泄迩，不忘远”则是不侮辱朝廷上的大臣，不忘记在外执行任务的臣子。如果说前者是爱民的话，后者则是爱臣，但说到底爱臣也是爱民，正如我们说臣民臣民，臣子也是君王的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臣子作为国内民的一员，爱臣自然也是爱民。那么应该如何爱臣呢？在孟子看来，应该是“视臣如手足”，因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可见，国君只有“视臣如手足”，即把臣子当做自己的手和脚来爱护，才会受到臣子的拥戴。

具体而言即为：

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孟子·离娄下》)

君主对臣子的进谏要能听到心里去，让臣子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当臣子要去别的国家任职，作为君主不但不应该阻拦刁难，还应该礼送其出境，并派人提前去那个国家为其安排好一切用度，臣子离开后也不要立即收回他的田宅，要等他三年，如果三年后还不回来，才可以收回他的田宅。

孟子之所以强调爱民，就在于如果不爱民就会带来极大的恶果，如果“暴其民甚”，即对老百姓残暴到了极点，就会“身弑国亡”，如果对待老百姓一般残暴，也会“身危国削”。

三、孟子的民本思想成因探析

(一)与孟子的自身经历和主张有关。孟子虽然是贵族后裔，但是到孟子出生的时候早已沦为平民。并且孟子幼年丧父，贫困的家境使孟子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长期底层的生活经历对其民本思想的产生不能没有影响。成年后，孟子为了推行仁政，开始周游列国，先后游历了梁、齐、宋、滕、鲁等国，其学说却被诸侯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即被认为不符合实际而遭到拒绝，因此，孟子并没有做过什么重要官职，这使他更有机会接触底层民众，了解民生疾苦，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印证，他在《孟子》一书中对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境遇多有描述。像其在《梁惠王下》中对百姓生活境遇的描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者，几千人矣。”类似的描述不一而足，可见孟子对底层民众的窘迫生活状态是相当了解的。因此，贫苦的出身和周游列国的经历是其民本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现实的原因，在诸侯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孟子意识到了民心的重要性。孟子主张仁政，反对霸政。孟子之所以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是因为孟子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正如其在《梁惠王上》中所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在孟子看来爱护百姓就会称王，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孟子之所以敢如此说，就在于他认识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书中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民心的重要。最典型的论述在《离娄上》，在此章中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段论述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孟子对人心向背的重视。在他看来得民心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进而拥有天下，反之亦然。认识到现实中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是其民本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孔子的影响。孟子是很尊重孔子的，可以说他对孔子的崇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在《公孙丑上》中，当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何如？”孟子的回答是“不同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伯夷是“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而伊尹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伯夷是一个在盛世就出来做官，在乱世就隐居，不是贤明的君主就不侍奉的人，而伊尹是一个无论盛世、乱世都愿意出来为官，不论君主贤否都愿意辅佐的人。评价完二者后，孟子好像意犹未尽，于是借题发挥评价孔子，他认为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即孔子是一个可以做官就做官，不可以做官就不做官，应该长久的做官就长久做官，应该迅速离职就迅速离职的人。尽管认为以上三人“皆古圣人也”，即认为他们都是圣人，但孟子还是觉得其地位有区别。当公孙丑问他“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即伯夷、伊尹与孔子差不多吗？孟子的回答是“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2]402。可见在孟子看来，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超过孔子的。因此其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表达了向孔子学习的愿望。

孟子的思想深受孔子影响，而根据《论语》中的表述，孔子是一个很重视民本思想的人，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民本思想[3]，作为一位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的儒学大师，受到儒圣——孔子民本思想的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孔子的民本思想应当是孟子民本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

综上所述，孟子是非常重视民本思想的，其在经济、政治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民本主张，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民本思想的产生，既有孟子自身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和历史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王灏.畿辅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王聿发.《论语》中的民本思想探微[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1).

(责任编辑：张杰)

收稿日期：2015-06-19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孟子》中的民本思想对实现平等与公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启示”(立项编号J15WA4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聿发(1966- )，男，汉族，山东淄博人，文学硕士，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及地域文化研究；杨士钦(1976- )，男，山东高密人，文学硕士，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先秦儒家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6)02-0029-06